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就这样突然开始涌向世博会。奥姆斯特德在旅程中发现，人们的热情虽然还远不能形成高潮，但看起来终于开始驱使游人前往杰克逊公园了。到了六月末，虽然铁路公司仍未降低票价，但世博会的付费游人数翻了一番不止，日平均入园人数从五月惨淡的三万七千五百零一人增加到了六月的八万九千一百七十人。这个数字仍然远低于世博会设计者最初梦想的每天二十万的游人数，但是这个趋势令人欣慰。从恩格尔伍德到环线地区，各家旅馆终于开始爆满。女性馆的屋顶花园咖啡馆现在每天要接待两千名旅客，是开幕日那天游客数量的十倍。由此带来的大量垃圾压垮了咖啡馆的垃圾处理系统，这个系统的运作主要靠清洁工将装满恶臭垃圾的桶子搬下三段和顾客共用的楼梯。清洁工没法使用电梯，因为伯纳姆规定在天黑之后关闭电梯，以节省电量供世博会的夜间照明使用。随着垃圾和恶臭不断累积，咖啡馆的经理在屋顶建了一个滑道，威胁要将垃圾直接投到奥姆斯特德宝贵的草地上。

伯纳姆收回了命令。

世博会变得如此富有吸引力，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露希尔·罗德尼太太沿着铁轨步行了一千三百英里前来参观。“不要再称它为湖畔白城了。”英国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沃尔特·贝赞特在《四海》杂志里写道，“它是一座梦幻之城。”

现在，就连奥姆斯特德也感到十分满意了，尽管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他在一开始也希望以首先通过中央入口的方式给游客们留下极佳的第一印象。他在为《内陆建筑师》写的一篇正式评论中写道，这个想法未能实现，“减损”了世博会的价值。但他着急地补充道，他试图让自己的评论“完全不带抱怨”，而是作为一种专业的指导，为其他可能遭遇相同问题的人提供帮助。他仍然希望保留伍迪德岛的自然形态，并且谴责了盲目增加特许经营建筑的行为，认为这些建筑“阻拦了视野，扰乱了那些旨在将人们的眼睛从对世博会建筑的持续关注中解脱出来的空间”。他写道，这样做“效果很差”。

不过，在整体上他还是感到很满意，特别是从整个修建的过程来说。“真的，”他写道，“我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满意并振奋人心的经历，居然有这么多受过技术教育的有才之士被招聘来，并且能这样快地以合适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配合得这么好。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工程的进展中，他们之间的摩擦非常少，展示出来的猜忌、嫉妒和争斗也非常少。”

他将这种现象归功于伯纳姆：“我们的这位大师在实现这一成就的过程中展示出的勤勉、高超技能和机智，让人对他有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访客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仿佛是去教堂一般。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看起来都那么循规蹈矩。在世博会开放的六个月内，哥伦布警卫队总共逮捕了两千九百二十九人，平均每天约十六人，主要是由于扰乱社会治安、偷窃和扒窃行为被捕，而扒手们最喜欢的是人满为患的世博会水族馆。警卫队发现了一百三十五名前科犯，并将他们逐出了园区；向未缴纳许可费就携带柯达相机进入园区的人开出了三十张罚单，向未经许可就拍照的人开出了三十七张罚单。他们还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包括在园区发现三名婴儿的事件，一位平克顿侦探所的侦探在蒂芙尼展厅“袭击游客”的事件，以及“一名祖鲁人行为不当”的事件。警卫队的指挥官莱斯上校在给伯纳姆的官方报告中写道：“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员工和数以百万计的访客，必须承认，我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有许多人挤在蒸汽引擎、巨型摩天轮、马拉的消防车以及疾驰的大雪橇之间。由一位名为简泰斯的医生监管的救护车队一直忙着将受伤的、流血的和过热的游客送到世博会医院。在整个世博会期间，医院接纳了一万一千六百零二名病患，平均每天六十四人，从这些病患所受的伤和病痛来看，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经受的日常病痛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列表如下：

八百二十位腹泻；

一百五十四位便秘；

二十一位患痔疮；

四百三十四位消化不良；

三百六十五位眼睛进入异物；

三百六十四位严重头痛；

五百九十四位有间歇性眩晕、晕厥及精疲力竭；

一位患肠胃气胀；

以及一百六十九位患重度牙痛。

参观世博会的一件乐事是，你永远不知道欣赏巧克力做的“断臂维纳斯”时，或者观看灵车展览时，或者置身于克虏伯兵器馆的“宠物怪兽”下方时，谁会出现在你身旁；当你在大树餐厅、费城咖啡馆或出自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的复制品大白马酒馆里就餐时，不知道谁会坐在你的邻桌；当你登上费里斯摩天轮，客舱开始启动的时候，不知道谁会突然抓紧你的胳膊。被一名随从形容为“一半乡下佬，一半守财奴”的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隐姓埋名”地在园区闲逛，不过他更喜欢芝加哥犯罪频发的区域。曾经使用斧头将白种人的头骨剥皮的印第安人从“水牛比尔”的场地游荡过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安妮·奥克利、各种哥萨克人、轻骑兵、枪骑兵，以及暂时休假，在科迪上校的蛮荒西部秀中表演的美国第六骑兵队。“站熊”酋长戴着仪式用的全套头饰来乘坐费里斯摩天轮，头上的两百根羽毛纹丝不动。其他的印第安人则骑上了大道乐园旋转木马上的那些搪瓷马。

还有帕代雷夫斯基、胡迪尼、特斯拉、爱迪生、乔普林、丹诺、一位名为伍德罗·威尔逊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以及一位身穿黑色夏令绸，身上别着蓝色勿忘我花的亲切老太太，她的名字是苏珊·B·安东尼。伯纳姆和泰德·罗斯福一起吃了一次午餐。在世博会结束后很多年，伯纳姆还在用“妙！”作为感叹词。戴蒙德·吉姆·布雷迪和莉莉安·罗素一起吃晚餐，纵情地享用了甜玉米。

没有人见到马克·吐温。他来到芝加哥参观世博会，却生病了，在旅馆房间里躺了十一天，然后就离开了，没有看白城一眼。

一夜之间，好像全部的人都来了。

偶然的相遇经常会让奇迹发生。

弗兰克·哈文·霍尔是伊利诺伊州盲人教育学院的负责人，他公布了一种新型设备，可以制作印刷布莱叶盲文的金属板。在此之前，霍尔就发明了一种能打出布莱叶盲文的机器，被称为“霍尔-布莱叶打字机”，他从未申请专利，因为他认为服务盲人的事业不能因为利润蒙上污点。他站在最新的设备旁，一位盲人姑娘和她的随从朝他走来。得知霍尔就是她经常使用的打字机的发明者时，姑娘伸出手臂围住他的脖子，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亲吻了他。

此后，每当霍尔讲起自己遇见海伦·凯勒的故事时，双眼就会噙满泪水。

一天，当女性理事会就是否支持在礼拜天开放世博会进行辩论时，一位严守周日为安息日的男人怒气冲冲地在女性馆大厅里拦下了苏珊·B·安东尼，质问她对世博会在周日开放的看法（安东尼并不是世博会的理事，尽管她在全国都很有声望，却并不能参加女性理事会的会议）。这位牧师打了一个他认为最震撼人心的比方，他问安东尼，她是否宁愿自己的儿子去观看“水牛比尔”的表演，而不上教堂。

是的，她回答道，他会学到更多……

对于这位虔诚的牧师而言，这段对话证实了安东尼倡导的妇女参政运动从根本上就是邪恶的。科迪得知这件事情时，却被逗得哈哈大笑。他立即给安东尼寄了一封感谢信，并邀请她来观看他的表演。他说不论她选择观看什么表演，都会给她提供一个包厢。

表演开始，科迪骑着马进入了场地，他的灰色长发从白帽子下面飘了起来，白夹克的银色饰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踢了几下马，让它疾驰起来，朝安东尼的包厢狂奔而去。观众们立刻安静下来。

之后，他猛然勒住马，扬起了漫天的灰尘，然后取下他的帽子，手臂挥舞出一个巨大的弧形，朝安东尼鞠了一躬，他的头几乎碰到了马鞍上的角。

安东尼站起来回了礼，据一位朋友描述，然后，她“像个年幼女孩般充满热情地”朝科迪挥舞自己的手帕。

大家都明白这个时刻有多么重要。在这里，美国过去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在向美国未来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敬礼。见到这样的场景，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站了起来，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世博会上的那次历史性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拓荒时代或许真的已经结束，不过在这一刻，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道风干的泪痕。

一场悲剧发生了。英国人在他们精致的皇家海军舰艇维多利亚号的模型上蒙了一块黑布。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的黎波里近海的一次演习中，这艘代表着海军科技奇迹的战舰被皇家海军战舰坎伯当号撞毁。维多利亚号的指挥官下令让舰艇全速朝海岸前进，打算按照舰队规定的指令让船在那儿搁浅，以便日后打捞沉船更为方便。十分钟后，这艘巡洋舰的引擎还开足马力，船体却开始侧倾，并最终沉没了，当时还有许多船员困在船舱内。其他有幸跳到水里逃生的人要么被螺旋桨弄伤，要么在锅炉爆炸的时候被烧死了。“到处都是尖叫和嘶吼，在白色的泡沫中出现了红色的胳膊和腿，以及扭伤或撕裂的人体。”一位记者说，“失去头颅的躯干被冲出了旋涡，在水面漂浮了一会儿，随后就沉到水里没了踪影。”

这场事故造成了四百人死亡。

费里斯摩天轮很快变成了世博会中最受欢迎的景点，每天的乘客达到了上千人。从七月三日那周开始，费里斯卖出了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张票，获得了三万零六百九十七点五美元的总收入。世博会公司收取了其中一半，留给费里斯这一周的运营盈利为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八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万美元）。

仍然有人在质疑摩天轮的安全性，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主要围绕着自杀和事故，其中有一个故事声称，一只吓坏的哈巴狗从客舱的窗口一跃而下，坠落而亡。这与事实不符，费里斯公司回应道，这个故事是一位“缺少新闻又擅长编造”的记者捏造的。但若不是因为摩天轮的窗户和铁丝网，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也许会不一样。有一次，潜伏的恐高症突然压垮了一位本来很平静的男士，他的名字叫惠里特。他本来好好的，随着客舱上升，他开始觉得难受，并且差点晕倒。可是他没有办法向下面的工程师示意让摩天轮停下。

惠里特惊慌地从客舱的一头蹒跚到另一头，据一则报道描述，他“像一头受惊的羊一般”驱赶着面前的乘客。他开始往客舱的舱壁上撞，力量之大，让部分防护铁网都变了形。指挥员和几位男乘客试图将他制服，却被他摆脱，他径直朝门奔过去。指挥员在摩天轮开始转动时就按照运行程序锁上了舱门。惠里特用力摇门，连玻璃都撞碎了，却仍然没法打开它。

当客舱开始下降时，惠里特变得平静了一些，开始笑起来，并且释然地啜泣起来——直到他意识到摩天轮并不会停下，因为它总是完整地转两圈才停止。惠里特再次变得疯狂，指挥员和帮手们再次制服了他，不过他们开始感到疲惫。他们担心惠里特逃脱之后的后果。从结构上说客舱是结实的，不过它的舱壁、窗户以及舱门的设计仅仅旨在防止自杀行为，并不能抵抗这样一个人大力撞击。惠里特已经打碎了玻璃，还把铁网弄得变形了。

一位女士走上前来，解开了自己的裙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她脱下裙子，将它盖到了惠里特的头上，她一边温柔地向他喃喃地说安慰的话，一边帮他把“面罩”弄正。效果十分显著。惠里特变得“像鸵鸟一样安静了”。

一位在公共场合脱衣的女士，一位头上蒙着裙子的男士——世博会上令人惊奇的事物似乎说也说不完。

世博会是芝加哥的骄傲。多亏了丹尼尔·伯纳姆，这座城市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实现一些了不起的成就，尽管遭遇的种种困难不论以哪种标准来看都足以使建造者望而却步。这里到处充满主人翁的心态，而不仅限于成千上万名购买了世博会股票的市民。希尔达·萨特在父亲带他参观世博会时产生的改变中察觉了这一点。“他似乎对世博会有一种个人的自豪感，仿佛他在设计中出了力似的。”她说，“当我回想那些天的时候会发现，在芝加哥的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芝加哥是世界的东道主，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

不过，世博会不仅仅是激发了自豪感。它带给了芝加哥光明，以此来对抗经济危机产生的越来越浓重的阴霾。伊利铁路公司发生了动荡，随后倒闭了。接着北太平洋公司也倒闭了。在丹佛市，三家国家银行在一天内接连倒闭，连带着压垮了一系列的其他企业。因为担心发生缺粮骚动，市政部门召集了一批民兵。在芝加哥，《内陆建筑师》杂志的编辑们试图让大家宽心：“现在的情况只不过是意外。资金只是被隐匿了。企业是吓坏了，但并没有被打倒。”然而，编辑们错了。

六月，两位商人于同一天在芝加哥的同一家旅馆——大都市酒店自杀了。其中一位在上午十点半用剃须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另一位从酒店的理发师那儿听说了这个消息。当晚，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晚间便服的丝绸腰带的一端绕在了脖子上，然后在床上躺直，将另一端系到床架上，就这样滚下床去了。

“每个人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亨利·亚当斯写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损失比邻居更为惨重。”

离世博会闭幕还有很久，人们却开始为它不可避免的消逝而哀叹。玛丽·哈特韦尔·卡瑟伍德写道：“当这个仙境关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它消失于世，当魔力不再持续，我们要如何面对？”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女经理萨利·科顿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芝加哥度过了这个夏天，并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在参观完世博会以后，“所有的事物都显得渺小而不重要了”。

世博会是如此完美，它的优雅和美丽就像一颗定心丸：只要它还在持续，就不会有真正的坏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或是发生在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