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亮了。

我拖着疲惫的脚步爬上楼梯，连澡也没有洗，就躺在床上大睡。睡梦中，我又回到了那幢废弃的楼房，这次，我看到了鬼，真是一个女鬼，可是她一直背对着我，她一步步地退向我。我想跑，可是挪不动脚步。后来，她站在了我的面前，突然转过身来。我看到她吐着长长的舌头，脸色煞白，眼睛里流着血……

我大叫一声醒过来，剧烈地喘息着，胸口像压着千斤巨石；侧头望去，看到太阳西斜，透过窗棂，照在糊着一层报纸的墙上。

我相信，那幢废弃的大楼绝对没有鬼，而且世界上也绝对没有鬼，可是，为什么又会有脚步声？那个女人是谁？她藏在什么地方？她为什么要藏在那里？

我在床上一直躺着，浑身软得像面条。我觉得这次暗访前所未有地窝火。野生动物批发市场不能打进去，而打不进去则就不能知道这些野生动物销往哪里，不知道销往哪里就不知道谁在消费，不知道谁是饕餮这些野生动物的“凶手”。

暗访如此不顺利，又冒出了一个“女鬼”来，真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

我想到了放弃。可能上天知道这个暗访异常困难，就冒出了“女鬼”来，让我知难而退。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一样，趿拉着拖鞋，光着膀子，穿着裤裆里能够塞进一头猪娃的又肥又大的短裤，在城乡结合部的村中晃荡。在这座城市里，因为天气炎热，每个男人都有一双拖鞋，都有一条肥大的短裤。

夜晚，我在街边的小店里，叫几瓶啤酒，炒一盘菜，边看着悬在头顶的电视，边和老板聊天。总是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会醉醺醺地爬进出租房里。

有一天，我遇到了以前一起在发行站工作的发行员。他看着光脊梁的我说：“兄弟真牛啊。”确实是的，敢于在城中村光着身子走路，还需要一点胆量，一般小混混才会这样做。而我的少年时代，也是从小混混群中拼杀出来的。

十年前，我是北方那条街道上的小混混，学了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动不动就想和人比试比试，自以为自己就是霍元甲。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可能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也可能被人家打成残疾。当初和我一起学习武术的人，有的关进监狱，现在还没有出来；有的被人打断了腿脚，连媳妇都说不上。在西北，打群架是少年的成人礼，而能打架的少年，总是备受少女青睐。少年们多日不见，相聚时总是大谈如何神勇，如何一拳打断了对方的鼻梁。那时候我也经常在女孩子面前吹嘘自己如何能打架，在女孩倾慕的眼光中飘飘欲仙。

我和发行员坐在饭店里喝酒。夏夜，一人一瓶啤酒，牙齿咬开瓶盖，一口气喝下半瓶，这是穷人的专利和享受。最烦那些喝啤酒还要用杯子的人，不像男人。

我们谈起了分开后的生活，谈着谈着，就说起了站长。我才突然想起，有好长时间没有给站长打电话了。

拨通了站长的电话，他又老子老子了一番，然后才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我来到墙角，看看四周没人，才悄声告诉他我这些天的暗访盗猎生活，以及我遇到的困惑。站长说：“你怎么不找老子，老子是本地人，你要的料，都在老子这里。”他说他有很多战友在执法部门开车，经常会拉着那些大肚子的人去吃野生动物。他会介绍我认识那些战友。

站长又说，野生动物菜肴非常贵，一盘动辄几百上千，一般人怎么能吃得起。能吃这些的人，一种是公款消费，一种是有求于他们的老板请客。这些大肚子的人热衷于吃野生动物，才使得盗猎如此猖獗。

那天，我又给站长说了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旁边的那幢废弃的楼房，说那幢楼房里闹鬼。

站长哈哈笑着说：“鬼？老子还没有见过鬼，明天晚上老子给你把鬼捉来。”

第二天晚上，主任开着奥拓，拉着我和站长来到了那幢楼房下。主任准备了三根棍子，站长不要棍子，他说：“老子又不是去奔丧，要这哭丧棒做什么？”我和主任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棍子握在手中。

我们打着手电筒，又从一楼搜索到五楼，从五楼搜索到一楼，没有见到一个人影。站长笑着说：“女鬼呢？女鬼在哪里？”

我看着黑魆魆的台阶说：“你等等，一会儿就会来的。”

站长依旧笑着说：“要是来了，老子就捉住，给你做老婆。”

主任严肃地说：“真的有脚步声，是穿着高跟鞋的脚步声。我听见她走下了楼梯。”

主任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听得心也在颤抖。

站长说：“你们这些文人啊，听见女人脚步声就害怕。老子一个人在丛林里的时候，躲在树上，毒蛇从身上爬过，猛兽从树下走过，老子都没有害怕过，难道还怕一个女人？”

午夜的空楼异常寂静，风从空荡荡的楼道刮过，像是有人在啼哭。我们又从一楼走到了三楼，站在窗口，看到遥远的交易市场，灯火通明。月光照在楼房的进口，亮如白昼。

站长说：“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是从哪里上来的。”

然而，楼上楼下没有人影，也没有高跟鞋的脚步声。

站长戏谑地问：“女鬼在哪里？怎么今晚不来了？”

他刚刚说完，楼上就响起了脚步声，哒，哒，哒……节奏缓慢，像一个穿着紧身旗袍、踩着高跟鞋的女子小心地走下楼梯。

我小声说：“你听，你听，来了，来了。”我的双腿开始哆嗦。

站长神色变得凝重，他说：“还真的有女人来了，奇怪。”他的声音平静如初。

高跟鞋的声音响了十几下后，又恢复了寂静。站长凝神望着楼梯的方向，我和主任面面相觑，面如白纸。我们猜想着女鬼可能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只是我们看不到她，而她能看到我们。

哒，哒，哒……高跟鞋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声音更近了，女鬼还在下楼梯。我用颤抖的手握紧了棍子。

又是响了十几下，又恢复了寂静。我想，我们在观望着女鬼，女鬼肯定也在观望着我们。她此刻是不是在想着，这三个人，先从哪个下手？

哒，哒，哒……这次声音似乎就响在耳边，女鬼距离我们只有几米远。站长突然打开手电，雪亮的手电筒光像一柄利剑，刺穿了黑暗。站长冲过窗口，奔向楼梯，他大声骂着，骂声在楼道里隆隆回响。

哒哒哒……这次声音连成了一片，女鬼在快步奔下楼梯。

我和主任跟在站长的身后，也跑向楼梯，手电筒的光亮中，楼梯口和楼道上，空无一人。

我正在恐惧和蹊跷时，突然听到了老鼠的叫声。站长踩着一只老鼠，老鼠挣扎着吱吱几声后，就没有声响了。站长笑着说：“你们这些文人啊，能干成什么事情？一只老鼠就把你们吓成了这样。”

怎么会是老鼠呢？老鼠怎么会发出高跟鞋的声音？我们看着站长，一脸疑惑。

站长说：“你们看看这只老鼠，和平常见到的老鼠有什么不同？”

老鼠躺在地上，四蹄朝天，尾巴末梢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圆球，踩上去硬硬的。不知道老鼠尾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知道这个球球是什么做成的？

站长带着我们从三楼上到了五楼，走进了一间房屋里。房屋的墙上粘贴着报纸，报纸已经变成了黄色。地面遍布麦粒一样的老鼠屎。厨房脏乱不堪，锅台上放着醋瓶酱油瓶，还有一个油津津的瓦罐。瓦罐里当初应该放着食油。

我们还是不明白，站长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

站长指着油罐说：“小时候，老子见到过老鼠偷油。老鼠偷油的时候，蹲在罐沿上，尾巴探进油罐里，沾到食油后，又将尾巴伸进嘴巴里舔食。”

我和主任认真地听着站长讲解，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老鼠和哒哒哒的脚步声有什么关系。

站长看着我们，接着说：“老鼠偷油后，跳下锅台，湿漉漉的尾巴拖在地面上，尘土就会粘在尾巴上。再次偷油时，尾巴又浸在油罐里，这样天长日久，尾巴上的尘土越来越多，最后就变成了乒乓球大小。由于尾巴总是拖在地面上楼下楼，圆球受到不断锤击，就坚硬无比。所以，你们听起来，就像高跟鞋在下楼梯的声音。”

原来是这样。

我问站长：“你怎么会知道？”

站长说：“老子本来也不知道，先看到油罐，又见到老鼠奇怪的尾巴，就推断出来了。你们想不到这点，是因为你们总是想着女鬼。这世界上哪里会有鬼？”

那只老鼠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但是仔细一看，它又不是老鼠。它的外形既像老鼠，也像兔子。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动物，但绝对是老鼠的近亲。后来，我在书店翻看图片后，才知道这是喜马拉雅天竺鼠，一种比较名贵的老鼠。它可能是从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跑出来的。

我和主任都感到异常惭愧，原来是一只偷油的老鼠，一只偷油的老鼠就吓得我们半死。

站长说：“你们读书太多了，总是想着什么神呀鬼呀。有的作家太无聊了，不好好写写受苦受难的人，却写这些神神叨叨的事情吓唬人。你们可别变成这样的作家啊。”

确实，从走进这幢大楼起，我们总是在想着那些恐怖小说中的场景；心中有鬼，眼中看到的，耳中听到的也都是鬼。

主任说：“老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战场上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早就把自己的命不当一回事了。别说一个鬼，就是来一群鬼老子也不怕。”

站长说完后，就咚咚咚地走下楼梯，声音沉重有力，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即使这幢大楼里有鬼，听到这样的脚步声也会退避三舍。主任跟在后面，我又跟在主任的后面。

站长说：“去那个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看看，这些人也和老鼠一样，昼伏夜出。”

我们刚刚走出大楼，走进草丛，车子就停在草丛的中央。突然，我感到脚脖子一阵疼痛，然后歪倒在地上。我看到天空中漂浮着白色的月亮，像吹涨的猪尿泡一样。

主任回头问：“怎么了？”

我说：“我被蛇咬了。”

站长拿着手电筒四处照耀，看到一道波纹消失在草丛深处，想追也追不上了。

主任拿着手电照着我的脚脖。我看到血液汩汩流出，浸湿了地上的草叶。伤口有一对牙印，而且已经肿胀起来，我感觉异常刺疼。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被眼镜蛇咬伤的。

这条眼镜蛇，可能也是从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跑出来的。

此前，我在贵州省武陵山区采访的时候，听到捕蛇人说过，如果被蛇咬伤；伤口有明显的一对牙印，那就是被毒蛇咬伤，无毒蛇的牙印是一排，咬伤也不要紧；如果伤口肿胀，那就是被眼镜蛇咬伤。

我没有想到，在贵州武陵山中，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居然涉险过关；而回到这座南方城市，却被毒蛇咬伤。

站长扶着我爬进了奥拓车中。主任发动了车子，车子嗷嗷叫着冲上了马路。郊外的柏油路上，行人稀少，车子飞快地行驶着，遇到红灯也闯过去。我清楚地听到车外轮胎与路面摩擦的沙沙声。

我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渐渐感到伤口肿胀难耐，整个小腿都麻木了。站长解下皮带，勒紧了我的大腿，阻止毒素上侵，然而，无济于事，我感到异常困倦，浑身乏力，干呕了几声，却又吐不出来。我知道毒素已经侵入了大腿以上。

主任专心开车，站长向两边张望。后来主任告诉我，他今生都没有像那晚那样，开过那么快的车。

这是在郊外，我们行驶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我们不知道哪里有医院。车子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凌晨清冷的天光中乱飞乱撞。

终于，我们看到了一家诊所。主任打开车门，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用拳头砸着卷闸门，没有反应。卷闸门巨大的声音在街道两边回荡，如果里面有人，即使睡得再死，也会被吵醒，然而，里面还是没有反应。主任失望地又跑回车中，车子又开始沿着郊外的道路漫无目的地奔跑，跑得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一样。郊外的道路很不好，路面破坏严重，一个暗坑，就会让车子蹦起很高。

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眼中飘散着一些破碎的光片，就像碟片里被炸飞的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死亡的前兆。突然想到了死亡，我反而变得非常平静。我想起了几年前陪着父亲在医院看病的情景，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去医院，居住在医院旁边的小旅社里。大型医院的旁边有很多这样的小旅社，是专门给农村来到城市看病的人准备的。那天，医生建议化疗，而我已经身无分文，债台高筑，已经无力将父亲送到医院住院治疗。此前，我一直瞒着父亲，没有告诉他他的病情。那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告诉父亲，他患的是癌症，是癌症中最严重的骨肉瘤。父亲听说后，从床上爬起来，挥着手说：“回家，不看病了。”此后，父亲在平静中把自己的后事一件件准备好，然后，在刺骨的疼痛中等待死亡。

当清楚地知道死亡来临的时候，死亡一点也不可怕。

此刻，我知道死亡已经来临了，没有恐惧，我只是感到很遗憾，刚刚过上了好日子，有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终于有钱给母亲尽孝了，而现在却要死了。

我想到自己这些年实在太苦了，总是拼尽全力在奋斗，总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退缩，总是省吃俭用，把从牙缝积攒下的钱给人家还债，到了而立之年了，连个女朋友都不敢谈，而现在却要死了。

我就是世界上最苦的那类人。

我死了倒不要紧，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母亲一生凄苦，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样，勤劳善良，可以前总是过不上好日子，三年困难时期，差点被饿死；“文革”时期战天斗地，食不果腹；改革开放后，才终于能够吃饱饭了……我死了，母亲怎么办？妹妹当了民办教师，不知道现在收入怎么样？弟弟开始跑长途货车了，老板能给多少钱？他们收入都不高，都没有钱给母亲。我死了，母亲怎么办？

站长一直握着我的手，眼睛紧张地望着窗外。

我给站长说：“老哥，我恐怕不行了。”

站长没有说话，他的手哆嗦了一下。路灯光照进车内，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两道泪光。

我向车窗外望去，看到窗外灯火辉煌，高楼大厦，原来车子已经开到了城市里。

站长说：“挺住，挺住，马上就到医院了。”

我担心自己可能等不到进医院。我的身体开始发烫，头脑昏昏沉沉，感觉全身都麻木了。我对站长说：“我的卡上还有三千块钱，我死了后你把钱寄给我妈妈。”

站长说：“挺住，你死不了。”顿了顿，他又说：“我会照顾好你妈妈，你妈妈就是我妈妈。”我平生第一次从站长口中没有听到“老子”。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就失去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