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的工人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连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后，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助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地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纺线织布，现在也行将消逝。

然而，纺线织布的母亲，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妹妹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戏，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照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得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阴阳两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要么他自己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一生始终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

那时候，父亲家中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挣不了工分，而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一个干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下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干部举着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军人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国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犁耧耙耱，纺线织布，碾盘磨盘，皮影风箱……它们贯穿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让我的童年变得古朴而精彩。它们与青山绿水紧密相连，与童话梦幻息息相关，而现在，它们远去了，它们消逝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伸出手去，想挽留它们，然而手中握住的，只有冰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