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只有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童心中的世界是多么的奇妙。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于成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成比例。

    儿童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人对物都有相当强烈的鉴别力，他们只是不去探究事情发生的原委和发展过程。

    大概就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开始为经济问题而烦恼。祖父去世时，家里曾有四位财产经纪人。后来，一位因年事已高退出了商业活动，另一位不久就进了疯人院，其余两位与父亲年龄相仿，但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在这种情况下，儿子理应继承父业。也许是由于父亲缺乏经营能力，或者早已安排了接替人，具体原因我不大清楚，家业仍由他人代理。

    我只知道后来他的经纪人中有一位因理财不当而自杀了。

    总之，家境每况愈下。父亲把在纽约的一切事务都委托给他的律师们和在纽约的商人们受理。——切都随他们，自己从不过问。这些人既是祖父的旧交，也是父亲的高朋。有人曾劝说父亲卖掉美国西部的一些地产，理由是那些土地在所有权上有争议。后来，经过调查事情并非如此，可惜这些地产已被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掉了。类似的事情大概出过好几起。

    父亲感到惆怅和沮丧，但自己又不会经商，对此只是束手无策。他曾写信给亲爱的某某菜和尊敬的某某某，可是这些人回信中要么安抚他一番，要么就埋怨市场萧条，货币贬值等等。曾有一时，一位年老的姑婆将一批财产遗赠给父亲，家里的经济为此宽裕了一两年，可是在此期间，我们的固定收人却迟迟没有寄来。

    就在这时，父亲的体质日趋下降，心脏病几度复发——在当时凡是与心脏病有关的疾病都笼统地称为心脏玻经济上的积忧损害了他的健康。暂时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节省开销。在当时，最明智的办法是旅居国外一段时间。这倒不是为了逃避税收———那时候的所得税比现在要少得多，大概是每英镑只纳一先令的税——而是因为在国外生活花稍要小些。具体办法是，将房子连同佣人—块以高价出租，全家人去法国南部，住进费用低廉的旅店。

    移居国外是我六岁那年的事。

    阿什菲尔德正式出租了，租给了肯付高价的美国人。一家人打点行装做着临行前的准备。打算去的地方是法国南部的帕安。我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内心激动不已。母亲告诉我说，全家人要搬到有大山的地方。我问了一连串有关山的问题，充满了稚气的好奇：大山很高吗？有没有圣·玛丽教堂的尖顶高？那座教堂的尖顶是我所看到过的最高的地方。

    大山居然会比它高出好多好多，有几百、几千英尺。我牵着托尼来到院子里，嘴里嚼着从厨子简那儿讨来的一大块干面包片，开始尽力想象大山的雄姿。我抬起头来，仰望着苍天。大山也许就是这样吧———很高很高，高得直上云霄，那气派惊心动魄。

    母亲喜欢大山，她对我们说，她对海没有什么感情。我深信，大山将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事物之一。

    在当时，出国旅行的手续与现在大不一样，非常简便。

    那时候不使用护照，也不必填写什么表，买了车票，订好了卧铺，就算办罢了一切。但收拾行李却不那么简单。家里其他人的行李有多少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光母亲一人的东西就一大堆。

    启程之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部分准备供新房客租用的普通瓷器被取了出来，摆在架子上，壁炉上，以及餐桌和写字台上。租房子的人不愿意对家中摆设的珍贵瓷器负任何责任，留下的东西都及时锁好了，旅行的箱子也都装满捆好。一家人正式动身前往法国。

    在出国旅途中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福克斯通登上轮船横波英吉利海峡。母亲和麦琪当时都心慌胆怯。她们都有晕船症，所以一上船就躲进供妇女用的客舱，紧闭双眼平躺着，期望安安稳稳地渡过这段水域，顺利抵达法国。尽管我曾在哥哥的小艇上吃过苦头．但却坚信自己不会晕船。

    父亲也在为我鼓气，我跟他一起呆在甲板上。轮船平稳地渡过海峡，可我却自以为是我用自己的顽强战胜了海浪。船到了布洛涅，我欣喜地听到父亲宣布：“阿加莎能够适应海上航行。”就在我们登上法国口岸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儿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穿过栅栏时，有人用我完全听不懂的话冲着我喊起来。我没有搭理他，不屑一顾地走过栅栏。

    “您的票，小姐。喂，那位小姐，请出示您的船票！”幸亏父亲及时赶上来，让他查看了我们的船票。

    第二桩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列车上过夜。我和母亲睡在一个包厢里。我被安顿在上铺。母亲离不开新鲜空气，她受不了卧铺车厢里讨厌的蒸气暖气。整个晚上几乎每次醒来我都能看见她把头探出窗外，贪婪地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帕安。我被从火车的高阶梯上抱下来。旅店的汽车正等候在那里。一家人上了车，十八件行李也陆续到了。我们按计划赶到了旅店。旅店的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面朝着比利牛斯山脉。

    “就在那儿：”父亲对我说，“看到了吗？那儿就是比利牛斯山脉，是座雪山。”

    我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却仅仅是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排状如牙齿的怪物，看上去似乎只高出地平线一两英寸。那些就是吗？那些就是大山？我心目中那座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雄伟得难以言状，不可思议的大山脉哪里去了？我默然无语，有生以来头一次尝受了如此巨大的幻灭——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幻想破灭了。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当时那无尽的沮丧。

    2

    我们在帕安住了大约六个月。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父亲、母亲和麦琪很快就卷入了社交活动的旋涡。父亲在那儿有几位美国旧友，在旅店里又结识不少新交。我们携带了许多朋友写的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住在各个旅店和膳宿公寓里的人们。

    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面包店”。

    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莫豪拉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莫豪拉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

    她那尖细的嗓音抱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自从马卡姆小姐和莫豪拉特太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我开始感到莫大的欢愉。旅店里住着一位寡妇塞尔温太太和她的两位小女儿，多露西和玛丽。多露西比我大一岁、玛丽比我小一岁，没过多久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我一人独处时。往往温顺听话，老实得很；可一跟别的小孩子凑到一块总免不了要搞些恶作剧。我们三个人尤其喜欢去找餐厅里招待们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把食品贮藏室里所有的盐袋和艳袋都调换了位置。还有一次，我们把桔子皮剪成小猪的形状，在就餐铃响之前摆在每个人的盘子上。

    那些法国侍者是我所见到过的此类人中最和善的。尤其是那位负责服侍我们的维克多，他身材敦实，尖长的鼻子，在我的记忆中．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我头一次知道了大蒜这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戏弄他，他都不怨恨，而且待我们格外殷勒。他常用胡罗卜给我们刻出活灵活现的小老鼠，我们之所以做了恶作剧又能逍遥法外，全仰仗这位忠厚的维克多，他从未向旅店总管和我们的父亲诉过苦。

    跟从前的那些同伴相比，我对跟多露西和玛丽姐妹的友谊倍加珍视。也许到了那种年龄，搭伴玩耍要比一人独处更具有吸引力，也许是我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我们合伙干了许多恶作剧，整个冬季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当然了，我们也常常因为调皮捣蛋而受罚。

    在此期间，母亲一直考虑着我的法语教育问题。她和姐姐当时正在城里一家裁缝店订做衣服。一天，母亲注意到店里的一位年轻的女工。她是一位负责试衣样的师傅的助手。

    主要协助顾客穿试衣样。为师傅递别针。她的师傅是位性情暴烈的中年妇女。母亲发现那位年轻女工脾性温顺。颇有耐心，决定进一步考查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试衣样时，母亲一直留神观察她的言行。后来又拉住她聊了起来。她叫玛丽·塞耶，二十二岁，父亲是一个小咖啡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姐姐也在裁缝店工作。母亲漫不经心地问是否愿意跟她去英国。姑娘听了喜出望外，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

    母亲约好时间拜访了塞耶太太，两人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直到这时，她才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打算。

    “可是，克拉拉，”父亲反对道，“这位姑娘不是家庭教师，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母亲却认为玛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不懂英文，一句话也不会说，阿加莎不得不跟她学说法语。这位姑娘温文尔雅，脾气也好，她们家的名声也不错。她愿意随我们去英国，她还能为我们做衣服和各种针线活。”

    同以往一样，母亲的异想天开又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双眼，玛丽那副可爱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红润的圆脸，扁塌的鼻子，乌黑的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后来她告诉我，第一天早上她提心吊胆地走进我的卧室，用头天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两句英语跟我打招呼：“早上好，肖（小）姐！祝您身体健康！”遗憾的是，由于她的法语口音很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是疑虑地注视着她。整整一天，我们就好像两只不会说话的狗，只是相互介绍了一下自己。两人几乎都没怎么说话，惶惑不安地瞧着对方。

    不到一个星期，我和玛丽就不知不觉地能够交谈了。我使用法语，东一个词，西一个词，凄起来竟然也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到了第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竞成了一对忠实可靠的朋友。跟玛丽一道外出散步是件乐事，跟她在一起干什么都有趣。这是令人愉快的良好开端。

    初夏的帕安，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我们离开那里到阿杰勒过了一周，又去卢尔德住了七天，尔后就在比利牛斯山脉中的高特里茨住了下来。这个地方非常令人满意，就在大山脚下。（我对大山的失望此时已烟消云散。）尽管高持里茨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要好些，但却无法向远处眺望。每天早晨，我们都沿着通向矿泉的山间小道散步，站在泉旁一杯接一杯地喝那些讨厌的脏水。锻炼完身体后，再买上一条麦芽糖。母亲最喜欢茴香，我对它却很反感。不久，当我与玛丽外出散步时，我在旅馆旁的之字形小道上发现了一项十分有趣的运动。我从小松林里的土坡上坐滑梯似地滑下来。

    玛丽不喜欢这种游戏，但却一直没能够管束住我。我把她当作伴友，从未产生过要屈从于她的威严的念头。

    后来，我又有了两位可选择的朋友：一位是美国小姑娘，叫玛格丽特·普里斯丽，一位是英国小姑娘玛格丽特·荷姆。这时父母已与玛格丽特的父母交往甚密，自然希望我跟玛格丽特结伴玩耍。我像以往那样没有顺从父母的意愿，特别喜欢跟玛格丽特·普里斯丽在一块玩。她爱用一些我从未听过的稀奇古怪的语句和字眼。我们俩互相讲了许多故事。

    玛格丽特和我曾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小孩子怎么出世的。我认为小孩子是由天使抱来的，这是姆妈亲口对我说过的；玛格丽持却提出异议，认为小孩贮存在医生那儿，是医生用一个黑口袋背来的。正当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范妮巧妙地为我们打了圆场：“对呀，你们说得都对，亲爱的，”她说，“美国小娃娃是医生用黑口袋背来的；英国小娃娃是天使们送来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两人心满意足地言归于好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姐姐对她周围的青年男子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尽管她没有花容玉貌，却也姿容秀美，引人瞩目。她承袭了父亲的机智，谈吐文雅有趣、而且颇具女性的吸引力。年轻的小伙子们仿佛像九柱戏的立柱．一齐拜倒在她的脚下。不久，我和玛丽曾背地里以竞选的方式给对她顶礼膜拜的人排名次，讨论着这些求爱者的运气。

    “我认为帕默先生准行，你呢。玛丽？”“有可能，可他太年轻。”

    我说他大概跟麦琪同龄，但是玛丽坚持说他太年轻了。

    “依我看，”玛丽说，“安鲁斯勋爵倒是很有希望。”

    我反对道：“他比姐姐要大好多岁呢，玛丽。”她说也许是这样，可是只有丈夫比妻子年龄大些。家庭的基础才建得牢固。她还说，安鲁斯勋爵一定会成为一位好丈夫．任何家庭都不会拒绝这样的男人跟自己的女儿结成伉俪。

    “昨天，”我说，“麦琪把一拉小花插在伯纳德上衣的纽扣眼里。”

    玛丽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她认为伯纳德是个轻浮的小伙子。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尔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个蠢驴的回忆录》的书一页页地翻看，我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地读下来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母亲却一句褒奖的话也没有说。经过艰苦的磨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给我讲解，但我毕竟自己能读了呀。

    八月底，我们离开高特里茨去巴黎。高特里茨今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度过一生中几个最愉快的夏天中的一个。

    3

    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迪纳尔。令人气恼的是在巴黎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只是我们下榻的旅店的卧室。卧室的墙壁漆成了深褐色，使人很难看见室内的蚊子。

    旅店里蚊子成群，夜里嗡嗡叫个不停，叮咬着我们的脸和手臂。我们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对付蚊子上了。

    我想家里人也一定带着我去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可惜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家里人特意带我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大山那样，它也曾让我大失所望。这次巴黎之行给我留下的惟一纪念就是大概在那时，我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蚊子”。无疑我很讨人嫌。

    不过，我并非一点收获也没有，就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我看见了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被称作“汽车”的新式交通工具。它们在街上穿梭往来，喧嚣地飞驰而过。（按现代标准，这些汽车的速度自然很慢，但在当时来看，它们要比马车快多了。）驾车的人都戴着帽子和眼镜，以及其它一些东西，让人看上去眼花缭乱。父亲说这种玩艺不久就会遍及各地。我们都不相信。我漠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兴趣仍然停留在各式各样的火车上。

    母亲慨叹道：”可惜蒙蒂不在这儿，他肯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回想起这一段生活，我感到有些蹊跷，哥哥的形影仿佛消失了。虽然他在哈罗公学放假的时候也回到家里来，但却似乎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此时很为他担忧。他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退学。他大概先去了达特的造船厂，后来又北上到了林肯郡。他学业上的进展总使人失望。在每个家庭中，往往都要有一个使父母操心和担忧的孩子。在我们家中，哥哥蒙蒂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一辈子都让人感到头痛。

    我们由巴黎到了布列塔尼的迪纳尔。

    在我的记忆中，迪纳尔是我初学游泳的地方。当我发觉自己僻僻啪啪地向前划了几下水，居然没有下沉的时候，我得意极了，高兴得不敢相信没有别人托着我也能游了。

    就在迪纳尔，我开始了戏剧实践。当时父母住着两人一间的大卧室，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向外凸出的窗户。实际上是个凹室，前面拉着闭合式窗帘，酷似一个戏台。我从前一年圣诞节上演的一幕童话剧得到启迪，硬拉着玛丽每天晚上配合我为家人演出各种神话故事。我选扮自己中意的角色，玛丽一人兼演故事中其余的几个角色。

    回想起父母亲为我们热心捧场，我至今感铭斯切。不难想象，每天晚餐过后来到卧室坐上半个时辰，观看我和玛丽身穿自己凑合起来的戏装在那里手舞足蹈，是多么让人兴味索然。我们演出了《睡美人》、《水晶鞋与玫瑰花》、《美人与野兽》等剧目。我持别喜欢扮演剧中的男主角。我借来姐姐的长筒抹，当作紧身裤套在腿上，在“戏台”上振振有词地踱步。

    起初，我们的戏剧表演也许极为滑稽有趣，至少是博得了父亲的欢心。但后来却越来越让人腻烦。双亲对我太仁慈了，不忍心坦率地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来观看我们拙劣的表演实在是活受罪。他们偶尔也会以朋友正在用餐为借口留在楼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很豁达。

    九月，在迪纳尔逗留期间，父亲欣喜地与老朋友皮里夫妇邂逅。他们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在那里度假。马丁皮里跟我父亲在韦维念书时是同窗，两人一直交往甚密。

    父亲与老朋友相会万分高兴。母亲和皮里太太也有共同语言，两人很快就热烈地讨论起日本艺术。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哈罗德在伊顿读书，威弗莱德大概是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学习，即将参加海军。威弗莱德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中的一个。我记得当时大家说他小的时候一看见香蕉就咯咯地笑个不停。我为此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那时候，这两位小伙子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一个是伊顿的学生，一个是海军学员，怎么会屈尊来注意一个七岁的毛丫头呢？我们一家从迪纳尔来到根西，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度过的。我生日那天，惊喜地收到一份礼物——三只小鸟。它们的羽毛和颜色都带着异域的风格，它们的名字叫凯凯、都都和贝贝。凯凯是只娇嫩的小鸟，不久就死了。我喂养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它的死并没引起我太大的悲恸。贝贝这只迷人的小鸟才是我最心爱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兴致勃勃地为凯凯举行了过分铺张的葬礼。它的遗体被精心放在用母亲提供的缎料花边做衬里的纸盒中。经过长途跋涉，我们来到圣彼得港外的高地上，选奸一块墓地，举行了葬礼，小盒被掩埋了，上面还覆盖着一大束鲜花。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贴。但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前往祭扫凯凯的墓平添了我散步的兴致。

    在圣彼得港最惹人注目的是花市。那里有各色各样的花，非常便宜。据玛丽说，当时的天气一直非常寒冷，刮着大风。每当她问“今天去哪儿散步，小姐？”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回答：“我们去祭扫凯凯的墓。”玛丽唉声叹气，我们得顶着凛别的寒风徒步两英里。尽管这样，我还是执拗地拽着她先到花市，买些山茶花或者其他的花，然后在刺骨的冷风中走上两英里，天还经常下起雨来。我们在凯凯的墓前举行例行的仪式。将鲜花摆在那里。也许有些人生来就喜欢丧葬或观看葬礼。人类中若是没有这一生性。那么考古学家也许就不存在了。

    4

    有时我想，假如轮回理论成立的话，那我的前世化身一定是条狗。我染有许多狗的习性。无论谁干什么事，到哪儿去，我都要尾随其后。跟着去做。同样，当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结束后回到家里时。我的所做所为也全然像条狗。狗总爱在房子里溜溜达达，四处察看，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用鼻子去发现有什么异样，哪里好就往哪里蹭。我正是这样。看遍了整个房子，又看庭院，来到自己的顿地，察看我的铁路线，那棵可以用做跷跷板的树和秘密了望点，它设在院墙旁一块隐蔽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监视墙外的公路。我找见了那只铁圈，试了试它是否好。然后。过了一次瘾，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从前玩过的游戏一个不漏地重玩一遍。

    我想，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

    “难道你还没有上学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我这时大概已经九岁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大多已经有了家庭教师。不过当时雇家庭教师主要还是为了让她们照看孩子，训练和监护他们。她们开设的所谓“课程”完全取决于她们个人的兴趣爱好。

    母亲幼年曾在柴郡读过书，后来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抚育女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她们尽可能四处跑跑，多呼吸新鲜空气，吃得好，不要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情。

    （对男孩子自然就不同了。男孩子必须接受严格的正统的教育。）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她的理论是小孩子不到八岁不能读书。由于这种管束对我没能奏效，她索性听其自然。我抓住一切时机读我喜欢读的书籍。被称做学习室的那个大房间设在楼上，里面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还专门设有儿童读物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照镜子》，以及我前面提到的充满着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情趣的故事集，比如：《我们的紫罗兰》、《萨洛阳作品集》、大概还有全套的《汉蒂作品集》，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课本和小说。我随意选取我感兴趣的东西读。读了大量的书籍。但真正读懂的都不多，它们不过引起了我读书的兴趣。

    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法国剧本。父亲发现我在读这个剧本，一把夺了过去，神色奇异地问我“你怎么弄到这本书的？”这是法国小说戏剧集中的一部，被锁在吸烟室，供大人们悉心研读的。

    “它就放在学习室里面。”我答道。

    “不应该放在这儿，”父亲自语道，“应该锁在我的书柜里。”

    我爽快地放弃了这本书，说实在的，我发现它很难懂。

    我又兴致勃勃地埋头于《一位艺术家的回忆》、《无家可归》等那些不会惹事生非的法国儿童读物。

    当时我大概也上某些课，但却没有请家庭教师，我继续跟着父亲学习算术，洋洋自得地由分数过渡到小数，后来终于升入更高水平，学习起“多少多少只奶牛吃掉了多少青草，几个水箱用了多少小时灌满了水”。我对这门课简直入了迷。

    这时候姐姐开始正式进入社交界，接踵而至的是参加各种聚会，添置衣物，去伦敦游玩等等。母亲跟着她忙碌起来，无暇顾及我了。有时我变得有些嫉妒，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在我周围的街坊邻里，碰巧没有一家有与我同龄的孩子。所以在我幼年时代，只好臆造一系列的亲朋好友。先是小狮狗、小松鼠和小树，后来是有名的基顿一家。此时，我又在想象中创办了一所小学校。这并不能表明我渴望进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仅供七位年龄不同，相貌各异的儿童学习之用。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学校没有校名，就叫学校。

    首先人学的是埃塞尔·史密斯和安妮·格雷两位小姑橙。埃塞尔十一岁，安妮九岁。埃塞尔深色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聪颖、擅长做游戏，嗓音低，看上去有些男孩子的气质。她的密友安妮恰好与她相反。安妮浅黄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羞涩且多情善感，动不动就哭鼻子。她依附于埃塞尔，每次都是埃塞尔出面保护她。

    继埃塞尔和安妮之后，我又收了两位学生。一位叫伊莎贝拉·莎利文。十一岁，金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是一位漂亮的官家干金。我不喜欢伊莎贝拉，可以说十分讨厌她。

    她俗气，简直庸俗到了极点。她趾高气扬地焙耀自己的富贵，穿着打扮相当入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另一位叫埃尔西·格林，是伊莎贝拉的表妹。她有点像爱尔兰人，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性情活泼，总是咯咯笑个不停。她与伊莎贝拉相处得很好，但时而也被她激怒。格林家境贫寒，穿着伊莎贝拉穿过的衣服。她有时也对此表示怨恨，但毕竟不大在乎这些，所以这种时候不多。

    我跟这四位姑娘玩得很投机。那段时间里，她们乘“火车”沿“固布勒”铁路线旅行，骑马、修整庭院、打板球。我还举办了几次锦标赛和邀请赛。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伊莎贝拉能败下阵来。除了作弊，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不让她赢——我漫不经心地为她拿着球棍，不加瞄准地胡乱打。可是我越是对她漫不经心，她似乎就越幸运。她竞穿过了本来是不可能过去的铁圈。把球正好打过草坪，最后总是获胜夺奎。我恼火极了。

    后来，我觉得再有两位年龄小的学生会更好些。这样，学校就又添了两个六岁的儿童，埃拉·怀特和苏·德·弗特。埃拉学习勤奋，一丝不苟，成绩优秀，板球打得也很不错，只是人很刻板．头发像毛刷似的。苏·德·弗特却平庸得出奇。不仅相貌平平——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而且缺乏个性。可我还是能够看见和感觉到苏的存在。她与埃拉是亲密的一对。我对埃拉像对自己的手掌那样熟悉，而对苏却把握不住。也许是因为苏就是我的化身，当我跟其他同学说话时，总是苏在代言，而不是阿加莎。苏和阿加莎融合一体构成了一个双重人物。苏往往是一位旁观者，很少是剧情中的人物。最后一位加入这个集体的是苏的同父异母姐姐弗拉·德·弗特。弗拉年龄最大，十三岁，当时长得不很漂亮，但不久就将出落成一位抚媚动人的大姑娘。她的出身也很神秘。我初步为她设想了各种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的未来。她长着淡黄色的长发、一双脉脉含情的蓝眼睛。

    这些“女孩子”陪伴我许多年。随着我的日趋成熟，她们的性格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化。她们参加音乐会、表演歌剧、在话剧中扮演角色。即使在我成年之后，我还不时地与她们分享着我的思想，给她们分发我衣柜里的各种衣服。我在脑子里为她们设计了睡衣的款式。我至今记得埃塞尔穿上一侧肩上带有洁白百合花的深蓝色薄纱礼服显得更秀美一些。可怜的安妮却很少能有奸衣服穿。我对伊莎贝拉是公正的，尽管对她抱有成见，仍然让她穿最漂亮的礼服——往往是有刺绣的绫罗绸缎。即使在今天，当我把一件衣服放进衣柜时，有时也会喃喃自语：“这件埃尔西穿准好看，她穿绿色的最合适。埃拉要是穿上那件三色拼起的针织紧身运动衫一定很洒脱。”此时我自己也会觉得好笑，可是这些“姑娘”的的确确活在我的心里，只是不像我，她们没有变老。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添加了四个人物：安德莱德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身材颀长修美，有些清高；比阿特丽斯年龄最小，喜欢跳舞，是位快乐的小仙女；还有罗斯和艾里斯·里德两姐妹，我开始为她们虚构了许多浪漫故事。

    艾里斯有位男朋友，常给她写诗。罗斯很调皮，对谁都敢戏弄，跟所有的小伙子都调情卖俏。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都陆续出嫁了，也有的还未结婚。埃塞尔一辈子独身，跟温柔娴静的安妮一起住在一幢小别墅里，她们是天生的一对，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两人相依为命也不会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弗罗茵·尤德就把我领人了美妙的音乐王国。弗罗茵·尤德是一位瘦小干瘪、神情可畏的德国女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到托基来教音乐，也从未听说过有关她个人的隐私。有一天，母亲来到学习室，身旁站着弗莱德·尤德，母亲说她打算让我开始学钢琴。

    “是的！”弗罗茵·尤德尽管英语说得流利。却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咱们现在就到钢琴那儿去。”我们来到钢琴跟前，学习室里摆着的是一架小钢琴，那架大的摆在客厅里。

    “站在这儿，”她命令道．我立在钢琴的后侧，“这个，”说着她重重地在琴键上敲了一下，我担心钢琴是否承受得住，“是C大调，明白吗？这是C调，这是C大调音阶。”她弹了几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弹C调的和音。这样……再来一遗——音阶。音阶C、D、E、F、G、A、B、C，你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其实她刚才说的我都已经会了。

    不久，整个房子里就回荡着音阶和琶音的练习，后来是曲子《快乐的农夫》。我对音乐课非常痴迷，父母亲都会弹钢琴。母亲弹奏门德尔松作的曲子以及其他一些她年轻时学过的作品。她技巧娴熟，但对音乐并无强烈的爱好。父亲却颇有音乐天资，无论弹奏什么曲子都可以不看乐谱。他常弹奏欢快的美国歌曲和黑人圣歌，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除了《快乐的农夫》，弗罗茵·尤德又给我加了舒曼的一些优雅的小夜曲。我每日满腔激情地练上一两个小时，从舒曼进到我最崇尚的作曲家格里格的作品。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弗罗茵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我并不总是弹奏欢快的曲子，还得弹奏大量的我并不怎么热衷的格里格的练习曲。弗罗茵·尤德不是那种喜欢干劳而无功之事的人，她对我说：“你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练习很实用，很有必要。曲子是一朵朵瑰丽的小花，它们开放了，又凋谢了，你必须要有根基，坚实的根基还要有绿叶。”就这样，我在根基和绿叶上下了大量的功夫，偶尔也插进一两朵小花。我的成就大概比家里其他人都令人满意。

    他们都有些腻烦弹奏这么多练习曲。

    当时也开办舞蹈学习班，每周上一次课。教室设在一家甜食店楼上被尊称为“雅典娜神庙”的房间里。我大概在很早就开始进舞蹈学习班了，一定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姆妈还在我们家，每周由她送我去学习。年龄小的学员先从波尔卡舞学起，方法是重走三步：右，左，右——左，右，左。听到这样的跺脚声。在楼下甜食店喝茶的人一定会感到心烦意乱。回到家里，麦琪的讥讽多少让我有些不快。她说波尔卡根本不是那样跳，“应该先向前滑一步，另一步跟上，然后再起第一步，就像这样……”我感到困惑。原来这是那位教跳舞的老师希基小姐发明的教学方法，学舞步之前要先以此来熟悉波尔卡的节奏。

    在托基，舞蹈班里几乎全是女孩子。后来我在伊林进舞蹈班学习时，班里有许多男生。那时我九岁左右，非常腼腆，舞步也不很熟练。一位比我大两岁，长相标致的少年走到我面前，邀请我跟他跳朗色舞。我窘迫地垂下了头，告诉他我不会跳朗色舞。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还从未见过这样迷人的少年。他乌黑的头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我即刻感到我们将会成为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朗色舞开始了，我黯然神伤地坐在一旁。这时舞蹈班的老师走上前来：“阿加莎，谁都不许光坐着不跳。”

    “我不会跳朗色舞，沃兹沃思太太。”

    “不，亲爱的，你很快就能学会的，我给你找一个舞伴。”

    她将一位塌鼻子，沙土色头发，脸上长着雀斑的少年拽到我面前。“这儿有一位，他叫威廉。”就在朗色舞相互交位时，我与那位使人眷恋的少年相遇。他忿忿地对我低语道：“你拒绝了跟我跳舞，却又跟别人跳了，太不友好了吧。”我试图向他作些解释，说我以为自己不会跳朗色舞，是迫不得已才跳的，可惜在交位的瞬间是来不及作任何解释的。他依然责怪地注视着我，直到下课。我真希望下周上课时能遇上他，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人生的又一爱情悲剧。

    我所学的舞步中，唯有华尔兹是我一生中都用得上的，可我却始终不太爱跳这种舞。我不喜欢它的节奏，常常旋得我头晕眼花，尤其是在跟希基小姐跳的时候。她的旋转动作轻盈优美，我被她带得双脚几乎离了地，一个曲子下来就感到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了。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舞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弗罗茵·尤德从我的生活中悄然逝去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回德国了。

    不久，一位叫特罗特的青年人替代了她。他是某教堂的风琴手，他的教学方法有些让人沮丧。我必须适应另一种演奏风格——几乎是坐在地板上，高举起双手，完全依靠腕力在琴键上弹奏。而原来弗罗茵·尤德的训练方法是让我坐得高一些，用小臂的力量弹奏。只有双臂高悬于琴上方，才能给琴键有力的敲击，那样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5

    我们从海峡群岛回来后不久，父亲病重的阴云开始向全家人的心头袭来。旅居国外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佳，曾两次就医。第二次就诊时，医生作出了危言耸听的诊断．他认为父亲得的是肾玻回到英国后，我们自己的医生又给父亲检查了一次，他不同意前一位医生的诊断，领着父亲去见一位专家。从此，这片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儿时的我只能膜肪地觉察出这种心理上的抑郁气氛。就如同狂风暴雨来临前人们隐约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沉闷一样。

    医疗手段也无能为力。父亲去过两三位医学专家处就诊。第一位认为父亲心脏状况不好，具体情况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听到母亲跟姐姐说话时说是“心肌炎”，我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完全是胃的毛病。父亲夜里常常感到阵痛和气闷，发病的周期越来越短。

    母亲起来陪伴他，为他调换姿势，服侍他吃下医生开的药。

    平日里，父亲还像以往那样情绪乐观，可是家庭气氛已不那么轻松了。父亲照常去俱乐部，夏日里把时间消磨在板球场上。回来后讲一些有趣的见闻。总之，他还是那么慈祥，从不怄气、发怒。可是忧郁的影子迟迟不肯离去，它笼罩在母亲心头。母亲强打精神宽慰父亲，说他“看上去好多了，感觉也不同，真是好多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经济拮据的窘境。祖父留下的遗产都用在了纽约的房产投资上。但这些房产都是租下来的，并没有水久地买下。它们占据了市区的一部分，当时那块地产价值连城，房产却值不了多少钱。地产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妪。她似乎并不愿意积极合作，处处设置障碍，反对任何开发和改善工作。定期的房产收入也总是姗姗来迟，而且常常被房屋维修费用和税款吞噬得所剩无几。

    玛丽大概在我父亲去世前就离开了我们家。她到英国来的合同为期两年，在我们这儿又多呆了至少一年。她思乡心切，而且我想她很明智，也讲究实际，意识到该是按照法国传统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了。她已经从自己的工钱中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款。就这样，她眼里噙着泪花，紧紧地拥抱了她“可爱的小姐”，告别了我们，剩下我孤独一人。

    在玛丽走之前，我俩终于在姐姐未来的丈夫的选择上取得了一致的见解。我俩过去一直在推测。玛丽始终坚信会是那位“金发碧眼、肤色白晰的先生”（此文为法语，译者注）。

    母亲小的时候跟姨婆住在柴郡。她在学校里交结了一位朋友叫安妮·布朗，两个亲密无间。后来安妮·布朗跟詹姆斯·瓦茨结了婚，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表兄弗雷德里克·米勒，两位姑娘一致表示永远也不能忘记对方，要始终保持联系。尽管姨婆后来离开柴郡搬到了伦敦，但两人的联系从未中断。安妮·瓦茨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我母亲有三个孩子。两个相互交换彼此孩子在不同时期的照片，每逢圣诞节向对方的孩子馈赠礼品。

    当姐姐准备去爱尔兰旅行时，母亲向安妮·瓦茨提及了麦琪此次旅行。安妮再三邀请麦琪由霍利黑德返回途中在柴郡的阿布尼堡逗留。她渴望见到挚友的孩子。

    麦琪的爱尔兰之行非常愉快。归途中她在瓦茨家小祝瓦茨家的大儿子詹姆斯当时二十一二岁，就读于牛津大学。

    他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嗓音低缓温和，谈吐不多。他跟大多数小伙子不同，对姐姐麦琪表现得不很热情。姐姐发现这很蹊跷，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多次有意跟詹姆斯过不去，但却不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不管怎样，她刚回到家两人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往来。

    其实，姐姐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倾倒了，只是他生性腼腆，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第二年夏天他住在我们这里。我一下于就被他迷住了。他对我也很亲热，待我诚恳，从不戏弄我或者像对小孩子似地对我说话，而是把我看作一个大人。我很喜欢他。玛丽对他的评价也很高，称他为“金发碧眼、肤色白晰的先生”，我俩经常在缝纫室里谈论他。

    “我觉得他们两人好像彼此爱得不是很深，玛丽。”

    “噢，不对，他很爱她，当她不注意的时候，他总是深情地望着她。他们的婚姻一定会美满，而且很实际。听说他前途远大，生活作风又严谨，会成为一位顶好的丈夫。小姐性格开朗，聪敏，风趣，喜欢笑，找一位斯文稳重的男人作丈夫再合适没有了。他也会喜欢她这种与他不同的性格的。”

    只有父亲不太喜欢詹姆斯。但我想，这对一位妩媚动人，性情欢快的姑娘的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一作父亲的都期望自己的女婿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人物。作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媳往往也会有类似的苛求。由于哥哥一辈子独身，母亲还不曾受到过这种情感的感染。

    母亲始终未对她的两位女婿感到十分满意过，但她也承认，这并不是女婿们的过错，而怪她自己。她曾说：“我也想象不出理想的女婿究竟该是什么样子。”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离开了人世。他的身体是逐渐衰弱的，可是他的病似乎始终未能确诊。长期为经济问题而忧虑过度无疑削弱了他对病魔的抵抗力。

    他去伊灵继母（我的姨婆）那儿住了近一个星期，拜访在伦敦的那些有可能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的朋友。当时，找工作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律师、医生、财产经纪人、法律顾问或者在军队服役等职业可供选择。父亲跟他同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未受过任何职业训练。

    父亲对自己的财产支配情况一直困惑不解，他去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感到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也不知道祖父留下的这笔遗产都跑到哪儿去了。父亲生活并不奢侈，开支总是限制在预计的固定收入范围之内。账簿上写得都一清二楚，可事实上却是两回事，而且总会有一些好听的藉口或者说明某项进款的短缺只是暂时的——用在某项必要的维修上了。毫无疑问，原来的经纪人以及后来接替他们的经纪人经营都不得力。可都为时太晚，无法补偿。

    他整日焦虑忧愁。天气寒冷，他受了寒，染上了肺炎。

    母亲闻讯赶到伊灵，我和麦琪随后也去了那里。那时候他已病人膏盲。母亲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家里从医院请来了两位护士。我心情沉重，整日惶惶不安地闲荡，为父亲的康复而虔诚地祈祷。

    我心中依然清晰地记着这样一个场面。那是午后一时许了我站在楼梯顶端的走廊上，突然，父亲和母亲住的卧室门被推开，母亲双手捂着脸冲了出来。跑进隔壁房间呼的一声关上了门。医院的一位护士走出来对赶上楼来的姨婆说：“已经完了。”我明白了，父亲离开了人世。

    葬礼是不带小孩子去的。我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徘徊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的事。房子里的窗帘都拉上了，点上了灯。姨婆坐在餐室里，用她那特有的文体写着长信。不时悲伤地招摇头。

    是呵，我的父母真是一对恩爱夫妻。我在家中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父亲去世前大约三四天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多么想回到托基，回到她的身旁。在伦敦的事情丝毫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但他感到一旦回到他最亲爱的克拉拉身旁，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信中还说道，他想再次对她说她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尽管这样的话他从前说过无数次。“你在我的一生中具有极大的影响，是天下最好的妻子。光阴荏苒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感激不尽你给我的柔情、钟爱和同情。愿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我们不久就会团圆的。”

    我是在一只绣花封面的笔记本里找到这封信的。它是母亲出嫁时亲手为父亲绣制的，寄给当时在美国的父亲。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个袖珍本，里面还保存着母亲写给他的两首诗，后来母亲又把这封信夹进本里。

    为父亲服丧的日子里，伊灵有些糁人。房子里挤满了窃窃私语的亲友——外祖母、几位舅舅、舅母和一些长辈们，以及姨婆的上了年纪的老朋友——他们喃喃低语，叹息着，摇着头。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我也是重孝在身。我得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能给我带来慰藉的就只有这身孝服。

    当我穿上这黑色的衣裤时，我感到自己的重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不再是局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