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吴晗迈向“斗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对此，傅斯年举例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

这篇以心理学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讲，给联大学生时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六十余年还记忆犹新并专门著文作过介绍。在何氏看来，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

何氏在《上学记》中论述吴晗的性格与生活情形时，显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联大的这次独具一格的演讲，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处，因而当他在近距离和远距离打量吴晗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想到了傅氏所创造发明的一个情结（Complex），或一个“疙瘩”之观点。当然，不能说凡是心理上有情结或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汪精卫与陈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陈二贼与爱国爱民的革命者吴晗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人在成长与生活中，蛰伏于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结”或者“疙瘩”，对思想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当是合乎情理和科学论断的。吴晗在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未放过洋的年轻学者所显示的性格、生活作风与政治思想起伏与嬗变，与他心理层面中的“疙瘩”，连同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脱不了干系的。有人说，如果没有袁震革命欲望和思想的滋润，绝不会产生“斗士”的吴晗，是耶？非耶？尚有待来者更深入研究并作出科学的论断。

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证实，吴晗成为“斗士”并披挂上阵开始战斗的具体时间，当在1943年李文宜成为吴家座上客之后。吴晗研究者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小传中，有一个与罗尔纲记述基本相同的细节：“一次，李文宜去看吴晗，袁震说吴晗钓鱼去了。待吴晗回来，李文宜责怪他钓鱼耽误时间，吴晗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袁震有病，需要加点营养，又买不起，只好挤点时间钓点鱼，来增加一点营养。’吴晗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国难临头，已逼到我们鼻子尖了。’”面对这一情形，聪明过人的李文宜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突然感到了什么，她悄然退出吴家，直奔昆明城北门外，找到在那里以开办书店为掩护，实则搞地下活动，与中共过从甚密的民盟成员李公朴，请他把一位昆明名医朋友介绍给吴晗为袁震治病，李领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带着在昆明地盘上声名显赫的一代名医来到吴家，吴、袁夫妇既惊讶又感动，而当李与那位名医皆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乃民盟与一切进步组织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钱，完全属于义务性与公益性活动时，吴氏夫妇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

训练有素的革命老手李文宜，此时尽管因故尚未恢复党籍，但仍为中共地下组织鞍前马后忙个不停。面对吴晗极其外露的情格和善于激动的心理特点，李氏果敢、严肃、断然地对吴晗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同时以马列主义老大姐的口吻正告吴晗道：“整天发牢骚怎么行？”接着单刀直入，来了个见血封喉：“民主政治同盟这个组织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主张抗战到底的。”又说，潘光旦已经参加了，你也不能光说不练，光看不干呀，也应加入到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组织之中，与蒋介石政权作英勇无畏的斗争云云。吴晗听罢，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民主同盟，与蒋政权来个老鹰逐狡兔，翻上覆下地斗上几个回合。至此，双方皆大欢喜，随着一声深沉厚重的“同志！”从李文宜口中传出，一只温暖圆滑绵软的纤纤小手，与一双因整天钓鱼而黑瘦枯黄的粗糙手掌紧紧握在了一起。许多年后，已是中共高官的李文宜，在北京那间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于香味弥漫的咖啡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过去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李说：“吴晗送我出门时，高兴地说：‘你给我带来了两个光明，一是介绍我参加民盟，二是给袁震介绍了医生。’过去他送我都只送到房门前。这一天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说明他的思想是很想进步的。”

由房门前到大门口，十几步之遥的小小距离，却显示了人情冷暖与人心的向背。吴晗的思想已由渐进转为突变，最终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转型。据吴晗在《自传》中说：“袁震的同乡同学李文宜（中共党员）来看我们，她的爱人周新民（中共党员，做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国民党员，云南省辅成的秘书）常和我们来往。他讲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并介绍我见华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这件事。结果，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

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正式加入民盟组织。未久，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成立，由云南籍的老民盟成员楚图南出任主席，年轻的吴晗出任青年部长。中共地下党组织趁机而动，通过吴氏加强与驻昆的知识分子联系，吴晗本人受中共组织委托，开始有意识地在西南联大与云大物色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民盟，作为一股外围政治势力为中共效力。当怀揣神圣政治使命的吴晗环视一圈，很快把目标瞄上了自己的邻居闻一多。如前文所述，当闻家搬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后，与吴晗一家对门，两个窗子也正对着，闻家进进出出的宾客与闻氏本人夜间躬身搭背刻图章的凄凉情形，都尽在吴的眼中。而对闻家的生活状况，吴更是了如指掌，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曾对吴晗直言不讳地说过，在联大宿舍三十三家中，我们两家最穷。吴在《闻一多先生传》中也说：“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吃的从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

这个时候，披着一件破烂长衫，乞丐一样在“十字街头”胡乱转悠的闻一多，突然与怀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来的另一“难民”吴晗于寒风冷霜中遭遇，以后二人的结合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难理解了。

闻一多在清华当教授的时候，吴晗尚是一名学生，二人几无接触。后来，吴留校当了助教、讲师，直到西南联大教授，二人成为文学院同事，才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当两位落魄书生于“十字街头”遭遇时，才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难兄难弟加一个壕沟里的战友了。对此，吴晗曾在《哭闻一多父子》中说得分明：“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尽管闻一多算得上是吴的师辈人物，且比吴晗大10岁，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吴晗有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吴晗的秘密任务就是把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从“十字街头”扯到对政党活动、特别是他向来不感冒的共产党的施政纲领这条道上来。从吴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近似“断头台上凄凉夜”的环境氛围中，与闻一多初一过招就大有斩获，闻跟随自己而来，自此不再于“十字街头”徘徊踯躅，而是抬头挺胸向着同侪们奋臂呼唤的红色光明之路大踏步奔去。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兆头，中共地下组织不能只猫在草丛中悄悄观望或喝彩，必须适时出面助一臂之力，方能真正达到目的。否则，这位一度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公然叫嚣“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并与共党分子一顿板凳棍棒撕打混战过的诗人闻一多，不会从骨子里彻底放弃旧构，弃暗投明，由革命的对立面转向革命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与合法的国民政府。要使其在最快的时间内转型变色，必须采取铁桶合围的战略战术，来个十面埋伏，两面夹击，才能迫其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共指引的无名高地与宽阔的金光大道。于是，中共西南局先是派出一名叫王浩的代表与张光年一起，一路化装打扮，悄悄来到昆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北仓坡闻一多住宅，与闻密谈了约两小时。据王浩回忆说：闻一多听后甚以为然，并当场表示自己在外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闻遂不再吭声。未久，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亲自登门拜访，多次做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闻“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接着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一直热衷于政治并喜欢在政治圈子里打滚翻跟头、名义上在联大任教职（南按：只是挂名不任课），实际一直在昆明从事民主同盟组织的罗隆基也主动找上门来，与闻一多大谈政治与民主。闻最初对罗隆基留学归国后不务正业与热衷政治活动颇为鄙视，而罗本身在为人处世上亦有很大的弱点，除了男女关系上太乱太滥，整日搞得鸡飞狗跳之外，反感他的人都认为其不够厚道，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对罗氏的投机行为曾讽刺说：“‘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罗隆基一生为人处事的基调大体如此，确实颇为“神妙”。

也正因为罗氏整日混迹于各党派与政治团体中左右摇摆，遇事采取和稀泥做法和“神妙”表现，不但左派人士不满意，即是国民党右派人士也对其深表鄙视，于是有的国民党报纸给罗隆基起了个“玻璃裤子”的绰号，又谓他是共产党的“尾巴”等。据说有一次蒋梦麟质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共产党的尾巴？罗隆基干脆地说“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的尾巴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好处，管他尾巴还是头，有奶便是娘，尽管做下去便是了。于是当国共谈判决裂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南京的报纸就发表《驱逐罗隆基》的文章，认为罗在南京已无所附骥，应赶快追随周氏至延安做共产党的尾巴。有为罗打抱不平者，认为周恩来不是被驱逐出境的，为何单独要把罗隆基驱逐出境？媒体遂对之曰：“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梁实秋对此曾有过议论，认为“这话说得太可怕了”。

闻一多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好友梁实秋去探访，恰逢罗隆基在座，言谈中闻一多对这位老同学正颜厉色地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此语令罗隆基大为尴尬。对此，梁实秋说，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说明闻一多于抗战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来到昆明之后，罗、闻还是阴阳差错，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潜伏于昆明中共强势力量的四面夹击下，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丕变，烧火的各方见时机成熟，趁热打铁，于1944年在吴晗的介绍下，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从此，闻一多和吴晗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这便是闻一多由“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学者，一跃成为“革命斗士”的人生历程。

既然成为“斗士”，以后生活的主题就要突出一个“斗”字。当时加入民盟的已有云大的楚图南、潘大逵与联大的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外加北门以开书店为掩护的小老板李公朴等知识分子。于是，一干人马扛着民盟的大旗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地“斗”将起来。闻一多以“九头鸟”特有的性格后来居上，一出场就显得勇猛异常，全身心地投入进来，达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书的时间没有，连看报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时候看”的境界。因了这种表现，很快被晋升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负责人的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联大史册上都留下了车载斗量的资料，很难一一详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所谓“斗”，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演讲、宣言、通电、出壁报、演话剧等，以此作为投枪、匕首外加手榴弹，和国民党集团与国民政府斗，直至斗出了一个学潮汹汹，游行队伍接连不断，反政府口号响彻云天的局面。

既然民盟诸将皆喊着口号公开“斗”将起来，那么被“斗”的一方也不能闲着，开始进行反“斗”。双方皆立下宏愿，决心“斗”出一个“名堂”，若无名堂皆不罢休。对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谓闻一多、罗隆基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此后特别送给闻氏一个新的绰号“闻疯子”，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个“疯子”为首的“斗士”们予以“膺惩”。此时，闻、吴等人已“斗”出了经验与胆识，并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

据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回忆说：“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青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青的国家，苏联才是年青的国家。”于是二人当场争吵起来，欢迎会变成了吵闹会与叫骂会，联欢变成了联斗。北大复员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杨氏被学校的一批新贵与中共上层贬于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中一个暗结就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与新贵们发生冲突有关。当然，这是后话，而对于闻一多越来越露骨的政治态度，吴晗曾不无得意地举例说：“就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