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校园内外留下的一连串颇有点“水浒”气味的传奇故事，据当年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刘文典在讲课时也别出心裁，自成一格，成为学生难得一见的“另类”。每逢上课，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讲堂的桌上。刘氏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曾不理会下课铃响与否，有时一高兴讲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意犹未尽地勉强结束。有一次上《文选》，刚上了半小时的课就结束了上一堂课的内容，本来接着要讲下一篇文章，但刘却突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众人不解况中之味，只好散去。到了约定之日，学生们才知那天乃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要在月光下开讲著名的《月赋》。到了傍晚，只见清扫一新的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大师一身长衫端坐桌前，在一轮皓月映照下大讲《月赋》之韵味，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瞧个稀奇。刘氏一看众人围将上来，且越围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说书艺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角左右摆动，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把众人引导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一别出心裁的形式，颇受学生欢迎。以此为引子，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内竟掀起了一股《红楼梦》热潮，此热潮最早由吴宓的学生、联大外文系教授、留德博士陈铨发起，吴宓帮着张罗。陈铨本人是位作家，曾以剧本《野玫瑰》闻名于当世，且在重庆等地掀起被批判讨伐的波澜。据吴宓1940年4月11日日记载，陈铨于当晚在大西门内文林堂讲演《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强烈，“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陈铨的演讲一炮打响，令吴宓等人极其兴奋，很快在联大成立了一个“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以吴宓、陈铨、黄维等欧美派教授为核心人物，开始于不同时间、场合演讲《红楼梦》，热潮随之掀起，渐渐从联大校园内漫延至整个昆明城，演讲受到各阶层人物的追捧。当地新闻媒体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抓住这一话题趁机炒作，使“石社”与《红楼梦》热潮持续升温。作为这股热潮核心人物之一的吴宓，还受昆明电台之邀，专门演讲了二十分钟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80元。当时昆明一碗面的价格是2元，吴一次演讲所得相当于40碗面条，其数量不算太多，但对穷困的教授来说，也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灰色收入”了。

在红风梦浪吹拂下，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内心也骚动挠痒起来，经不住师生们再三鼓动，毅然走出几间租住的小土屋，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了。以吴宓为首的留学西洋的“海龟”，对红学的研究主要从西方文艺理论着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加以阐释。演讲者差不多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气度轩昂，一副绅士风范。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则白发飘零，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根比胳膊还要长的竹质旱烟袋，摇摇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与西洋派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刘氏往往采取自清代兴起的惯用手法，以传统的“索引派”为正宗，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进行“寓言式”破译，甚至穿凿附会地“顿悟”。据当年听过吴宓与刘文典演讲的学生回忆，吴、刘二人对《红楼梦》的另一个不同讲法是，吴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解时，往往把自己摆进叙述主体之中，时常来一点“现身说法”。由于他内心对梦中情人毛彦文有始终挥之不去的情结，因而在演讲中经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彦文的情事抖搂出来，成为学生们记忆中的一个亮点。如有一晚上，吴宓本来是主讲《文学与人生》课，讲着讲着头脑一热，嘴巴失控，扯到了《红楼梦》并将自己摆了进去，大谈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识彦”之往事。听者拥塞。于是，在西南联大的红学讲演热潮中，骤然兴起了两个不同派别和不同的阵营。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以其孤傲张狂的性格，一开始就摆出与吴宓等人“唱对台戏”的姿态，在两军对垒中欲利用“索引派”的秘传绝招后发制人。最初的一次讲演，组织者考虑到刘氏可能不是吴宓等人的对手，为避免在华山论剑中败下阵来当众出丑，专门按排在一个小教室开讲。想不到来者甚众，只好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方得以如愿。刘文典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直令众生听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刘氏随之声威大震，云冠一时，大有将以吴宓为首的几只西洋“海龟”斩头揭盖下锅烹煮之势。之后的日子，每逢刘文典讲演，听者云集，呈翻江倒海之态势。据亲自聆听的一位联大经济系学生马逢华回忆说，刘文典一出场就摆出不同凡响的名士派头，事先由组织者在校园里广贴海报，时间定在某日晚饭之后，地点在图书馆前的广场。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由于经常停电之故，讲台上已燃起烛光，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烛光摇曳中，但见刘文典身着长衫飘然而来，如仙人降世般在桌后落座。这时，有一身穿长裙，容貌靓丽的女生扭动细腰，满面桃花状为其斟茶。刘文典从容端杯饮罢一盏茶水，像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像戏台上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停顿片刻，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儿来，刘氏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说罢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起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扭头环视四周，慢条斯理地问道：“为何我要专写这四字，其中必有隐情奥秘所在，有奥妙啊！”见众人皆为这一噱头提起了精神，后面围得成行成片的观者跷脚仰身伸着干树枝一样细黑的脖子等着听“下回分解”。刘大师摆开架势，以“索引派”手法破译这一“寓言式”的四字密码。

按刘文典的解释，作为皇妃的贾元春还在宝、黛二人情窦初开时，就不赞成二人相爱。《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大观园中各处山水楼台题的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字，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贾政听罢，即刻令人改换。元春为什么要留“花溆”，而独去“蓼汀”？这是因为“花溆”的“溆”字，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就是“林”字。由此可知，贵为皇妃的贾元春在省亲时，就暗示她属意的是薛宝钗而非林黛玉。——这位贵妃的一句话，贾、林二人的情爱悲剧也就算坐实了。

刘文典此说一出，众人无不称佩，皆日这次遇到了“真宝玉”，刘教授不愧为国宝级的大师也！

与其唱对台戏的吴宓平时对刘文典的学问极其服膺，除经常混迹于学生中间听刘氏讲《庄子》，并呼曰“高见甚是”外，还经常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交对方修改，润色，每与同事交谈，对刘文典亦颇多赞誉。此次见文典以摆擂台的方式，用另类方法开讲《红楼梦》并在联大师生间引起轰动，禁不住好奇之心，也借着朦胧的夜色夹杂在学生之间前来探望，以窥对方虚实。吴在1942年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说：“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从简短的记载看，这次刘是在屋内演讲，因下雨打雷之故，刘文典的派头和所讲内容没能尽情展示，所以吴在日记中没有记述其声色情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吴宓前来的目的除了探个究竟，或凑个热闹，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追寻“花姑娘”方面，其他的一切也就顾不得了。在另一次日记中，吴宓明确记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这一简短的记述显然用的是春秋笔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谓多矣。据西南联大史家、云南昆明人余斌教授考证，日记中的“琼”，即联大生物系女助教张尔琼（南按：后有一段时间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若即若离，不愿发展恋爱关系。而“雪梅”则是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这个晚上吴本来是携恋爱中的卢雪梅去听刘文典讲演的，想不到吴端着饭碗里的肥肉还想着锅里的骨头，到了会场又开始搜索其他目标，并有幸发现了昨日情场追逐过的猎物张尔琼，于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马地来回打起转来。——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时候，被时人称之为“国宝”的刘文典，即是把天上的星星讲得掉下来，且变成一堆陨石落到吴宓的头上，恐怕吴氏也无心思去关照了。当然，刘文典的“对台戏”也不是经常出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因为此时整个联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根端贫困，他必须像其他教授一样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寻找额外创收的路子，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与其他教授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刘文典的鸦片瘾自离平抵达蒙自后再度复发，于痛苦难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钱穆语）恶习复发后，刘也就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大吸特吸起来，遂在江湖上有了“二云居士”的雅号。所谓“二云居士”，如周作人在回忆刘叔雅一文中所言：“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在物价飞腾，师生啼饥号寒的昆明，刘文典以一个穷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还要购买闻名于世的云南烟土与宣威火腿享用，大笔的资金如何解决？这就成为到昆明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幸的是，刘氏在天下儒林中名声响亮，当年被蒋介石所打的两个耳光，经过坊间不断加工传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声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与筹码，仿佛介公所赐的不是两个响亮耳光，而是两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着“刚正不阿”、“英雄豪杰”、“国之瑰宝”之类从字缝里难以找到的若隐若现的模糊图影。

故若谈起联大刘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皆以知晓其人或与其人相识为荣。出于对其声名的仰慕，加之刘文典本人又善于书写表、志之类的旧体骈文，正合了一些旧官僚的心意，这才有了钱穆所言“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以酬谢的局面。钱氏所说的“皆争聘”或许有些过誉，像此类事在当时的联大校园中比较敏感，获利者不便公开宣扬，别人亦不便做深入调查研究，只凭同事间口传耳闻，有些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不过刘文典以这项手艺挣得所需的鸦片与火腿钱，当是不争且公开的事实。据吴宓日记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几杯浊酒下肚之后，就听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后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其间提到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主持云南《大理县志》的编辑事宜，得款近十万元。稍后“又传典撰、炜写缪云台母墓铭，典得三十万元，炜得十万元，未知确否”。

吴氏日记中所说的“典”，即刘文典，“炜”即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的著名书法大家胡小石。缪云台乃当地著名财阀，曾做过云南省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等职，时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宓所记的“未知确否”，当是拿捏不准，不敢妄下论断，因为30万元酬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年后，西南联大研究专家余斌教授认为：“假定确有其事，数额怕没那么大。罗常培主编《大理县志》（确有其事）得款才‘近十万元’，刘文典名气再大也不至三倍于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摆在那儿。再说胡小石的书法虽然十分了得，‘写’一下总不能和编一部县志等‘量’齐观吧。”余氏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缘于双方作品的“量”不能“齐观”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时并不以量的多少来论，文学艺术毕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产品，注重的应是质而非量，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钱价格论，与刘文典、胡小石同辈的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书画大家，所画之鹰、马，要比活蹦乱跳之鹰、马，无论是现大洋还是人民币或日国际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钱得多。而荷兰画家凡·高的一幅《向日葵》在一次拍卖会上，则拍出了相当于两亿人民币的价格。假如有一地主雇一群打工仔在田园里真的播种几十亩甚至上千亩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经历多少个日夜，收获多少火车轮船，才能卖得出凡·高这一幅画的价格。由此推知，凭胡小石在书画界的名气和地位，“写”一下就等于罗常培编一部志书的稿酬，未见得就绝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为，而比胡氏世俗名气大得多的“国宝”级的国学大师、具有“活着的庄子”之称的刘文典，所得几十万元丰厚酬金也就成为可能。否则以吴宓之性情，不会不在日记里直接加以否认，而只作“存疑”处理。据时人回忆，抗战期间刘文典在昆明名气之大，可与“云南王”龙云相提并列。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但云南的两个人却不禁止，一是龙云，再一位就是刘文典。如果此说属实，可见刘文典确是十分了得。除为旧官僚写谀墓文换取酬金以应付生活所需，刘文典还以真挚的情感，为国军阵亡将士撰写了大量诗文。1941年3月，国民党陆军第五集团军第三军在山西境内与日军作战，被集结的25万日军合围于中条山。中国军队与日军战至5月10日，日军攻势凌厉，国军伤亡惨重，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收到撤退电令时，已陷入重围，只得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延至5月11日，第三军伤亡过半，四面受敌，粮尽援绝，后路已断。在这危急关头，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战场上的国军4位上将之一。唐淮源阵亡后，1942年2月2日，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他的家乡云南省江川县政府奉令于县城东门营建唐公祠，供奉唐将军牌位及肖像。除国民政府主席与龙云等党国大员赠送匾额外，江川县政府还专门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为这位被誉为“名将风范”的“滇军完人”书写“唐淮源将军庙碑”碑文。刘文典欣然应允，且表示义务撰写，以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尊崇。

“公资天地之正气，体皇灵之纯粗，纂先民之高节，蹈前修之盛轨。”“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唐淮源将审庙碑”碑文文辞肃穆，情真意切，道出了书写者对抗日英烈的景仰缅怀之情。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陆军第八军奉命从保山开赴龙陵，增援滇西远征军左翼，担负攻打松山的任务。从当年7月到10月，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该军最终克复松山，全歼日守军。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在昆明的刘文典面对敌人日落西山的结局，夜不能寐，遥望西天，念将士之奋勇，思国势之转机，挥毫写就了颇有高适、岑参“边塞诗”风格、散发着铮铮铁骨之音的《天兵西》

雪山百尺点苍低，七萃军声散马蹄。

海战才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

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平生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鼙。

抗战胜利后，昆明圆通山建成“陆军第八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刻有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刘文典这首饱蘸热血与泪水，激情飞扬，气壮山河的《天兵西》，一同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就是这样一位性情狷介、狂放不羁、赫赫有名的刘文典，没想到一不小心栽到了闻一多手中，且终生被困缚于西南之地未得北归，令人至堪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