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胜令梅贻琦大失所望的是，事情并不如闻一多、潘光旦所说的那样有所“转机”。当他于17日上午10点冒着寒风冷雨，哆嗦着身子与傅斯年同往联大新校舍察看，竟没有一个上课的人影。于是，二人在失落中张皇，于心虚中调整。下午3点，梅以懊丧沉郁的心情约教授会同仁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及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继梅贻琦之后，傅斯年起身以哀婉的声调说道：“为学校前途和为学生命运计，在万般无奈，无所希望中，作为校务负责人，我们只能引咎辞职，别无他法可求之。”说到这里，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手绢不住地擦拭着，欲述而不能语。受梅、傅二人情绪影响，许多教授对学校前途悲观失望起来，于是纷纷提出辞职。面对此情，向来与闻一多、潘光旦等站在一条线上的张奚若适时地站起来对众教授道：“何必呢，我们应该尽力地挽留梅、傅二常委，凡是慰留常委的都请站起来。”如此一说，茫然四顾的教授们不得不站起来表示慰留，梅、傅二人也只好半推半就地表示打消辞职之意。

带有表演性质的茶话会尚未结束，有人提议转开本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梅、傅二人表示同意，教务长潘光旦等签名，入会者达88人，由周炳琳任会议主席，闻一多仍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会上，围绕复课与惩凶问题再度展开辩论，以傅斯年为首的大多数教授都主张复课日期再延长三天，诸位应劝导学生于20日一定复课，如介时仍不能复课，则“教授同仁只好辞职”。

针对这项提议，闻一多、潘光旦、钱端升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一个反提议，即“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不能办到，则全体辞职”。这个反提议再度将事情绕回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的“先复课再惩凶，还是先惩凶再复课”的老路上来。于是两派之间就这一提议和反提议，你来我往拉锯式地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争吵未分胜负。傅斯年气喘吁吁，用他那庞大的烟斗不耐烦地敲得桌子“啪啪”乱响，而闻一多则不时地放下记录的笔杆，手攥比傅氏小一号的烟斗，边抽边与傅展开激烈论争。相互之间越争越恼火，越论越偏离主题，闻一多在猛吸了一口烟后，对傅斯年大声道：“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山呼万岁！”据当时出席会议的张奚若说，闻一多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有人知道的。于是，张与其他教授开始劝解，谓“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云云，意在指责闻一多有些过分。而此时的傅斯年脸涨得比猪肝还要黑一大半，沉默了足有两分钟，突然站起小山一样的躯体振臂高呼“先生们——”略作停顿后，又用一种颤抖的声音急促地喊道：“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接着又高呼：“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面对傅斯年的叫骂与呼喊，闻一多忽地站起，怒气冲冲地对傅道：“我就是布尔什维克！”意思是你想怎么着？这一极具挑战意味的口气，令傅斯年更加暴躁狂怒，他把大字号烟斗往桌上“砰”地一摔，剧烈的碰撞使烟斗蹦跳着带动风声从冯友兰耳边擦过，冯氏为之失色。傅斯年复大声喊道：“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这一声明显带有颤音的叫喊，在场者大为震惊，众人用一种近似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北京游行队伍总指挥、目前的联大常委兼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心中百感交集，大有今昔何昔之慨。当众人把傅斯年强行按回椅子上，坐在身边的冯友兰伸过脑袋，悄悄对傅斯年半开玩笑地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傅瞥了一眼冯友兰，铁青着脸，只顾猛喘粗气，话已说不出来。

此次会议在无休止的吵闹中总算熬到结束，最后形成三项决议：大意是：本会代表于明日起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其意见。担任书记员的闻一多在关键的第三项中记录为：“本会认为本星期四应行复课。”会议主席周炳琳在审查中认为该记录不够明确，乃改为：“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仁只好辞职。”但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只要星期四（20日）整天中有一个学生上课，教授就不集体辞职。”

闻一多等人一直吵闹坚持的那个反提议方案，在本次会议中遭到断然否决，未能写入会议记录。对此，中央社昆明分社于当日发往重庆的电讯稿明确说道，“今下午全体教授会议中，两常委报告此次经过后，各教授一致坚劝勿辞职，并决议于18日全体教授再劝导学生一次，如在20日不复课，即总辞职。同时亦希望政府早日罢免李宗黄”云云。

教授会在纷乱争吵中形成的这个决议，依然没有得到学生自治会代表认可。梅、傅等派出各系主任与大批教授加紧做学生的劝导工作，姚从吾等国民党联大支部负责人全力以赴，集结校内党团力量，或明或暗地对学生进行内部拉拢、分化、瓦解，各派力量皆憋着一股气进行最后一搏。此时，眼看杜鲁门总统已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的专机已在中国落地。对国民党政府而言，昆明学潮问题已到了必须摊牌的最后关头。

12月18日上午，卢汉给蒋介石发出特急密电，称：“对于学潮最后之处置工作，业已就绪。”目前“作最后努力”。并暗喻，如果劝解失败，即以武力解决之。

刀已出鞘，箭在弦上。

12月18日下午3时，蒋介石给朱家骅发出一封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红印的“国民政府代电”。文称：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除电昆明卢主席查照办理并一面仍准备军训办法候令实施外，希知照并速密知各校当局为要。

中正。（三十四）亥巧。府军信。

朱家骅接电后，见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意识到蒋在极度的忍耐中作出让步，悬着的一颗心遂稍稍缓解。他把蒋令转发昆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与霍揆彰诸军政大员，特别强调在“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的问题上，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三思，不可贸然动武，以免重蹈李、关之覆辙。同时，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恳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

朱家骅在重庆与昆明间全力调和，傅、梅二人与联大、云大的多数教授亦积极运作劝导，学生自治会开始松动。中共联大支部负责人洪德铭找到闻一多，正式委托闻单独会晤梅贻琦，表示学生会方面的复课条件还可修改，争取梅打消顾虑站在学生会一边。闻一多当天晚上单独面见梅贻琦，并把学生会的条件向梅交了底。心中有数的梅贻琦与傅斯年商定，于19日再度召集教授会，通过了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周炳琳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其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如果取消此令，学生会减少敌意，事情可得缓解。卢汉听罢，极其痛快地允诺。政府当局作出了让步，布告贴出，学生方面也明显开始发生了分化。到了最后期限的20日，联大各系均有学生陆续到教室上课了。

面对这一动态，傅斯年仍心存疑虑，而暗中操纵联大内部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姚从吾却欣喜异常，兴奋起来，他当即发密信以邮代电致重庆的朱家骅，通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信中写道：“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二十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

既然部分学生已开始上课，就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这一情形，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还是昆明的卢汉与校方，不便再采取其他措施强令全体学生上课，只能静观其变，向各自期待的目标进展。其间姚从吾等指挥党团员加紧活动，对学生实施分化。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自治会一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反分化”措施，如此一来一往，使得占大多数的中立派学生进退两难，事情陷入胶着状态。如此连拖两日，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上课人数依然不到五分之一，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又沉不住气了。

22日下午3时，傅、梅二人再次组织教授会开会，由梅贻琦主持，朱自清等86人参加，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各路派系的教授积极献计献策，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形成决议：在17日会议中，曾有人提出政府将李宗黄先给予撤职处分，学生再复课，如不能办到，则教授全体辞职。这项当时未获通过的决议，兹补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此决议实际上既照顾了闻一多等人的强硬态度，又默许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对于这项决议，学生自治联合会方面表示基本满意，中共地下党联大支部与民青组织负责人洪德铭认为，闻一多“确在这里立了大功”。为表明校方态度，由教授会决议，授权梅贻琦向学生自治会发表书面谈话，梅在谈话中称：“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对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代表面加告诫，对于上课同学不得加以阻拦或采取其他行动。乃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以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本人决将执行学校纪律，严予惩处，以维持秩序。”22日晚，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教授会，学生会又有函，报告‘罢联会’对于复课条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结束者。闻未到会，派寿民暂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允。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此时的傅斯年认为大局已定，自己无须久留，但梅贻琦等人却颇不情愿傅在事情未明确之前过早离开。从梅的日记可以见出，内中透出一股独木难撑、孤苦无助的苍凉。

令梅贻琦出乎意料的是，事情正朝着他期望的目标急速进展，并且急转直下。

21日，马歇尔由上海飞至南京，与蒋介石举行了首次会谈。处于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尽快平息学潮的考虑，同时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蒋忍痛割爱，电令李宗黄速赴重庆述职，并于23日电告卢汉，对昆明学潮问题应“忍让为怀，谨慎处理”。

同样是对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调处”的事实，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也迅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从重庆发来的紧急密电，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也就是说，此事闹腾得差不多了，该收摊打烊了。

12月24日，李宗黄卷起铺盖，在万众声讨中黯然离开昆明飞赴重庆。

同日，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明确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将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等。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了这一消息。

25日，昆明学生“罢联”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忍痛抑悲，停灵复课”，昆明各校学生即日复课。至此，持续了一个月的罢课风潮算是暂告一个段落。关于这一事件得以平息的头功者属谁，当时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有一份秘密报告：“傅斯年博士至少把局势控制住了。无论是云大的熊校长还是联大的叶企孙代常委都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性。”这个结论不能说全面，但还是较为恰当的。

学潮暂时得以平息，但整个“一二·一”惨案还没有了结，尚有四具冰冷的尸体还躺在联大图书馆漆黑的棺材中。而四具黑棺外加一条吊在梁檩上鲜血淋漓的大腿标本，皆由学生自治会掌控。昆明学潮能否再度爆发，四具尸体一条腿到底何去何从？就看两个月内重庆国民政府对李宗黄的处理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