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日，在越南待过数月的中国战俘获得一条信息：交换战俘工作快要开始了。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喜事，他们又激动又兴奋。这天，B看守所一片欢腾。吃早饭时，大家又敲“锣鼓”又“跳舞”，他们把那饭碗翻过来用筷子敲打，有的还把衣服撕开，用竹竿挂起来挥舞。

他们要回国了，他们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去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高兴的呢？

中国俘虏在“忙”，越军更“忙”。他们一边防备中国俘虏趁机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一边加紧对被俘人员蛊惑、引诱，妄图欺骗国际舆论，削弱中国军队的威信。他们请来一批西方记者，配合他们进行别有用心的宣传。可是，中国俘虏不听他们那一套，他们坚持民族气节，机智勇敢，忠贞不渝，挫败了越军一个又一个阴谋。

这天，越军从河内抽调一批第一流的医学专家来到中国战俘收容所。他们对中国战俘逐个进行检查，假惺惺地对每个病员进行“特别护理”。

在B收容所的门前，来自河内的越军头目在给中国战俘训话，他身后是三位从河内来的医学专家。

“这些天，你们食欲很不好，这太对不起你们了。你们这身体也的确需要补一补了。既然你们不愿吃肉食，那么就给大家吃点补药吧。这是从苏联进口的特效补品，价恪十分昂贵，请你们一定不要浪费。”这位头目说完后，三名越军医生把那“补药”一人发了一份。

忽然，战俘队伍里，一名士兵惊叫起夹：“呀，激素药，千万别吃，它会使人虚胖的。”这位士兵原在部队做过卫生员。他记得那次在军集训队里，卫生教官专门给他们讲过激素药的特性和识别使用方法。没想到越军今天会对他们来这么一手，幸亏他识别了这种药物。

听他这么一喊，俘虏队伍立刻骚动起来，大家吵的吵，骂得骂，有的干脆把药扔到了操场边，有的把药扔到站在队伍前边的越军头目身上。大伙被激怒了：“我们不吃这药。”“太他妈的缺德了。”

越军头目的阴谋又一次被揭穿了。中国士兵从操场上纷纷离去，大家窝着一肚子火，冲向了越军头头的办公室，一脚把门踢开了，他们坐在桌子上，逼着越军向他们讲个“一、二、三”。为了“消气”，越军不得不让医生重新从药箱里拿出一批维生素发给大家。他边发边解释：“刚才因为我们工作不慎，错拿了药品，现在这药才是应该给大家的，请诸位原谅。”

越军的头目几乎要给大家跪下了，那口气简直象劝小孩似的，他不知说了多少遍后中国俘虏才缓缓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临走，大家还甩下一句话：“再发现你们偷偷摸摸整我们，小心你们的狗脑袋！”

也就在这天，俘虏营来了外国记者团。越军头头孙少校更是忙得脚不沾地。他先是打发士兵到乡里老百姓那里买了一头大肥猪，后又支着士兵去买鸡买蛋买牛买羊。公家的钱花光了，他又把私人的钱搭上。他要让外国记者开开眼界，让大家知道他孙某人是如何“厚待”中国俘虏的。一个上午，看守所里烟雾缭绕、猪嚎羊叫，一片乌烟瘴气。中国士兵见状，心里暗暗好笑，他们说：“没想到越南人‘演’起‘戏’来不比其它国家人差。”

午餐时间到了，十几位西方记者在越军军官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这里，看守所的公路两边稀稀拉拉插着几面彩旗，路口上的两根电杆上撗拉着一块红布，上面写着“欢迎记者先生检查指导工作”。除了中国战俘外，看守所的全部人员都列队站在公路两边，象欢迎国家元首一样欢迎记者团的到来。

鲜花。掌声。记者团的全体成员在越军官兵的簇拥下，步入餐厅。

这是一个简易食堂，几个月来，中国战俘一直在这食堂里进餐。今天，这间阴暗的食堂装饰一新：桌上铺了崭新的塑料布；几条断了腿的竹凳也修整完好；窗口上的蜘蛛网也扫得干干净净，并且还挂上了新窗帘。记者们看到这情景，急忙取下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

餐桌上，厨师们将那精心制作的烧牛排、炸猪腰，还有银鱼汤等十个菜端到了餐桌上。那香味在房间飘散，惹得那些记者们口水直流。

“哈罗！越南俘虏营真是象天堂！”记者们赞不绝口。

这时，中国俘虏开始步入餐厅，闪光灯在不停地闪。一向老练、世故的西方记者走到静坐在餐桌前的中国故俘身边，问：“你们平常的生活都是这么好吗？”被询问的中国战俘淡淡一笑，使出一个眼色，霎时间，几十名难友一个个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巾包，亮出夹着稻壳的红米饭和白薯块。

“记者先生，我们经常吃的是这东西！”他们齐声说道。

瞬间，新闻摄影灯转向了越军头目。

“哈罗！陈先生，你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面对记者的提问，越军头目陈上尉无话可说，他低着头，汗水从脸上直往下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