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内马政府医院

2014年3月24日，上午5点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在非洲西部爆发后的第二天清晨，胡玛尔·汗医生和平时一样在天亮前起床，他是凯内马政府医院的拉沙热研究项目组的带头人，凯内马市位于塞拉利昂境内。汗住在凯内马市区松波街一幢租来的屋子里。那天清晨，他穿上黑色长裤和短袖衬衫。他往口袋里塞了一把纸钞，在跪毯上做晨祷。

祈祷结束，他走进客厅。客厅里黑乎乎的，窗帘没拉开。房间地上铺着瓷砖，摆放着几件家具和一台平板电视。

“早上好，医生。”家里的男仆彼得·卡伊玛说。

“早啊。”

卡伊玛泡了一杯速溶咖啡递给汗。汗喝着咖啡，卡伊玛从冰箱里取出一个鸡肉三明治给汗。汗戴上白色棒球帽，把三明治放进上班包。他出门走进院子，一辆救护车在等他。这是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柴油引擎，越野轮胎，这种车在非洲被称为“丛林救护车”，因为它能去你都不敢相信的那些地方。汗爬上前排座位，和司机聊天，救护车开下松波街，拐上康贝玛路，这条尘土飞扬的宽阔大道两边商店林立。凯内马是一座泥土道路和铁皮屋顶组成的迷宫。高峰时段刚开始，人们沿着街道两边行走，骑着自行车和摩托车飞驰，前往全市各处的工作岗位，或者出城去田地里工作。第一缕阳光刚刚照亮坎布依山由热带雨林覆盖的平缓山梁。空气中弥漫着炊烟混合摩托车尾气和灰尘的气味。现在是一年中的旱季。

救护车开进凯内马政府医院的大门。医院是一片蔓生的单层灰泥建筑物，周围筑有高墙。建筑物漆成黄棕色或蓝白色，由带雨棚的室外通道连接在一起。泥土道路在场地内蜿蜒伸展，这儿那儿点缀着几棵开花的芒果树，它们浓密的树冠投下一团团树荫。

胡玛尔·汗在成人病区门口下车，这是几座低矮的建筑物，位于场地中央。他走进病房，开始晨间查房。病区很大，一个个开放式的病房容纳着成排摆放的许多病床。穿浅蓝色制服的护士在病房里工作，照护患者，指导护理。患者家属常常与护士一起照顾他们的亲人。汗为患者查体，与家属交谈，向护士下命令。他也花时间训练护士学习用药和患者护理的各方面知识，他鼓励他们提问。“无论你们有什么疑问，”他常常对护士说，“我都准备好了为你们解释清楚。”

胡玛尔·汗三十九岁，相貌堂堂，个子不太高，方脸，精神充沛，态度诚挚。汗有一双感性的大眼睛，深嵌在眼窝里，睫毛浓密，像是给他戴上了一层面纱。他通常热烈而外向，但也能做到守口如瓶。他单身（已离婚），有个他似乎不愿谈起的女朋友。他的白色棒球帽算是个注册商标。胡玛尔·汗医生的另一个注册商标是一辆带镀铬螺桨毂盖的白色旧梅赛德斯轿车。他戴上白色棒球帽，开着梅赛德斯在凯内马市里兜风，很少会有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汗喜欢足球，是意大利AC米兰队的狂热球迷。汗的部分美国朋友叫他C宝贝，这个绰号来自AC米兰的C。

那天早晨，胡玛尔·汗在普通病区查房，医院渐渐苏醒过来。病人有的自己走进医院大门，有的被摩托车或出租车送来。医院的通道和门廊挤满了患者家属。总有孩童在哭闹，总有人焦急地在病房外等待亲人的消息，芒果树的树荫下总有人在休息，丛林救护车缓缓地颠簸驶过病房和棚架房屋，掀起泥土道路上的尘土。小贩在通道里兜售食物和饮料，手里的托盘里装着三明治和瓶装苏打水，他们压低声音说话，以免打扰病人。

汗在普通病区查房完毕，他穿过泥土停车场，走向他的门诊办公室。这是一个白色的金属集装箱，屋顶由棕榈叶编织而成。集装箱有两扇窗户和一扇门，但没有空调。候诊室是一排室外长凳，摆在集装箱旁，带有棕榈叶屋顶。门诊病人坐在长凳上等着见他，其中很多人天没亮就来了。

汗的集装箱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旋转椅和一张小诊疗台。汗的门诊病人患有痢疾、寄生虫、外伤、无名发烧、红疹、胃溃疡出血、肝吸虫、细菌感染、脊膜炎、心力衰竭、艾滋病和癌症。症状严重的患者往往会先去看草药医生和信仰治疗师，等他们走进汗的诊室，通常为时已晚。他见过乳腺癌患者的肿瘤已经溃破，穿过皮肤；见过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扩散到脊椎，导致瘫痪。他只能尽力而为。他为晚期癌症病人开药减轻痛苦。假如病人能承担费用，他会送他们去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接受治疗。

假如患者消瘦或看上去在饿肚子，汗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他永远备在身上的现金，叫他们去买点吃的。“你必须吃东西，否则就不可能好起来。”他会对他们说。他也会给患者钱去买他开的药。这些钱来自他的工资和他在城里开的私人诊所的收入。能救命的一个抗生素疗程需要花25美元。在凯内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拿出25美元来救自己的命。

汗在普通病房巡视的时候，一个名叫姆巴卢·S.方尼的女人正在巡视拉沙热隔离病房，这座白色的小建筑物坐落于汗的集装箱旁。姆巴卢·方尼负责管理拉沙热病房，她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专家，擅长出血性拉沙热病人在高度生物防护病区内的临床护理。此刻她身穿棉质外科手术服和橡胶长靴，戴外科手术帽、双层外科手术手套、护目镜和HEPA呼吸面罩，这种高效呼吸面罩能阻止病毒粒子进入肺部。方尼年近六旬，个子不高，身材浑圆，她非常安静，极为严肃，是一名基督徒，几乎从不微笑或大笑。她有一次险些死于拉沙出血热。病毒曾经将她带到死亡边缘，她认为现在她拥有了一定的抵抗力，然而你不可能对拉沙病毒完全免疫。她同时管理拉沙热病区和医院的产科病房长达二十五年。城里有许多年轻人在她的监管下诞生于产科病房，有些人甚至由她亲自接生。很多人叫她“姆巴卢姨妈”或者更简单的“姨妈”。

拉沙热病区的高危区域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两侧分布着九个小隔间。患者躺在隔间里的病床上。高危区域通常能容纳12名患者，有些隔间有两张病床，它们紧靠在一起，几乎占满了整个隔间。这里有一个供应活水的清洗处，让护士洗掉手套上的血液、粪便和呕吐物。走廊一头是个备用房间，在所有病床看不见的地方另有一个私人小间。

今天上午，整个病区只有两名患者，他们都患有拉沙热。两名护士在照顾他们。她们穿戴与“姨妈”相同的装备。和“姨妈”一样，拉沙病区的所有护士都是拉沙热的幸存者，被认为拥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姨妈”为两名患者检查身体，然后走向走廊尽头高危区域的出口。她打开门，来到室外，呼吸着新鲜空气，穿过一小片空地，走进一个集装箱。这个集装箱是更衣室，也是高危区域的整备室。她在这里脱掉外科手术装备。手术服底下，她身穿一尘不染、上过浆的白色护士服。她戴上白色的小护士帽，走出集装箱，拐弯走向拉沙热病区的正门，她走进门厅，在护士站旁坐下，等待胡玛尔·汗。每天早晨他们都在拉沙热病区的门厅碰面。

处理完门诊病人，汗来到隔壁的拉沙热病区，看见“姨妈”坐在工作台前。今天早晨他有重大消息。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几内亚爆发的疾病不是拉沙热——与汗最初的预料不同——而是埃博拉出血热。这种疾病与拉沙热类似，但致死率高得多，而且埃博拉病毒比拉沙病毒更容易传染。汗告诉“姨妈”，埃博拉多年来一直有杀死医疗工作者的记录。拉沙热病区是塞拉利昂境内唯一的高度生物防护医疗设施，工作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拥有处理出血不止、高传染性的拉沙热患者的多年经验。假如埃博拉传入塞拉利昂，姆巴卢·方尼“姨妈”和她手下的护士将奋斗在第一线。

“姨妈”为人沉默寡言。她通常只会压低声音轻轻说话，她吐字带英国口音。汗向她描述埃博拉的时候，她聚精会神地听着，把他说的每一个字记在心里。他说得非常严肃。等他说完，她很可能用这样的话回答：“唔，这种情形上帝说了算。就交给上帝吧。”她也许还对他说，“上帝保有上帝”，这是她最喜欢的口头禅，意思是上帝保有一切权能，不会公布其计划，直到事情发生。

与“姨妈”见过面后，汗沿着一条土路下坡走向医院一角的建筑工地，那里有几座尚未完工的建筑物。这些用混凝土砖块垒砌的复杂建筑物将成为新的拉沙热病区。汗走到一个集装箱背后，坐在一把塑料椅上，点了支烟，从医院的其他各处看不见这儿。汗从不让医院员工或患者看见他抽烟。他把塑料椅放在集装箱背后就是为了制造一个秘密吸烟处。他抽着烟，思考埃博拉。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他将向凯内马医院的全体员工讲话，告诉他们有关病毒的事情。他打算阅读埃博拉的材料，与研究这种病毒的同事讨论。他还打算查一查是否存在可用于治疗的实验性药物，说不定有什么药物能帮助拯救患者的性命呢。

胡玛尔·汗管理凯内马医院的拉沙热项目已有十年。他的前任是一位名叫阿尼鲁·康泰的内科医生。2004年，一名患有拉沙出血热的怀孕女人在拉沙热病区流产并大出血。她从产道流出大量鲜血，由于失血而休克。隔离病区缺少血源，因此康泰医生无法给她输血。他决定给她静脉滴注生理盐水（消毒的盐水溶液），希望能稳定她的情况。他把针头插进她腿部的一条静脉，点滴结束后，他将针头从她腿上拔出来。他习惯性地想给带血的针头戴上塑料盖，以确保它的安全。针头没有进入盖子，而是刺穿了两层外科手术手套，微微刺破了他的手指。康泰医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刺伤。十天后，他在自己管理的病房里去世，照顾他的是姆巴卢“姨妈”和病区的其他护士。他去世时，她们在手术口罩底下哭泣。

他去世后，一位名叫丹尼尔·鲍什的美国医生开始为凯内马的拉沙热项目物色下一任主管。丹·鲍什是新奥尔良的杜兰公共卫生与热带医药学院的教授，是拉沙热项目组的美方联络人，也是康泰医生的密友。他飞到塞拉利昂，在弗里敦与许多医生面谈，尝试寻找愿意接过康泰医生的重担的人。“你去塞拉利昂问医生们的梦想工作是什么，”丹·鲍什不久前告诉我，“去凯内马管理一个拉沙热病区恐怕会列在最后。”凯内马是钻石产区的一个偏远小城，政府给的薪水很微薄，而拉沙热病区对其主管来说是个显而易见的死亡陷阱。

徒劳无功地寻找数周后，鲍什偶然认识了胡玛尔·汗。汗当时二十九岁，塞拉利昂大学医学院毕业，刚结束驻院实习。鲍什请他在弗里敦的一家旅馆喝啤酒，简短闲聊几句后，他问汗想不想要这份工作。

汗没有立刻接受。鲍什提高赌注，他为汗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拉沙热显然是个巨大的问题，假如汗接受，就能帮助拯救生命。他可以与知名的美国医生一起研究拉沙病毒。他可以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他很容易就能成为顶级期刊上的科研论文的共同作者。不过政府给的薪水很差劲，鲍什补充道。

汗说给他一两天考虑一下。实际上是要去见他的父亲。年轻人必须得到父亲的同意才能做出重大决定。他的父母易卜拉欣和阿米纳塔·汗住在弗里敦湾对面的一个滨海小镇。汗先生九十一岁，是一位享誉全国的教育家，为人非常严格。胡玛尔是十个兄弟姐妹里最小的一个，他们将他视为家里的小弟，聪明但缺乏责任感，其中有几个人依然用他儿时的绰号“斯夸索”称呼他。他乘锈迹斑斑的渡轮过海湾，搭出租车沿着一条土路来到一个绿树成荫的居住区，这里有一些用水泥砖搭建的小房屋。离沙滩不远的海里，长木船上的渔夫忙着下网，袅袅炊烟飘过这个居住区，混合着大西洋的咸腥味。

他和父母一起坐在游廊上，用他们家的母语富拉语与父母交谈。他说出了丹·鲍什的工作邀约。

汗先生立刻发了脾气。“处理拉沙病毒太危险了！”他用富拉语叫道，“你看看康泰医生发生了什么。”弗里敦的所有报纸上都是这个消息。

“别担心，父亲。我知道该怎么保证安全。”

“你才不知道该怎么保证安全呢！”汗先生气呼呼地叫道。

汗夫人表示赞同。她希望儿子离拉沙病毒越远越好。

“别答应。”汗先生又说。

“但我想做这份工作。”胡玛尔答道。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斯夸索”最大的问题：他想做什么就会去做什么。他去弗里敦念医学院的时候，他们认为他已经偏离正轨。他喝啤酒，抽烟，晚上和朋友们玩到很晚，他流连于酒吧和夜总会，他交往不同的女朋友。“你这是直奔地狱而去！直奔地狱！”汗先生警告他。他敦促儿子忘记拉沙热，搬到美国去。“年轻人都去美国挣大钱了。”胡玛尔的哥哥萨希德住在费城，他是一名IT专家。“萨希德能帮你在费城安顿下来。”

“但我不想去费城生活。父亲，我没法待在办公室里工作。我必须走出去，当一名医生。”

“那就去费城当医生。或者巴尔的摩。”

“我不想去美国。父亲，我要待在这儿。”胡玛尔说。第二天，他告诉丹·鲍什，他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十年后，丹·鲍什的预言一一成真：他和顶尖的美国科学家一起研究课题，其中几位成了他的密友。他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他在顶级期刊上共同发表科研论文，尽管他还没上过《科学》杂志，那将是一位科学家职业生涯中的巅峰成就。政府的薪水确实差劲，但他在凯内马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为他带来了不少收入。汗来到凯内马开始工作，他很清楚他的前任康泰医生发生了什么。他并不经常穿上个人防护装备进入拉沙热病区。高危区域内的一个微小事故也有可能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抽完烟，汗走出集装箱背后的隐蔽地点，沿着一条土路走向拉沙热项目组的办公室。这是一座单层的灰泥小建筑物，门前种着一棵棕榈树。通常总有几个救护车驾驶员和工作人员聚在树下，他们坐在长凳上聊天，等待有人呼叫救护车。汗和他们打招呼，走进拉沙热项目组协调员的办公室，协调员是一位名叫森比瑞·贾洛的年轻女性。汗问她有没有电子邮件或电话留言。她说他的一名科研协作者——一位名叫帕尔迪斯·萨贝提的美国女性——安排了一场关于埃博拉的电话会议，希望他能抽时间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