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尽管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地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并以正义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同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然而，只有决心没有实力仍然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当抗战苦撑到1939年9月，胡适与陈光甫争取到的桐油贷款即将用竭告罄，国民政府再次陷入经济和战争的双重危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9月8日，驻美大使胡适紧急求见罗斯福，26日又见摩根索，申述国内局势之严重，要求美国再提供一笔借款，给中国“打一剂救命的针”。摩根孛态度还算积极，但罗斯福迫于国内政客和日本方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慎重从事，“勿授人以柄”。

1939年12月6日，胡适与陈光甫再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阐明中国时局的恶化以及对美援助的热切期望：“中国抗战已逾二年半，国困人乏，一切物资都亟待补充。……务请早日拟定办法。……如日本正式宣战，我方接济更多问题。”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极力设法”。随后，陈光甫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59岁生日，能够得到摩根索财长“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深为陈氏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并深信有胡适、陈光甫这样的忠义之士为之效命，中国不会灭亡，战略反攻只是迟早的事情。怀揣着对胡、陈二人的敬意，摩根索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陈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允诺他将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桐油贷款时为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商谈后，摩根索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陈光甫深为感动，后来回忆该事件时称之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与琼斯等人商量的结果是，中国可由著名的滇锡贷款。陈光甫与胡适抓住这一时机，趁热打铁，胡适先后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竭力争取对方促成滇锡贷款事宜。1940年1月24日，胡、陈二人又一起会晤琼斯并声明，重庆国民政府一定不会中途与日讲和，中国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投降。如果美国能出力援华，中国定能坚持到最后胜利。为了向美方申明中国确有债务信义，陈光甫电促孔祥熙如期交付桐油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40年3月7日，美国联邦贷款署主任琼斯终于宣布再向重庆国民政府贷款2000万美元。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胡适在向重庆报告时特别指出，这次贷款利息较上次为轻，偿还时间较长，售锡余款还可“自由”支配，堪称是优惠条件（比桐油贷款年利少零点五厘，还期为7年，比铜油贷期长2年）。蒋介石对胡、陈二人与美达成新一轮贷款深表感激，于3月9日致电罗斯福表示衷心感谢。国民政府多数军政大员闻听这一喜讯，也在长吁一口气的同时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对胡适与陈光甫的努力充满敬意。

就在中美双方皆大欢喜之时，唯孔祥熙处于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心中拧结的阴暗疙瘩，满怀醋意地对此次贷款表示不满，扬言贷款条件似尚偏苛，不如对芬兰等国为优，芬兰贷款无须抵押，条件较宽，而中国不但以锡做抵押，美方还要利息，美国佬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个东西云云。孔氏以行政院院长身份正式回电中，对美方颇有微词，并悍然责备胡适、陈光甫等人谈判不力，没有为国家争得面子等。胡、陈闻讯，在大为震惊迷惑的同时，对蒋介石这位“老二”孔祥熙的做法很是恼火，想不到在孔祥熙的眼里，自己不但无功，反而成了民族罪人。盛怒之下，陈光甫决定回国当面向蒋介石说明并与孔祥熙对质，以视正听。在离美之前，悲愤交织的陈光甫致电孔祥熙并转呈蒋介石，极其明了又毫不客气地说道：现在的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宜，何独钟情于我等积贫积弱之国家政府？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又说“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此言算是对单独勃起较劲儿的孔祥熙一个猛力回击，也是对蒋介石本人与国民政府高官大员们的一个严厉的警示。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政治更为复杂，胡适的举动和努力，依然招致国内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和责难。原本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水火不容的孔祥熙，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在蒋介石面前屡进谗言，谓胡适书生气太重，“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办事不力，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向来好热闹和爱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确是事实，四年间，竟领得荣誉博士帽子30余顶。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给对立面提供了攻击的炮弹。于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便抓住此点到处散布，一并将水搅浑，把胡在美的其他功绩全部抹杀，最终导致蒋对胡失去了原有的信赖。1940年6月，蒋介石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以皇亲国戚咄咄逼人的气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指责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一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或明或暗的诋毁与挤压。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蒋介石密电，公开表示对胡适的不满，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又说：“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宋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认为宋之意见颇有道理，但鉴于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思虑再三，迟迟未下决心。同年11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封神》十九回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借此表达了胡氏一心为国操劳，想不到却备受谗言诋毁与暗箭刺击的愤懑痛苦之情。

这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作了梳理与回顾，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适仍决定困兽犹斗，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以“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但“太上大使”宋子文却不作如此想，他越来越把胡适的存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后快。宋氏穷追不舍，连连向蒋介石拍发密电，催促尽快免去胡适大使职务，以“挽救外交之颓局”。在蒋介石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1941年7月12日，按捺不住的宋子文在给蒋介石拍发的密电中，再次枉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并颇有协迫意味地表示：“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已有恃无恐，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挤于圈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白面书生胡适，终于忍无可忍，激愤地公开宣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对自己的工作颇多掣肘打压，二人矛盾进一步恶化。因胡适心中有一个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好有“翻身”机会的信念，在与宋子文等辈斡旋的同时，依然坚持忍辱负重，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珍珠港事变爆发之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业已参战，强有力的“车、马、炮”已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而这个卒子是拼命向前还是后退，抑或翻到沟中的污泥里去，亦无关大局。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坐椅，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胡氏之说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面的愤慨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在悬空夹缝中自生自灭。

转瞬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悲凉的处境与内心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载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此时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宗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胡适本人为之愤懑不平的同时，也令旁观者欷歔叹息。

遥想当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遭“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　 　 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在胡适看来，坐上驻美大使这把椅子，并不是一种荣耀和发财的机会，但在另一些官僚政客看来恰恰相反。因而，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面对这一令人悲感交集的结局，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在痛定思痛之后，算是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小道充塞，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按照孔子“乘桴浮于海”的古训，重归士林，操持旧业。

1942年9月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调驻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适接到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后，已近夜11点钟，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稍后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9月18日，胡适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了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4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述道：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胡适含泪与同事握别，孤独地来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开始了断断续续大学教书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4年之久。

既然已经卸任驻美大使，标志着“战时征调”已经结束，该复员回乡了，但胡适为何仍寓住纽约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批评过的以巨额公款购买私人豪宅的那位），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又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信中所言多含隐语，但胡适心领神会。此时国民政府中枢，甚或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兔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间，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而就胡适本人而言，刚卸去一个攻坚抗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和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国委屈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4年之后，胡适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头衔，于1946年6月5日下午1点50分，离开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居所，乘朋友的汽车赶往码头，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下午3点半，邮轮拔锚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望着渐渐远去的纽约百感交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深情地记载道：

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5，1946）。

别了，美国！别了，纽约！

富有意味的是，当胡适跨过浩瀚的太平洋，于7月4日靠近离别近九年的故土时，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风暴雨，继而是如血的残阳。此时的胡适没有意识到，这转换突兀的物色景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易》卦辞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预示着古老的华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后代子民们，在经过八年血火交织、抗击外虐的苦战之后，将再度展开一场更加酷烈的大战与剧战，紧随其后的将是国民党的败亡与赤县神州山河变色。——此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北方的炮火硝烟已随着漫天黄沙起舞升腾。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将正式宣布“调处”失败，同一种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动刀——窝里反将起来。历史进程的狂风大势已将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分化为非“赤”即“白”两大阵营，身处这阵营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和半块自由的家园了。不是革命的战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众生只能在一场改天换地、再造寰宇的滚滚洪流中，别无选择地扔下锄头镰刀与乞讨的要饭瓢，身着草鞋裤衩，赤膊上阵，抡刀舞棍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杀与撕咬。

在黄浦江码头走下船头甲板的胡适当然顾不得日出东方西边雨，是大吉大利还是“主大凶”的预兆。像当年他出使美国一样，此次回归祖国，是为“复兴北大”与全国学术界这一“大事因缘”而来。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梦想与光荣、孤独与屈辱皆成过去。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和重大目标，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与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