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姓杨，是越南柑塘之役中国主力师的一名作战参谋。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正值柑塘攻克战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刻，杨参谋不幸负伤。作为第二批战俘，他被押到了A看守所。

非常奇怪，杨参谋自住进A所起，就受到了越军的特别优待。其它中国战俘全部编排在大房间里住。所谓大房间，就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内摆上若干张床，大伙都睡在一起。然而，杨参谋却不同，他一来就被安排到“优待室”。

那是一个小单间，与大房间相隔较远，那一排房子都住着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每天见一个戴眼镜的军人进进出出，而且吃饭还有越军专人送去。大房间的中国士兵开始以为他可能是当官的，所以待遇不同，可慢慢他们得知这位“眼镜”干部已经叛变了越军，向越军提供了我军的许多重要情报。

那天晚上，杨参谋被越军抓进了前线指挥所。当即，全指挥所的人都惊动了，能抓到中国一名军官是多么难呀！越军总指挥下令：“想尽一切办法让这军官开口！”

审讯在防空洞里进行。两名越军军官在不停地逼，总指挥“坐镇”当中，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杨参谋。

半个小时以后，杨参谋全部“招”了“供”：“我是×师作战参谋，姓扬，名××。我们部队的番号是×××××，他们分别在××地区作战……”

他讲得十分详细，直到越军总指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才停住。

为此，他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在看守所里享受了“特优”。

杨参谋叛变的消息传到难友当中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愤恨。一位难友说，“学生官”确实靠不住，一副学生脸，这种人最容易叛变。另一位难友说，看他那“熊”样，我就知道是个“脓包”。

大家制定一个“章程”：不理他，不管他。如果发现他再出卖同志就揍他。

一天，一位难友被提审。提审中，那位难友仍象往常一样守口如瓶。可不知怎的，那越军突然说出他们部队的番号，并告诉他，若不老实交待就要受罚。难友心想，这番号是谁泄露的？莫非是那“眼镜”干的？他死活不承认。因为他知道，越军有时为了引发难友说话，故意唬大家。有的难友没经验，曾上过他们的当。

越军见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也就把他放了。

下午，这难友寻了机会和“眼镜”相通了。他悄悄把“眼镜”拉到一旁：“你狗日的叛徒，老子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没等杨参谋反应过来，那小伙子的拳头便上了他的脸。当即眼镜被打破了一块镜片。玻璃扎在眼角上，鲜血直冒，好在眼睛眨得快，眼球没伤着。

杨参谋很想为自己辨解什么，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难友见达到了预期效果，也就放了杨参谋一条生路，临走前挥了挥拳头：“这是小小的警告，如果再做不光彩的事，小心脑袋。”

杨参谋哭了，哭时没让难友看见。

事情往往就这么巧，就在难友惩罚杨参谋的第二天，越军对他的态度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杨参谋被从宽敞明亮的“单间”赶了出来，押进了一个阴暗潮湿的禁闭室。他的“特供”也取消了，一日三餐的白米饭变成了白薯片。越军对他由原来的点头微笑变成凶神恶煞。

难友们不知是为什么。他们猜测，可能是越军已经不再需要他了，“油水”被他们榨干了。直到有一天，越军陈上尉对中国士兵训话时，他们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那天，越军突然召集看守所的全体中国士兵训话。他们“告诫”中国士兵不要“闹事”，不要和他们做对。最后，陈上尉说：“我军对俘虏的宽容是有限度的，对谎报军情，造成我军不应有的损失的人，严惩不贷！希望你们不要向姓杨的那样欺骗我们……”

难友们知道他们错怪了杨参谋，心里十分难过。

一个多月之后，杨参谋从禁闭室放了出来。这时，难友们见他面容憔悴，瘦骨嶙峋，那双没有光泽的近视眼深深凹了进去。大家好一阵心酸。

难友们把扬参谋紧紧围着，有的搬来竹椅让他坐下。杨参谋用一双茫然的目光望着大家，半天才喃喃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憎恨我，但我必须说明白：一个成熟的军人，要斗勇，还要斗智。”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现代战争条件下，对越军的审讯紧锁嘴巴等于放弃了一次战斗的机会，至少我这样认为。”

这时，难友们象是醒悟了，说：“杨参谋，你是不是把我军的位置的编号给颠了个儿？”

他点点头，又嘲弄般地笑笑：“越军去偷袭我们师医院，结果正撞上了师侦察连。他们虽然没说，我估计准是吃了大亏啦！”

大家哈哈一笑，屋里的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

然而，墙角边，一位难友却低垂着头。杨参谋见状，急忙走上前去。难友十分难为情：“我知道，你不会恨我的。如果晓得是这么回事的话，说什么我也不会打你。”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杨参谋冲他笑了笑，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从此，“变节”的误会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