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毕业典礼，刘文典没有应邀参加，他只在自己租赁的那间寒舍前，孤独而凄然地眺望着昔日的同事与学生悄然远去。而把刘氏一脚踢走的闻一多同样没有出席典礼，对他来说，联大的毕业典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青年学生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当此之时，他正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联于云南大学至公堂“青年运动检讨会”上，胡须抖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又说：“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

说到此处，闻一多两手按着桌面伸头环视一周，又呵呵两声，接着说：“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什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

闻氏的演讲令全场为之大哗，有人拍手称快，高呼过瘾；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更有反对者当场予以指责，随后在《光明周刊》《民主与时代》等刊物上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劝闻一多照着屈原的法子，赶快跳昆明湖自尽，甚至把闻的暴躁性格与激烈言论，归结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时，在昆明的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贴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标语和壁报，谓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支部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就是闻一多，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并张榜悬赏40万元收买闻一多人头一颗云云。

1946年5月5日，闻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了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在昆的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会议，梅贻琦受邀出席。席间，闻一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众人愕然。

5月7日，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闻一多全家为之送行，双方颇为伤感。一年后，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忆说：“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

就在吴晗离昆前后，闻一多接替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一职。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多遭击，倒地毙命。

闻氏死时尚不足48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对闻的回忆，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往往夹杂党派色彩与即兴发挥的渲染成分，甚至如吴晗在狂呼一些空洞的口号之中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成见与政治成分。而梁实秋的回忆无疑是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理性与符合常情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抵估。

1899年出生的闻一多，于1912年自湖北浠水考入清华学堂读书，这年他13岁。闻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后来曾开玩笑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闻一多听后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闻入学前没有读过英文，在清华头一年功课不及格被留级一次。留级后的闻一多被编入了1921级，又称辛酉级，与原本低一级的罗隆基成了同级同学。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虽然位居城内的北大是策源地，但坐落在郊外的清华紧跟而上，成为积极参与的中坚力量。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为陈长桐，此人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魅力，后来被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取而代之，罗成了清华的新一代学生领袖。罗氏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风头极健，是个天生搞政治当政客的人物。闻一多虽热心运动，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所做的大都是撰写通电、宣言，制作标语等文书类的工作。那时的闻一多身上还多带有湖北乡巴佬的气息，不善演说，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时满脸涨得通红，如同茶壶倒饺子——肚里有货，就是倒不出来。学校当局处于政府及各方面的压力，对学生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不满，时任清华校长的张煜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下令关闭电灯，欲派人强行驱散学生，众人并不理会，点燃早已准备的蜡烛继续开会。有几个望风放哨的学生突然发现会场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遂一拥而上当场捉捕，经盘问方知是校方特意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特务人员。——此事尽管有些蹊跷，但还是引起了学生众怒并引发了驱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走后，又来了一个金邦正，学生不满，再赶，再走。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有消息传入清华园，说此人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属政客与街头小混混儿之类。于是舆论哗然，清华学生公开表示反对，罗忠诒未能走马上任即已去职。在短短的几年内，清华三易校长，其情形在教育界实不多见。本来清华学生在校学习八年就可毕业“放洋”，但是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派兵镇压以马叙伦为首的北平八校教授索薪斗争，并殴打索薪代表，遂演成“六三”惨案。面对被胡适称为“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的悲剧，北京市学联决议全市罢课，以示反抗。罗隆基、闻一多等29名辛酉级毕业班学生坚持罢课而拒绝参加出洋前的大考，结果被校方分别给予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根据悔过表现方得以赴美。故罗隆基有了“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自诩，同时也有了闻一多清华十年的特例。

1922年2月，闻一多屈服于家庭压力，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北浠水巴河镇望天湖畔的闻家铺子村，与邻村一位姨妹高孝贞小姐结婚。高氏出身乡村小官僚之家，自小在家乡小环境里长大，所受教育不多，粗通文字，但陈腐朽旧的封建礼教却被强灌了不少，从既要“孝”又要“贞”的名字上，即看出为其取名者的苦心与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锤炼。一个月后，闻一多独身一人返回清华，在自己与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里继续过他的单身诗人生活。时已与闻成为诗友的梁实秋回忆说：“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半年后的7月16日，闻一多与罗隆基等辛酉级被迫留级的29名清华学生，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放洋”生涯。

抵美后，闻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授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一年后，又到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院校转了一圈，所学专业仍是美术，但更多精力却放在诗歌的学习与创作之中，其间有《忆菊》、《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诗歌与诗集《红烛》在国内问世，引起青年人的追捧，从而奠定了其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1925年6月，闻一多结束了学业，但没有得到任何学位，遂怀着一丝惆怅与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与余上沅、赵太侔等同学离美返国。未久，在好友兼诗友，当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引荐下，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时任艺专校长的是章士钊的亲信刘百昭，也就是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被鲁迅称做“率领男女武将”把刘和珍等学生强拖出校的那个“活宝”。尽管闻一多看不上刘百昭辈张牙舞爪的模样，但未敢造次，正如梁实秋所说，“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只好暂时隐忍，以作权宜之计。1926年4月，奉系大军杀出山海关攻入北京，其间枪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等，大肆迫害文化名人，整个京城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况。加之北平八校欠薪与艺专内部风潮迭起，派系倾轧纷争越演越烈，闻一多彷徨无主，乃辞职返回湖北家乡暂住。之后又流亡到上海，在好友潘光旦等人的帮助下，到张君劢创办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半年后离去，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求职谋食，先后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受杨振声（字金甫）之邀，与留美归来的好友梁实秋同去青岛大学任教。闻氏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任图书馆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早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受渐进改良主义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主义只教导国人如何去破坏砸碎这个世界而没有建设，是十足的败家子与胡闹台。待“放洋”美利坚，很快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编辑出版《大江季刊》，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艺主张，闻一多在这个季刊上发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诗篇。1925年回国后，闻仍对政治仍保持极大的热情，曾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反共反苏急先锋李璜联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据后来迁往台湾的李璜回忆：“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平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注销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吧。’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吧！’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吧！如何？’”

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表面上谓李璜是一介书生，实则对其颇为敬重，并一度称其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雄，他决心追随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与共产党分子较量一番。闻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道：“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

在大批生力军到来之前，闻一多单枪匹马于月黑风高之际，以狂热的激情几次参与国家主义派系分子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大打出手。闻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此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苏俄进兵东省大会……（有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出言不逊，有如大汉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折鼻端而已……”

如此这般闹腾了几年，转了一个圈子来到青岛大学，闻的政治思想与态势仍未改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攻占沈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张学良密令所部不战而退，整个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面对东北父老的声声呻吟与飞溅的血泪，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学界师生慷慨悲鸣，要求抗日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翻滚沸腾，呈风雷激荡之势。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放弃不抵抗政策，立即发兵北上，打出关外，收复东北全境。青岛大学的左翼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加入到这股洪流之中，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号召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组织由179名学生组成的“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是在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之时，青岛民众与正义师生发出的第一声抗日的呐喊。

意想不到的是，此举竟遭到学校当局大肆阻挠，校长杨振声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当权派公开表示反对学生此次爱国行动。据梁实秋回忆：“在校务会议中，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这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识大体的妄举狂言，立即激怒了学生，引爆了大规模学潮，双方矛盾更趋尖锐。梁氏又说，当“开除学生的布告刚贴出去，就被学生撕毁了，紧接着是包围校长公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也会因此而和学校当局龃龉。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曾和校内党部发生冲突。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后来召请保安警察驱逐捣乱分子，警察不敢进入党部捉人。这时节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苍白，两手抖颤，率领警察走到操场中心，面对着学生宿舍，厉声宣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学生气馁了，警察胆壮了，问题解决了。事后他告诉我‘我从来不怕事，我两只手可以同时放枪。’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

在梁实秋的笔下，张道藩的出场如同武侠小说或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刚健豪迈，气势恢弘。但在许多人的笔下，张道藩是一位政客、小丑加色鬼一流的角色，除了以权力和金钱勾引徐悲鸿夫人蒋碧徽和投机钻营当上中央宣传部长，其他的一切更是龌龊下流，不足道也。而在这次青岛大学的风潮，张道藩所起的压制作用并不像梁实秋吹嘘的那样大，最后的结果是以杨振声宣布辞校长职并出走北平而使风潮暂时平息。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陈梦家进入青岛大学，整个形势又生发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