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4日，胡适乘坐的邮轮经过50天海上风吹浪摇终于靠近了上海港。烟雨迷蒙中，朝思夜想的故国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手搭凉棚，眺望眼前这座在战火兵燹中几近夷为平地、百废待兴的城市，感慨万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

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

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简短的记述，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透出了胡氏对家国的眷恋与重返故土酣畅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时也隐约折射出异国他乡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与悲凉——八年前，当他以瘦弱身躯，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踏上轮船甲板即将起程远离祖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晚霞夕照的时刻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适离开邮轮乘儿子胡祖望引领的小船登岸，在一群报馆记者簇拥下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厅，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做东的欢迎宴会。席间，胡适发表简短谈话，当记者问起在美国近9年的情状和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八年零八个月的艰难辛酸，宠辱哀荣，已郁结为一枚坚硬苦涩的青橄榄留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心境与感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尤其是在刚刚踏上故国土地，激动亢奋的历史时刻更难出口。此事可谓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战前的6年中，国人皆知胡适是主和派政治集团的一员骁将，曾竭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与日本讲和，尽力避免对日战争，直到受命出使美国才改变了这一顽固立场。多少年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密信或内部档案材料才略有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尚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总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于1936年春在沪所遗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的著名预言。中日双方利害关系，就连满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学问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适？在胡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以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地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胡适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观点。但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由欧洲返华盛顿就职视事，住进“双豫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胡适使美，国人寄予厚望。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谓：“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同时表示：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当时的行政院长、与胡适关系并不融洽的孔祥熙也拍发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态度：“启程莅任，至感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至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傲慢加一部分操蛋派议员，不为胡适的演讲鼓吹所动，坚硬的脑袋中一如既往地残存着严重的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奸商巨头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以便自己大发战争横财。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曾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有过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信用贷款的途径。顾维钧迅速将此消息转达重庆，国民政府遂决定派陈光甫与徐新六两位金融界巨头前往美国。由于徐新六自港飞渝时座机被日本飞机击落，陈光甫只得独自赴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整日只想着自己如何捞钱和与日本人讲和，压根没有制定具体的求援方案，甚至连求援数目都没有一个较精确的估算，只是天方夜谭式地交代陈赴美后要争取3亿～4亿美元的贷款。陈光甫当即认为孔祥熙乃一无知痴儿，不足与之为谋，更无须与其啰唆。在赴美之前的短暂时间里，陈光甫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使馆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派也就失去了依托，反对的嘴巴就不易张开。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可能得到美方的信任，争取到较多的贷款。陈光甫抵美后，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很快与美国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4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美国银行终于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

就在美国同意贷款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军队损失惨重，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批准一事，二人颇为感动。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与自己精诚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诗曰：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正是这个过河“卒子”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真诚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争取到了贷款，给中国的抗战输送了维持生命的血液。未久，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琼斯正式向外界宣布进出口银行将给予纽约世界贸易公司2500万美元贷款。1939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中国政府总算得到了第一笔美金贷款，也是书生大使胡适走出书斋为国家荣立的第一次大功。

就在胡适于美国政客之间为迫在眉睫的贷款事宜上下奔走时，1938年11月8日与12日，连续接到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来的两封密电，谓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此与日本媾和，而汪精卫、孔祥熙等鼠辈则早已对抗战失去信心，力主谈和，但介公却“尚未为所动”云云。此时正是武昌失守，国军全部退出武汉战场，湖南岳州失陷，华夏神州最为富足的东南半壁江山尽失，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在乎一念的特急紧要关头。胡适接电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形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如此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电文，令使馆工作人员大为惊骇，生怕胡适“负责任太大”而不敢发出。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胡适一改往日脸上时常挂着的温和笑容，神色庄严地正告道：“这是我给翁咏霓的私电，不是使馆官电。”意思是若闹出大的事体，吃不了我一个人兜着，不会沾到尔辈身上。在胡适的坚持下，此电最终发出。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给王世杰的信中，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有着先见之明的构想而来——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国际大战。在这个战略构想中，胡适首先假想的参战国当然是美国，因而如何让美国卷人远东地区的战局便是他首要愿望和为之努力的目标。当他于1937年9月末以民间使者身份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时，在排华势力与孤立派于政客、财团中仍占上风之际，胡适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的情形下，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胡适赤膊上阵，通过广播演说，向美国人民展开宣传鼓动攻势。10月1日，他在首次应邀于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广播的极其宝贵的13分钟里，巧妙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方针。在这篇名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著名英语广播演讲里，胡适说道：“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的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此次演说，尽管胡适开始一再声明中国决无意把爱好和平的美国卷入残酷的战争，但又暗含机锋地列举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例，指出美国“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并不足以保证必能避免战争。过去，侵略者的野蛮行动曾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但目前同样的野蛮行动依然表现在侵略者的身上，美国最后还是要不可避免地被迫重新踏上以战止战的老路。也就是说，美国目前采取的所谓的“中立”，是违背历史经验与世界大势之潮流的。胡适演说词锋芒之厉，就连电台方面的人员都感到“太厉害”了，在开播前一再要求对这一讲稿进行修改。胡适于“大生气”中表示了强硬姿态，“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最后，电台人员一咬牙，决定冒一次风险，演说词一字未动，全文播出。所产生的效果自在预料之中，整个美国东西海岸为之震动，许多视日本在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战争为“事不关己”的美国人，收听了这位中国学者的声音，开始反省自己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并为之感到汗颜。按余英时的说法，这第一篇广播词定下了胡适此后数以百计演讲词的基调，“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

已经了解世界大势的胡适深知，如果中国政府和军民不能苦撑自救，这个世界上则没有其他人救你，是谓《圣经》所言：“上帝拯救的是那些自救的人。”胡适按照自己往日教导国民“一点一滴去做”的愚公移山精神，赴美后四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次年7月，他凭借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已走遍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强信念。其温和真诚的态度，滔滔雄辩的演说词，震撼着美国各色政客、财阀与公民的心灵，令对方于无形的感化中不断修正对中国固有的傲慢与偏见。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中国文化协会（Chinese　Cultural　 Society）作了一次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演说，此时的胡适因研究小说颇得要领，一上来就以武侠小说的手法语出惊人：如果你们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中国的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听众尚未从这一惊世骇俗的消息中回过神来，胡适接着说道：在过去超过十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侵略者进行战斗，侵略者是当前世界上三大海军之一，也是四五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中国，已经伤亡百万人，丧失了大片土地。所有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都已沦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已陷入敌手。几乎所有一般为外界所知的重要城市，包括商业、工业、教育、现代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不是受到严重破坏，就是受到侵略者的占领。［全国］一百一十一所大专院校之中，三分之二以上或被破坏，　 　 或被占领，或已瘫痪，只有极少数在内地的［大学］既无设备，又需冒被轰炸的危险，还在运作。除了战斗部队的重大伤亡之外，六千万的老百姓被迫离开了已被摧毁的家园，流离失所，没有房子，没有医药，绝大多数甚至没有最起码赖以为生的资源。每天都有上百的无辜老百姓受到日本皇军轰炸机的杀害。

最严重的是，自从10月广州沦陷之后，中国完全断绝了海上交通，那也就断绝了来自海外武器和弹药的供应……这也表示在输出和争取外汇上，面临了极大的困难。

这就是中国的现况。我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死亡，是个夸张的说法吗？

接下来，胡适以稍微缓和的口气述说广州和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很大一部分军政要员与普通民众曾对抗战能否继续产生过一段怀疑和彷徨，甚至绝望。而胡适本人也曾多次向美国朋友指出，用血肉之躯来对抗高科技的武器是有限度的；在力尽之后，是有崩溃的危险的。因而部分人出现怀疑、彷徨是极自然的，就如新闻报道所说，有过一度和谈——那就是认真地考虑过弃守投降——的沟通，而敌人也很清楚地表示愿意议和。

在道出中国遭受侵略的现状和实情后，胡适话锋一转，开始引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来说明中国的处境和存在的希望，以便引起美国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道义上的同情。最后，胡适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有赖于中国人作出更大的牺牲，进行持久的抗战；其次则呼吁民主国家对日本实施禁运等。这篇用心良苦的演讲，在引起美国部分人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误解和断章取义的歪曲，有的则毫不客气地给胡适脸上泼了几罐子虾酱状的污水。据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这篇演讲是中国有意向日本求和的试探性前奏曲。消息传到中国，重庆方　 　 面一些政客如孔祥熙之流借题发挥，对胡适的言行大加讨伐。为此，蒋介石也大感不快，差点将胡适招回国内“述职”。以此为开端，胡适日后在美国的“宣传”也越来越与重庆方面的“当道”者不能合拍，直至双方矛盾加深，成为不可收拾之局。

除了心怀善意或暗怀鬼胎的媒体弄出的误会与曲解，胡适的演讲在受到部分国内“当道”者诋毁的同时，也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敏感的日本高层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向来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恃，因为它决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余氏所说的“最后的谈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战略交锋。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直至大战爆发？拘泥于资料的匮乏，世人知之不详。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局势，日方派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当做一条装载了无数贪官污吏兼饭桶的破麻袋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4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人，后果不堪预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时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其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取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关头与日本妥协这一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大使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导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状态，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的由来。

1941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激昂地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南按：指日本特使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是要爆发，但不是万里之外的菲律宾与关岛，而是美国本土。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使美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世人看到的是，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全面爆发，胡适这一“大事因缘”就此了结，等待他的将是挂冠而去的灰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