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两千人簇拥在《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的人行道和街上。芝加哥另外二十八家日报的办公室、各酒店大厅、酒吧、西联汇款公司和邮政电报公司的办公室也聚集了类似的人群。《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的围观群众包括商人、普通职员、旅行推销员、速记员、警察以及至少一名理发师。送信的男孩们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一收到有价值的消息就拔腿狂奔。空气冰冷。烟雾填满了建筑之间的缝隙，一两个街区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警察时不时为该城亮黄色的有轨电车开道，这种电车也被称作“抓地电车”，因其操作员将电车连接在街面下不断运转的钢索上而得名。满载着货物的马车轰隆隆地驶过铺好的路面，拉车的高头大马往头顶的黑暗中喷出白色的蒸汽。

芝加哥是一个高傲的城市。整座城市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紧盯着店主、出租马车司机、服务员和侍者的脸，揣测是不是有消息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到目前为止，芝加哥这一年的发展势头都不错。芝加哥的人口首次突破一百万，一跃成为人口数量位居美国第二的城市，仅次于纽约。不过这惹恼了曾经位列第二的费城的居民，他们马上指出，芝加哥赶在一八九〇年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前吞并了大量的土地，从而在数据上作了弊。芝加哥对这个指控置若罔闻——占地广阔本来就是一种优势。今天如果有好消息，芝加哥被视为只会杀猪的贪婪闭塞之地的偏见将会消除；如果是坏消息，那么此事带来的屈辱将许久难以抹去，因为市里的达官显贵已经到处鼓吹芝加哥必胜。正是这种大话，让纽约的编辑查尔斯·安德森·达纳给芝加哥取了一个昵称——风城，当然，这与常年盛行于此地的西南风无关。

在位于鲁克利大楼顶层的办公室里，四十三岁的丹尼尔·伯纳姆和他的合伙人——刚满四十岁的约翰·鲁特，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份紧张。他们参与了多次秘密会谈，获得了可靠的保证，甚至已经跑到市里偏远的地区做过初期侦察。他们俩是芝加哥的顶级建筑师，曾主导芝加哥大批高楼的建造，并设计了国内第一栋被称为“摩天大楼”的建筑。似乎每年他们参与建造的大楼中都会有一栋成为世界第一高楼。鲁克利大楼位于拉莎利路和亚当斯路的交汇处，金碧辉煌，光线充足。当他们搬到这栋楼里办公后，才看到了之前只有建筑工人才能看到的湖景和市景。然而他们心里清楚，今天发生的事件足以令他们之前的所有成绩黯然失色。

消息将通过电报从华盛顿发来。《芝加哥论坛报》的特派记者将带来独家报道。之后，煤炉工会将煤炭铲入报社的蒸汽印刷机，社里的编辑、改稿员及排字工人将发表一篇篇“号外”。一名职员会把传来的每一条快讯贴到窗口，印有字的一面朝外，方便路人阅读。

芝加哥标准铁路时间刚过四点，《芝加哥论坛报》就收到了第一封电报。

连伯纳姆都无法确定是谁最先提出了这个想法，大家似乎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起初只是打算借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来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主意并不怎么上心。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拼尽全力让自己变得富有而强大，对于庆祝自己遥远的过去兴趣索然。不过，一八八九年，法国的行动震惊了世界。

在巴黎的战神广场，法国揭开了世界博览会的序幕。这一场世博会声势浩大，富有魅力，充满了异域风情。慕名而来的游客认为今后再不会有任何世博会能超越其上。展会的中心地带矗立着一座高达上千英尺的铁塔，直插云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该塔不仅让其设计者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从此留名青史，同时也形象地证明了法国已经超越美国，在钢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美国工程师也曾留下布鲁克林大桥、马蹄铁形火车弯道及另外一些无法否认的丰功伟业。

对于这一事实，美国也只能责怪自己。在巴黎世博会上，美国并未尽力展示自己的艺术、工业及科学成就。“我们应该是对本国的对外形象最粗心大意的国家之一了。”《芝加哥论坛报》驻巴黎特派员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三日这样写道。他还补充，当其他国家都在展示本国的尊严和格调时，美国的布展人员仅仅搭建了一个展馆和亭阁的合并建筑，没有任何的艺术指导或总体规划。“结果就是商店、货摊和集市混在一起的悲哀组合，不仅分开看不讨人喜欢，组合到一起也不协调。”相反，法国却绞尽脑汁让自己光芒四射，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其他国家根本不是法国的对手，”特派员写道，“只能作为法国的陪衬。相比之下，他们的展区如此逊色，简直像是专门为了衬托法国展区的丰富和华丽而来的。”

尽管有些美国人一厢情愿地预测埃菲尔铁塔这个巨大的怪物定会对巴黎秀丽的市容产生永久的损害，它却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广阔的底座加上向上不断变窄的塔身，仿佛是火箭一飞冲天时留下的云迹。随着美国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的骄傲心理把爱国情绪煽动到了新的高度，美国人已经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这个国家急需一个机会来超越法国，特别是要能淘汰埃菲尔的埃菲尔铁塔。突然之间，举办一场盛大的博览会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便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念头。

起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为了向本国的历史致敬，如果要找一个地方举办博览会的话，作为首都的华盛顿一定是不二之选。最开始连芝加哥的编辑们也表示赞同。不过，随着举办博览会的念头逐渐成形，其他的城市也开始觊觎这样一个机会，原因主要是这个机会有助于大大提升城市地位。在这样一个地域荣誉感仅次于血统荣誉感的时代，提升城市地位无疑是个强有力的诱饵。纽约和圣路易斯突然也开始争夺这次博览会的举办权。华盛顿给出的竞选理由是这里是政治中心，纽约给出的竞选理由是这里是一切的中心。没有人关心圣路易斯怎么想，尽管它加入竞争的举动的确让人觉得勇气可嘉。

芝加哥市民对于自己城市的自豪之情远胜过任何地方的市民。在这里，人们提起“芝加哥精神”，就仿佛它是某种能触摸得到的力量。人们为一八七一年大火后重建家园的超凡速度自豪不已。他们不仅重建了这座城市，更将它打造成全国商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领航军。可是，不管城市如何繁荣，都没能改变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芝加哥只是一个二线城市，偏爱杀猪，胜过贝多芬。纽约是全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制度改良的领航之都，其能力超群的市民和报纸上的内容时刻提醒着芝加哥这一点。这次博览会如果办得出色——如果超越了巴黎世博会——将有可能从此粉碎这一观点。芝加哥各大日报的编辑们眼看纽约也加入了争夺，便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芝加哥不可以？《芝加哥论坛报》提出警告：“纽约的各路牛鬼蛇神正张牙舞爪地出动，企图占据主动权。”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芝加哥市长德维特·克林顿·克莱吉尔宣布成立一个市民委员会，由芝加哥市的二百五十名杰出人物组成。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的末章这样写道：“曾帮助建造芝加哥市各项设施的人们期望获得这次世博会的举办权，他们有公平而合理的理由来积极争取这次机会。”

不过，最终的决定权还在国会。不久之后，这次重大的投票开始了。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职员走到窗前，粘贴了第一份快讯。在第一轮的投票中，芝加哥以一百一十五票比七十二票大幅领先纽约。圣路易斯位列第三，接下来是华盛顿。有一位国会议员从根本上就反对举办世博会，纯粹出于闹别扭的心理把票投给了坎伯兰岬口。当《芝加哥论坛报》报社外聚集的人们看到芝加哥比纽约多得了四十三票的消息后，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口哨声和鼓掌声不绝于耳。不过，大家心里十分清楚，芝加哥还差三十八票才能达到赢得世博会举办资格的大多数票。

后几轮投票还在继续，夜幕已渐渐降临。下班的人们聚集在人行道上。操作着最新商务机器的打字员们涌出鲁克利大楼、蒙托克大楼及其他摩天大楼，她们外套里的白衬衣和黑长裙令人联想到雷明顿打字机上的按键。出租马车的车夫一边咒骂着什么，一边安抚他们的马。一位负责点街灯的灯夫沿着人群外围匆匆奔走，一盏盏地点燃铸铁灯杆顶端的煤气灯。忽然之间，到处都充溢着色彩：亮黄色的有轨电车；身着蓝上衣的电报少年背着载满欢喜和悲伤消息的书包在人群里穿梭；出租马车车夫点亮了双座马车尾部的红色夜灯；一头镀金的狮像蹲在街对面的帽店前。抬头望去，高楼内的煤气灯和电灯在暮色中像月光花一般闪烁着。

《芝加哥论坛报》的职员再次出现在报社的窗口，手里拿着第五轮投票的结果。“人群的失落情绪显得凝重而冰冷。”一位记者观察到。纽约增加了十五票，芝加哥只增加了六票。优势不再明显。人群里的一位理发师向附近的人说，纽约多出来的票数一定来自原先支持圣路易斯的那些国会议员。这一说法引得一位名为亚历山大·罗斯的陆军中尉开了口：“先生们，我想说，任何来自圣路易斯的人都会去教堂抢劫。”另外一个男人嚷道：“或者毒死他老婆的狗。”人们对最后这句话纷纷表示赞同。

在华盛顿，纽约代表团察觉到情况有变，要求暂停投票，第二天再继续。昌西·迪普是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此人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演说家之一。听闻这一请求，《芝加哥论坛报》报社外的人群中嘘声一片，他们推测，纽约这么做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游说到更多的票，这一说法或许比较合理。

提议被否决了，不过众议院通过投票决定稍事休息。人群在原地静候。

在第七轮的投票过后，芝加哥只差一票就可以达到大多数票了。纽约事实上已经溃败。街上一片寂静，出租马车也停了下来。“抓地电车”一辆接着一辆堵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镉质长链，连警察也管不了了。乘客走出车厢，紧盯着《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窗口，等待下一轮消息。路面下的钢索发出的嗡嗡声仿佛一曲充满悬念的小调和弦，持续不停。

不久，另一名职员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窗口。他又高又瘦，年纪很轻，脸上蓄着黑胡须。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街上的人群，一只手提着糨糊罐，另一只手拿着刷子和一张快讯单，开始不紧不慢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将快讯单放在桌子上，大家看不到那张纸上的内容，但每个人都能通过他肩部的起伏分辨他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他不慌不忙地拧开糨糊罐的盖子，脸上蒙着一层阴郁，仿佛正在俯视一具棺材。然后，他有条不紊地将糨糊涂到快讯单上，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单子贴到窗户上。

他的表情毫无变化，将快讯单牢牢地贴在了玻璃上。

伯纳姆在等待。为了满足对自然光线的渴望，他和鲁特的办公室都朝南。芝加哥所有的居民都将自然光线视若珍宝，在这儿，煤气灯是人工照明的主要来源，但它们发出的光根本无法穿透城市上空终年笼罩的煤烟。电灯泡通常用于电气结合的设备中，才刚开始为最新的建筑物照明，不过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种设备需要在地下室里安装发电机，发电又需要烧煤。天色渐晚，路两旁和底层建筑中的煤气灯在烟尘里闪烁，形成混沌的黄色光晕。伯纳姆只能听到办公室灯里的煤油燃烧的嘶嘶声。

他那已故的父亲要是得知他今天能成为建筑行业的顶尖专家，坐在市内高楼顶层的办公室里，一定会感到巨大的惊喜和满足。

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于一八四六年九月四日出生于纽约的亨德森，全家虔诚地信奉新教会“顺从、谦卑及参加公共服务”的教理。一八五五年，伯纳姆九岁的时候，全家搬迁到芝加哥。他的父亲在这儿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药品批发公司。学生时代的伯纳姆非常平庸。“根据旧中央学校的记录，他的平均成绩仅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同学，”一位记者发现，“而他取得最好成绩时似乎也只超过百分之八十一的同学。”不过，在绘画方面，他却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并且乐此不疲。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东部接受私人教师的指导，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做准备。事实证明，他有严重的考试焦虑症。“和我一起考哈佛的另外两位考生都没我准备得充分，”他说，“但他们俩都轻松通过，我却落选了，有两三场考试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考耶鲁的时候他也遭遇了同样的事。两所学校都没考上，他一直对此难以释怀。

一八六七年秋天，二十一岁的伯纳姆回到了芝加哥。他打算在有机会大展拳脚的领域内找工作，于是加入了洛林-简尼建筑公司，做了一名绘图员。一八六八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并告诉父母他想成为“全市或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不过，第二年他就辞职和朋友去了内华达，想试试自己淘金的手气。但淘金也失败了。他乘坐运送牲口的车子身无分文地回到芝加哥，加入了一位名为L.G.劳雷安的建筑师的公司。之后，芝加哥便发生了一八七一年十月的大火，万物烧尽，风火肆虐，损失惨重。这场大火烧毁了近一万八千幢房屋，令超过十万人无家可归。这场灾难为市里的建筑师们带来了无尽的工作。不过伯纳姆选择离开建筑行业，转而去卖厚玻璃板，却失败了。后来他转行当了药剂师，但也没干多久。他写道：“不论干什么，一件事情做久了就会腻，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

伯纳姆的父亲又气又急，于是在一八七二年把儿子推荐给了建筑师彼得·怀特。怀特欣赏这位年轻人的绘图技术，雇他为绘图员。当时伯纳姆二十五岁。他喜欢怀特，也喜欢这份工作。他尤其欣赏怀特的另一名绘图员，一位名叫约翰·唯尔本·鲁特的南方人，比他小四岁。鲁特一八五〇年一月十日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伦普金，是一名音乐神童，在能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会唱歌了。内战期间，亚特兰大到处硝烟滚滚，鲁特的父亲安排他乘坐南部邦联的船穿越封锁线偷渡到了英格兰的利物浦。鲁特被牛津大学录取，不过在他入学前，内战就结束了。他的父亲吩咐他回美国，回到纽约的新家，进入纽约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来，他成了设计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建筑师的绘图员。

伯纳姆很快就喜欢上了鲁特。他欣赏鲁特的白皮肤、健壮的胳膊，还有埋首于绘图桌的姿势。他们成了朋友，然后成了合伙人。一八七三年，美国经济遭遇大恐慌，全国经济受到了重创，但在此前的三个月里，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这一次伯纳姆坚持了下来。他和鲁特之间的合伙关系支撑着他。他们的合作填补了各自的缺陷，让两人可以各施所长。他们费尽心思寻找自己的客户，同时也为其他更成熟的公司做事。

一八七四年的某一天，一个男人走进了他们的办公室。这短暂的一瞬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身着一袭黑衣，看起来平凡无奇，但他过往的经历中却充斥着流血和死亡，获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利润。他是来找鲁特的，不过鲁特有事出城了，于是他向伯纳姆做了自我介绍，自称约翰·B·舍曼。

这次自我介绍并不需要详细叙述。作为联合牲口中心的负责人，舍曼操纵着一个血腥帝国，手下有两万五千个男人、女人和孩童，每年屠杀的牲口多达一千四百万头。芝加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直接或间接靠着联合牲口中心创下的经济效益过活。

舍曼挺喜欢伯纳姆。他欣赏伯纳姆强健的身躯，蓝色眼睛里坚定的目光，以及主导谈话时自信满满的样子。舍曼委托他们的公司在二十一街普莱利大道上建造一栋宅子。这个区域居住着许多芝加哥的重要人物，时不时就可以看到马歇尔·菲尔德、乔治·普尔曼和菲利普·阿莫尔一起走路去工作，三人都身着黑衣，可谓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鲁特画了一栋三层宅子的草图，带山形墙和尖顶，屋身砌红砖、浅黄色砂岩、蓝色花岗岩和黑色板岩。伯纳姆进一步完善了设计图，并且指挥了建造过程。一天，伯纳姆正好站在宅子的大门口，思考着工作的事情，这时一个看起来有些高傲的年轻男子迈着古怪的步伐（并非出于自负，而是先天的毛病）朝他走来，自我介绍为路易斯·沙利文。伯纳姆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至少目前还没有。沙利文和伯纳姆交谈了一番。沙利文当时十八岁，伯纳姆二十八岁。他私下里告诉沙利文，自己并不满足于建一辈子的房子。“按我的想法，”他说，“我要做大事业，处理大事，和成功的大商人打交道，建立一个大公司，因为没有一个大公司是做不成大事的。”

约翰·B·舍曼的女儿玛格丽特经常来工地参观。她年轻漂亮，满头金发。玛格丽特确实认为这座宅子很棒，不过她更欣赏那个在石堆、砂岩和木材间游刃有余的建筑师。她来得很勤，总是以她的朋友德拉·奥德斯就住在街对面为借口。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伯纳姆最终心领神会、向她求婚了，她点了头。伯纳姆求爱的过程非常顺利，可之后就传来了丑闻。伯纳姆的兄长涉嫌伪造支票，他们父亲的药品批发生意因此受了影响。伯纳姆立刻前去拜访玛格丽特的父亲，要求解除婚约，理由是他们不能在丑闻的阴影下结为连理。舍曼告诉他，自己尊重伯纳姆的荣誉感，不过反对解除婚约。他心平气和地说：“每家都有一只黑羊。”

没过多久，舍曼作为一名有妇之夫，就和一位朋友的女儿私奔去了欧洲。

伯纳姆和玛格丽特于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日结为夫妻。舍曼在四十三街和密歇根大道的交汇处购置了一栋房子，靠近湖边，更重要的是离牲口中心不远。他希望大家住得近一点儿。他欣赏伯纳姆，也赞成这桩婚事，不过他并不完全信任这个年轻的建筑师。他认为伯纳姆酗酒的问题有点严重。

舍曼对于伯纳姆品性的怀疑并不影响他对其建筑才华的钦佩。他又委托伯纳姆的公司建造了其他的房子。出于极大的信任，他委托伯纳姆-鲁特公司为联合牲口中心建造大门，希望这个大门能反映出该中心蒸蒸日上的地位。于是伯纳姆的公司建造了石门，包括三座拱门，门身由莱蒙特灰岩建成，铜制门顶，中间的拱门顶上雕刻着约翰·B·舍曼最心爱的“舍曼公牛像”——毫无疑问出自鲁特之手。这座石门变成了一个地标，直到二十一世纪都岿然不动，而此时离最后一头猪跨过那座被称为“叹息桥”的巨大木制斜坡进入极乐世界已经很久了。

鲁特也娶了牲口中心一名高管的女儿，不过他的人生没有这么顺利。他为牲口中心的总裁约翰·沃克设计了一栋房子，认识了沃克的女儿玛丽。然而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玛丽患上了肺结核。病情很快恶化，不过鲁特没有解除婚约，尽管人人都知道他要娶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婚礼在鲁特设计的房子里举行。一位名为哈瑞特·门罗的诗人朋友与其他宾客一起等着新娘出现在楼梯口。门罗的妹妹朵拉是唯一的伴娘。“等待了太久，大家都吓坏了，”哈瑞特·门罗说，“不过新娘最终还是挽着父亲的手臂出现了，站在楼梯转角处的她简直就像个面色煞白的幽灵。她迈着缓慢的步子走来。噢，她步履蹒跚地拖曳着缎面婚纱，迈下宽阔的阶梯，穿过大厅，走到了爬满鲜花和藤蔓的明艳凸窗旁。整个画面诡谲异常，令人感伤。”鲁特的新娘瘦骨嶙峋，面色惨白，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念出誓词。“她愉快的神情，”哈瑞特·门罗这样写道，“仿佛骷髅上挂着珠宝。”

结婚不到六周，玛丽·沃克就病逝了。两年后，鲁特娶了伴娘朵拉·门罗，此举很有可能伤了她诗人姐姐的心。毫无疑问，哈瑞特·门罗也深爱着鲁特。她住得不远，经常来鲁特和朵拉位于亚斯特街的家里探望他们。一八九六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鲁特的传记，内容简直会让天使都脸红。不久，她在回忆录《诗人一生》中，将鲁特和妹妹的婚姻形容为“如此美满和睦，甚至我自身关于幸福的梦想都得到了印证，也希冀能有幸如他们这般幸福，从此再难将就”。然而哈瑞特却从未找到同样美满的爱情，只好将一生奉献给诗歌，最终创办了《诗歌》杂志，并借由这份杂志让埃兹拉·庞德得到了全国的瞩目。

鲁特和伯纳姆的事业非常成功。生意如瀑布一样涌向他们的公司，部分原因是鲁特设法解决了一个自从芝加哥建市以来就困扰着建筑师们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之后，他使芝加哥变成了摩天大楼的摇篮，即使这座城市下的土质非常不适合建造高楼。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芝加哥经历了爆炸式的发展，土地价值增长到了人们从未想象过的水平，尤以市中心以环状有轨电车的轨道而得名的“环线”范围内为甚。随着地价陡增，土地所有者开始想方设法提高投资回报。从未利用的广阔天空在向他们招手。

建造高楼的最大的障碍无非是人类爬楼能力有限。鉴于十九世纪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人体力都不太好。不过，电梯出现了，同样重要的是，伊莱沙·格雷夫斯·奥德斯发明出了阻止电梯自由坠落的安全装置。这些发明的问世扫清了这一障碍。不过，要建高楼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芝加哥令人头疼的土壤结构。一位工程师曾经形容，在芝加哥打地基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比不上的挑战”。基岩位于地下一百二十五英尺处，按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建造技术，考虑到经济和安全因素，工人根本无法到达这样的深度。这个深度与地表之间充满了泥沙和黏土的混合物，中间渗满了水分，被工程师们称为“秋葵浓汤”，就算只在上面建很简单的建筑，其重量也会使地面下陷。因此建筑师在设计首层与人行道相交的房屋时会特意抬高四英寸，这样一来，当房子下陷时，人行道就与地面平齐了。这样的操作已经成为惯例。

当时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土质问题：第一种是只建矮房，避开麻烦，另一种是利用沉箱一路挖到基岩。后者要求工人挖掘深深的竖井，支撑住井壁，朝每一口井内打入足量的空气，利用高压将水分隔离。由于会造成减压病，甚至会造成死亡，这种操作让人闻之色变。这种技术主要由建桥的工人使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约翰·奥古斯都·罗布林就曾在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过程中使用沉箱，这也是沉箱应用的有名案例。不过美国最初使用沉箱的时间更早，是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间，詹姆斯·B·伊兹在圣路易斯建造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桥的时候。伊兹发现工人们在到达地下六十英尺后就开始出现减压病症状，而这个深度只是芝加哥的沉箱需要到达的一半左右。共三百五十二名工人在这座桥梁让人闻之色变的东沉箱中劳作，与气压有关的疾病导致其中十二人死亡，两人残疾，另有六十六人负伤，伤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可是芝加哥的土地所有者想要利润，而在市中心，利润就意味着要把楼建高。一八八一年，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名为彼得·沙登·布鲁克斯三世的投资人，委托伯纳姆-鲁特公司建造芝加哥有史以来最高的办公大楼。他打算以“蒙托克”来命名。在这之前，他曾经为伯纳姆和鲁特带来市中心的第一笔大生意——七层楼高的格兰尼斯大厦。伯纳姆说，从那栋大厦开始，“我们的独创性开始展现了……它是神来之笔。每个人都跑来看热闹，整个芝加哥都为之骄傲”。他们将办公室搬到了格兰尼斯大厦的顶层（后来证明这次搬迁埋下了致命的祸根，不过当时可没人知道）。布鲁克斯希望这栋新的大楼比格兰尼斯大厦再高上百分之五十。“如果，”他说，“地面能支撑的话。”

两位合伙人很快就被布鲁克斯弄得筋疲力尽。他为人挑剔，十分抠门，并且压根儿就不关心大楼的外观，只要实用就行。他做出了许多指示，和路易斯·沙利文在很多年后才总结出的那句“形式必须服务于功能”的名言异曲同工。“建筑物的存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好看，”布鲁克斯写道，“能满足功能的设计就是好看的设计。”大楼正面没有任何凸起物——没有滴水嘴，没有山形墙——因为凸起物会积尘。他想让所有的管道裸露在外面，“把管道都埋起来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管道就应该露在外面，如果有必要，可以刷点油漆装饰一下。”他抠门的目光还延伸到了大楼的盥洗室。根据鲁特的设计，洗手池下应安装柜子。布鲁克斯却反对这么做，只因为他认为柜子很容易“藏污纳垢，沦为鼠窝”。

建造蒙托克大楼最棘手的部分就是打地基。起初，鲁特计划使用芝加哥建筑师自一八七三年以来建造普通高楼时一直使用的技巧。工人在地下室底板上竖起一些石头金字塔，每个金字塔宽阔的底部都会将重压分散，减少建筑的下陷，金字塔尖窄的顶部支撑承重的柱子。不过，如果要支撑十层楼高的砖石结构，必须将金字塔建得很大，会把地下室变成石质的吉萨金字塔群。布鲁克斯提出反对，他希望地下室能空出来放置锅炉和发电机。

解决的办法却十分简单，以至于鲁特最初想到时根本没期望会成功。根据他的构想，向下挖掘至第一层硬度合适的黏土（被称为硬质层）时，在此铺设一层约两英尺厚的混凝土。工人再往这层混凝土上铺设一层钢轨，贯穿整个混凝土层，在此之上以合适的角度再铺设一层钢轨。如此层层铺设。完成之后，在这个钢质格形地层的表面和内部浇筑波特兰水泥，形成一个宽广坚固的筏子，鲁特称之为“漂浮式地基”。实际上，他所构想的就是一个人造基岩层，顶部是地下室的地板。布鲁克斯喜欢这个想法。

蒙托克大楼建好了，造型如此新颖，高度前所未见，简直无法用传统的文字形容。没有人知道是谁发明了“摩天大楼”一词，但这个词非常精准，于是蒙托克大楼成了第一栋被称为“摩天大楼”的建筑。一位叫托马斯·塔尔梅奇的芝加哥建筑师兼评论家写道：“蒙托克大楼之于高层商业建筑，不亚于沙特尔大教堂之于哥特式教堂。”

当时，建筑新技术层出不穷。电梯速度越来越快，安全性越来越高。玻璃工人已经能熟练地生产出越来越大的玻璃板。伯纳姆建筑事业的起点——洛林-简尼公司的威廉·简尼设计了第一栋金属承重结构的建筑，这种结构使得支撑建筑的力量从外墙转移到了钢铁制的框架上。伯纳姆与鲁特明白，这一创新将建筑师从建造高楼的最后一道物理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运用这种技术，他们建造出的房子一栋比一栋高。这些“天空之城”里居住着新兴的商人阶层，被一些人称为“悬崖居民”。林肯·斯蒂芬斯这样写道：“高层的空气清凉新鲜，风景广阔动人，虽处于闹市中心却独占一份幽静，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是不会考虑在此设置办公室的。”

伯纳姆和鲁特变成了富人，他们并非像普尔曼那般有钱，也不足以位列社会的顶层，与波特·帕玛及菲利普·阿莫尔等人相提并论，也没有市里的报纸会对他们夫人的礼服评头论足。不过他们的财富已经超过了两人曾经的期望。伯纳姆有钱到每年会买两桶上好的马德拉酒，并且放到慢船上去环绕地球两圈来陈化它，从而获得更醇厚的口感。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两位合伙人性格的不同之处也开始凸显出来。伯纳姆有较高的艺术天分，也有过硬的建筑才能，不过他最强的本领在于赢得客户，以及将鲁特的优秀设计付诸实践。伯纳姆容貌俊朗，体型高大，身材强健，还有一双动人的蓝眼睛。就像透镜能聚拢光一样，这些品质也吸引着客户和朋友。“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是我见过的最俊秀的人之一。”后来主要负责帝国大厦建造工作的保罗·斯塔雷特如此描述他，此人一八八八年作为万能助手加入了伯纳姆-鲁特公司。“很容易理解他是怎么拉到生意的。他一出场，风度和容貌就已经赢了一半。他只需要强调一些最平常的事情，就会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令人信服。”斯塔雷特记得自己常为伯纳姆反复提起的一句警言所感动：“不要做小计划，小计划没有点燃激情的魔力。”

伯纳姆明白，鲁特是公司艺术创造的领头羊。他认为鲁特有迅速并全方位地构思一栋建筑的天分。“在这方面，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提并论，”伯纳姆说，“他有时会心不在焉，沉默寡言，接着注视远方，然后整栋建筑就浮现在了他的眼前——一砖一瓦都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也清楚鲁特对商业运作没有丝毫兴趣，不喜欢在芝加哥俱乐部和联邦同盟会之类的地方扩展人脉，而这通常会让他们获得生意机会。

鲁特每个礼拜天早晨都在第一长老会教堂里演奏风琴。他还为《芝加哥论坛报》撰写歌剧评论。他广泛地涉猎哲学、科学、艺术及宗教知识，在芝加哥的上流社会中，人人都知道鲁特能与人谈论任何领域的话题，并且很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交谈能力卓越超凡，”一位朋友如此评价道，“没有什么领域是他未曾涉猎的，而且他似乎都学得很精。”鲁特有一种略带狡黠的幽默感。某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他正在极为严肃地演奏风琴，而听众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他在演奏《苍蝇苍蝇快走开》。当伯纳姆和鲁特在一起的时候，一位女士曾形容说，“那样子总让我觉得像一棵粗壮的大树被闪电围绕着。”

伯纳姆和鲁特了解彼此的才能，并且互相欣赏，由此发展出的和谐关系可以从他们办公室的运作方式中一窥究竟。引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办公室的运转就像‘屠宰场’一般拥有机械般的精准度。”这个暗示非常准确，毕竟伯纳姆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和联合牲口中心密不可分。不过，他也创造了另一种办公室文化，而这种办公环境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变得普及。他在办公楼里设立了健身房。在午餐休息时间，员工可以在这儿打手球。伯纳姆还让员工去上击剑课，鲁特则在租来的钢琴上即兴独奏。“办公室里堆满了工作要做，”斯塔雷特说，“不过比起我工作过的其他公司，这里的氛围很自由，令人感到轻松愉快，非常人性化。”

伯纳姆明白，是他和鲁特合力赢得了目前的成功，单凭各自的力量绝不可能办到。两人工作步调一致，才得以接手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项目。在那个时代，建筑师不断创新，建筑物的高度和体积都急剧增加，也使得产生毁灭性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哈瑞特·门罗写道：“两人在工作上越来越离不开彼此。”

随着公司不断壮大，他们所在的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建筑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人民也越来越富有。与此同时，芝加哥却变得越来越肮脏、黑暗、危险。污浊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渣味，把街道弄得脏乱不堪，有时能见度低到一个街区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冬天尤为严重，因为全城都在烧煤炉。火车、“抓地电车”、有轨电车、四轮马车在城里穿梭。双座轻便马车、活顶双座四轮马车、维多利亚马车、四轮箱型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甚至灵车的车轮全都覆有铁皮，撞击地面时活像锤头在滚动，一刻不停地发出雷鸣般的声响，直到午夜后才消退，这也使必须开窗睡觉的夏夜变得非常难熬。在穷困的街区，垃圾堆满巷道，巨型的垃圾桶都已溢出，老鼠和青蝇在此享用饕餮盛宴。无数苍蝇漫天飞舞，死去的狗、猫和马无处不在。一月时，它们被冻成冰块，姿势让人看着可怜；到了八月，它们的体内又充满了气体，于是爆裂开来，最终被冲入芝加哥河，而这条河是芝加哥的主要商业动脉。下暴雨的时节，油腻的河水呈羽毛状外溢，灌入密歇根湖，蔓延到市区饮用水源头的管道所在的水塔处。下雨时，没有铺设碎石的路面流淌着恶臭的马粪、淤泥和垃圾，堆积在花岗岩质建筑之间，仿佛伤口的脓汁。芝加哥让来访的人赞叹不已，却又充满恐惧。来自法国的编辑奥克塔夫·乌赞称其为“戈尔迪之城，如此丰盛，又如此邪恶”。作家兼出版商保罗·林道将其描述为“一面异常恐怖的巨型西洋镜，却拥有非凡的魅力”。

伯纳姆热爱芝加哥遍地都是的机会，不过他也为这座城市本身而感到忧虑。一八八六年，他和玛格丽特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名为丹尼尔，二月刚刚出生。那年，伯纳姆买了一栋靠近湖边的农舍，就在一个名为埃文斯顿的安静山村中，这儿被人称作“郊区的雅典”。农舍有两层楼，共十六个房间，周围环绕着“宏伟的古树”。农舍占据了一块长方形土地，一直延伸到湖边。伯纳姆是不顾夫人和岳父的反对买下这座农舍的，并且直到购买手续全部办好之后，才告诉母亲自己打算搬家。后来他在信中向她致歉。“我之所以这么做，”他向母亲解释，“是因为我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孩子行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

成功对于伯纳姆和鲁特而言来得很容易，不过这两位合伙人也经历了一番磨难。一八八五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俩旗舰式的建筑——格兰尼斯大厦。发生大火时，至少有一人还在办公室里，从燃着熊熊大火的楼道里逃了出来。之后他们就搬到了鲁克利大楼的顶层。三年后，他们设计的一座位于堪萨斯市的旅馆在建设过程中坍塌，造成一人死亡，好几人受伤。伯纳姆十分伤心。堪萨斯市召集验尸官调查，注意力被引到了建筑的设计上。自事业起步以来，伯纳姆第一次发现自己面临着公众的抨击。他在寄给夫人的信里写道：“不管报纸上怎么写，你都不用担心。在一切过去之前，责难在所难免，也会有很多麻烦。所有这些我们都会用简单直接的、男子汉式的方式扛下来。我们会竭尽全力。”

这次经历带给他的打击很大，特别是他的才干要被一位他没办法施加影响力的官僚调查，这一事实最让他难过。在坍塌事件发生三天后，他给玛格丽特写信：“这位验尸官就是一个让人不悦的小医生，一条政治走狗，没有脑子，让我头疼。”伯纳姆很难过，也很孤单，想要回家。“我真的很想回家，想和你一起重获平静。”

同一时期，第三次打击接踵而至，不过这一次的性质有所不同。虽然芝加哥作为工业和商业发动机的地位已经广受认可，可是市里的名流听到纽约那边诽谤芝加哥没有文化资产时，还是非常敏感。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位名为斐迪南·W·佩克的芝加哥名人提议修建一座有良好声音效果的巨型会堂，不仅能让吹毛求疵的东部人哑口无言，还能获取利润。按照佩克的想象，这座巨型的剧院应该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外壳中，里面设有酒店、宴会厅、办公室等。那些在金斯利餐厅（该餐厅在芝加哥的地位，等同于德尔摩尼哥餐厅在纽约的地位）吃饭的建筑师都认为这座大会堂的修建将是芝加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建筑作业，并极可能落入伯纳姆-鲁特公司囊中。伯纳姆也这么认为。

佩克最终选择了芝加哥建筑师丹克马·艾德勒。佩克清楚，如果没有出众的听觉效果，不论建成后外观多么令人惊艳，这座建筑都只会是一个败笔。而只有艾德勒在之前展现出了对建筑音效的把控能力。路易斯·沙利文当时是艾德勒的合伙人。他写道：“伯纳姆非常不悦，约翰·鲁特也不怎么高兴。”亲眼见到大会堂的草图时，鲁特说看来沙利文又要“毁掉一幢建筑物的外墙了”。

这两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关系紧张，不过没人能预见多年之后，沙利文刻薄地贬损伯纳姆最杰出的作品会导致矛盾最终爆发。那时候沙利文自己的事业早已在酒精和悔恨中完蛋了。不过在此时，他们的关系还只是有些轻微的紧张，是一种微弱的震荡，就像钢铁在压力过重时发出的无声呐喊。两家公司关系的紧张源自对建筑本质和功用的不同见解。沙利文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艺术家、理想主义者。在自传中，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将自己描述为“一颗天真的心包裹在艺术里，包裹在哲学里，包裹在宗教里，包裹在美好大自然的福佑里，包裹在追求人类真相的路途中，包裹在对仁慈力量的坚毅信念中”。他称伯纳姆为“巨型商贾”，专注于建造最大、最高、最昂贵的建筑，“他迟缓、笨拙、缺根筋”。

一八八七年六月一日，工人开始建造大会堂。完工之后，这座奢华的建筑成了当时美国最大的私人建筑。大会堂内的剧院能容纳超过四千个座位，比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多一千二百个。除此之外，大会堂还配备了空调，使用的是让空气流经冰块的技术。大会堂的外围建筑包含商业办公场所、一座巨大的宴会厅以及一间拥有四百个豪华房间的酒店。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回忆道，只需扭动床头墙上的电动开关，他就能索要浴巾、文具、冰水、报纸、威士忌，或者请求擦鞋服务。大会堂变成了芝加哥最著名的建筑。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参加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最终，事实证明这些挫折在伯纳姆和鲁特的人生中只是小小的插曲。以后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并且就在不算遥远的未来。不过，在一八九〇年二月十四日对世博会举办权进行投票这天，这两位合作伙伴看似注定要一辈子享受成功了。

《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一片寂静。人们似乎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好消息。一个蓄着长须的男人是首先反应过来的人之一。他曾经发誓，除非芝加哥获得举办世博会的资格，不然绝不剃须。此时他爬上了不远处联合信托公司银行的台阶，在最高一级台阶上仰天长啸。一位目击者把他的声音比喻成火箭的轰鸣声。人群开始回应他的呼喊，不多久，两千多名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大多是受雇来送电报和信件的——爆发出一阵欢呼，这声音就像一道迅猛的洪水，在钢筋水泥和砖瓦玻璃中冲出一道峡谷来。送信的小孩得到消息后就赶紧跑去送信，与此同时，送电报的男孩们也从邮政电报公司和西联汇款公司的办公室里狂奔出来，有的跳上了波普牌“安全”单车，有的去了太平洋大酒店，有的去了帕玛家园，还有的去了黎塞留馆、大会堂、惠灵顿酒店、密歇根湖畔和普莱利大道上的豪宅，各家俱乐部（芝加哥、世纪、联邦同盟会等），还有的去了一些奢华的妓院，特别是嘉丽·沃森之家，里面有许多秀色可餐的年轻姑娘，还有一直流淌的香槟瀑布。

一位送电报的男孩在黑暗中穿梭，来到了一条漆黑的小巷里。这里弥漫着水果腐烂的味道，除了他刚才离开的那条街上煤气灯的嘶嘶声外，什么都听不到。他摸索到一扇门，敲了敲，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挤满了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迈的，好像都在交谈，有一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屋子中央有一具棺材，是作为吧台使用的。屋内灯光昏暗，墙上挂着当作煤气灯外罩的头盖骨，还有一些头盖骨散落在屋子各处。墙上悬挂着一条绞人的绳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凶器，以及一条凝结着血块的毛毯。

这些人工制品告诉我们，这里是白教堂俱乐部的总部。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两年前开膛手杰克就是在一个名为“白教堂”的伦敦贫民区大开杀戒的。俱乐部主席的官方头衔就是“开膛手”。成员们主要是新闻从业者，会把从街头巷尾搜集到的凶杀故事带到俱乐部的聚会中来。墙上的凶器都是在真实凶杀案中使用过的，由芝加哥警方提供；头盖骨是不远处一家精神病院的医生提供的；那条毛毯是一位俱乐部成员在报道美国陆军和印第安苏族的交战情况时获得的。

刚刚得知芝加哥赢得了世博会的举办资格，白教堂俱乐部的成员们就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昌西·迪普。此人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纽约，以及纽约这次的申请运动。迪普曾经答应过白教堂俱乐部的成员们，如果芝加哥赢得了世博会举办资格，自己将出席俱乐部的下一次聚会，被开膛手本人开膛破肚——在他看来，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不过在白教堂俱乐部这种地方，谁又能保证呢？就拿俱乐部当作吧台的棺材来说，它就曾被用来运送一位自杀成员的遗体。在运回他的遗体后，俱乐部成员们把棺材拖到了密歇根湖畔的印第安纳沙丘，在那儿堆起了一座巨型柴堆。他们将遗体放置在柴堆顶端，随后点燃了柴堆。他们举着火炬，穿着黑色带帽长袍，围绕着葬礼的火堆为逝者吟唱颂歌，时不时还啜两口威士忌。俱乐部还有另一个传统，派遣会员身着长袍来绑架造访俱乐部的名人，并用一辆蒙上了窗户的黑色马车将他们悄无声息地运走。

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二十分钟，俱乐部的电报就到达了迪普手中。此时芝加哥的国会代表团正在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酒店准备庆功。电报上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您躺在我们的解剖台上？”

迪普立刻回了信：“本人随时待命，在今天的事件之后，我已经准备好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芝加哥的科学研究。”

虽然迪普非常大度地承认了失败，但他仍然怀疑芝加哥是否真正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展会刚刚在巴黎落幕，”他告诉《芝加哥论坛报》，“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和它对比。如果能做得一样好，当然是成功。如果能有所超越，那就是大获全胜。如果没有巴黎好，全美国人民都会拿你们是问，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不自量力。”

“当心，”他警告道，“保重！”

芝加哥迅速成立了一家正式的公司来筹建世博会，取名为哥伦布世博会公司。官方低调而明确地表示将任命伯纳姆和鲁特为首席设计师。自巴黎世博会以来的重建国家自尊和卓越形象的重压就落到了芝加哥肩上，芝加哥继而又将它稳稳地——至少目前是小心谨慎地——放在了鲁克利大楼的顶层。

失败是无法想象的。伯纳姆清楚，世博会如果不成功，国家的荣誉会受损，芝加哥会蒙羞，他自己的公司也要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不论伯纳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编辑，要么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告诉他美国期待展馆能按时完工，而且能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世博会。之前光是建造大会堂就花费了近三年时间，并且把路易斯·沙利文逼到了身体崩溃的边缘。如今时间限度几乎一样，交给伯纳姆和鲁特的任务却不亚于建造一整座城市——如果只是随便一座城市还好，可要建得足以超越光芒四射的巴黎世博会，就太难了。世博会还要能够盈利。在芝加哥的领导者看来，收益性和自身及城市荣誉息息相关。

以传统的建筑标准来看，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如果单枪匹马，没有任何建筑师能将其完成，不过伯纳姆相信，如果齐心协力，则一定可以成功，因为他和鲁特有足够坚定的意志，还有良好的默契和丰富的设计经验。他们俩已经齐心协力战胜了地心引力，并且征服了芝加哥“秋葵浓汤”一般的黏土土质，永久地改变了都市生活的品质。如今，只要继续携手，他们一定会建好世博会，改写历史。他们一定能成功，因为非成功不可，不过挑战异常巨大。迪普关于世博会的言论很快就令人生厌，但这个人有一种用精妙而简洁的语言将局势本质一语道破的本领。“芝加哥就像个男人，娶了个家里有十二口人的女人，”他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然而，哪怕是迪普都没有预见到压在伯纳姆和鲁特肩头的负担有多重。在这一刻，迪普、伯纳姆和鲁特都只看到了这个挑战最基本的两个维度——时间和金钱，而这两样就足以让人吃不消了。仿佛只有爱伦·坡才能构思出接下来的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