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盗窃团伙结束的时候，是在那年的除夕；暗访盗猎团伙开始的时候，是在第二年的夏天，中间相隔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我做了很多不是暗访的稿件，为受到伤害的打工者维权，为草根微小的胜利而欢呼，给弱势者增添勇气和信心，把奸商伪善的面纱揭开……每当看到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能够重获尊严和荣誉，我就感到很快乐，很欣慰。我体验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这种职业的荣耀。

我一直觉得，那些受到伤害的人，那些贫困潦倒的人，那些孤苦无依的人，就如同我的兄弟一样。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身上揣着几毛钱在大街上奔走找工作；蹬着三轮车，见到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因为一篇稿件触怒了一个副科级别的干部，就被迫辞职；为了节省住宿费，夜晚露宿街头……我和他们一样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我和他们一样曾经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着爬起，一次次忍受着极端的饥饿和孤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活到了今天。我深深地理解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们，那些尊严被践踏的人们；我深深地体会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无助。如果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饥寒交迫，看着他们孤苦无依，看着他们的心灵遭受蹂躏，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现在回想起那几个月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被追杀。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次是谁向我下了毒手，是我以前暗访过的黑恶势力，还是被打击报复的不法奸商？做这种职业，我“得罪”的人太多了。

那天晚上，我下班后，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没有留意到身后会有人跟着我。我一向走路都很快，尤其是一个人赶夜路的时候。快要走到夜班车公交站点的时候，站台上突然走来了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站牌后又闪出了两个人。那时候站台上的人已经很少了。瘦子边向我的方向走来，边向旁边看着。他一直没有看我，我也一直没有留意他。就在擦身而过时，他突然伸出手臂。我下意识地一闪，侧过头，突然看到路灯光下，他手掌中亮光闪闪的利刃。接着，我就感到胸脯一阵疼痛。

我扭头就跑，他们在后面追赶。还没有跑出几步，我突然看到前面还有两个人，伸出手臂想拦截我。我斜刺里又奔向马路。南方都市的夜晚，马路上依然车流穿梭。我刚刚跑到马路中央，站在双黄线上，身后就响起了隆隆的引擎声，一辆又一辆车子从身后驶过，车身卷起的风吹着我的裤脚。我回头看到他们拦住了一辆出租车，飞快地逃走了。

等到车流稀疏的时候，我跑步穿过了马路，也急急忙忙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师傅加快速度，开往远处的医院。我担心他们会在附近的医院找到我。我的手伸进衣服里，摸到黏黏的血液。

后来，我在医院得到了包扎，还好，伤势不是很严重。至今，我的胸脯上还有半寸长的一道伤疤。

后来，我想，那道刺向我的利刃可能是手术刀，因为刀口并不深；如果是手术刀，那么，他们一定就是盗窃团伙。盗窃团伙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街面盗窃团伙和撬门扭锁团伙是近亲，互有往来。我想，可能是另一帮盗窃团伙在报复我，因为那几个人我都不认识。

那次刺伤事件过后，我上下班的时候，挎包里都装着一根九节鞭。九节鞭是我此前采访少林寺方丈时，在登封市的武术器械商店购买的。我也学会了一点九节鞭的三招两式。九节鞭抡起来，几个小毛贼是难以近身的。

此后，我感觉自己的心灵有了阴影，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走在大街上，我都要仔细观察周围的人，看看是否会有人对我构成威胁。一旦遇到有人快步走近我，或者跑向我，我就异常紧张。而每次回到家门口，我都要再三回头看是否有人跟踪，一直到身后没有人的时候，才会快速走上楼梯，走进家门。

这种神经质的心理，延续了很长时间。我感觉到自己活得好累好累。

有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暗访？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把通稿捏把捏把，就见报了，就能拿到稿费了，这样的稿件皆大欢喜。而我暗访这些年，我得到了什么？我依然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里，依然为节省一元两元的公交车费而走很长的路，依然在菜市场购买那几种最便宜的蔬菜，依然为坐了一次出租车而心疼半天。当别人住在高档小区、开着私家车来上班的时候，我顶着烈日满头汗珠地走进了同一幢办公大楼，我的心里感到了极大的落差。

然而，暗访是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事情，总得有人来做；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迟刀也被人打了，打他的是学校的保安。迟刀不但被打了，而且还丢掉了工作。

我一直认为，迟刀是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他说过，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学校围绕着高考中考的指挥棒，让学生变成了一架背诵的机器，而学生的能力和知识并没有提高。等到学生走上社会后，这些背诵的东西，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就会渐渐被遗忘。所以，他痛恨这种教育方式。

迟刀认为目前的教材编写也存在很多问题。编写者为了某一种目的，将艺术价值不高的说教式的文章强行塞给学生。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只会让学生心生反感和厌恶，让学生缺乏对美的判断、对艺术的尊崇、对学习的兴趣。所以，迟刀在语文课上，向学生大量推荐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贺铸、辛弃疾，拜伦、雪莱、普希金，还有徐志摩和戴望舒，甚至他看到报刊上刚刚刊登的好文章，也会向学生介绍，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他还向学生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求学生每月最少阅读一本书。这些书，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外书。那时候的学校是禁止学生阅读的，原因是阅读课外书会耽误学习。

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的迟刀的学生们，每次考试成绩都很惨，他们班的语文考试成绩，每次都位于全年级最后。家长不明真相，以为迟刀不是一名称职的语文教师，要求更换老师；教师不明真相，以为迟刀不会教书育人，所带班级总是最差。其实，只有迟刀才知道，语文考试的题目，所考的全部是教材的内容，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迟刀所讲解的内容，早就超出了这些艺术性并不高的课文。

那一天，校长找迟刀谈话，准备解聘他。

迟刀与校长据理力争，痛斥目前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校长坚定地认为迟刀不会教书，滥竽充数；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后来，校长向迟刀报以老拳，迟刀还击。这样，校长叫来了保安。三名如狼似虎的保安，将迟刀打得头破血流。

迟刀所对抗的，不是一个无知的校长，也不是三名愚昧的保安。他所对抗的，是强大的应试教育体制。他像鸡蛋碰巨石一样，注定会被碰得粉身碎骨。他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注定就是失败的结局。

那些天里，我只能安慰迟刀，面对他的困境，我无能为力。

后来，迟刀离开了这座城市，继续开始自己的漂泊生活。现在，我不知道他漂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