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庆接洽船只的人员已与民生轮船公司谈妥，史语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电示董作宾：“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电京渝接洽，船只恐必须在重庆换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迁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难未敢即动，今因江水将落势须速办。”董作宾接电后，迅速组织所内人员行动起来。

在这座山坳里一口气憋了六年，终于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内男女老少闻此消息皆精神振奋，情绪昂然，大有杜工部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众人于泪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点包装，盘算着回到南京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几个月，史语所同仁就决定在这块哺育过自己的热土上，留下一个标志性纪念物。在董作宾具体策划指挥下，几十名当地土著和史语所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将一块大石碑从山下运来，于板栗坳牌坊头最醒目的地方立起——这便是史语所在李庄这块庇护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圣地所留下的一件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纪念碑碑额为董作宾用甲骨文书丹“山高水长”四个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名句。当年范在他那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处，以饱满的激情与至诚颂扬他的老师：“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如今，对滋养庇护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与乡邻百姓，史语所的学者们同样以这一动人的词句来表达内心的感念之情。碑额下是“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几个大字，铭文由史语所才子陈槃撰，劳榦书。文曰：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字沉沦，生民荼毒。同仁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返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成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玉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岛蔚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粱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榦、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乐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悫、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萧伦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有人说史语所于1940年10月迁来李庄，离开的时间是1946年10月，其间正好6年。因此，碑文中所言“五年”，实应为“六年”之误。其实若细考究起来，无误，此碑刻于1946年5月，书写碑文当更早些，这个时候离史语所同仁迁来的时间为五年半左右，或者还不到，因而刻写“五年”亦可说得过去。当然，若刻“迩来五年多矣”，就更准确了。此为小事一桩，顺便提及而已。

另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碑文落款名单中，有的人当时并不在李庄而在其他机构服务，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调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等。此碑镌刻之时，董作宾曾专门去函询问李方桂何去何从，是否有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复员回京的打算。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宾说：“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仁同行。经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

就在李方桂准备陪母返北平的时候，在美国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任教的赵元任曾动了携家回国，继续到史语所当他的语言组主任的念头。赵向学校当局递交辞职书时，校方不允，赵只好推荐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职位，以换取回国的机会。身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但仍兼史语所语言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赵的信函，当即决定携家赴美。对于这个颇为匆忙的决定，李氏后来在他的访问录中透露：“（我）必须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领薪水，因为我没有钱了。”说这话时，李方桂显得相当轻松、干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国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1946年夏，李方桂托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携家眷离开成都，转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直飞檀香山，未久来到哈佛大学欲替换赵元任，但赵元任却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发生变故，赵、李二人分别转入伯克莱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国之行，成为西去的黄鹤，一去不返，自此与史语所同仁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赵元任也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当复员回京的中央大学学潮迭起，原校长辞职，国民政府欲请赵元任回国接替校长一职，赵在给朱家骅的回电中谢绝未就。当内战爆发，国共翻盘，江山易主之际，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的“政治思想工作”，赵、李二人再度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自此，“赵元任的回国梦在伯克莱结束，而我的梦在西雅图化为泡影。事情的结局总是这样。”李方桂后来如是说。

李方桂飞抵美国弄钱去了，在李庄的学者们却还在为生计与复员还都之事大为犯愁。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严重，无法随史语所同事一道返京。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耆绅张英麟。

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破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来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整个国家政局崩溃，张家也一步步走向没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没有绅士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忻、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赧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这与半个世纪之后“文革”结束，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世人为“求生存、图发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争相从亲友或国家银行想方设法赊金借银，且越多越荣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还贷，溜之乎也，让对方呼天抢地满地乱滚莫之奈何的道德观念与行事准则大不相同。像当时的傅乐焕家族，更多了一层顾虑，怕家人出面借贷，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家家族的体面。在这种处境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仰事俯畜，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在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点滴希望与光明的境况中，乐焕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时，在雪花飘零的夜晚，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与木桩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噩耗传出，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闻讯，顾及同族亲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南按：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年级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儿，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抗战爆发后，陪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乡下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南按另一个是傅乐成，后去台湾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逯钦立、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后来杨志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曾对他的弟子们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的情景，说昔日众所推服的同窗中，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字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为此，同学们则取笑说“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每讲到这些在弟子们看来并“不太逗乐”的往事时，杨氏的脸上就会荡起孩子般的笑容，且还嘿嘿地笑出声来，眼睛也在镜片后眯成一条缝，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读书时代。

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时在济南一所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1944年秋，国民政府鉴于抗战胜利有望，为在日军投降前进入山东，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到敌后发展组织。何思源上任后，有一次与傅斯年在重庆见面，傅想起侄子傅乐焕一家在济南的穷苦，便托这位北大与柏林大　 　 学同窗、五四运动时代的好友，就近照顾一下傅乐焕的家人。何思源自是应承照办，遂经常派人探望一下，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又派人送傅家面粉两袋。后来感到傅乐焕家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何思源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属某某之费”的名义，拨给傅乐焕家二十万元以示救济。消息传到李庄，傅乐焕深感不安，特于1945年3月27日致函傅斯年，说明情况并拟请何思源的堂弟何兹全代为转还这笔钱。

因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返京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无法随返。唯恐耽误全所集体回迁，傅乐焕于1946年4月9日致函傅斯年，说明病况，并表示“侄如能走，自将随同东返，如事实上必不可能，止有暂留。如果暂留，拟请研究所改发半薪”。几个月后，傅乐焕的心脏病并未好转，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探视傅乐焕病情。望着侄子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病相，念其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却不能即行相见，不禁潸然泪下。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