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找到了区烟草公司，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座城中村里有着很多假烟窝点，他们很快就会行动。此前，他们已经在城中村里“放蛇”，摸排了好几个假烟窝点。所谓放蛇，就是把线人安插进去。

然而，城中村里棋盘般的道路四通八达，鸽笼般的住房密密麻麻，他们又怎么才能找到假烟窝点，而又能不被眼线发觉？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呼，是区政府办公室的，他们让我当天下午去区政府开会。

那几天，我很少出去，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早晨送完报纸后，我就回到出租屋，下午和晚上不会迈出出租屋一步，我相信“地老鼠”和那些打手们一定就在城中村寻找我。

然而，今天又不能不去。

我戴上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双手叉进袖里，佝偻着腰身，冒充成一个病人，我的腰间藏着一截短棍，顺着街角一步步走向村口。我的眼睛警觉地向四周观望，耳朵竖起很高，捕捉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声响。我想着，如果见到“地老鼠”，就先下手为强，抽出短棍砸在他的头上，让他没有出手的机会。

还好，我一路没有见到“地老鼠”，我顺利地来到了公交车站。

会议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人，他们有的抽着香烟，有的翻看资料，每个人都显得很安静从容，又成竹在胸。这种场景我非常熟悉，以前在政府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不会多说话，免得言多有失。久历官场的人都城府很深，老而弥坚，他们的心思别人是不能轻易猜透的。这种场合的座位排列也是很有学问的，椭圆形面朝门口的那个弧形旁，坐的是官职最大的人，这个座位便于看到有谁走进走出，便于对所有人发号施令。而从这个弧形到另一个弧形的座位，则表示着官职的从大到小。

我知趣地坐在了另一个弧形的位置，这里背对门口，表示这是最末等的位置。在官场，位子是最重要的，就连吃饭，也是不能随便就坐的，而吃饭喝酒更是有一番讲究。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重复着单调的程序，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呼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工商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晚上，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他们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用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至今，我还能记得副区长在那次会议上的一句话，他说：“我工作多年，都买不起一辆小轿车，这些假烟商贩一月就能买一辆轿车。抓，全部抓起来，不抓不足以平民愤。”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座小学里集合，十多辆中巴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警惕的眼神望着这些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制服的人，然后低下头去窃窃私语。我走到校门口，这些被挡在校门口铁栅栏门外的妇女们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今晚这么多人干什么？”我笑着说：“今晚去扫黄啊，卖淫的全部抓。”

一群人走出了小学校，分别上了各种各样标着不同字样的执法车辆，只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学校门口，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正在这时候，一辆越野车停在了我的身边，车窗摇下来，是副区长。他说：“来，上我的车。”这辆越野车是单位的车。

副区长态度和蔼可亲，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车上说给我的一句话：“一会儿行动的时候，你跟上我，他们就不敢动你。”这句话让我感动得差点流下眼泪。以前在北方那座小县城的政府上班的时候，遇到的领导都是冷若冰霜、高高在上，他们对手下就像对奴隶一样呼来喝去、颐指气使，而这位副区长是我见到的少有的好人，他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让我感动。

副区长的车子刚刚在村口停下来，车子两边就站满了几十个身穿制服的人。透过玻璃窗，我看到那个钉鞋佬偷眼望着这些人和这些印着执法字样的车子，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手指在手机上指指点点。我对副区长说：“这个钉鞋老头儿是眼线。”副区长马上指示两个人将钉鞋佬的手机收缴了。钉鞋佬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激动得满脸通红，他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是国民党。”

人们没有理他，大家排成两行队伍沿着城中村逼仄的小巷向里走去。我看到就在队伍前面十几米的台阶上，几个中年妇女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扭动着肥大的屁股向坡上跑去，边跑边用闽南话大声喊着什么，声音透着恐惧，像突然被蝎子蜇了脚后跟。两边的店铺争先恐后地拉下卷闸门，一片杂乱的铁片铝片相撞声。卷闸门歪歪斜斜地关闭后，往日坐在店铺里悠闲喝着功夫茶的男男女女，此刻就像慌乱的麻雀一样，四散逃离。

副区长那天晚上是打击假烟窝点行动的总指挥，他手持对讲机，遥控联系三路打假人马，砖头一样功率强大的对讲机握在他厚重的手中，显得举重若轻。他身躯伟岸，中部隆起，脑门光秃，每跨出一步都力量感十足，很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然而，我在对讲机中听到了另外两路人马的抱怨声，不知道为了什么问题他们和副区长争吵起来，副区长的音量增加，他们也声音加大。我感到不明白，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执法部门的下级怎么敢于向副区长发难。

后来，副区长在电话中声色俱厉：“跑了人，我撤你们的职。”对方说了一句什么，副区长又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在区长办公室见。”副区长从耳朵边放下对讲机后恶狠狠地自言自语：“街道办都是狗娘养的。”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直属下级，为什么对副区长如此不敬，我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我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参加那场清剿假烟行动的。我在把副区长带到了指定地点后，就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了。我离开了那支行动的队伍，我跟在队伍的后面，混迹在一大群围观的人群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思观察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惴惴不安，有人心怀侥幸，有人期盼惊喜，有人忧心忡忡，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们身边这个戴着口罩冒充病人的男子，却是行动小组的眼线。

那路行动小组来到了一幢楼房门前，这幢楼房的五层就是我卧底打工的假烟窝点。然而，此刻整幢大楼一片黑暗，铁栅栏门上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楼门边的店铺也关门了，那个功夫茶的鉴定专家——我的老板，此刻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我无法断定这幢楼房里是否有人，整幢楼房一片静寂、一片黑暗，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远处的路灯光透过树丛照射过来，让楼门前显得鬼影重重，阴森恐怖。

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呼哨，城中村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小组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突变，他们一起摁亮了手电筒。突然，黑暗中口哨声大作，无数的砖块和石子从四面八方砸向手电亮光，有人呻吟着倒下了，有人大声疾呼，接着，手电光线一致对外，照见很多男人仓皇逃窜的矮小背影。

我听见副区长在黑暗中大声吆喝：“公安的，枪上膛，谁敢扔砖头就鸣枪。”行动小组迅速摆出了阵型，最外面的是手持盾牌的城管，接着是公安，最里面的是烟草和工商、交通等部门。

砖头没有了，可是却有石子，有人躲在黑暗中，可能是树后，可能是对面的楼层里，可能是草丛中，偷偷地用弹弓发射石子，不断有人中弹，不断有人发出呻吟声，有警察对空放了两枪，石子终于吓跑了。

铁栅栏门终于被启开了，行动小组立即登上五楼，又有十几个城管和警察站在门口，防止有人暗中混上楼去。我在楼下看到五楼的窗口有手电光在晃动，接着，有人扛着假烟下楼来，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箱。

我长出了一口气。此前，我一直在想着，这么多人力参加这次打假，如果扑了空，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的三路行动小组一共清剿了上百箱假烟。其中有一路查缴了几十箱假烟后，在小巷遇到假烟贩子的疯狂抢夺，双方激战片刻，公安赶到，假烟商贩们才丢下假烟落荒而逃。“这算一场不小的胜利。”事后，区烟草局的负责人说。

也是在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当晚行动的副区长，其实不是副区长，他的行政级别尽管和副区长同级，但职务只是一名副处级调研员。怪不得当晚街道办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在官场，一个副处级调研员的讲话力度，常常不如一名正科级，甚至不如一名手握实权的副科级。

官场似海，深不可测。

那天晚上没有在现场抓住假烟商人，我怀疑是街道办的人通风报信了，或者是城中村的保安事先知道了消息，让假烟商人藏匿起来。那天晚上停驶在城中村的车辆也很少，在有限的车辆里也没有检查到一箱假烟，这很不正常。

第二天，全城的报纸都报道了前一天晚上的假烟清剿活动，但所有的稿件都只有四五百字，内容都相同，都来自于烟草系统的通稿。多少个部门多少人联合行动，查获了多少箱假烟，对假烟商贩起到了怎样震慑的效果，人民群众又怎么拍手称快。这是一篇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新闻稿件。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能识字上千的学生都能根据通稿写出这样干瘪的稿件。

假烟是怎么制造的？制造假烟的都是些什么人？假烟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假烟销往哪里？假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这些才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然而这些问题稿件只字未提。这些拿着红包的部门“御用记者”压根儿就不想深究下去。

他们的懒惰给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我比他们的水平要高好几个档次，只是命运让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做了记者，让我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太阳下做了发行员。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世间有很多千里马，却只有一个伯乐，当伯乐没有看到千里马的时候，千里马应该叫几声引起伯乐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