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三年一月初，天气转冷，并且一直持续低温，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清晨视察场地时，伯纳姆面临的是一个严寒苍白的世界。马粪冻成了一个个冰堆，打破了景色的协调性。伍迪德岛沿岸两英尺厚的冰将奥姆斯特德的芦苇和莎草压得变了形。伯纳姆发现奥姆斯特德的工作严重滞后了。而此刻，奥姆斯特德在芝加哥的助手哈利·科德曼却躺在医院里等待术后的康复，要知道一直以来，他是每个人依赖的对象。经过检查发现，他反复发作的病症原来是阑尾炎。经过乙醚麻醉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科德曼正在恢复，不过恢复得很慢。现在，距离开幕式只剩下四个月了。

极端的严寒增加了火灾的危险。光是那些平时必须用火的地方，比如烤箱和锡锅就引发了十几处小型火灾，虽然很快被扑灭了，寒冷的天气也增加了发生更严重的火灾的可能性。水管和消防栓被冻住了，工人们迫于严寒也打破了伯纳姆的禁令，开始在园区抽烟和生火。哥伦布警卫队的队员们提高了警惕。他们是最饱受严寒摧残的人，夜以继日地在公园里大面积地巡逻，连个遮蔽的地方都没有。“那段时间在警卫队工作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的那个冬季。”他们的长官赖斯上校写道。队员们害怕被分配到农业馆以南，那是整个公园的最南端，无比荒凉，被他们称为“西伯利亚”。赖斯上校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恐惧心理：“任何被分配到南部边界的警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被分配到这里是因为曾经犯了一些小错，或者是他们的外貌令他们不适合出现在园区更公开的地方。”

乔治·费里斯用炸药来对付严寒，这是穿透目前覆盖着杰克逊公园的三英尺厚冻土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土地被炸开后，仍然存在问题。冻土层下方是一层二十英尺厚的流沙土层，芝加哥的建筑从业者经常遇到这种土质，不过现在土冻得像冰块一样，令工人们备受折磨。工人们通过喷射蒸汽来融化冻土，这样还可以防止新倒入的水泥结冰。他们将木桩扎到地下三十二英尺处的硬土层上，在木桩上放置钢制格床，并往里面浇灌水泥。为了使挖开的洞穴尽可能保持干燥，他们二十四小时开着水泵。为了支撑费里斯转轮的巨大转轴，需要修建八根一百四十英尺高的塔柱。在修建每一根塔柱时，工人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序。

起初，费里斯最担心的是能否获得足够的钢材来建造转轮。但他意识到，要下一个新订单，他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通过自己的钢铁检验公司，他认识了全国大多数的钢铁生产厂家，并且对他们的产品了如指掌。他能得到这些厂家的帮助，并在全国许多不同的公司下订单。“没有一家公司有能力独揽所有的工作，因此我们和十几家不同的公司签了合约，选择每一家都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委托给他们的某部分工作。”费里斯公司称。费里斯还召集了一组检验员，所有零部件刚出厂就接受了严格检验。事实证明，这道工序至关重要，因为转轮是一个由十万个小部件构成的复杂体，部件的体积小至螺栓，大至巨型转轴——这个转轴由伯利恒钢铁公司承建，是当时世上最大的一体钢铸结构。“必须保证绝对的精准度，因为能接触地面的部件很少，所以大多数部件都不能提前组装，尺寸哪怕有一英寸的差错，也会是灭顶之灾。”

费里斯构想的这个大转轮，实际上由同一转轴上两个相距三十英尺的转轮构成。一开始让伯纳姆感到害怕的，是这个设计显然太脆弱了。每个转轮实质上就是一个巨型的脚踏车车轮。仅二点五英寸厚、八十英尺长的纤细铁杆将每个转轮的轮辋（俗称轮圈）与附加于轮轴的“蜘蛛”连接起来。两个转轮之间的支柱与对角杆可以加固这个组合体，让它像铁路桥一样扎实稳固。一条重达两万磅的链条将轮轴上的链轮和由两台一千马力的蒸汽机驱动的链轮相连。出于审美的考量，锅炉将被安置在大道乐园七百英尺以外，蒸汽将通过十英寸宽的地下管道输送到引擎。

至少在图纸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事实证明，光是挖掘和铺设地基就比费里斯和莱斯想象中更艰难。他们明白前方还有远远超过这种难度的障碍在等着他们，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是要把巨型轮轴抬到位于八根塔柱顶端的底座上。加上各种配件，轮轴将重达十四万两千零三十一磅。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抬起过这么重的物体，更别提抬到这样的高度了。

身处布鲁克林的奥姆斯特德通过电报收到消息：哈利·科德曼病逝了。科德曼是他视为己出的徒弟，当时才二十九岁。“你将听闻我们的不幸，”他在给朋友吉福德·平肖的信中说，“如今，我就像一个站在失事船只残骸上的人，不知何时能够重新起航。”

奥姆斯特德意识到现在必须直接监督世博会的工作，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二月初，他与哈利的弟弟菲尔一起抵达芝加哥，发现这座城市被封锁在了酷寒之中，气温低至零下八摄氏度。二月四日，他第一次在科德曼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发现桌面被成堆的发票与备忘纸条淹没了。奥姆斯特德的脑子里交织着各种声音和疼痛。他的喉咙很疼，思维也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中。要把科德曼堆积如山的资料整理清楚，并接手世博会的工作，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询问以前的助手查尔斯·艾略特能否来帮忙，艾略特现在已经是波士顿最优秀的景观建筑师之一。经过一番犹豫，艾略特同意了。一抵达芝加哥，艾略特就发现奥姆斯特德的病情十分严重。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晚，一场暴风雪袭击了芝加哥，奥姆斯特德当时正在医院接受医生的照料，无法行动。

当晚，奥姆斯特德给布鲁克林的约翰写了信，信里的每一行字都充满了疲惫与悲伤。“看来是时候了，以后的工作你不能把我考虑进来了。”他写道。芝加哥的工作看起来毫无希望。“显然，事情变成这样，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三月初，奥姆斯特德与艾略特回到了布鲁克林，此时艾略特已经正式成为合伙人，公司已重新改名为奥姆斯特德——艾略特公司。世博会的工作仍然严重滞后，状况堪忧，但奥姆斯特德的身体状况和其他工作的重压使他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带着深深的忧虑，奥姆斯特德开始让他的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来主持工作，但他并不信任乌尔里希。三月十一日，奥姆斯特德给乌尔里希寄去了一封长信，里面全是各种指示。

“在我总体负责的众多工作中，从未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付给一位助手或合伙人。”奥姆斯特德写道，“如今科德曼先生病逝，我病情加重，其他工作的巨大压力随之而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倾向于执行这一原则，并进一步将其实现。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的心里充满担忧。”

他明确表明，这份忧虑就是源自乌尔里希本人，他“本质上倾向于”忽略大框架，让自己迷失在琐碎的任务中，而这些任务本该交给下属去办。奥姆斯特德担心乌尔里希这种特性会令他难以抵抗其他官员的要求，特别是伯纳姆。“永远不要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作为景观建筑师，要明白世博会宏观而综合的景色才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奥姆斯特德写道（他在原文中强调了这两个词），“这项职责不是建一个花园，也不是去制造花园效果，而是把世博会的景观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风景，宏观的、综合的风景……如果由于缺乏时间和手段，或者资金短缺，最后在细节装饰等方面存在不足，那么我们的失败是能被原谅的。如果没能在景观整体效果方面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完成任务。”

他继续向乌尔里希描述着世博会工作中最令他担心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布鲁姆和建筑师们选择的上色方案。“我要提醒你，世博会的整个场地已经被很多人称为‘白城’……在清澈的蓝天与蓝色湖水的背景下，大批高耸的白色建筑被芝加哥夏日刺眼灼热的骄阳照耀着，再加上世博会场地内外都有水的反射，我担心整体的光感会太强烈。”鉴于这点，他写道，搭配上“茂密、广阔、丰盛的绿色植被”显得尤为重要。

奥姆斯特德显然认为世博会的工作有可能失败，这让他感到很苦恼。时间紧迫，天气糟糕。春天的栽植季节非常短。奥姆斯特德开始考虑备用方案。他警告乌尔里希：“除非你十分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做到精益求精，否则不要在任何装饰性种植上花费精神。简单又整齐的草皮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不要害怕使用朴素、未经修饰的平整表面。”

奥姆斯特德教导他，装饰不足远比过度装饰好得多。“就让大家认为我们过于简单朴素，甚至空乏，也好过花哨、艳俗、廉价和庸俗。让我们展示出绅士的品位吧。”

大雪忽至，并且开始没日没夜地下着，直到杰克逊公园内的房子的屋顶堆积了成百上千吨雪。世博会将是一场温暖的盛会，计划在五月至十月开放。没人想到需要设计足以抵抗如此沉重的积雪的屋顶。

在制造与工艺品馆施工的工人们听到了钢铁断裂的尖锐声音，马上跑开寻求庇护——这栋建筑的屋顶，这个十九世纪末人类凭借自负创造的奇迹，曾因为能覆盖住史上最大的无障碍空间而扬名，此时却化作了由积雪和银色玻璃片组成的一大团混合物，坠向了下面的地板。

没过多久，一名旧金山的记者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杰克逊公园。他本来准备欣赏伯纳姆的工人队伍创造的辉煌成就，却因为眼前荒凉而冰冷的景色担忧起来。

“这看起来完全不像样。”他写道，“诚然，那些负责人声称一定会按时完工。可是残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从里到外只有女性馆稍微有点竣工的样子。”

然而，现在距离世博会开幕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