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一隅之地的云南，自抗战军兴，大批军政要员与学术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备受国人乃至世界瞩目。因了这一历史机缘与风云际会，云南省境特别是省会昆明，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史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发生，而这一切又同云南当政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27年5月23日，号称“南天支柱”的老派军阀唐继尧呕血而亡，继之掌握云南统治大权的是另一位实力派军阀龙云（字志舟），至抗战胜利将近20年的岁月里，处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直掌控在号称“云南王”的龙云手中。因龙云不是蒋介石拜把子的铁哥们和嫡系，云南省政府与蒋实际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矛盾不断。七七事变后，鉴于全国抗战热潮兴起和国难家愁，龙、蒋双方暂时保持了克制与忍让，龙云总体上维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体面，蒋介石也顺水推舟，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对龙云，二者暂时相安无事。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土地尽失，处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渐渐变为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突显，人的精神气脉也随之牛了起来。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昂头挺胸，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摆布，开始依托天时、地利之便，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自作主张，经常与蒋作对，双方裂隙再开，矛盾越来越深。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沦陷，龙云接收了大量由港岛撤出的“左倾”主义者，使云南变成了具有另类思想作风的亲共分子的庇护所和大本营，导致“昆明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国民党极为反感、经常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的罗隆基等辈摇身一变，成了龙云的坐上宾，开始在昆明指手画脚，四处招摇，煽惑众志，暗中闹了起来。而抗战时期迁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为另类主张者渗透的主要目标和联络据点。由于另类人士的鼓动串联，大批青年师生也开始趋向“另类”，由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慢慢向联共抗战、支持民主运动的方向转变，以致昆明出现了“民主堡垒”的时髦称谓。

珍珠港事变后，西南联大学生因陈寅恪下落不明，以及闻听孔家老少运洋狗等恶行，爆发了“打倒飞狗院长孔祥熙”的学潮。一开始，梅贻琦面对愤怒的游行队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电话给龙云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对方谅解，不要派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龙云一听是倒孔反孔运动，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灾乐祸，颇有些鼓动意味地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就行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派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跟在你们队伍后面，以防万一。”这样才有了联大学生大着胆子在街头游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拦的奇事。让龙云想不到的是，他与梅贻琦电话中说的这些密语，后来被蒋梦麟带到了重庆并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大为光火，在骂了一通“娘希匹”后，心中对龙云怨恨加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欲一举铲除共产党和延安边区政府，如果对延安用兵，就要严防后院起火，更不能容忍占据西南地盘的龙云继续和自己作对，遂下决心要在消灭共产党之前，先剪除这个阻碍党国军令、政令统一的已经发生癌病变、且向四周扩散的“毒瘤”。

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残部归国，蒋介石不但没有对杜的惨败问责，反而将其擢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扩编后的第五军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挥，协同防守昆明这一“堡垒”，同时暗中为剪除龙云这个滋生在党国身上的肉瘤作准备。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于兴奋中紧急召见杜聿明面授机宜：“你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同时叮嘱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杜聿明按照蒋的指示积极准备起来。

抗战末期，当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远东战线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仅克复了全县至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国军正调集兵力追击赣江下游溃退之敌，日军刚刚退至丰城一线。因而，胜利之际，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的一切人员物资，就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为防止中共军队趁机收编敌伪军并收缴其武器装备。10日晚，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沦陷区地下军与伪军听候命令，准许伪军以赎罪机会，不得接受非经蒋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军队收编。

就在重庆军民为日军投降燃放鞭炮、饮酒作诗庆祝胜利之时，延安方面通过无线电波得知了消息。在这决定国共两党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新的政治、军事目标。当天夜里，朱德以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地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动起来。

蹲在重庆官邸的蒋介石见毛泽东、朱德等人已对敌伪军全面展开了接收行动，震怒中于当日火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住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三、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

8月13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致电蒋介石，谓：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共产党发出命令招降伪军，此为吾人意想之事也。”这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谋僚唐纵8月12日在日记中发出的感慨。作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蒋介石，更应料到中共反抗的态度，但想不到会如此激烈，且不顾自己一国领袖的体面，竟悍然叫起板来。盛怒之下，蒋介石与谋僚们迅速商定对策，决定电召延安毛泽东邀请赴渝商谈国是，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一周之内拿出复员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员驰往后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权与财产。密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向华中、华北地区集结，火速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并设法阻止中共军队插手日军投降事宜。

8月15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之后，即致电南京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日军停止抵抗并派人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所属军队向日伪军进攻。

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1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但中共军队向日伪军进攻仍未停止。

对于中共表现的强硬态势，蒋介石手下的军政大员方寸尽失，竟不知如何应对。据唐纵8月18日日记载：“冈村来电，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为投降代表，并电称我国军在蚌埠、芜湖等各地袭击日军，请求制止。所谓袭击日军，便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于“上星期反省录”一节，列举了国民党最急迫的四条“要务”：

一、敌人最后的试练。敌人唱中日一体，大东亚共荣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于迫不得已……二、我国最后之试练。大规模受敌人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经验罕有，而遭遇的困难又重新揭起。这次受降的事，如果办得不好，将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之机运。中共抓着了这点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无所顾惜，如果把问题处理得好，国共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

三、失却宣传政策的失败。朱德在此次敌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极，乱发命令，抗拒统帅部，并且将荒谬电文擅发号外，宣传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　 　检扣，要请示总裁。如此小事，要请示总裁，要设部为何事，余诚不解。

四、……就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纷乱争吵中，中国抗战胜利受降事宜在全国军民与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受降——整个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由这里发端，随后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次芷江受降，国军高级将领本着蒋介石“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的精神，对已是胆战心惊、垂头丧气的日本小鬼还算客气，且表现出一种雍容文雅的“仁义之师”风度。被派往芷江商谈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总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等一行8人，面对中国政府显示的宽厚与得体的礼节，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后来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就在中国军队于盟军指定地区全面展开受降之际，蒋介石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忙碌中，仍没有忘记躲在西南重镇昆明的龙云这个心腹之患，他不露声色地下令把龙云的滇系主力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地方势力的二号人物、滇军将领卢汉（字永衡）率领开往越南受降。同时以军力不足为由，把驻防昆明的十九师龙绳武（南按：龙云的大儿子）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一并调去越南随卢汉受降。此次与卢汉一起赴越南受降的另有广东的第六十二军黄涛部，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一师戴坚部，总兵力为五个军、四个独立师，计约20万人。各部分别由滇越，桂越边境的莱州、河阳、凉山、龙凭四路入越，定于9月21日以前到达北纬十六度以北的顺化、河内、海防地区集合。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凡入越受降部队名义上统归卢汉指挥，实际上卢汉能够指挥的只是滇军各部，至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则负责暗中监视卢汉不得因后方有变而私自将军队开回云南的秘密使命，如发现卢部有可疑动作，立即以武力解决之。如此一来，龙云在昆明的兵力只有他二儿子龙绳祖名义上的一个暂编师，因一个团的官兵放假休养，实际兵力只是一个宪兵团和警卫营。中央军在昆明的部队由云南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坐阵指挥，可调动的兵力有邱清泉的第五军全部、青年军第二零七师、机场守备司令部四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四五万人的兵力。当卢汉毫无察觉地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告别昆明入越后，蒋介石认为解决龙云的时机业已成熟，只待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声令下予以擒拿。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事关国家大计”的和平谈判。蒋介石一边敷衍着谈判事宜，一边着手谋划彻底解决龙云问题。为了保守机密和麻痹外界，9月27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重庆悄然飞抵西昌作“短期休养”，住于邛海之岸西昌新村特宅。就在这处住宅里，蒋介石在苦心孤诣　 　 地构想如何对付毛泽东的同时，也在悄悄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宜。密谋后，蒋介石亲自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致杜聿明密信飞抵昆明，谓：“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击五华山。”

10月1日深夜，蒋介石派人携手谕通知住在重庆的云南籍政客李宗黄，令其翌日飞抵西昌，面授云南省政府改组机宜。

10月2日，蒋介石在西昌召开紧急会议，宋子文、陈诚、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等军政大员前往参加。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暂委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蒋的心目中，卢汉并不是既可靠又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云南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之卢汉又手握重兵，倘不以高官相安抚，很可能中途发生兵变。尽管有中央军暗中监视并随时以武力收拾，毕竟卢汉重兵在握，一旦动起手来，整个越南前线与西南半壁将陷入混乱，后果难以设想。为集中精力拔掉龙云这根眼中钉、肉中刺，根据孙子兵法所云“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只好暂时把一方捂住，许卢为省主席的宝座，以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目的。当天下午，王叔铭驾机载李宗黄、关麟征等人飞抵昆明，潜入岗头村防守司令部，将手令三件送交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内容为：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警备司令官杜聿明接受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受，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杜聿明闻讯，连夜召开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三项命令，并作了军事部署。

在此前的1945年9月下旬，龙云的谋士曾建议其提防蒋介石解决他的阴谋，中共地下党南方局昆明方面的领导人华岗也暗中告诉龙“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叫他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所有这一切，均没有引起龙云重视，更未作提防和应变准备。后来有研究者认为龙云过于天真，才导致兵变败北的下场，但在连绵战乱中成长起来的龙云，又何以会天真愚笨至此？真正的原因是龙云久在云南，且军政大权在握，在周围一片阿谀奉承中染上了沉沉暮气，才有了关键时刻不识时务地认为：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也到重庆会谈，全国已出现和平民主趋势，在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手的错误判断。因了这一错误判断，便放弃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指导方针，结果最后落了个“一手抓，一手都不硬”，倒地不起的悲凉结局。

龙云的所谓“一手抓”，是：卢汉率部人越前，龙、卢二人有一个城下之盟。龙告卢：“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卢曾信誓旦旦地答应人越滇军无论处于怎样不利的情况，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和牺牲，也要即刻反攻回昆救援，不辱主公使命云云。这个秘密协议不是凭空构筑，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龙、卢关系密切，二人同是云南昭通彝族，皆出身农家，自小生活的两个村寨只隔一座小山包。龙、卢又是至亲（南按：卢汉夫人龙泽清是龙云的表妹），早年双双投军。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二人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既然有了如此亲密关系，又有秘密协议，在这样的前提下，龙氏才感到高枕无忧，对蒋的阴谋未加任何防备。想不到正当他迷迷糊糊沉浸在美梦中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突然携密令驾机飞临昆明上空。从这一刻起，对龙云来说，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

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杜聿明怕按蒋介石指令，采取先礼后兵的战略，会引起一些纠缠不清的麻烦，很有可能贻误军机大事。于是他索性来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反其道而行之，先兵后礼，将这条“龙王”逼到干枯的绝地再作计较。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杜聿明步出大厅，望了一眼漆黑的夜幕，脸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转身下令所部开始攻击。一时间，枪炮齐发，昆明震动。正在家中熟睡的龙云突被枪炮声惊醒，猛地跳下床来，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龙公馆的警卫发现公馆已被包围，还有大炮对准公馆大门，值勤的侍从副官飞快奔报。回过神来的龙云深知大事不好，匆忙穿上衣服，老鼠一样“吱溜”从后门窜走，然后毛腰弓背，悄悄绕过劝学巷、柿花巷等大街小巷，借着夜幕独自一人步行上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在一片树丛中猫了起来。

未久，龙云之子、留昆滇军首领、暂编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闻讯率部封锁了五华山。另一滇军首领张冲也率部向五华山杀奔而来，意与龙绳祖部合兵一处共守省府。杜聿明部一看这阵势，遂以猛烈火力进攻昆明大东门，袭击五华山，并向已抢占北校场的龙绳祖部包剿而来。未战几个回合，龙绳祖军力不支，大部缴械投降。为速战速决，杜聿明指挥所部使用了大批美援武器如机枪、火箭炮、坦克车等重型武器，全力进击五华山。龙绳祖、张冲指挥驻防昆明各城门的宪兵一个团和五华山两个连的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因杜部火力猛烈，守军死伤遍地，不到一个时辰，守卫大东门城楼的宪兵队官兵全部战死。

炮火硝烟中，龙云如同一只受惊的野狐，悄悄爬出树丛，钻入五华山省政府大厅电报室，急促地命电报员向外拍发“戡乱”电报，称杜聿明叛变，围攻昆明城，令卢汉率领入越军队火速回攻昆明，同时电令省属各区专员、县长率领地方保安团、队，星夜兼程向昆明前进，实行内外夹攻，一举消灭杜部。当时云南各地的保安部队号称10万之众，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杜聿明部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但由于此前他的通信设施大部遭杜部破坏或监视，很快与各方失去联系，龙云成为一只孤独的困兽，只能徒叹奈何！奈何！

3日清晨，龙绳祖残部已无力与对方交战，只好退入省府大厅四周固守。杜聿明怕继续强攻伤及龙云性命无法向蒋交差，下令停止攻击，派人把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送交龙云。龙氏看罢，当场骂蒋介石“独夫民贼”、“卑鄙无耻”等，而后把手令撕得粉碎踩入脚下，不再理会。

龙云被困五华山的电报发到西昌后，为稳住在越受降的卢汉，打消其回返救援的念头，蒋介石派王叔铭火速驾机飞往河内，将早已写好的亲笔信送交卢汉，信曰：

永衡吾兄勋鉴：

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央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

顺颂勋祺。

中正手书10月2日10月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再度飞至河内，名为视察受降情况，实则探视卢汉动静。此时的卢汉已得知昆明发生兵变，龙云凶多吉少，由于昆明方面的通信系统中断，无法继续联系，遂未作出立即回兵救援的决定。当卢接到蒋的书信后，知道这是蒋氏集团施行的稳军之策与缓兵之计，但面对省主席宝座的诱惑以及中央军在旁侧虎视眈眈的局面，卢汉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只有以“沉着、冷静，言谈谨慎”的态度静观其变，暗中作着下一步的打算。

被围困在五华山的龙云仍在深宅大院中，心怀侥幸地等待援军前来“勤王”，杜聿明派人进山劝龙云放弃抵抗，立即下山乘机飞往重庆就职，蒋介石也拍发电报催龙速去重庆，但对方仍置之不理，双方陷入僵局。蒋介石怕夜长梦多，急派何应钦飞昆劝龙云从速赴渝，何氏抵达昆明后，龙云拒绝其上五华山相见。无奈中，蒋介石只好改派龙云的好友、时任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从重庆飞昆再次劝说对方认清形势，速下山飞渝，以免节外生枝，丧身于乱枪之下。龙云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必须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来昆明，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才可去重庆受命。王振芳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介石禀报。在这个短暂的空隙，龙云曾准备暗中率残部突出重围，到滇南调回在越南的部队进行反击。一直担任其守卫的张冲和儿子龙绳祖认为其计甚危，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竭力劝阻，龙云遂打消了此念。

10月5日，宋子文飞抵昆明。登上五华山和龙云详谈并作了担保，龙云终于答应卸职，定于次日离昆飞渝。当夜，张冲建议龙云与随身卫士和宋子文等同机飞渝时，设法在空中劫机，强迫驾驶员飞往越南，借机脱逃。龙绳祖认为此计划仍过于冒险，一旦飞机失事，将同归于尽，此计方罢。龙云苦苦等候卢汉的反应已三天三夜毫无消息，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只好仰天长叹一声，神色黯然地走下五华山，于6日午后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党国大员一道乘机飞往重庆。从草莽中崛起的一代名将，历数18年之久的“云南王”生涯，至此宣告终结。

10月7日，宋子文陪同龙云去见蒋介石，蒋先说了几句略表歉意的话，龙云强按怒火，悲愤交加地对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颇为难堪地解释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龙云以身体不好为由，表示不能就参议院院长职，蒋予以慰劝。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聿明按蒋的指示着手改编滇军残部。10月15日，杜奉命赴重庆述职，蒋介石与其见面后，颇有兴味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对杜的果敢表示赞赏。之后又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聿明很快明白了蒋的用意，立做慷慨激昂状，说道：“只要于国家有利，我个人不计较任何名誉地位。”蒋介石听罢颇为高兴，说：“你这样识大体，明大义，很好。就照我的命令办吧。不过因为照顾龙云的关系，处分你的命令要先发表。你明天就到昆明办理交代，18日就来重庆。”

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此命令特别在《中央日报》以头条消息登载。两天后的10月18日，蒋介石再度签发命令，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仅仅三天的时间，杜聿明就从天上落到地下，又从地下升上天空。瞬间的升降沉浮，令杜总司令眼花缭乱，惊喜不已。想不到失去了一个小小的偏僻之地昆明城，却换来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庞大地盘，天耶！命耶！或天命俱在耶！只是在兴奋激动之余，也正应了老子那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话，杜聿明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整个东北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守桥官兵所说的“尔等之坟墓”。随着杜氏与共军交战损兵折将退出东北，继之统率几十万大军在稍后的淮海（徐蚌）会战中全面崩溃，一代枭雄终于落了个兵败被俘的悲怆结局。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