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十点左右一次，下午四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儿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哎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吧，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得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二百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钱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三十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二十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十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方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三十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三十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三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也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穿西装的和穿套装的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讨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糊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弟弟和一个同样蹬三轮车的人住在一面窑洞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几岁。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陕西安康讨饭，回来后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出生后，家里分了责任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讨饭，日子真的过得很安稳，身体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对弟弟说：“我们蹬三轮车能赚几个钱，我一个同学在卖化妆品，一月就能赚一万元，前几天刚刚从香港讲学回来。”弟弟问安康的同学在哪里，安康说就在县城里。他也想去卖化妆品，要带上弟弟一起去。

毫无社会经验的弟弟动心了，就跟着安康去卖化妆品。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培训他们，给他们上课，就在那个县城郊外的村子里，说什么只要你卖得好，就能一级一级向上升，从普通经理到白银经理，再到什么黄金经理、白金经理、钻石经理，而钻石经理的财富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羡慕。弟弟和安康听得如痴如醉，幻想着以后当了钻石经理，也让克林顿羡慕羡慕，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要在这个化妆品公司卖货，还有门槛，那就是，每个人进来要先交2000元。那时候的200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够买一台19寸的彩电，而彩电当时在农村还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两个人就把吃饭的家当——三轮车卖了。然后又东借西凑，总算有了2000元钱，就屁颠屁颠地给人家送过去了。安康的同学接到钱后，眉开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说他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高兴成这个样子。

交了钱后，他们被带到了县城里的一幢楼房里，他们的行动反而受到了限制。几个小伙子白天黑夜都跟着他们，不让他们出门。这些小伙子逼迫他们写出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用房间里的一个固定电话拨打出去。

这个单元房的门窗都被关死了，窗帘一天到晚都拉着，透不进一丝阳光。他们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单元房里，他们与外界彻底隔绝了。

到了现在，弟弟才知道进入了圈套。他们又惊又怕，食不果腹，人家克林顿才不会羡慕这种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着怎么脱身。但是，他们不能交谈，他们一说话就会遭到那几个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学进来了。他像个贪官一样腆着肚子说来看望他们，脸上还挂着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领神会，两人奔进厨房，一个拿起切菜刀，一个拿起锅铲，抵住“贪官”的脖子，让他把吞下的钱吐出来。

贪官吓坏了，没有血色的脸上冷汗直冒。他告饶说，可以放弟弟他们走。

弟弟说：“把钱拿出来。”

贪官说：“钱已经交给了上级，我做不了主。”

弟弟说：“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头割下来。”弟弟拿着菜刀的手一使劲，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红印子。

贪官吓坏了，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别杀我。”然后，他对那几个打手说：“快让老板把钱退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打手出去了，拿来了4000元。弟弟把钱装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贪官的脖子上，押着贪官来到了楼下。打手们一直跟在后面，想报复。弟弟在楼下的过道上，看到有一辆拉着竹竿的四轮拖拉机停在路边。弟弟一刀将捆绑竹竿的绳子砍断了，竹竿哗啦啦地落下来，挡住了打手们的路。打手们气急败坏，跳着脚叫骂。弟弟把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后来，弟弟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关云长，没想到《三国演义》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没有了三轮车，两人生活无着，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弟弟在叙说自己的惊险经历时，神情平静，就像在叙说别人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听得胆战心惊。

弟弟说：“如果当时真的要不到钱，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亲担忧地说：“你把人家杀了，你怎么能活？”

弟弟说：“我也不想活了，他拿了我2000块钱，大部分钱都是借人家的，我怎么还给人家？”

弟弟还说，安康当时也是那样想的。

2000元钱，就让两个青年农民无力偿还，就让两个青年农民动了杀机。我当时心中充满了苦涩，也非常痛恨这些搞传销的。这都是一些只认钱而六亲不认的人类渣滓。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姨娘，也就是根生伯和万灵伯的遗孀。

在万灵伯家，我刚好看到了妮子和他的丈夫时明。时明也是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过早地扛起撅头进田地，背有些驼。时明沉默寡言，总是在抽烟，总是在友好地笑着。

早在十年前，时明就和妮子一起做豆腐。他们家的后院是豆腐作坊，每天天不亮，两人就起床了，生火烧水，架起豆腐包，开始做豆腐。

做豆腐的工艺非常复杂，先要泡黄豆，然后熬豆浆，接着把豆浆倒在架成十字的豆腐包上过滤，将豆渣与豆浆完全分离。这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点卤水。这个程序决定了豆腐的质量，也是豆腐老板秘而不宣的绝技，一般人绝对不让看；接着，出来的就是白亮亮的豆腐。

妮子家喂养了一头高大的骡子，每天早晨，做好豆腐后，时明就将骡子套进架子车里出门了。车厢里放着刚刚做好的豆腐。时明一路吆喝着，一路卖豆腐，翻山越岭，风雪无阻，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能回来。

时明奔走在山间土路上的时候，妮子就在家收拾器具，把豆渣倒进猪槽里。她家还喂养着几头猪，而豆渣正是猪的美味佳肴。她给孩子穿好衣服，送孩子上学。接着，她会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家中还有十几亩山地靠她伺弄。

十年间，这对夫妻任劳任怨、克勤克俭，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时明当时结婚的时候，家中什么都没有，听母亲说，娶妮子的衣服都是借人家的。而十年后，他们盖起了三间新瓦房，松木椽松木檩，惹得全村人都艳羡。

在万灵伯家，我见到了时明，他的手又白又肿，像手中拿着两只大肥鹅，手背上还有冻疮，看起来很吓人。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时明拉着一车豆腐走村串乡，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中，捧着冰块一样的豆腐，才使得双手变成了这样。

就在我和时明聊天的时候，姨娘偷偷进厨房做好了一碗辣子豆腐，白白的豆腐汤上飘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还有绿绿的蒜苗，看起来非常诱人。可惜，我刚刚在家吃过饭了。

时明憨厚地笑着说：“吃了也再吃点。这十里八乡，还没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你尝尝。”

时明的脸上带着一个庄稼人特有的朴实和真诚，眼睛里又闪烁着自得和骄傲。这就是他发家致富的窍门。我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一个庄稼人的踏实和清明、满足和自豪。

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他只是想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做到最好。而我也只要把自己的记者工作做到最好，也就会拥有这份骄傲。

农民没文化，但是农民很伟大。

回家的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离家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10元钱，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我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待，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惊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跟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呼呼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竿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不断回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