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罗家在李庄的显赫门庭与庞大的人脉背景，逯、罗夫妇的婚事在当地轰动一时，备受瞩目。当初逯钦立在史语所子弟学校教室吟诗作画与“项庄舞剑”之时，罗筱蕖猛然感到“无风起了浪”。而随着他们婚事的举行，整个板栗坳更是冰解潮涌，风生水起，许多蛰伏在青灯黄卷下的光棍汉们，开始心旌摇动，想入非非，时刻准备兴风作浪，于爱情的汪洋大海奋力搏击。李庄的姑娘们也从逯、罗的婚姻中受到启发，大胆敞开心扉，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在她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浪潮，将史语所剩余的光棍汉兼才子们一举揽于怀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史语所的李光涛与罗筱蕖的表妹张素萱；王志维、杨志玖与李庄姑娘张彦云、张锦云，由悄悄的地下恋爱演变成了地上公开的结婚事实。

对于这段浪漫生活，当初由南开大学进入史语所跟随傅斯年读书，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南开大学任教的杨志玖曾有过一段回忆“1946年6月，我经所内同乡汪和宗先生介绍，要和房东（史语所的房东）小姐结婚。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已答应同仁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

对于傅斯年的弦外之音，书呆子气十足的杨志玖直到晚年还一直认为傅“有山东人倔犟、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东人自居”。此言真可谓大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说的“你们山东人”如何如何，当是自嘲与戏谑之语。纵观傅斯年一生，他从来没有摆脱山东乃至北方这一地域观念为人处世，当然他只是站在这个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并不是用狭隘的地域观来思考和应付人事，此点从他后来主张迁都北平与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办校的文章与书信中即可见出。与杨志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为一个山东人，眼睁睁地看着李庄共有五位姑娘嫁人史语所人员，而山东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独占其三，如此“功绩”，让他这位当所长的山东老乡情何以堪？如果山东人在中央研究院学术论文评奖中，获奖作品独占史语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种荣耀和自豪。若说在当地搜罗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们一举夺了头魁，实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语所毕竟是以研究历史和语言这一学术为己任，并不是婚姻爱情介绍所。由此，向以山东人或水泊梁山好汉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戏谑性的语调，向跟随他的列位兄弟们说出：“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恰恰表明傅对这样的事情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并且在关键时刻还须像梁山头领宋江一样亲自出马，向强悍风流的扈三娘主动示好，以为矮脚虎王英之辈成其好事的复杂矛盾心境。

戏谑过罢，傅斯年对杨志玖在婚姻问题上的建议，还出于其他方面更深层次的考虑，可惜此意在若干年后才被对方顿悟。杨志玖后来曾心怀遗憾地说：“这年的下半年，南开大学要在天津上课，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写信要我回校任课。我以本系借调，理应回去，写信告傅先生说明。哪想到这一下使他很恼火，他没给我回信，却令史语所停止给我补助。我因为不愿违背当日诺言，不愿让冯先生失望（冯对我也很好），也就顾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事后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调到他那里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不回南开，借调本是个名义，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还听郑天挺先生说，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国去，因我结婚而罢。怪不得傅先生给我信，劝我退婚或推迟婚期，可能与此有关。我从此再也没见到傅先生了。”——正是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轻率”抉择，令后半生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不得意的杨志玖思之怅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长远号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搬运货物，日夜兼程，紧张而忙碌地装船。此时，整个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庄乡民几乎倾巢出动，为相处了六年的学者与家属们送行。招呼声、问候声、互道珍重声伴随着嘤嘤哭泣声、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波滚浪涌，人声鼎沸中，随着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缆绳缓缓解开，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滚过一阵剧痛。悠长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缓缓响起，长远轮回身转首，披波斩浪向江心驶去。

码头上，万千只挥动的手臂渐渐变得模糊，耸立在岸边的魁星阁翘起的高高的飞檐尖角，渐渐被淹没在青山翠竹遮蔽的绿色里。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最后一声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躯体顺滚滚江水急速而下。

浩瀚的江面上，几艘长远轮前后一字排开，乘风破浪，顺流而东。当轮船转过几座山头，李庄远离了视野，船上的人员才渐渐摆脱了离别的忧伤，精神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后，据同船而行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众人顾不得秋风萧飒的寒冷，一个个爬出船舱，伫立甲板，尽览长江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滪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升。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江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船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顺长江，出三峡，回故土，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四年前，当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撰写他的大著《西潮》时，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里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

遥想抗战初期，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进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国最后一点血脉和反攻的力量。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险峻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铭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掳、誓不屈服的旗帜与坚毅的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冲出了夔门，收复失地——那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披波斩浪、飞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