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飞赴美国弄钱，傅乐焕心怀巨大悲伤与无奈留在了李庄，其他史语所同仁却要携家带口踏上返京之途。与迁来时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来的光棍汉们大多已娶妻生子，并在李庄成家立业，栗峰碑铭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钦立、汪和宗、杨志玖、李光涛、王志维等五人，分别娶了李庄的姑娘而成了李庄的女婿，从另一个层面上，外来的“下江人”与李庄结下了割不断、理还乱，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此次众人离别，真可谓“最难将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迎娶李庄姑娘的五人中，逯钦立（字卓亭）、汪和宗、杨志玖均为山东人，与傅斯年同乡。逯于1910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大义集，介于今济宁与菏泽之间，此地古称巨野泽，《史记》所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麟，孔子见之，嗟号“吾道穷矣”，遂停止《春秋》写作。此大野即后来的巨野泽，亦逯钦立所出生的巨野县，今地处巨野城东七公里，仍有获麟古冢，或称获麟台、麒麟台，旧址遗存供人凭吊。

大野泽位于鲁西南地区，一望无际的沼泽湖泊与北部的郓城和号称八百里水泊的梁山连成一片，向东南更有浩如烟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响马文化圈”，隋唐时代的程咬金、秦琼等造反闹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与官军周旋；唐末那位“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后来引军造反起事的黄巢就是该地曹州冤句（今荷泽西南部）人。而宋代号称及时雨的宋江率众弟兄扯旗造反，声势更是浩大得气壮山河，有“粱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称，郓城属古曹州，其大的范围就包括逯氏的家乡，其他的好汉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属的阳谷、东阿一带，如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等，至于孟州道上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那家小饭馆，离这个圈子也不算远，否则武松不会自动送入孙二娘的怀抱而差点被剁成肉馅包了姑扎（饺子）。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逯钦立与同样出身梁山周边“响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着天然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然，鲁西南这块地盘儿，不只是产生隋唐时代的程咬金之类响马和后来的梁山好汉与晚清的大刀会、义和拳（南按：义和拳的演化始自1897年曹州大刀会杀德国教士引发）等草莽英雄。同时它又是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产生行盛之地。是强盗侠义文化与儒家文化杂糅并存，既张扬又保守，能忠义隐忍又敢于行侠仗义、痛快造反的人物铸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这种杂交文化，如坊间流传的多是些黄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松等侠义造反与西门大官人与小潘、瓶儿、春梅如何淫乱，以及联手盗财私奔又被官府“一条索子拴了”的郑来旺、孙雪娥等等类似谍案故事的浸湮。同时在学堂与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与熏陶，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武兼备的思想与浩然之志。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里流淌的侠义、张扬、蛮霸的文化因子较多，逯钦立则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谦逊、温雅、“悠悠乎，文哉”的气度和风范。这种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异，与各自的门风家世有重大关系。

逯钦立家族在鲁西南算得上是家业丰盛的大户，祖上虽没有出什么高官显宦，但资财的宏富却闻名乡里。逯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饱读经书，信奉儒家学说，家教甚严。受其熏陶，逯自幼勤奋好学，尤对旧诗文、策论等用功最勤，10岁开始与当地秀才、举人对诗作赋，往往引得众座击掌称奇，在当地具有“神童”之誉。

1935年，逯钦立由著名的山东省立荷泽六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鲁西南“获麟之地”的乡亲们看来，是逯家祖坟冒了青烟。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余韵还在民间残存，仍把北大当做培养翰林与官僚的场所。一个“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无量，套用山东话说，日后升官发财、治国平天下是手到擒来把攥的事儿。有点出乎众乡亲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显宦那宽大厚重的太师椅，而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运多舛的大学者。

逯进北大不久，即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开始以“祝本”笔名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才子名声随之传遍校园。翌年，逯转入中文系就读并出任《北大周刊》主编，以本名和笔名胡蛮（Human）等发表杂文和小说，宣传抗战。同时，在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逯氏随校迁长沙，旋又随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步行三千多里抵达昆明，继之赴蒙自，在西南联大继续就学。1939年毕业后，考入傅斯年为代理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字膺中）、杨振声二导师攻读硕士研究生，自此开始了几十年寻寻觅觅，专题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的学术历程。

据逯钦立的同学周法高回忆：“逯的导师罗庸是北京大学出身，学问、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三礼和宋元理学都有研究，学问非常广博，尤长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对于儒家的学说颇能身体力行。记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时烈焰冲天，蒋梦麟校长曾经当场拍照证明曾经有某机关存贮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罗先生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仍能苦撑下去，弦歌之声不绝，可以想到他的修养了。”又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就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的博学。”

周法高所言不虚，当罗庸接手《楚辞》课业后，所显示的博学与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赞誉，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下于杜诗。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有罗常培和罗庸两位罗姓教授，师生们称为“大罗先生”与“小罗先生”。因为二人非但年龄稍有大小，身材也略显出高矮。两位罗先生都京音纯正，善于讲课但风格不同，大罗先生又被尊称为“罗长官”，盖因一度执掌联大中文系之故。罗常培讲课条理明晰，论述晓畅，把音韵学中一些晦涩模糊的问题，用现代语音观点予以剖析，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小罗先生声音洪亮，节奏分明，跌荡起伏，收纵自如，有“罗叫天”之美誉（比况京剧泰斗“小叫天”谭鑫培），很令联大师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罗要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都纷纷跑到城西的联大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一群外校学生。罗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据早些时候听过罗庸杜诗课的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回忆，罗讲杜诗的情景要比讲《楚辞》还要引人入胜，其感情的投入和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陶醉，浮想联翩。赵说：“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1944年秋，罗常培赴美讲学，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庸代理，直至西南联大解散北返。按常规，北大复校后，罗庸本人应随校迁平，继续当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个系主任什么的。但蹊跷的是他没有随大队人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联大师范学院改制的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对于这一打破常规的抉择究其原因若何？罗氏本人没有公开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联大中文系学生也多有不知，公开出版的联大校史等书籍与纪念文章，在提到这一令人疑惑的转折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许罗庸留昆的隐秘尚没有揭开，或许本属正常——但从两年之后即离开的事实推断，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罗与抗战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点从上述傅斯年于1945年10月17日写给尚在美国的胡适信函中可以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二罗皆愈来愈糟……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中文系教职编制如下：

教授十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以上属北大），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属清华），游国恩（由联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陈梦家、许维遹（皆属清华）。

另有陈寅恪（清华，与历史系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后离校，未计在内。

以此推断，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二罗”应是罗常培、罗庸。当时罗常培尚在美国讲学未归，而就昆明的罗庸而言，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为人处世保持低调、谨慎，很少显山露水，性格沉稳坚毅，但绝不像刘文典那样张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刘氏除了被闻一多一个点射踢出门外，后来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又被傅斯年借机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见后文）。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为北大办文科研究所事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禀报，内中有“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信中说的莘田是指罗常培，膺中自是罗庸。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傅斯年眼里“二罗”竟成为“越来越糟”的人物了。这一变化，除了抗战后期各自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连带地在处世态度与性格脾气上使二人不能行合拍外，很难从其他方面找出更坚硬的理由。罗庸既然在联大后期能代理系主任，返回北平后，在罗常培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主持北大中文系事宜亦在情理之中。但掌握予夺大权的傅斯年显然没有这样考虑，而在他心目中一个“越来越糟”的人，也不可能委以重任，甚至当个教授都很勉强。当然，罗庸对傅斯年其人也未必服膺，或许还有些反感和轻视。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表面上平静，暗中却急流涌动的纠葛，自尊心颇强且有点倔犟的罗庸就此远离了北大，北大失去了罗庸。

1949年，罗庸离开昆师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陪，终年51岁。一生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多种，其中在昆明期间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讲演稿十篇汇集而成的《鸭池十讲》，深受读者熟悉和推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罗庸研究生的逯钦立，原居住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赁的楼上，后躲避日机轰炸随北大文科研究所搬到昆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弥勒殿。1940年，逯钦立研究生毕业，为驻所研究助教。同年9月，因课题研究需要遂申请就读史语所，旋赴南溪李庄在傅斯年指导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42年以学术研究成果《诗记补正》十六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教育部核发硕士学位，同时转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为当时史语所文学组唯一一位驻所专任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据逯的同届同学周法高回忆说：“逯在史语所期间，曾在该所集刊发表了一篇《古诗纪补正叙例》。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搜罗唐以前的古诗，相当完备，（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书，就是根据《古诗纪》加以补充的。逯钦立找出很多丁书的疏漏错误的地方，而把其中比较显著的若干例子放在这篇文章中，所以写得非常精彩。”周氏所说的这篇文章，只是逯钦立对这一专题研究生涯中的牛刀小试，但只这一试就足见其用功之勤，考据之精深。如汉诗乐府古辞《孤儿行》有诗云：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未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逯氏在《叙例》中，将此诗归入“依韵校勘例”，并说：“字讹失韵，由辞例推知当为某字者。”由此校正：“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土与前后韵贾、鲁、马、雨皆协。今土讹大，则断尘为句，失其韵。又土讹大，连下读为大兄，后人遂不得不于嫂字上亦添大字，使篇中兄嫂辞例亦乱。应添土字，去两大字。”　 　 这一考证可谓精明确切，足可匡正旧日传写之误。胡适尝谓：“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此喻未免过重，但由此可见逯氏的国学功底及“详搜、精校之功”是何等了得。

以后的岁月，逯钦立开始致力于《陶渊明集》与洋洋一百三十五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考订、校补、编纂工作。正当逯氏于青灯黄卷中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通往名山大业的崎岖小路奋力攀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李庄一位美丽的“窈窕淑女”罗筱蕖不期而遇了。

罗筱蕖，名荷芬，字筱蕖，别名藕曼（Woman），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当地人又称罗九妹。其父为李庄党部书记、川南知名学者、别号“小孟尝”，又称“植兰书屋”主人，曾与民国初年驻军南溪的滇军名将朱德结金兰之好（罗氏长朱德一岁）且有姻亲的罗南陔，也就是当年积极主张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各机构迁往李庄，并亲自起草“同济迁川，李庄欢迎”的那位著名乡绅。梁思永一家由滇入川后一度在他的家中——著名的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居住。

罗筱蕖高中毕业后赴成都华中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后返回李庄到板栗坳栗峰小学任教。时为1942年夏间事，罗九妹20岁。

栗峰小学原是李庄板栗坳张氏家族的一所私立小学，受南溪县教育局领导，以板栗坳乡绅张九一，号称张九爷为校长。小学校址设在柴门口张九一家的大房子里，有教师4人，分别是罗筱蕖、张素萱、张增基、黄婉秋，学生60多人。当地学生有张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杨志玖）、张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王志维）、张彦霞等。罗筱蕖来校后，不久即升任教务主任。当史语所迁往板栗坳后，因离李庄镇较远，上山下山来往不便，研究人员的子弟大都入该小学就读。其中有傅斯年之子傅仁轨；董作宾之子董敏、董兴；李方桂之子李文茂、女儿李文俊；芮逸夫之子芮达生、芮蓉生；梁思永女儿梁柏有；劳榦之子劳延煊；向达之子向燕生、向宇生等近20名孩子，年龄在5岁到12岁。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向达，受李济之邀，自西南联大借调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西北科考察团，先后两次进西北边地考察，时在李庄的夏鼐等人参加。向达来李庄后，眷属长时间住在板栗坳，两个孩子就此进入栗峰小学就读。

本来栗峰小学教室就有些拥挤，突然加上史语所子弟，更显拥挤不堪。加之当时经费不足，学校越办越差，出现了许多史语所子弟逃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与同仁商量要自己办一所学校，名称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子弟小学”，专门招收史语所同仁的小孩来校就读。校址设在牌坊头董作宾、吴定良住处附近的戏楼院，校舍采光较优。此前由于各位家长到栗峰小学接送孩子的关系，与教师们渐渐熟悉起来。经傅斯年与张九一协商，决定聘请罗筱蕖、张素萱两位女教师来史语所子弟小学任教，由罗九妹负责教务和校务管理。兼课任教的还有史语所同仁和家属，如劳榦教国文，石璋如教地理，芮逸夫教历史，董作宾教书法。另有董作宾夫人熊海萍、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马学良夫人何蕊芬、萧纶徽夫人肖玉、李方桂夫人徐樱等皆在学校兼课。据罗筱蕖说，当年傅斯年亲自找她谈话，说：“孩子们没有学上，家里的大人都头痛，我不愿意看着他们乱窜，就专门办了这个小型学校。不过这学校要是没有你的维持也办不下去，你就给管一下吧。”于是，罗筱蕖与张素萱便由栗峰小学转到史语所子弟学校。——此时的罗、张两位年轻教师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扇新的命运之门。

许多年后，罗筱蕖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她那所不大的公寓中回忆道：“当时各位兼课的夫人家务繁重，又要照顾小孩，一般是有课就到，下课即走，许多事都是我来管，太太们临时有事也请我代课。尽管学校规模小，但较正规，课程也全，五、六年级还开设英语课，很有特色，家长们比较满意。我和张素萱是年轻姑娘，学生们很喜欢我俩，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在头两节课间，我常集合学生带着他们在板栗坳跑上几圈，除了喊一、二、三、四的口号，还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寂静的山坳里，深深的庭院中，那些埋头钻研学问的先生们，被孩子们阵阵喊声和美丽的歌声所吸引和振奋，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探头向窗外瞧瞧，这样我在他们面前也就更显眼了。”

在谈到与逯钦立相识相交直至恋爱的经历时，罗筱蕖对青春岁月中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恍然如昨。她说：“史语所光棍汉逯钦立在吃过饭之后，常到我们学校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陶渊明诗，还画一些古代诗人的像，如屈原、陶渊明，还有一些跃虎、奔马等动物，逯在这方面颇有才气，在黑板上一挥而就，孩子们见了很喜欢，他画得也就越起劲。开始我不懂他这样卖力的表现是咋回事，认为在板栗坳这个村寨里，一个光棍汉太郁闷、太无聊了，随便到这里放放风，透透空气，跟孩子们胡乱玩玩罢了。于是我有时候也在教室看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画，有时也跟他聊几句诗什么的，这样他就更来劲了，开始画我本人以及我魂思梦绕已故生母的画像（按照片画），画得栩栩如生，我很感动，心生爱慕之情。逯君画过之后，又跟我聊一些他研究陶渊明诗的心得。记得有一次他谈到陶渊明那篇著名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在黑板上写下了陶记中这样一小段文字：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

逯君告诉我说：“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版本及选本都将‘芳华’作‘芳草’，唯南宋有两个本子（南按：曾集本《陶集》与苏写本《陶渊明集》）作‘芳华’。逯君认为应作‘芳华’而不是所谓的‘芳草’。其理由是，首先，这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是一幅十分完美鲜红耀目的桃花林景象，中间不容夹杂绿草，破坏意境的纯美。这是重要的一点。其次，陶诗中多以‘华’作‘花’的诗句，如《荣木》诗云；‘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等。这里的‘华’可作‘花’解，二字通用。《诗经·桃夭》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早已开其先例。况且以‘鲜美’形容桃花，正切合其鲜艳美丽的形象特征。如果把它形容成绿草，就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切合。因而应作‘芳华’解。”

罗筱蕖接着说：“听了逯君的解释，当时感觉很合乎情理，也觉得这个人的学问了不起，就有些佩服他。以后就经常在业余时间借学生们的掩护，在教室听他讲陶渊明诗。想不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一久，逯君的一举一动和所思所想，都叫他的同事给看破了。于是，没有风，浪却起来了。这风浪一起，我才明白，原来逯君不是在无目的地写诗作画，而是项庄舞剑啊！尽管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这个人挺老实，人也不错，又特别有才华，就继续交往。后来闽东才女游寿到了板栗坳，与我和逯君的关系都很好，便主动出面牵线撮合，这样事情就挑明了。过节的时候，一般学生家长要请我到家中做客，也就是吃一顿饭。我第一次去的是傅斯年先生家。当第二次被邀请去的时候，同桌的有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逯钦立，如此一来事情就更进一步了。以后傅先生夫妇去重庆，回来时买了四件丝绸衣料相赠给我与逯君。当时我们都很感动，这个时侯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问题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只差媒人正式向我家中说合了。不久之后，傅斯年在李庄镇与家父一起开会的时候，就顺便提出了这个事。”

傅斯年出面提亲，罗南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尽管罗是当地见过世面的开明绅士，与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建立了友谊，面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不免有些犹豫。据罗南陔之子、罗筱蕖之弟罗萼芬后来说：“当时中央研究院迁来李庄，有很多男光棍，眼看年龄越来越大，个人婚事成了难题，但李庄的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们。原因是他们都是‘下江人’，家在外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怕上当受骗。所以他们的人来了三四年，只有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与李庄的姑娘王友兰结了婚，其他人都不得干。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觉得既然女儿自己耍的朋友，就要尊重她的选择。何况罗九妹当时已经是史语所聘用的人了，在本所耍朋友也合情合理。但父亲对逯钦立其人不熟悉，从九妹这一方面考虑，就决定搞个火力侦察。他作为长辈不好出面，就请了我的堂兄罗伯希向傅斯年详细打听逯的事，后来说没得问题，这门婚事就成了。”

罗萼芬所说的罗伯希，就是当年在南溪县城洒馆里与宜宾纸厂厂长钱子宁手下相遇的那位李庄乡绅，正是在他的热情周旋下，同济大学的王葆仁与史语所的芮逸夫等才来到李庄考察，最终促成了同大与史语所等机构迁来此地的因缘。也正由于这层关系，罗伯希与傅斯年等人成了朋友。当罗伯希受叔父罗南陔委托后，便致函傅斯年询问详情。

由于傅斯年自己最初那段婚姻的痛苦经验，他总感到夫妻之间如果文化程度与背景差异太大，绝不会有幸福可言，其结果必是悲剧，因而一直不赞成自己的弟子在避居之地与当地姑娘谈情说爱。但史语所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弟子们也一个个由二十多岁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了身染暮气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自然规律又是难以抗拒的。况且战争也不知何时结束，还都南京之日更是不可预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光棍汉于这个偏僻的山坳里，大眼瞪小眼地干熬下去。自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于1942年底和李庄姑娘王友兰恋爱结婚之后，这帮光棍汉们渐跃跃欲试，此事变得复杂起来。按傅当时的想法，处于这种乱世中的恋爱婚姻，既不能压制也不便提倡，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既然逯、罗二人有意成就百年之好，自己当然也不便棒打鸳鸯，所谓在家乡时母亲经常教自己的那句“能拆三座庙，不拆一门亲”是也。于是，傅在史语所同仁家属，以及逯钦立身边的几个好友，特别是山东同乡们的说合下，决定亲自出面促成这桩婚事，于是便有了向罗南陔为逯钦立提亲的举动。如今见罗伯希欲询详情，知道事情有望，心中大喜，便于1944年初春，专门书写一函派人奉送罗伯希，对逯的身份和现状作了介绍：

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史语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争结束后，固不宜如此，唯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

古人尝言，媒妁之言不可信，此次傅斯年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他把研究人员与古代的押差、看守的皂隶作比，虽是暗含自嘲性质，但就当时史语所同仁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而言，确也是如此。“家有黄金，邻居家有等盘”，这是傅氏家乡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其意是你自我吹嘘得再好再高，谓家藏黄金万两，邻居们或者说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透明，甚至有点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能力，谎言一拆即穿，或曰不拆自破。傅斯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就逯的身份特别是生活窘迫之状如实招来，想来也是万不得已，除了略带诙谐地自谦自嘲，更多的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心酸。但当论及弟子的学问时，傅氏就明显地神采飞扬起来，似乎重新找回了战前叱咤风云的感觉。他颇为自信地在信中说道：

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家不愧是当地的豪门大户，对待关乎儿女未来命运与前程的婚姻大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这个时候的逯钦立34岁，罗筱蕖22岁，罗家怕身为“下江人”的逯氏在山东老家已有配偶，在这个山坳里因耐不住寂寞，以久旱盼云露之心态，不顾道德法律之准则，瞒着众人在外面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或干脆来一个瞒着家人纳妾娶小之行动，以图当时之快活。倘果真如此，罗筱蕖日后的人生命运将是如何，罗氏家族又情何以堪？于是，罗家再度就这一问题提出疑问，向傅斯年讨个说法。傅受人之托，当然也不敢马虎大意，在作了一番明察暗访后，于1944年2月21日，再次致信罗伯希言明内情。信曰：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悉，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不填者。逯君平日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尘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唯彼家在沦陷区，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谨此奉覆！余另，专颂著安！

傅斯年谨启二月二十一日在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几位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大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王叔岷、那廉君等六君子，以证逯氏“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可以想象的是，当这几位山东同乡和好友们在撰写“保证书”的时候，一定同逯钦立一样心中美滋滋的，可能还要偷着乐上一阵子。此为史语所青年人中难得的一件雅事，尤其是在战火流离之下更显难得，作为相逢于祖国西南这个山坳里的山东同乡，又何乐而不好好地为之坐实，以成其美呢？

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复，罗家知道逯氏并不是招摇撞骗或者古代戏曲中的陈世美之流，才算一块石头落地，正式宣布答应对方的求婚，并着手筹备婚事。据说，在史语所一帮山东老乡的指点下，逯钦立首次拜见岳丈，竟提着十盒里里外外完全一样的糕点，老岳丈不解其意，以为逯氏读书读傻了，一根筋到底，不知道变换花样。逯氏早有所料，慨然释解道：“按山东规矩，这十盒同样的点心代表‘十中（始终）如一’。”老岳丈与罗家人听罢，自是心领神会，于哈哈大笑中彻底化解了对“下江人”的疑虑，各方皆大欢喜。1944年5月27日，逯钦立与罗家九妹筱蕖在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举行了场面浩大的婚礼，才子佳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