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早晨，东部及芝加哥的建筑师们在伯纳姆-鲁特公司位于鲁克利大楼顶层的图书室里再次聚首，鲁特缺席。威廉·R·米德从纽约赶来，代替回家奔丧的合伙人麦金。在等人到齐的过程中，访客们时不时地挪到图书室朝东的窗口，眺望辽阔的密歇根湖。伴随着湖水和结冰的湖岸反射的光芒，射入房间的光线超乎自然地强烈。

伯纳姆起身正式向诸位表示欢迎，不过他看起来并不放松。他察觉到东部建筑师们犹疑的态度，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争取他们，奉承话已经说到近乎虚情假意了——路易斯·沙利文知道这是伯纳姆有效的战略手段。“对他自己而言，奉承话没什么用，除非是动之以情，但他会很快发现把奉承话堆砌到大商人身上是非常有效的。”沙利文写道，“路易斯发现这一招十分奏效，一开始他很惊讶伯纳姆竟然如此厚颜无耻，结果看到被奉承者得意忘形的样子，感到更加惊讶了。这一招很粗俗，却十分有效。”

沙利文说：“很快大家都注意到他越来越激动，居然开始向东部建筑师们道歉，理由是在场的西部同胞十分愚昧。这一行为是十分粗鲁的。”

亨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鬼，”他厉声说，“我们可不是什么远征的传教士。开始做点正事吧。”

房间里响起赞同的嘟囔声。艾德勒感到精神振奋，沙利文在傻笑，奥姆斯特德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耳朵里的轰鸣声一直难以平息。亨特却一脸狰狞——从纽约匆匆赶来，又去了杰克逊公园，这使他的痛风加重了。

亨特如此突然地发话，让伯纳姆吃了一惊。他倏然间想起了自己曾在东部遭遇双重的冷落，被哈佛和耶鲁拒之门外的惨痛经历。不过亨特的话及其在房间内获得的积极响应让伯纳姆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作上。据沙利文观察，“伯纳姆从梦游般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加入了谈话。他敏感地察觉到‘迪克大叔’（意指亨特）刚才的行为是雪中送炭”。

伯纳姆告诉在座的各位，今后他们将组成世博会的建筑师理事会。他邀请大家选举一位主席。他们选了亨特。“这位大师天生的领导才能得以再次展现，”万·布伦特写道，“我们又一次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他幸福的学生。”

他们选了沙利文作为秘书，这位显然不是亨特幸福的学生。对他而言，亨特只是一个死守传统的人。伯纳姆也一样。以这两位为代表的人正是沙利文新兴艺术理念的拦路虎。沙利文认为建筑的功能应该在设计时就得以体现——不仅形式要服从功能，而且“功能创造或者组织形式”。

对于沙利文而言，亨特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伯纳姆则要危险得多。在他身上，沙利文看到了与自己类似的执着精神。沙利文认为芝加哥建筑界由两个公司掌控着：伯纳姆-鲁特公司和艾德勒-沙利文公司。“每家公司都有那么一个人，他拥有自己不可改变的生活目标，可以为此折腰，甚至牺牲一切。”沙利文写道，“丹尼尔·伯纳姆执迷于封建观念里的权力，路易斯·沙利文则执迷于民主力量的行善观念。”沙利文欣赏鲁特和艾德勒，不过认为他们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约翰·鲁特过于自我放纵，也许永远无法激发出自己潜藏的力量。艾德勒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技师，一位工程师，一名有良知的管理者……毫无疑问，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约翰·鲁特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缺乏梦想家的想象力。而伯纳姆的力量和路易斯的激情就藏在梦想家的想象力中。”

快到中午时，伯纳姆离开房间，接了一个来自朵拉·鲁特的电话。她告诉他鲁特患了重感冒，无法出席会议。过了几个小时，她又打来电话，说医生诊断他为肺炎。

鲁特精神还不错。他一边开玩笑一边画着素描。“我被病痛折磨了一生，现在也不会轻易脱身，”他对哈瑞特·门罗说，“当我大限已到，我会知道的。这将是一个难关。”

建筑师们继续开会，不过伯纳姆没有参与，他一直守在合伙人的床边，只是偶尔离开去图书室处理一些事情，或者去拜访亨特。亨特的痛风十分严重，只能待在惠灵顿酒店的房间里，鲁特仍旧乐观地和他的护士开着玩笑。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在周三的例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他们诚挚地希望鲁特能早日康复。那天，伯纳姆给一位名为W.W.波茵顿的芝加哥建筑师写了一封信：“鲁特先生精神不佳，恐怕难以快速康复，不过还有一线希望。”

星期四，鲁特似乎重新振作了起来。伯纳姆再次写信给波茵顿：“今天早上总算能给你带去一点好消息了。他昨晚睡得不错，身体舒服些了。我们怀抱着希望，虽然危机还没解除。”

建筑师们热情高涨。由于亨特仍然无法出门，博斯特便暂时代理了主席一职。他和万·布伦特往返于亨特的房间和公司之间。建筑师们通过了伯纳姆、奥姆斯特德和鲁特最初用牛皮纸定下的草案，没有做什么修改。他们确定了主体建筑的大小，以及在场地上的布局。他们选择了一种统一的风格——新古典主义，这意味着建筑会带有柱子和山形墙，能让人想起古罗马时期的辉煌。这个选择对于沙利文而言简直就是诅咒，他憎恶根据旧有风格衍生的建筑，不过在会议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建筑师们还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为大中庭每一座宫殿的飞檐设定了统一的高度，六十英尺高。后来证实这是世博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飞檐只是一种水平的装饰性凸出物。墙壁、屋顶、穹顶及拱门可以建得更高，但通过限定飞檐的高度，建筑师们得以保证博览会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在本质上是和谐的。

星期四下午四点钟左右，科德曼和伯纳姆驾车去了鲁特家。然后，科德曼在马车里等候，伯纳姆进了屋。

伯纳姆发现鲁特呼吸困难。鲁特一整天都在做奇怪的梦，其中有一个梦他以前做过许多次：他梦到自己在天上飞。当鲁特见到伯纳姆时，他说：“你不会再次离开我，对吧？”

伯纳姆说不会，不过他确实暂时离开了。他去隔壁房间探望了鲁特的妻子。当伯纳姆和她交谈的时候，一位亲戚走进了房间。她告诉他们，鲁特去世了。她说，在弥留之际，他的手指划过床沿，仿佛在弹奏钢琴。“你听到了吗？”他轻声说，“是不是很美妙？这就是我所说的音乐。”

整个房子陷入了一种人死后怪异的沉寂，只有煤气灯发出的嘶嘶声和时钟疲惫不堪的嘀嗒声。伯纳姆在楼下踱步。他并不知道有人在看着他。哈瑞特·门罗的姨母内蒂正坐在从鲁特的起居室通往二楼的楼梯转弯处最高一级的台阶上，灯光照不到那儿。这个女人默默倾听着伯纳姆踱步的声音。他身后的壁炉里正燃着熊熊火焰，在对面的墙上投下硕大的阴影。“我很努力。”伯纳姆说，“我一直在谋划，梦想着我们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我让他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逼他为之努力。现在他却就这样死了！见鬼！见鬼！见鬼！”

鲁特的死震惊了伯纳姆，也震惊了芝加哥。伯纳姆和鲁特已经是十八年的合伙人与朋友了。两人都深谙彼此的想法，依赖彼此的技艺。现在鲁特走了。局外人猜测，鲁特的死亡是否意味着博览会的死亡。报纸上登满了相关的采访，芝加哥的上流阶层形容鲁特为博览会背后的引导力量，没有他，芝加哥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梦。《芝加哥论坛报》认为鲁特“显然”是芝加哥“最杰出的建筑师，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场地及建筑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杰弗里说：“在建筑师的行当里，没有人有这样的天分和才干可以拾起鲁特先生留下的工作。”

伯纳姆缄默不言。他考虑过辞掉世博会的工作。有两股力量在他心里纠缠着：一股力量是悲恸，另一股力量是想要呐喊的冲动——他，伯纳姆，才是一直驱动着世博会设计工作的引擎；他才是那个驱使着伯纳姆-鲁特公司取得越来越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合伙人。

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东部的建筑师们离开了芝加哥。星期日，伯纳姆参加了在亚斯特街的鲁特家中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以及在雅园墓地举行的葬礼。雅园在环线北部几英里外，是一处考究而适宜的长眠之所。

星期一，伯纳姆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他写了十二封信。隔壁鲁特的办公室悄无声息，挂着祭旗。温室花朵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眼前的挑战从未显得如此令人生畏。

星期二，堪萨斯城一家大型银行倒闭了。接下来的星期六，莱曼·盖奇宣布将会辞去世博会主席的职位，以专心打理自己的银行，该决定四月一日起生效。世博会理事长乔治·戴维斯一开始拒绝相信此事。“这太荒唐了，”他怒斥道，“盖奇必须和我们一起。我们不能没有他。”

劳工们也不安分起来。正如伯纳姆所担心的，工会领导人开始利用未来的世博会，替他们争取诸如最低薪资和八小时工作日等待遇。还有来自火灾、天气及疾病的威胁——已经有国外的报刊编辑在发问，鉴于芝加哥臭名昭著的污水问题，谁还敢来参观世博会？没有人忘记，一八八五年的污水是如何引发了霍乱和伤寒，导致十分之一的芝加哥人口丧生的。

在烟雾中，还有更黑暗的势力在集结。在城市中心的某处，一位年轻的爱尔兰移民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疯狂，这是一个先兆，之后发生的事情会震惊全国，并摧毁掉伯纳姆梦想中的人生最辉煌的那一刻。

近在咫尺之处，一个更为怪异的生物带着同样热烈的期盼抬起了头。“我一出生，体内就住着一个魔鬼。”他这样写道，“我不能不杀人，就像诗人一样，灵感一来就不得不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