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处心积虑铲除龙云这块心腹之患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在名义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重庆签订，并于12日正式公布。国民党同意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以及承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导地位。

10月11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大员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飞往延安，国共双方为时43天的和平谈判告一段落。

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国民党将领发布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蒋所谓的“剿匪”，自然是指围剿共产党部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导火索再次拉开。

就在中国大地硝烟骤起，国共两党操枪弄炮再度展开血战之时，在新一轮隆隆炮声与哀号哭喊声中，急不可待的西南联大师生提出尽快结束当前之局，三校分家，各自复员北上，早日回归梦牵魂绕，阔别八年之久的梦中之都——平津两地。继蒋梦麟之后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于1945年10月21日抵达昆明与梅贻琦会晤。并对联大作短暂视事，商讨学校复员北归事宜。按当时平津校园情形与国内险恶的局势以及交通状况，傅斯年与梅贻琦二人意识到此时北归绝无可能，至少还需要半年方可复员，因而决定下学期继续在昆明开课。

1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刚由东北抵渝的杜聿明，听取他派人侦察营口苏军司令已撤走，中共军队接收营口而不能在营口登陆的报告。对此，蒋介石明确指示：第一，先以两个军兵力从山海关打出去；第二，建立东北地方武力，按9省2市收编伪军11个保安支队协助国军防务；第三，委派9省2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发动敌伪残余向中共控制区扰乱。《双十协定》可当做手纸扔进小壕湾儿，指挥所部进攻共军所控制辖区。随着一连串密令发出，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为此，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议，并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报告，称要“建立必胜信心”，并加紧调兵遣将的步伐。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用于围困、进攻共产党部队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80多万人。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共方面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人数约10万人，3个月后增至50万人。国共双方各不相让，交火不断，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11月19日，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消息传到昆明，各校学生反应强烈，蠢蠢欲动。中共地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抓住时机，决定立即出马，悄悄地潜入校园，暗中支持学生运动。此时的西南联大三个常委均不在校，张伯苓一直是名义上的常委，常驻重庆，对联大事务很少过问；梅贻琦正在北平接收清华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傅斯年正满头大汗地穿行于北平与重庆之间，忙于北大复员事务。梅贻琦离昆之时，按照老规矩，把校务交与清华的二号人物叶企孙代理，而叶氏是位办事低调，不喜声张，更不乐意多管闲事的理科教授，在三校即将复员之际，名义上是代理常委，实际只是勉强维持大局而已。想不到就在这个空隙，蒋梦麟离职前所担心的学潮爆发，震惊中外的血案发生了。

11月24日，云南省民代主席政厅长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根据谍报人员及军警情报部门的报告。得知“联大等四大学校之奸党分子，拟于明（廿五）日召开时事讨论会，并欢迎各界参加，许自由发言，其目的为举行签字反美游行示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事情”等。李、关等人闻讯，紧急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堵截方案，随后在学校和新闻媒体张贴、登载布告：“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同时强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以礼堂装修为名不借给会场。组织演讲的学生自治会见状，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操场进行。云南地方当局得到情报，见无法压制，乃决定派人暗中操纵会场，防止学潮爆发。

11月25日晚，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的反内战时事演讲会，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如期举行，会议特地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尚钺、闻一多、杨西孟等教授发表演说，到会师生6000余人。学者们相继登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意见，呼吁制止内战，强调“内战必然覆灭中国”，“中国需要建立联合政府，要进行和平建国，督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兵”，“撤换赫尔利、魏德迈”云云。

当几位教授正讲得面酣耳热之际，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第五军邱清泉部悄悄包围了联大校园，并发射机关枪与小钢炮进行威胁恫吓。一时间，围墙外枪声大作，子弹尖叫着划破夜空，会场出现骚乱。

正当师生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会场照明电源突然中断，操场一片漆黑，人群开始散乱。在会场即将崩盘的时刻，早有防范的组织者把事先准备的汽灯点燃，总算稳住了阵脚，经此一折腾，师生们情绪激动，心怀怒气继续发表演讲。未久，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短衣打扮的人跳上主讲台，自称“王老百姓”，呼曰“刚才主讲人所言纯是胡说八道，国内局势当系内乱而非内战，无须诸位在此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如此之内乱，党国领袖自当设法予以平息”云云。有人突然认出此人并非什么“王老百姓”，实乃驻昆明的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是也。想到墙外的枪声和断电等突发事件，一定是这帮军警特务暗中捣乱所为。于是，群起激愤，一片喊打，查宗藩看事不好，老鼠一样缩身弓背钻入人群，趁着短暂的混乱溜之乎也。特务们施尽招数而不能奏效，黔驴技穷，只能眼看着师生们继续演讲下去。当学生们高唱着《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于夜半散会时，突然发现校门口已被国民党军警封锁，门外军警如麻，枪炮林立，冰冷的刺刀在星光惨淡的暗夜里发着瘆人的寒光，架在墙头屋檐的机关枪正对准路口，不准外校师生通行。夜色沉沉中，军警们传出口令，如有胆敢外出者，格杀勿论。面对如此凶妄并带有血腥味的气焰，师生们不知如何是好，现场一时出现混乱，漆黑的大地人影绰绰，前拥后挤，一位女生被挤倒在地踩成重伤哀哭不止。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抖颤，激愤中有人高呼以罢课相抵抗，于是群起响应，仅联大学生当晚签名罢课者就达700余众。直到凌晨两点多钟，外校学生才陆续自农场小路经云大后门入城。

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了中央社题为《西郊匪警　黑夜枪声》的消息：

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据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沈沉回忆，经他事后调查了解，先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宣传人员炮制了这则消息，经总司令关麟征过目并同意后，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亲自送到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饬令立即转发各报社刊登。这则消息一经刊出，再度激怒了昆明各校师生，认为这是地方当局为掩盖昨晚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以莫须有的“匪人匪事”影射中伤当夜在联大操场集会的师生。盛怒中的学生决心以罢课表示对当局制造这一系列行径的抗议。于是，在整个昆明处于老大地位的西南联大学生率先行动，纷纷签名罢课。继而老二云南大学、老三中法大学，外加英语专科、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18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到28日，罢课学校达到31所。昆明学生自治联合会眼看学生们大规模闹将起来，且来势汹汹，气焰高涨，潜伏于校园的中共地下党人暗中鼓动指导，火上浇油，趁机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等五校为罢联常委，并发出了措辞强硬坚挺的“罢课宣言”。——一场规模浩大的学潮如同荒原上的熊熊烈火，在冬日的西南边陲燃烧起来。

一个月前，当气数已尽的龙云走下五华山，被迫飞往重庆后，处于大军围困中的昆明城始解除戒严。连日来惊恐慌乱的市民于迷茫中买来报纸一看，只见头版大字标题为：“龙院长今日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将由卢汉就任，在卢汉未到昆明之前由新任命的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许多人以复杂伤感的心情在庆幸“老主席没有被乱枪乱炮打死”的同时，对李宗黄卷土重来且代理省主席一职表示极大的愤慨。李是云南鹤庆人，属于蒋介石的铁杆追随者，江湖上人送外号“黄狗”或“黄鼠狼”。1927年国共决裂，蒋介石挥刀“清党”时，刚刚成为新生代“云南王”的龙云，感到椅子尚未坐牢，不情愿开罪共产党人为自己的统治添乱。对蒋的命令，常常故意拖延或拒不执行，一切全看对自己在云南的统治是否有利而决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天时、地利、人不和的特殊条件，在蒋介石下令“清党”最初的几个月里，云南的中共组织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而这年的8月，中共率领军队公开在南昌发起暴动，对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蒋介石于震怒中，下决心集中精力剿灭中共组织和军队。为了挟制龙云势力，经过反复权衡，特别委派自己的铁杆弟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陆军中将、云南籍的李宗黄赴昆“协助”龙云“清党”。李氏到昆明后，以朝廷监军的身份手摇上方宝剑，挟“龙王爷”以令诸侯，依靠云南国民党右派势力，私自成立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手枪队，专门用来缉拿追捕枪杀共党分子和追随者，四处进行白色恐怖活动。慑于李宗黄咄咄逼人的气焰和心狠手辣的剿共手段，大多数共产党人都离开昆明跑到乡间蛰伏下来不敢露头。时有昆明成德中学一共青团员学生名叫梁元斌者，在崇高的无产阶级思想光芒和革命热情激荡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革命加拼命精神，并不把李的手枪队放在眼里，坚持向当地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千条万绪，归根一条就是“造反有理”，等等。当一次在昆明武成路再度向过往群众宣传演讲时，被李宗黄部下特务跟踪监视。梁氏发现张着机头的枪口瞄上了自己的脑袋，才蓦然意识到对方的“花生米”大大地有，而自己肩膀上的肉球只有一个，一旦弄掉，再难生矣。惊恐慌乱中，梁元斌转身撒腿逃奔，当跑到一个小巷时，李的手枪队扣动了扳机，梁中弹身亡。

血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人暗中指挥追随者与当地群众抬着梁氏的棺材和血衣在昆明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宗黄！”“惩办杀死梁元斌的凶手！”等口号，同时派代表到五华山向龙云请愿。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心怀不满，更对李宗黄骄横跋扈的做派和不把自己这位“云南王”放在眼里而恨之入骨。如今见血案突发，民众抬棺而来，不胜狂喜。他意识到扳倒李宗黄，将其扫地出门的有利时机业已来临，遂强按心中的兴奋，在接见代表时先是以猫哭耗子状对青年学生梁氏的遇难表示悲痛，而后又摆出大义凛然状，表示支持群众的倒李行动，优抚梁氏家属等。此举给风头正健、耀武扬威的李宗黄当头一棒，而这一棒竟致李氏倒地不起。只有到了此时，李宗黄才深深地体会到：在云南这块地盘上有龙阎王坐阵，就没有自己这个小鬼掌控政局，随意把共党分子往鬼录上登载的权力。眼看自己翻身对抗无望，李氏思前想后，只好怀揣大丈夫不争一日之短长的远大志向，伏首认输，于悲愤交加中放弃云南，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回到南京中央党部蛰伏下来潜心修炼，等待日月变换，天地改色的时机再杀一个回马枪，以扳倒龙云，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诸侯王。想不到在他苦苦等待了18年之后，机会终于眷顾了他。

性格狷介但颇爱好舞文弄墨、扬风扎猛的李宗黄晚年有几部著作问世，其中在撰写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叙述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而让自己取而代之的细节。按李氏的说法，1945年7月16日，他在重庆被召到蒋介石官邸听命，蒋说：“志舟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在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难以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南按：李宗黄字）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给予他相应的制裁。关于这一件事，伯英兄有什么意见？”

李氏见蒋突然说出这番话，热血“嗡”的一下涌向头顶，顿时惊喜莫名，百感交集。但他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手，很快又冷静下来，不露声色地答道：“宗黄恭谢总裁栽培，可宗黄才薄力微，难以担当如此大任，一旦贻误军国大事，悔之晚矣。就宗黄本人看来，省府主席一职，宜考试院副院长周惺甫先生出任，宗黄可任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蒋介石听罢，稍愣了一下，随后模棱两可地说：“也好，伯英兄不妨问一下周惺甫，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他能让志舟引退，就让他来维持现状，稍过时日之后，再由伯英兄接任也可。”

李宗黄所说的这位周惺甫即周钟岳，号惺庵，云南剑川县人，白族，1876年生，自小有神童之誉，屡次参加考试均拔头筹。据说他在家乡读书时，当地一个土匪在剑川西南石宝山被乱枪打死，土匪的同伙估计与周钟岳家族有关，但又找不到确切证据，土匪们咽不下这口气，便想出一个办法，专程派人请周钟岳的父亲周之炳为亡者写一副挽联。周之炳乃清末秀才，喜诗文、善书法，在剑川一带颇有名气，对土匪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于是感到左右为难。这挽联是写还是不写？如果不写，后果明摆着，土匪们将以此事寻衅滋事，借机报复。而写，又写什么呢？阿谀奉承不是自己的性格，且周氏家族与当地百姓也不会答应。反其道而行之，内含讽刺甚至斥骂之语，正中土匪设的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老秀才左右为难，与几个文朋诗友在家中厅堂叽叽咕咕反复议论筹划而不得要领时，周钟岳放学回家旁听此事，瞪着小眼，脱口道：“这有啥难的，写就是了。”周之炳刚要为儿子的冒失而呵斥，身旁一老秀才和颜悦色地道：“说得轻松，你写一副我看看？”周钟岳并不顾父亲的脸色，走进书房泼墨挥毫，很快写就拿了出来。只见上面写着：“生死由天定，功过后人评。”横批是“呜呼哀哉”。众人一看，既惊且喜，老秀才周之炳也认为此联真是绝妙，透出儿子的非凡智慧，神情大振，拿起笔来挥洒而就，打发人送到土匪摆设的灵堂处。匪众们集中起来琢磨了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借机报复的事也只好作罢。因了这副对联，周钟岳的神童之名远播四方，并在当地民间长久地流传下去。

1904年，周钟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执掌云南省教育厅大印。辛亥革命后出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滇中观察使。1915年随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1919年任云南省代省长。1921年，任云南省省长。1927年因局势动荡而辞职，返回剑川静观待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李宗黄如是说，一是在蒋面前略示自谦，表明自己的风度和政治雅量。同时也吸取了以往在昆明的教训，看中了周的资历和在云南官场的老底火，想暂时找个依靠扶持一时，当各派势力安静后自己再设法登台亮相。蒋介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李宗黄得令后很快找到周，传达了蒋的意见。久经官场的周钟岳听罢，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替别人垫背的圈套，加之对李的为人处世尚无好感，乃断然拒绝。

7月21日，蒋介石再次召见李宗黄，李把与周钟岳的谈话结果和盘托出。蒋见周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遂冷冷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仍然由伯英兄回滇主政，等到我一切部署就绪，即日成行。请伯英兄严守秘密，积极准备。”

眼看大事将成，只迈一步即可登上省主席的宝座，李宗黄惊喜交加之情可想而知。想不到世间风云变幻难测，此事中途横生枝节，令李的大梦成了亦真亦幻的浮萍。抗战胜利后，卢汉带大军赴越南受降，因怕引起兵变，也为了暂时稳住龙云在滇的旧势力，蒋介石在幕僚策士们的建议下，突然改为卢汉接替龙云做省主席，李为代主席。对此变故，蒋对李的解释的是：“因为国军全面反攻即将全面展开，卢汉将随何总司令率部反攻，云南方面，在此过渡期间，我想暂以卢汉负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而以伯英兄任民政厅厅长兼代主席，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兄真除。这样的做法，对于政略的运用上不无裨益。”

蒋的意图很明确，龙云手下的头号干将卢汉做省主席只是一个“过渡”，并非长久之计，李需要暂时隐忍，到适当的时间再予以“真除”。也就是说等到国军受降结束，局势稳定，卢汉大军开赴东北，云南潜在的危险度过之后，再设法免去卢汉之职把李扶正。因了蒋介石的这个许诺，李宗黄才全力以赴助蒋赶走了龙云，自己轻装便捷，急不可待地来到昆明出任了省民政厅厅长、省党部主任兼代省政府主席之职，以待蒋介石不久为之“真除”。从李宗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完全相信蒋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后来也没产生过怀疑，因为卢汉不是蒋的嫡系，而自己却是其铁杆的心腹。

早在国民党“一大”时，李宗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但几十年打拼苦斗，却一直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和取得过一方诸侯的实权，眼看快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其兴奋激动之情自非一般政客和普通人所能领会。由于李心中怀揣着“云南王”的梦想，且头一次暂时充任掌控实权的封疆大吏，自然非常看重在这两个月代理的“政绩”。而政绩最能体现的就是临行前蒋介石授意他的“回云南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除‘三害’”蒋所指的“三害”，即民主堡垒、学生运动与龙云旧势力。由于李宗黄在昆明各派势力中名声不佳，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厌恶，而云南各高校一些中间派师生对李的所作所为与傲慢狂妄之态也表示了同样的反感。在这种境况下，李宗黄与当地各方势力的冲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