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数字，观者都说像“1—9—2—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紫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地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囵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房。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的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太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陆先生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题外的慨叹了。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的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的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象。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过问，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汤汤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罢。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的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瑙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做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他文章不长，警语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份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