第二天早晨，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帮主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地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究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形单影只，落寞忧伤。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吴哥不见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的阳台上，正惶恐不安时，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根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戴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在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保安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继续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刹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了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我靠在铁栏杆上，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一分钱没有，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座位，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却又分明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也装着没有看到她们。

站在车厢里，我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了。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他们一张张脸各怀心思，有人在暗自微笑，有人在故作深沉，有人在搔首弄姿，有人在想着心事……这一切太美好了，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到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外省青年一样对着宽阔的大街喊：“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如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十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他们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沓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他们的稿件都写在这些方格稿纸上。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来自农村的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个门户网站，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登上楼梯，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地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他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人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感觉自己在黑暗中滑行，就像在溜冰场上一样。最后，我滑入了黑暗深处，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各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了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声音含混不清，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说，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庄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锄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待，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势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了消息。

十年过去了，吴哥不知道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