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一年十一月，朱莉娅·康纳告诉霍姆斯，自己怀孕了。她告诉他，他除了娶她别无选择。听到这个消息，霍姆斯的反应既平静又温暖。他搂住她，轻拍她的头发，眼睛湿润。他向她保证，她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他当然会娶她，就像他一直以来承诺的那样。不过，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提出来：要小孩是不可能的。只要她答应让他实施一个简单的堕胎手术，他就娶她。他是医生，以前做过这种手术。他会使用氯仿作为麻醉剂，她不会有任何感觉，醒来就可以迎接自己作为H.H.霍姆斯太太的新生活了。他们以后可以再要小孩，眼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尤其考虑到世博会临近，要建好旅馆，还要装饰各个房间，很多工作都急需完成。

霍姆斯知道自己对朱莉娅有绝对的掌控力。首先，他天生就具备用自己虚假的坦率和温暖蛊惑别人的能力，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其次，他还可以在她身上施加社会压力。虽然通奸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只有在所有细节保密的情况下才能为社会容忍。比如屠宰加工厂的小开和应门女侍私奔，银行行长勾引打字员。有必要的话，他们的律师会安排情妇前往欧洲进行一场安静的独自旅行，去某位谨言慎行且医术高明的医生的手术室里。公开的未婚先孕会使女性蒙羞，陷入贫困。霍姆斯现在完全掌控着朱莉娅，仿佛她是一个战前的奴隶。他很享受这样的掌控力。他告诉朱莉娅，这次手术将在平安夜进行。

下雪了。唱颂歌的人沿着普莱利大道的宅子移动，时不时地在某幢豪宅前停下，进去索要一杯加了糖的热苹果汁或者可可。空气里充满燃烧的木头和烤鸭的味道。雅园墓地的北边，年轻的伴侣们在堆满积雪的坡上进行划雪橇竞赛，当他们经过这些芝加哥最富有、最有权的人的坟墓时，会将身上的毯子裹得格外紧。那些坟墓黑暗而阴沉，在夜里泛着蓝色的积雪映衬下，显得更加诡谲。

在恩格尔伍德六十三街七百零一号，朱莉娅·康纳把女儿哄上床，用尽全力保持着微笑，想让孩子沉浸在对圣诞节欢喜的期待中。是的，圣诞老人会来的，他会带来很棒的礼物。霍姆斯答应送给珀尔一大堆玩具和糖果，还答应送给朱莉娅一份大礼，这种礼物是贫穷又乏味的内德不可能送给她的。

屋外，积雪掩盖掉了过往的马蹄声。挂着冰凌的火车从华莱士街的街口轰鸣而过。

朱莉娅沿着走廊，走到了约翰·克罗夫妇住的公寓。朱莉娅和克罗太太交往甚密，此时在他们的公寓里帮着克罗太太装饰一棵圣诞树，希望珀尔第二天早上醒来能有圣诞节的惊喜。朱莉娅聊到了她和珀尔第二天的全部计划，并且告诉克罗太太过几天她将去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参加一位姐姐的婚礼。用克罗太太的话说，这是“一个老处女”，而她即将嫁给一位铁路工人。这倒是有点让人出乎意料。朱莉娅正在等铁路通行证，新郎已经给她寄过来了。

那天晚上很晚，朱莉娅才离开他们的公寓，当时看起来精神不错。克罗太太后来回忆道：“从她的话里完全听不出她打算当晚就要离开。”

霍姆斯开心地祝朱莉娅圣诞快乐，并且拥抱了她。随后，他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他已经准备好在这儿实施手术。一张桌子上铺着白色亚麻布。他的手术箱敞开着，闪闪发光，钢制手术设备被擦得发亮，呈向日葵状摆开。都是些令人害怕的东西：骨锯、腹部拉钩、套管针和环锯。当然，他其实用不到这么多工具，只是全部摆放在那里而已。朱莉娅没法忍住不看它们，她为它们散发的冷酷而饥渴的微光感到恶心。

他穿着一件白围裙，袖口已经卷好。或许他还戴了一顶帽子，一顶圆礼帽。他没有洗手，也没有戴口罩，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

她朝他伸出手。“不会痛的。”他安慰她。当她醒来的时候，会像现在一样健康，但是没有了腹中的累赘。他拔掉一个深琥珀色的瓶子的瓶塞，里面装有液体，他马上闻了闻瓶子里散发出的清凉气味。他往一团布上倒了点氯仿。她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这让他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用那团布捂住了她的口鼻。她的双眼晃动了一会儿，然后就向上翻去。随后，她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地产生反射性颤动，仿佛是在梦中奔跑。她的手指展开，放开了他的手。她的双脚抖动，仿佛正在狂野地打着鼓点。他越来越兴奋了。她试图拉开他的手，不过他对于昏迷之前突然发生的肌肉刺激早有准备。他用力地捂住她的脸。她奋力敲打他的胳膊。慢慢地，她的力气消失了，她的手开始缓慢地划出弧形，令他舒心，也给了他快感。狂野的鼓点随之消失。现在换成了芭蕾舞，仿若田园牧歌般，她安静地离开了。

他用一只手捂着布团，另一只手滴下更多的氯仿液体，液体顺着他的手指滑入掌心的纹路，手指被氯仿包裹的感觉让他十分愉快。她的一只手腕垂到了桌子上，很快，另一只手也垂了下来。她的眼皮抽搐了两下，随后闭上了双眼。霍姆斯认为她不会聪明到假装昏迷，不过还是紧紧捂住了她的脸。过了一会儿，他摸着她的手腕，探了探脉搏，已经停了。她的生命气息就像一辆轰鸣的列车般不断远去了。

他脱掉围裙，放下衣袖。氯仿的味道和紧张而兴奋的情绪令他感到头晕。一如往常，这种兴奋的感觉令人愉悦，也让他陷入一种温暖的倦怠，那感觉就像在一座暖和的炉子前面坐了太长时间。他把氯仿的瓶盖塞好，找到一块干净的布，然后沿着走廊走到了珀尔的房间。

把这块布揉成一团并沾上氯仿只需花费片刻。随后，在走廊里，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是圣诞节了。

这个日子对霍姆斯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他小的时候，圣诞节的早晨充满了过多的虔诚、祷文和静默，如同一张巨大的羊毛毯覆盖在家里的房子上。

圣诞节早晨，克罗一家等着朱莉娅和珀尔，十分期待小姑娘见到这棵可爱的圣诞树和树枝上挂的各种礼物时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公寓里很暖和，空气里飘浮着肉桂和冷杉的味道。一个小时过去了。克罗一家尽可能耐心地等着她们，不过等到十点，他们就得出发去赶火车，前往芝加哥中部——他们计划去那儿拜访朋友。他们走的时候没有锁房门，还留下了一张便条，上面欢快地写着欢迎的话。

克罗一家在当晚十一点才回来，发现一切还是离开时的样子，没有朱莉娅和珀尔来过的痕迹。第二天早上他们去敲朱莉娅的房门，没人回应。他们向楼里楼外的邻居打听，问人们有没有见到朱莉娅或珀尔，不过没有人见到她们。

接下来霍姆斯出现了，克罗太太问他是否知道朱莉娅去哪儿了。他解释道，她和珀尔提前去达文波特了。

克罗夫人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朱莉娅的消息。她和邻居们都认为此事非常奇怪。他们都认为最后一次有人见到朱莉娅或珀尔是在平安夜。

这一点并不准确。确实有人在后来见过朱莉娅，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人，哪怕是她在爱荷华达文波特的亲人，都没法再认出她了。

圣诞节刚过，霍姆斯便叫他的一位伙伴查尔斯·查普尔来到了自己的房子里。霍姆斯得知查普尔是一名“接骨人”，意思是他有一门手艺，可以将人类尸体的肉剔除，然后将骨头组装或者说拼接起来，组成完整的骨架，为医生办公室及实验室的展示所用。他在为库克郡医院的医学生们拼接尸体的时候掌握了必要的技艺。

在念医学院时，霍姆斯目睹了学校是多么渴求尸体，不论是刚死的还是只剩下骸骨的。当时的社会对严肃而系统的医学研究需求量很大，而对于科学家而言，人类的身体就像极地冰盖，需要进行研究和探索。医生办公室里悬挂的骨骼就是一本视觉上的百科全书。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医生们形成了一种习惯，会优雅而谨慎地接受任何尸体。他们不赞同接受谋杀致死的尸体，另一方面也很少过问尸体的来源。盗墓成了一个产业，尽管这个产业规模不大，还需要足够冷血。在尸体严重匮乏的时期，医生们自己都会来帮忙挖掘新的尸体。

霍姆斯轻易地发现，即使是到了如今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对尸体的需求仍然很大。芝加哥的报纸报道了有些医生像食尸鬼般突袭墓地的传闻。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的一处墓地发生了一起盗墓失败的案件。随后，肯塔基医学院的院长W.H.沃森医生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这些先生的行为并不是为了肯塔基医学院，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路易斯维尔的医学院，人体实验对象对这些学校的重要性如同呼吸之于生命。”就在三周过后，路易斯维尔的医生们又故技重施。他们试图盗窃肯塔基州安克雷奇州立精神病院的墓地，这一次是为了路易斯维尔大学。“是的，这群人是我们派去的。”学校一位资深官员说，“我们必须获得尸体，如果州政府不给我们，我们就只能自己偷了。冬季班人很多，用了太多的人体实验对象，没有留下任何材料给春季班。”他认为没有道歉的必要。“精神病院的墓地多年来一直被盗，”他说，“我怀疑里面是否还有尸体剩下。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获得尸体。没有尸体我们就没法培养医生，公众必须理解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尸体，那么将会为学生配备温彻斯特连发步枪，并在袭击墓地时派他们去保护那些盗墓者。”

霍姆斯嗅到了商机，看到现在对尸体的需求这么大，他觉得机会正在向他招手。

他领着查尔斯·查普尔走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还有一些医学器材及装着各种溶剂的瓶瓶罐罐。虽然看到了这些，甚至看到了桌子上的尸体，查普尔仍然没有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霍姆斯是一位医生。这具尸体虽然身高惊人，但显然属于一位女性。他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表明她身份的线索。他说：“这具尸体就像一只被剥了皮的长耳大野兔，从脸部的皮肤割开，再将所有的皮肤向下卷。在很多地方，连肉都被一起剥除了。”

霍姆斯解释道，他在做一些解剖，不过现在已经完成了研究。他跟查普尔商量，说会付给他三十六美元，让他清理这具尸体的骨头和头骨，然后返还给自己一具完整拼接的骨架。查普尔同意了。霍姆斯和查普尔将尸体放在了一个有衬里的箱子中，利用速运公司寄到了查普尔的住处。

没多久，查普尔就把骨架交给了霍姆斯。霍姆斯向他表示感谢，付了工钱，然后马上就把骨架卖给了哈内曼医学院（是芝加哥的一个学校，而不是与费城同名的那一所），卖的价钱是他付给查普尔的很多倍。

一八九二年一月的第二周，新的租客道尔一家搬到了霍姆斯的房子里，那是朱莉娅以前住的公寓。他们发现桌上还摆着餐具，珀尔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看起来好像以前的租客过几分钟就会回来似的。

道尔一家问霍姆斯这家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霍姆斯为屋里乱七八糟的状况道歉，并用最冷静的声音解释道，朱莉娅的姐姐生了重病，她和女儿得知消息后就马上去了火车站。她们没有必要带行李，因为朱莉娅和珀尔的生活十分殷实，而且她们不会再回来了。

后来霍姆斯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关于朱莉娅的故事：“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一八九二年一月一日，她向我交了租金。这一次，她不仅告诉了我，也告诉了邻居和朋友自己要走的事情。”虽然她告诉所有人自己要去爱荷华，事实上，“她要去的是别的地方，以防自己的女儿被夺走，说自己要去爱荷华只是为了误导她的丈夫。”霍姆斯说。霍姆斯否认自己曾经和朱莉娅发生过肉体关系，也不承认她经历过“罪恶的手术”——这个词是当时对堕胎手术的委婉说法。“有人说她性格急躁，性情不是一直都好，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不认为她的朋友或者亲人相信她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或者参与任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