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尔侦探个子很高大，面目和善而真诚，蓄着一大丛像海象一般的胡须，眼神和举止中透露出一种罕见的严肃。他是费城的顶级侦探之一，曾经当过二十年的警察，在此期间，他调查过大约两百起杀人案。他对谋杀案十分熟悉，深谙其不变的模式。丈夫杀死妻子，妻子杀死丈夫，穷人彼此杀害，通常都是因为钱、妒忌、一时冲动或者爱情。鲜少有谋杀案涉及那些廉价小说或怪诞小说里写到的神秘元素。不过从一开始，盖尔的这一次任务（时间来到了一八九五年六月）就和以往不同。其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嫌疑犯已经被拘留了，七个月前他就已经因为保险欺诈而被捕，现在正关押在费城的摩亚门森监狱里。

这名嫌疑犯是一位医生，他的姓氏是马盖特，但是他的化名H.H.霍姆斯更加广为人知。他曾经住在芝加哥，在那儿有一个名为本杰明·皮特泽尔的同伴，并且在一八九三年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期间经营过一家旅馆。他们后来搬到了得克萨斯的沃斯堡，又搬到了圣路易斯，接着搬去了费城，一路上都在实施诈骗。在费城，霍姆斯显然伪造了投保人本·皮特泽尔的死亡，骗取了富达互惠人寿保险公司近一万美元。霍姆斯在一八九三年世博会即将闭幕时，从富达公司芝加哥办事处购买了这份保险。随着欺诈的证据逐渐累积，富达公司雇用了被称为“永不睡觉的眼睛”的平克顿国家侦探所来寻找霍姆斯。该所的侦探们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发现了他的踪迹，一路追随到波士顿，并在那儿设法让警察将他逮捕。霍姆斯承认了欺诈行为，同意被引渡到费城接受审讯。那时，这起案件似乎已经结案了。不过到了一八九五年六月，有越来越明显的证据表明，霍姆斯并非伪造了本·皮特泽尔的死亡，事实上，他杀死了皮特泽尔，并把现场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一样。现在，皮特泽尔五个孩子中的三个——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已经失踪。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们时，他们是和霍姆斯在一起。

盖尔的任务是找到这几个孩子。费城的地方检察官乔治·S·格雷厄姆多年来习惯将最为敏感的调查交给盖尔，于是邀请他加入了这个案件。不过，格雷厄姆这次是经过再三考虑才作此决定的，因为他知道仅仅在几个月前，盖尔才由于家中失火，失去了妻子玛莎和十二岁的女儿埃丝特。

盖尔在霍姆斯的牢房里和他面谈，但什么都没问出来。霍姆斯一口咬定，他最后一次见到皮特泽尔的孩子时，他们还活着，正和一位叫米妮·威廉姆斯的女人一起旅行，前往他们父亲藏身的地方。

盖尔发现霍姆斯为人圆滑，油嘴滑舌，是个社交变色龙。“霍姆斯非常擅长给自己的谎话添油加醋。”盖尔写道，“他所有的故事都被饰以华丽的辞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增强自己故事的可信度。在交谈的时候，他看起来十分坦诚，当需要煽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楚楚可怜，讲话的声音都开始颤抖，通常眼睛也饱含泪水，之后，他说话的方式会快速地转变为决绝有力，仿佛从触及心灵深处的柔软记忆中迸发出了愤怒或决心似的。”

霍姆斯声称自己弄到了一具和本·皮特泽尔相像的尸体，然后将它放在了专门租来进行欺诈的房子二楼。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某种恶意的幽默，这个房子正位于市政厅以北几个街区外市里的停尸房后面。霍姆斯承认安排这具尸体是为了伪造皮特泽尔在一场爆炸中意外死亡的假象。他在尸体的表面倒了一层溶剂，然后点燃了它，把尸体搬到了有阳光直射的地板上。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形态已经扭曲到完全无法辨认了。霍姆斯主动提出帮助验尸官进行辨认。在停尸房，他不仅帮着找到了死者颈部一颗显著的疣子，还拿出自己的手术刀亲手将它割下来，煞有介事地递给了验尸官。

验尸官希望皮特泽尔的家人也在场进行辨认。皮特泽尔的妻子嘉莉因为身体抱恙无法到场，于是派来了二女儿——十五岁的爱丽丝。验尸官用布遮住了尸体，只让爱丽丝看到了皮特泽尔的牙齿。她似乎很确定尸体是她父亲。富达公司支付了抚恤金。接下来霍姆斯来到圣路易斯，这是皮特泽尔一家现在居住的地方。爱丽丝仍被他控制着，他还说服嘉莉让他带走了另外两个孩子，理由是他们的父亲现在正在躲避风声，见子心切。他带走了十一岁的内莉和八岁的霍华德，然后和三个孩子踏上了一段奇异而悲伤的旅程。

盖尔从爱丽丝的信件中得知，一开始她以为这是一段冒险之旅。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中，爱丽丝写道：“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在同一封信里，她又表达了对霍姆斯的甜言蜜语的厌恶。“我不喜欢他叫我宝贝、孩子、亲爱的，以及类似的鬼话。”第二天，她却又写道：“妈妈，你看过或吃过红色的香蕉吗？我吃了三根。它们好大，我用手握住，大拇指和食指才刚刚能碰到。”自从离开圣路易斯，爱丽丝就失去了家里的消息，她十分担心母亲的病情恶化。“你收到过除了这封信之外的四封信吗？”爱丽丝写道，“你是卧病在床还是已经可以走动了？我希望能收到你的消息。”

盖尔侦探能确定的事情不多，但其中一件就是嘉莉·皮特泽尔一封信都没有收到。爱丽丝和内莉在霍姆斯的监控下曾写了很多信给她们的母亲，她们将信交给了霍姆斯，期望他能把信寄出去。但他从来没有寄过。在他被捕之后没多久，警方找到了一个铁盒，上面写着“霍姆斯的财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文件，还有几十封女孩子写的信。他把信件藏在盒子里，仿佛它们是从沙滩上拣来的贝壳。

皮特泽尔夫人几乎被焦急和痛苦压垮了，尽管霍姆斯保证说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三个孩子正待在英国伦敦，被米妮·威廉姆斯照顾得很好。伦敦警察厅进行了搜寻，但是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盖尔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搜寻会有更好的效果。距离有人最后看到这几个孩子已经过去大半年了，盖尔写道：“这个任务的前景似乎十分灰暗，和这个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几乎都认为这几个孩子永远找不到了。不过，地方检察官认为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努力，去寻找这些孩子，就算不为其他，也要看在这位可怜母亲的分上。他没有向我施加任何限制，只是要我放手去干，凭借我自己的判断，跟着线索一路查到底。”

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炎炎夏日的一个酷热夜晚，盖尔踏上了寻找孩子们的旅途。六月初，一个名为“永久性高压”的高气压带控制了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各州，费城的气温高达九十多华氏度。乡间则被一种潮湿的沉闷所控制。即使在夜里，盖尔的火车车厢内的空气也是凝滞的，湿度很大。雪茄残留的气味从男士们的西服上飘散开来，每到一处站点，青蛙和蟋蟀的叫声就填满了整个车厢。盖尔时睡时醒。

第二天，火车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热得有如蒸汽缭绕一般的山谷间加速前进，盖尔把孩子们的信件又重新读了一遍，希望找到之前遗漏的线索，能引导他的搜寻。这些信不仅提供了孩子们一直都和霍姆斯在一起的铁证，还提供了地理参照物，让盖尔大致推测出了霍姆斯带着孩子们走过的路线。他们的第一站似乎是辛辛那提。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半，盖尔侦探抵达了辛辛那提。他在皇宫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第二天早晨，他去了警察局总部，向辛辛那提的警司汇报了自己的任务。警司派了一位警探来协助他，这位警探名叫约翰·斯诺克斯，是盖尔的一位旧友。

盖尔希望以辛辛那提为起点，重走一遍孩子们的旅程。要办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除了他的笔记本、几张照片、孩子们的信和自己的智慧之外，他没有别的工具。他和斯诺克斯警探列出了辛辛那提所有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然后步行至每家旅馆查看入住登记簿，期望找到孩子们和霍姆斯的线索。毫无疑问，霍姆斯会使用假名，于是盖尔随身带上了他的照片，甚至带上了孩子们显眼的“平顶”行李箱的速写。不过，距离孩子们写信的日期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对于能有人记得这个男人和三个孩子，盖尔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巧的是在这一点上，他错了。

两名侦探从一所旅馆走到另一所旅馆。天气越来越热，但这两位都彬彬有礼，从未显得不耐烦，尽管他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自我介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

他们来到了中央大道上一家不大的便宜旅馆，名字是大西洋宾馆。和在其他旅馆所做的一样，他们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查看入住登记簿。他们首先翻到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在那天之前霍姆斯就已经控制了爱丽丝，而就在那天，他也把内莉和霍华德从他们位于圣路易斯的家中接来了。盖尔猜测霍姆斯和孩子们在同一天稍晚的时候抵达了辛辛那提。盖尔的手指在页面上往下滑，最后停在了一条名为“亚历克斯·E·库克”的条目上。登记簿上显示，这位旅客正带着三个孩子出行。

这个名字触发了盖尔的记忆。霍姆斯曾经用这个名字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租过房子。而且迄今为止，盖尔已经见过许多霍姆斯的笔迹了。这本登记簿上的字迹看起来挺眼熟。

根据登记簿上的内容，“库克”一行人只停留了一晚。不过盖尔从女孩们的信上得知他们在辛辛那提多留了一晚。这一点看起来很奇怪，霍姆斯怎么会不嫌麻烦地换到第二家旅馆呢？但根据经验，盖尔十分清楚，对罪犯的行为做出假设永远都是一件危险的事。他和斯诺克斯向职员的友好关切道过谢后，就去其他旅馆查看了。

太阳高照，街道冒着热气。知了在每一棵树上制造出巨大的噪音。在第六街和范恩街交汇处，他们走进了一家名为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并且发现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一行人以“A.E.库克”的名义登记入住了，其中有三个孩子。当工作人员看到盖尔的照片后，便确认当天的旅客就是霍姆斯、爱丽丝、内莉以及霍华德。他们在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星期天早上退房。这个日期符合推测中的事件时间表：盖尔从孩子们的信上了解到，在星期天早上，他们离开了辛辛那提，晚间抵达了印第安纳波利斯。

不过，盖尔还没打算离开辛辛那提。他有一种预感。平克顿的侦探们发现霍姆斯有时会在自己途经的城市租下房屋，就像他在伯灵顿做的那样。盖尔和斯诺克斯将注意力转向了辛辛那提的房屋中介上。

他们最终搜寻到了东三街的J.C.托马斯地产事务所。

霍姆斯身上一定有什么特质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托马斯和他的店员都记得这个人。霍姆斯以A.C.海耶斯的名义在波普拉街三百〇五号租了一间房子，并且预支了一大笔租金。

托马斯说，签署协议的日期是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霍姆斯和孩子们抵达辛辛那提的那个周五。霍姆斯只在这个房子里待了两天。

托马斯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他向两位侦探介绍了一位名为亨丽埃塔·希尔的女士，她就住在这间房子的隔壁。

盖尔和斯诺克斯马上出发前往希尔小姐的住处，结果发现她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也很爱说些闲言碎语。“我知道的真的不多。”她说，然后便向他们提供了一堆信息。

她首先在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发现了这位新房客，当时有一辆运家具的马车在出租的房子前停了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下了车。最吸引希尔小姐注意的是，这辆运家具的马车几乎是空的，上面只有一个铁炉，不过这个铁炉对于私人住宅来说似乎太大了。

希尔小姐觉得这个炉子十分古怪，于是向邻居们提到了此事。第二天早上，霍姆斯找上门来，告诉她自己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个房子久住。如果她想要这个炉子，可以送给她。

盖尔侦探推理道，霍姆斯一定是觉察了邻居的审慎，于是改变了计划。不过，他的计划是什么呢？盖尔写道：“这时候，我还无法洞察租下波普拉街这个房子和运来这么大一个炉子背后的重大意义。”不过，他确定自己已经“牢牢拽住了线索的这一端”，沿着线索就一定能找到孩子们。

基于孩子们的信，盖尔的下一站显而易见。他感谢了斯诺克斯警探的陪伴，然后登上了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列车。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天气更加炎热。在凝滞的热空气中，树叶像刚刚死去的人的手一样下垂着。

星期天一大早，盖尔就去了当地的警察局，和他的新旅伴见面，这位警探的名字是大卫·理查德。

霍姆斯的一部分路线很容易追寻。内莉·皮特泽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写的信里提到，“我们在英国H”。理查德警探知道这个地方——英国旅馆。

在旅馆的登记簿里，盖尔发现了九月三十号登记着“三位姓坎宁的小孩”。他知道，坎宁是嘉莉·皮特泽尔娘家的姓氏。

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容易。根据登记簿记载，坎宁家的孩子们在第二天，即十月一日星期一就退房了。不过盖尔也是从信里得知，孩子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至少还多停留了一周。霍姆斯似乎是在重复他在辛辛那提的模式。

盖尔开始像在辛辛那提一样系统地搜查起来。他和理查德警探一家家地排查旅馆，但是没有找到关于孩子们的进一步的线索。

不过，他们却有了另外的发现。

在一家名为“环形公园”的旅馆里，他们发现登记簿上有一栏写着“乔治娅·霍华德太太”。盖尔已经知道，霍华德是霍姆斯更为常用的一个假名。他认为这个女人有可能就是霍姆斯的“现任太太”——乔治安娜·约克。根据登记簿记载，“霍华德太太”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日退房，总共在这个旅馆住了四晚。

盖尔给旅馆的老板娘罗迪尔斯太太看了照片，她认出了霍姆斯和约克，但是没认出这几个孩子。罗迪尔斯太太解释道，她与约克成了朋友。在一次交谈中，约克告诉她，自己的丈夫是一位“很有钱的男人，在得克萨斯州拥有地产和畜牧场。他还在德国柏林有丰厚的产业，等他把生意打点好以后，他们就会去德国”。

他们住宿旅馆的时间十分令人困惑。盖尔至多可以判断，在九月三十日周日的同一天，霍姆斯不知用什么方式将三个孩子和他自己的太太安排在了同一个城市，住在了不同的旅馆中，而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不过，后来孩子们去哪儿了？

盖尔和理查德查遍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所有旅馆和寄宿公寓的登记簿，却都没有找到孩子的下落。

盖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搜查工作似乎走入了死胡同，这时，理查德想起来，有一家名为“环形宾馆”的旅馆在一八九四年秋天还在营业，后来就倒闭了。他和盖尔与其他旅馆联系，试图找出这个旅馆的经营者，并从一位前工作人员处得知，旅馆的入住登记簿被市区一位律师保管着。

登记簿保存得并不好，但是在十月一日星期一的入住旅客中，盖尔发现了熟悉的名字：三位姓坎宁的小孩。记录显示，孩子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加尔瓦——这是皮特泽尔太太的家乡。盖尔觉得必须和这个旅馆的前任经理聊一聊，并发现他如今正在西印第安纳波利斯经营一家酒馆。他的名字是赫尔曼·阿克洛。

盖尔向阿克洛解释了自己的任务，随即向他展示了霍姆斯和皮特泽尔家的几个孩子的照片。阿克洛沉默了半晌。“是的。”他说，他很确定，照片里的男人来过他的旅馆。

不过，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几个孩子。接着，他告诉了两位侦探其中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盖尔对孩子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停留期间的所有了解都来自铁盒中的信件。在十月六号到八号之间，爱丽丝和内莉至少写了三封信，却都被霍姆斯拦截了。这几封信很简短，写得也很潦草，但能让人清晰地窥见孩子们生活的部分情况，以及他们在霍姆斯近乎囚禁的控制下的状态。“我们都挺好的，”内莉在十月六日星期六写道，“今天天气暖和了一些。有太多的马车来来去去，都让人没法进行思考了。我一开始用水晶笔给你写了一封信……这支笔是玻璃做的，所以我必须很小心，不然它会断的。它才花了五分钱。”

爱丽丝也在同一天写了一封信。她离开母亲的时间最长，对她而言，这段旅程已经变得乏味而痛苦了。那天是星期六，下着很大的雨。她感冒了，在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她读得太久了，以至于眼睛都开始疼。“我希望这个周日过得慢一点……为什么你不给我写信？自从我走了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封你的信。到后天，我就离开三个星期了。”

星期一，霍姆斯“让”孩子们收到了一封来自皮特泽尔太太的信，爱丽丝似乎马上就写了回信，信中写道：“你似乎非常想家。”在这封霍姆斯从来没有寄出的信里，爱丽丝告诉母亲，霍华德很不乖。“有一天上午，H先生要我告诉霍华德，让他第二天上午待在房间里等他过来，然后就带他出去。”但是霍华德不听话，当霍姆斯过来找他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他了。霍姆斯非常生气。

尽管爱丽丝难过又无聊，却还是发现了一些值得庆祝的开心时刻。“昨天我们吃了土豆泥、葡萄、鸡肉，喝了牛奶，每人都吃了冰淇淋和各种好东西，还有柠檬派蛋糕，是不是很棒？”

如果皮特泽尔太太收到了这封信，知道孩子们吃得不错，也许心里会好受点。不过，这位前任旅馆经理告诉盖尔的故事可不是这样的。

每天，阿克洛都会派自己的大儿子去孩子们的房间叫他们吃饭。这个男孩通常都会回来说，孩子们在房间里哭，他们“显然很难过，十分想家，想见到自己的母亲，或者收到她的信”。盖尔这样写道。一位名为卡洛琳·克劳斯曼的德国服务员负责照看孩子们的房间，她也目睹了同样凄惨的画面。阿克洛说，她已经搬去芝加哥了。盖尔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的名字。

“霍姆斯说霍华德是一个非常坏的小孩。”阿克洛回忆道，“他还说打算将霍华德送到某个机构去，或者送去给农民当学徒。他想摆脱照看霍华德的责任。”

盖尔心里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孩子们真的还活着，就像霍姆斯一口咬定的那样。尽管当了二十年的警察，盖尔还是很难相信会有人毫无缘由地杀掉三个小孩。如果霍姆斯只是想杀掉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精力和金钱把他们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旅馆转移到另一个旅馆呢？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每个人买水晶笔，带他们去辛辛那提的动物园，让他们吃柠檬派和冰淇淋？

盖尔启程前往芝加哥，但是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我有一种直觉，霍华德没能活着离开那儿。”在芝加哥，他惊讶地发现，警察部门对霍姆斯一无所知。他找到了卡洛琳·克劳斯曼，她目前正在克拉克街上的一间瑞士旅馆工作。当他向她展示孩子们的照片时，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

盖尔乘坐火车来到了底特律，在这里，爱丽丝写了铁盒中的最后一封信。

对于自己的调查对象，盖尔开始有了感觉。霍姆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他的行为似乎有一定的模式。盖尔清楚自己在底特律想要查些什么，并且在另一名警探的协助下，再一次对旅馆和寄宿公寓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尽管需要无数次地讲故事、展示照片，他却从不觉得疲惫，总是充满耐心和礼貌。这是他的长处。他的弱点是认为邪恶是有边界的。

他再一次发现了孩子们的踪迹，以及霍姆斯和约克在另一条线路上的踪迹，不过这一次，他发现了更古怪的事情：同一段时间，嘉莉·皮特泽尔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黛丝和小婴儿沃顿，入住了底特律的另一家旅馆，盖斯旅馆。盖尔惊讶地意识到，霍姆斯正将三组不同的旅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驱使着他们从一处赶到另一处，仿佛他们是他的玩具一般。

他还有了其他的发现。

他发现，在各个住处之间，霍姆斯不仅没让嘉莉见到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还把他们安排在只相隔三个街区的地方。突然，霍姆斯的所作所为在他眼中变得清晰起来。

他重新读了爱丽丝的最后一封信。她在十月十四日星期日给祖父母写了这封信，就在同一天，她的母亲带着黛丝和宝宝入住了盖斯旅馆。这是所有的信中最让人悲伤的一封。爱丽丝和内莉都感冒了，天气也变得寒冷起来。“告诉妈妈，我得有一件外套。”爱丽丝写道，“这件薄夹克让我都快冻僵了。”孩子们没有暖和的衣服，只好日复一日地待在房间里。“内莉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画画，我快无聊死了，每天只能坐在这里。我真想飞走。我好想见到你们。我好想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沃顿这时应该能走路了，是吗？我想让他在这里陪我，这样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儿。”

盖尔震惊了。“所以，当爱丽丝这个可怜的孩子写信给伊利诺伊州加尔瓦的祖父母抱怨天气冷，想让他们转告母亲给她买厚一点、舒服一点的衣服，想念小沃顿，想让他陪她消磨时光的时候——当这个疲惫又孤单的孩子一边想家，一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妹妹，以及她日思夜想的沃顿，就在走路十分钟即可到达的地方，并且接下来的五天都住在那里。”

盖尔明白了，对霍姆斯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他掌控了所有人，并且陶醉其中。

爱丽丝的信中还有一句话，一直在盖尔的脑子里打转。

“霍华德，”她写道，“现在不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