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和他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头下，在黑暗中遐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着了。

后半夜，气温骤降，我常常被冻醒，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以后的生活，我用憧憬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还经常会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间里，而小女孩只能蜷缩在大街上。

来到报社的第一个月是我生活得最艰苦的一个月，工资没有发下来，我的生活青黄不接。我记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几张纸币，一角两角的，加起来一共只有一元钱。那天我从早晨一直饿到了午后，后来实在饿不下去了，就来到报社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买了一个饼子。拿着饼子走出拉面馆，经过了一家饭店，我隔着玻璃看到饭店里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钱，我要进这个饭店，把这个饭店所有的菜肴全吃一遍。

走过饭店，就是街角，这里行人稀少，我拿出饼子，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还没有尝出饼子的味道。我想起了吃人参果的二师兄。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公文包，每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就夹着它，器宇轩昂的，把自己想象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公文包里夹着采访本和一本书，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在等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阅读。

每个记者都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装着采访需要的物品，这样的一个包也是判断记者身份的一个标志。我曾走进超市里，想买一个能够和我的记者身份相匹配的包，然而，站在货架前，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那些几十元一个的包，我感觉都很贵。

然而，作为记者，没有随身携带的包又不行。

有一天晚上，我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很轻很薄，里面只能装几份文件，就会被撑满了。公文包是用帆布做的，上面有些污渍。可是就是因为有些污渍，包的主人就将它扔进了垃圾桶里。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在超市卖十多元一个。

我从垃圾桶里拿出公文包，欣喜若狂，连夜洗刷干净，晾晒在窗台上，第二天中午，公文包晾干了，我把采访本和笔，还有一本杂志放进包中，夹在腋下，兴冲冲地出去采访。这个公文包让我感到自己的身价提高了很多。那时候的电影电视上，企业家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经常腋下会夹着这样一个公文包。

用了大概一个月后，包的拉锁与帆布连接的地方，线缝松开，需要重新缝补，可是，偌大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家缝纫铺。缝补衣服在过去叫做“缝穷”，在街边的小店随处可见，然而，这些年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再也难觅踪影。那些手艺精湛的老裁缝，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样的一个帆布包我一直用了好几个月，每次出去采访的时候，都要紧紧地把包夹在腋下，否则，就会有东西掉出来。每逢坐在那些高官和大款们的对面，拉开包取出笔采访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的这个包端详一下，然后看着我，脸上若无其事，装着没有看到这个包的秘密。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二百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实际上那时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而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