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编辑絮语
一个年轻编辑的编辑絮语
两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编辑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岳南老师的大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那时起,“岳南”成了一个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见到岳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领导把我引荐给一个中年学者,介绍这是岳南老师。还没等岳南老师开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您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常喜欢,还写过一篇书评云云。
岳南老师说话山东口音较重,我一开始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他察觉到了,于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还会时不时停下来问我,听明白了没有?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师把《南渡北归》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写此书,他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个下午,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庄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归》的编辑。
不久之后,《南渡北归》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120万字的书稿正文、40万字的注释和500多幅珍贵图片进驻我的电脑硬盘。一座甜蜜的大山压了过来。虽然事先做过心理准备,但接到书稿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慌乱——规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远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吗?
好在公司领导和岳南老师给我找了个大师级“帮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老师。《南渡北归》的历史与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师审校并提出很多精彩、专业的修改意见。
岳南老师每次给我写邮件,开头的称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开始我对此很不适应,因为我比岳南老师小20多岁,怎敢承受如此称呼?后来,随着对《南渡北归》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国的学术大师们,不管年纪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称,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民国风范”。再者,我也把这样的称呼理解为岳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它似乎意味着,不管你多年轻,在事业上,彼此之间没有辈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时间,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每天在吃饭、走路、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着那些大师的事迹——当读到在抗战期间,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时候;当读到在文革期间,诗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着生命危险从改造农场中逃出,步行30里仅仅为了给妻子送去一块糖的时候;当读到大师们在艰苦岁月互相帮衬,不顾自己的极度穷困,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号奔走的时候……我没法不动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内容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门拜访岳南老师。岳南老师和师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特意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受宠若惊。聊到书稿,岳南老师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有一次当他谈到穆旦的诗歌和人生,聊到最后,我们都悲凄不已,几欲落泪。其时已夜深,然而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家人打来电话,我才发现已经11点多了……CCTV买下《南渡北归》电视版权,并着手改编剧本、准备拍摄电视剧是8月末的事。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阵儿。想到这样一部作品会通过电视剧的形式推广给全国人民,想到也许30年、50年之后还会有人阅读本书,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和骄傲。值此《南渡北归》编校完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用一位提前读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为本书写下的两句话来与大家分享: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一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尼采苦苦寻觅一部能“为其生、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于尼采,我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个生命的作品,它就是这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宏伟群雕——《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的编辑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