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斌遣返回越南后不久，又被派到另外一个战场——柬埔寨作战。在一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草丛中，他被自己人埋下的地雷结束了生命。他的一位战友后来投诚了游击队并向一位中国记者透露了他的内情。

钟斌的家住在河内，父亲早年死在抗美战场上，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他们三个孩子。后来他入伍成了一名越南现役军官（少尉）。一九七九年，他被中国兵抓住并送进了俘虏营。

这年五月，他被交换回国。当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脱下军装不再干这行了。经过多方交涉，总算获准“解甲归田”。

回到河内，他看到街上到处充满火药味，人心躁动不安。母亲双眼已经失明，面容憔悴，神色不佳。他好一阵心疼。是啊，自己生死未卜，弟弟又上了前线，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十七岁的妹妹，这怎能不叫母亲、牵挂呢？他搀扶着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摸了又摸。

“儿啊，你没伤着哪里吧？”

“妈，我好好的。哪里也没少一块。”

母子俩深情地唠叨、诉说，直到深夜。

他知道，母亲和妹妹在家生活得不容易。

他要做生意，要多赚钱来支撑家庭沉重的生活担子。

他在街上摆起了摊子，开始了小本经营。可正这时，上边下来一道指令：“每家征一名士兵去柬埔寨作战。”

上级考虑到钟斌刚从中国回来，就没派他的数。但是，他妹妹必须去前线。

这不是要母亲的命吗？十多年来，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妹妹就是妈妈的心肝啊！

不行，不能让她去。当晚，钟斌找到征兵领导，向他提出申请，要求免除妹妹的兵役。

然而，好说歹说，征兵领导总不松口。他们向他“解释”：“这是上边的指令，谁都不能违抗。”

钟斌只好“釜底抽薪”了。他在那份沉重的征兵花名册上把妹妹的名字划掉，重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切，他没有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妹妹。

到了柬埔寨后，他被派到前沿阵地上。上级见他过去当过排长，就给他封了个“官”——突击队长。兵们私下都叫他“敢死队长”。

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主要是无心打仗。从中国俘虏营回来后，他开始对人生、对战争有了新认识。尽管越南的宣传工具一再叫嚷“这是高尚的行为”，可他却怎么也听不进耳。到前线阵地已是一个月了，他整天闷闷不乐。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特别傲气。他心里非常苦恼，在阵地上待一天就象过一年。

一天，上级通报，说柬埔寨武装力量一支精锐游击队要偷袭阵地。首长反复强调，让他这个敢死队长死守阵地，不得退让半步。大约在拂晓前，战斗打响了。钟斌率领全队人马奋力拼杀，直打得天昏地暗。一仗下来，全队兄弟所剩无几，柬方游击队英勇善战，很快便夺占了阵地。钟斌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伤兵用了“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

从阵地上撤下来后，他左臂负伤，要求住院治疗。可上级说：“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休息？”他被派去坚守另外一个阵地。钟斌想不通。自己忍辱负重，辛辛苦苦血战疆场，到头来却落得个“败军之将”的名声，连负了伤都不让住院治疗。他想不通，他彻底绝望了！

新去的阵地是人称“死亡地带”的狭长地带。阵地建在半山腰上，下边是一片开阔地，覆盖着绿茵茵的草坪。如果没战争，这里改建一个足球场简直漂亮极了。

为了防止柬埔寨游击队偷袭阵地，他们在那片开阔地上埋下了无数颗地雷。从此，这地带就取名为“死亡地带”。一次，柬埔寨武装力量来攻打阵地，在这里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多名游击队队员在这里光荣牺牲。

傍晚，阵地上的越南士兵仍和往常一样，站哨的站哨、玩扑克牌的玩扑克牌、看女人照片的看女人照片。坑道边，一个青年小伙子打扮得特别精神：他把崭新的军装换上，把腰带紧了紧，然后从手榴弹箱里取出三枚手榴弹别在腰里。一切收拾停当后，便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有他的妈妈、妹妹和他和弟弟。那是他第一次参军时照的唯一一张“全家福”。记得照那张相的时候，他突然动了一下头，就在那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妈妈假装责怪地对他说：“我们都照得不错，就你只照了半个脸，看来你将来一定运气不佳。”这下真让他的妈妈说准了。

他离开坑道，向坡下走去，走向那片“死亡地带”。他默默地呼唤着母亲、妹妹、弟弟的名字。

“轰！轰隆！”地雷响了。那小伙子腰间的手榴弹也响了。响声惊动了天空，惊动了这里的万物！

阵地上的士兵们纷纷来到雷区，发现踏响地雷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头头”钟斌。

他们没能救活他。他的五脏六腑都被炸出来了。从他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封遗书。那张不大的纸片上写着这么几个字：我讨厌战争！

兵们把情况向上级作了如实汇报。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从此，钟斌的名字在越军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