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抵达塞格布韦马没多久，就同这里的来自各方派遣人员做了朋友。传教士不必说了，主要的是年轻的志愿人员。有的是美国的和平队，再不然就是与它相当的英国海外志愿服务队。两者的差别在于海外志愿服务队在招募人员时讲究根据具体任务招相应人才，只收干过那一行的行家里手，看重资格经验。因此，这些人的年龄就得多上几岁，也成熟懂事得多。

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通常在村子里落户。干的是农业方面的项目。要不然，就教英语。他们天生性格开朗，总是一副开心的神情。不过模样很邀遏，邀遏得没有有个干净的时候。拿穿着打扮来说吧，总是满身红棕色尘土，全是本乡本土红砖粘染的。两只手又用棕榈油染得黄亮发光。当地煮炸烹煎都是用的这种食油。他们没有多少钱，这并不奇怪。什么时候能叨扰别人一顿饭、一杯啤酒、哪怕一口可乐，反正，只要是别人请他们的，他们一概感激不尽。如有聚会，有请必到，好在我们这里派对一类的聚会有的是。

乔有他自己的一套用人方针。项目需要能干帮手，他就从和平队里挑，挑最好的。我刚来塞拉利昂那会儿，项目中心正雇着三名和平队队员。一个名叫约翰的汽车机械工，我们跑公路的卡车全归他保养。第二个是医院管理人员苏珊·斯科特。第三个是苏珊的丈夫，电工，负责我们的发电机安全运转。

至于那一帮英国海外服务的志愿人员主要是医院里出身的专职护士。她们在英国本上就是拔尖的好手。她们之所以来非洲，就是出于追求冒险和换换生活方式的心情。再说，她们对久居国内毫无兴趣。因为她们如获升迁，必然是做行政工作。而她们这些人的本性喜欢的还是实地动手的经历，认为这要比填单子、划表格强得多。

后来，我结交了她们中间的三位：迪尔德丽（Deirdre）、莱斯利（Lesley）和希拉（Sheila）。三人中，资格最老的是迪尔德丽，她来塞拉利昂已有两年了，莱斯利和希拉初来乍到，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里的环境，如当地习俗和文化差异等。

迪尔德丽有一位好友和同事，芳名珍妮·桑德斯（Jenny Sanders）。两人身分相同，都是英国最高资格的护士和产婆（助产士）。当时，珍妮在我们住地25英里以外的潘古玛医院工作。

特别要说明一下，潘古玛紧邻钻石矿区。赶来这一带打工的人，都挤在狭窄的住所里，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同老鼠挤在一起。简直成了滋生拉沙热的肥沃土壤。这家医院本身，由于曾经出过院内感染拉沙热病例，一时成为塞拉利昂同行业中的先例，多少有点名声不好。

珍妮不管这些。她在潘古玛过得挺美，生活的热忱毫不受损。说穿了，是从来没有人把几年前医院职工曾因感染而死亡的不幸情况告诉过她。珍妮正在青春年华，生活无限美好。她玩橡皮回力球，也游泳。当地钻石矿有俱乐部。那里有这些设备条件。她朋友多，未婚夫多米尼克还形影不离，呼之即来。因为他也是英国海外志愿服务队员。他的工作是在塞格布韦马学校里教书。

珍妮日常忙于护理病号和接生婴儿，过着老一套的上班生活。谁也没有同她和她的队友们提起过拉沙热的厉害，也没有人告诫他们要谨防感染的危险。这种无视危险、不承认现实的做法，有点儿像大家合起伙来搞鬼似的。如果同当时当地有关拉沙热的宣传搞得无处不在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十分荒谬的。凡是拉沙热方面的事，不论是谁，都是来我们这里求助的。奇怪的是，就是这个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部门，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也许这些英国人非常偏执，他们通常总认为：为什么要美国人插手？英国的机构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何况这里原来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后来弄清楚英国海外服务队的随队医生已是古稀老人。他原来是伦敦高级贵族医院贝尔格雷维亚的医生，可能他这一辈接触过的传染性疾病不会大多，更不用说这类奇怪的拉沙热病例了。

星期日的早晨，意味着是项目工作人员一天休闲的开始。在平房面前，葡萄袖树荫下，随意看看书何等惬意。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所以那天医院里招呼鲍勃·克雷文马上赶过去，显得十分突兀。我们都弄不懂，有什么事情这么要紧非得要项目主任亲自出马？

克雷文隔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从他脸上倒看不出有什么忧心的事。他脾气不好，沉默寡言，大家没有什么好同他多谈的。这次原也没有指望他多说上几句什么。然而他反而向我们通报说海外服务志愿队的潘古玛护士中有一位病了，来住院。她发烧，同希拉和莱斯利同住一室，再一问原来是珍妮。克雷文接着又说，潘古玛医院的英国老医生迈克尔·普赖斯负责照料她。迈克尔虽然认为珍妮得的是伤寒，要不就是疟疾，他还是把克雷文请去，因为他怀疑也可能是拉沙热。

我去探视时，珍妮自己认为她可能染上了疟疾。我打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喜欢上她了。她长相俏丽，典型的英国金发姑娘。特别是性格好，乐乐呵呵的。她说前天晚上，她已经感到头痛了，还有点发热。她没在意，还去参加了一次舞会。迈克尔医生首先假定她得的是疟疾，就用氯奎因来治。服药后无任何起色。我们开始怀疑起来，认为不太像疟疾。那么，只能是下一种可能了，她或许真的染上了拉沙热。

然而证据不足，不能下定论。珍妮身上没有出现拉沙热的抗体。这一点当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拉沙热得病初期，找不到抗体是常见的情况。再查珍妮的肝功能AST指标，也还没有达到乔认定作为拉沙热治疗依据的标准。虽说这是乔订的标准，但确实有用。根据这种检验不出具体结果的情况，鲍勃决定暂不开始用雷已抗病毒素治疗。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鲍勃的决定是正确的。

尽管这么说，我们却丝毫未能宽心，乔当初逐条订下这些诊断依据，是把患者从住地送来医院这一段耽误的时间也估算在内的。一般说来，当地患者都是指望在家中等上几天能好了就万事大吉。要拖到实在没法拖下去才送医院。老百姓从经济上考虑，教会医院再便宜也还是得花上一些钱。此外，还有一点当地的特殊情况：生病先找巫医，这是惯例。医院从来是被当作万不得已时的救命倚靠。如此因循延误，等病人送进医院，基本上都已经到了疾患严重阶段。

但是珍妮的情况全然不同。她才发热两天，真要是感染上拉沙热的话，病情刚刚开始，离发作且远着呢。这就意味着化验的结果都可能相对正常。然而病毒治疗的关键却是要求一感染就下手，越早越好，才能制止病毒种下难以挽回的恶果。珍妮事件以后，我们如果再遇上珍妮同类病例，只要有拉沙热的可能，我们都下得了手按拉沙热治疗；

第二天，早上，我同一位名叫库尔布拉（Coolbra）的护士一起走进院子的时候，说到珍妮的情况。他也十分关注珍妮，而且一直在认真观察。他是我们知道的这帮人中间同拉沙热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一个。我在等他回答我要求他谈谈他的看法时，垂下双眼，盯着脚下窄窄小道上的青草不敢看他脸上的表情。

“她得的是拉沙热。”

他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怀疑或犹豫。那正是我害怕的。

我们继续悉心护理珍妮。医院病房条件大简陋，朋友们把她安顿在希拉和莱斯利住所里。我们下午下班，从实验室回驻地，途经那里时，天天可以看到她在廊下坐着。多米尼克陪在旁边。小伙子可稳不住了，愁个没完。要是珍妮真的没有问题，他也免不了心痛她这心痛她那，现在，不用说，更是着急得发疯似的。

三天过去，情况依旧，虽不见好，也没有向坏里发展。待到星期四下午我们最害怕的事得到了证实。

珍妮突然间开始痉挛抽搐。接着就是昏迷，失去知觉。无可怀疑：痉挛是拉沙热最坏的症状之一。实际上我们知道凡出现痉挛现象的拉沙热患者无一幸存。痉孪现象意味着病毒已侵入脑部。当天晚上，珍妮开始注射雷巴抗病毒素针剂。目前，再也无法可施，只有等待——并希望。

翌日一早，我们又给珍妮验血。这次的结果十分明确。抗体阳性，肝功能试验的指标上升得快极了。再也不存在所谓的情况含混不清问题，珍妮不只是病了，而且已呈现出拉沙热患者垂死前的一切症状。

星期五晚上，克雷文值班护理。实际上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自发动作起来。鲍勃一发困，迈克和唐就把他替换下来。我和唐娜负责实验室方面的任务。连没有医药技能的人员也都投入抢救活动，尽其所能提供合作支援，如让护理人员随时都能吃饱喝足。真要论重轻主次的话，迪尔德丽和她的一些朋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她们分4小时一班、24小时轮流值班，保证珍妮身边有两个护士守着。分分秒秒都无间隙。她们奉献爱心的行动臻于至高无上境界，我承认凡我所见到过的护理工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她们给珍妮勤翻身，防止出现褥疮。她们给珍妮擦洗、吸痰排液，保持呼吸畅通。她们监理静脉点滴动静，定时准量给珍妮注射雷巴抗病毒素。尽管她们所能用以进行这一切工作的器械设备都嫌简陋普通，她们都能尽力做好。

在此期间，珍妮一直沉睡昏迷，毫无知觉。针扎进去，没有任何刺痛的反应。面对这种情况，护士们一如既往地冲着珍妮该说的说、该问的问。她们相信只要她们问、她们说，凭她残存的知觉，她总能听到她们的所问所说，从而从中得到有助于她战胜病毒的勇气。可是她们心中苦。她们是懂行的医务工作者，她们都承担着她们的知识让她们看清的事实的压力，星期五晚上，她们全明白，珍妮要死了。

另一方面，所有护理人员为了保证自己不受感染，都采取平时处理拉沙热患者和对待他们的分泌物时一贯使用的既简单而又绝对一丝不苟的规定措施，谨防万一。首先，准都要戴好口罩，套上手套，穿上罩衣，才能进入珍妮的病房。人与人之间感染，不通过空气，而是血液接触。对于橡针尖或锋利的器械操作，大家一举一动都慎之又慎、小心在意。漂白粉的作用跟在普通病房内相同，大量使用。

每一个进入珍妮病房的人，都先得听我们给他或她上课。先解释拉沙热病毒的传染途径和方式，随后仔细说明注意事项。对护士们和多米尼克还多加一层预防措施，都给服用口服雷巴抗病毒素。万一传染上了也好先抵挡一阵子。这套操作和防护程序得归功于乔及其同事们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已经成了项目中心的规章制度。其中：一部分是病毒的情况介绍，另一部分是护理人员的保护措施。

与珍妮待护病房相毗连的是一间起居室，现在已自然而然地成了多功能厅：饭堂，咖啡茶座，休息室，一切为我们所用，开会于斯，沟通信息于斯，稍恿片刻以利再战也于斯。我们还有个任务是多方支持多米尼克，不管怎么说，他对医药疾病一窃不通，更容易惊慌失措、需要多加安慰鼓励。他在病房里陪珍妮坐着，肩并肩、手握手，说说话。总的说来，这些还是不够的。他还应该多起些作用，还能多起些什么作用呢？说来果然还有他为她更大的用武之地。

病毒使珍妮出血失血，因此需要输血补血。问题是珍妮的血型特殊，是RH阴性血。可能给她献血的人因此就不能有非洲人了，因为非洲人全都是RH阳性血型。我和唐娜两人星期五就开始进行用珍妮的红血球和血清同献血人的血清和红血球交配、用测试能否凝集的交叉配合法，设法找出能提供RH阴性血液的输血人来。我们验血的对象只可能是全院的白种人。我们抽验的第一个人就是多米尼克。似乎我们很走运，反正当时我们真是这样想的，多米尼克竟然正好是RH阴性。

迈克尔急着给珍妮输血，我们肯定，需要的血量很多。我们不想等输完了多米尼克的血再说。我们还是接着干我们的交叉配合查找更多合适血源的工作。

下午将近黄昏，我从外面返回实验室，只看见唐娜蹲坐在实验室门的台阶上，旁边就是通常患者坐着等候试验结果的木条长椅。唐娜手里拿着那块我们用来做交叉配合试验的碎砖。我们的方法把献血人的血液同专用试剂混和起来。要是试剂出现凝聚现象，也就是集结成块，等可以看得出粗糙的红色颗粒，就成了。什么试剂得出什么反应，也就可以判定是什么血型。此法简单，然而往往可靠。要是哪处不具备品种齐全的血库的话，就只能用这个全世界都采用的方法。唐娜跑出来坐在外面，想光线好些，抓紧日落前的一段时间观察凝集变化。她脸上有股焦虑不安神色。我看出来了。“出什么事啦？”我问道。

她转过脸来望着我。

“瞧这儿，”她说道。“我这次是查的我自己的血……可是……”

“可是什么？”

“我们用的试剂说我是RH阴性血。”

“你是RH阴性血吗？”

“苏，依我所知我是RH阳性！”

这简直乱了套了。我们决定马上多查几份血。果不其然，不管查谁，查出来的结果都是RH阴性。这等于是向上抛掷50次银市。落下来一看连续都是正面向上，话可以这么说，概率法则证明没有这种可能。总之，全体非洲人和85％的白种人都应该是RH阳性。足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我们现在用来查验血型的抗清已经过期，因而失效。我们两人面面相觑，决定应该立刻采取措施。时不我待，两人直奔医院，搜遍所有冰箱，设法找出些贮藏日期较短的抗血清来。

总算走运，我们在一只塞得满满的冰箱犄角旯旮里翻出了一些日期较近的试剂。两人再次直奔化验室，把做过的血样重新再过一遍。多米尼加的血样领先，他的血现在正在流进珍妮的血管！这次查出来的结果果真不是RH阴性，而是RH阳性，同珍妮的血型不合！

于是两人重新直奔珍妮病房马上把输血装置关掉，迟了，已经输进去了一部分了。

把RH阳性的血液输入RH阴性血型的妇女身内不至于引起急性反应。别的血型混交则完全可能。不过，有部分妇女对RH抗原会产生抗体，今后如果怀上RH阳性男人的孩子，定会发生特别严重的妊娠困难。话又说回来了，此时此刻已经顾不到今后怀孕方面的问题，珍妮能否活得过今晚，我们还说不好呢！反正要是没有血型合适的血，她是肯定活不过去的。要血—而且是RH阴性血。去哪儿弄到使现在试验方法已经靠得住了，在试验过的血样中，没有查找出RH阴性的血型，又有什么办法呢？

去哪儿找RH阴性血型的人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珍妮急需解决的，她由于肺部积液，出现了严重呼吸困难，而且急速恶化。珍妮需要氧气。这所医院在塞拉利昂可以说相当不错了，却还是连供氧设备都不具备。凡是现代化的医院的最基本设施，包括调光机在内，这里全都没有。

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只没有用过的氧气瓶，问题是，重新灌装得上弗里敦。来回两百英里我们都已领教过的崎岖公路是场疲劳战。现在交给了英国海外服务队的头头和他的司机去完成，要等布赖恩两人把装满氧气的氧气瓶扛回来之后我们才得进行另一场艰巨的任务。采用什么吸氧方法呢？这里迪尔德丽和她的伙伴们平时都使用插鼻式导管导入氧气。其不理想的原因是输入气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珍妮需要换气设备。扩而大之，珍妮需要一切齐全的特护病房。就算在塞拉利昂能找到这样的医疗条件，她也病得不宜搬动。现在只能靠自力更生、尽我们的所有吧。

等决定从鼻腔导入氧气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用这种方法输氧，等于禁止使用蜡烛。而蜡烛在我们发电机不能工作对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照明工具项发电机不能工作又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氧气瓶一开，再点蜡烛，我们都得随同爆炸飞上天。于是大家又忙乎开了，上塞格布韦马借的借、找的找，尽可能搜罗手电筒和手电池。这些都经过考虑并备妥以后，我们这才有条件给珍妮输氧。

到星期五晚上，珍妮已昏迷了前后计24个小时。她昏迷的程度越深，呼吸起来就越加困难。鲍勃知道珍妮已经引起肺水肿。体液还在充灌肺叶，妨碍呼吸功能。我们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当初我们做猴子血小板实验时，就曾领教过这种危象。我们从实验中发现的就是病毒不知怎么搞的能让肺血管不能维持应有的功能。之前，也是同一天，测试珍妮血小板的结果，也证明是同样的功能丧失。

我和鲍勃商量让珍妮试试我们一直在实验的前列腺素研究中的方法。首先她现有的情况同实验中总结的标准全部吻合，更何况她的拉沙热险情已属死亡阶段，而我们试验的药物曾经用于败血性休克，效果很好，兴许这个前列腺素也有遏制病毒的致病作用并帮助恢复珍妮的血小板功能，两人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此举有得无失，此得之大就是能保全珍妮的性命。接着就安排给药输液，边输边观察珍妮的反应。基本上每10一20分钟监测一次，以便调整剂量和输送的速度。除此以外，又只能等，静候结果了。

将近子夜，珍妮的呼吸显得非常困难，每次都得大声咕咯。病房里由鲍勃、边尔德丽和莱斯利陪着她。四人共呼吸、同命运，仿佛人们常说的一鼻孔出气一样。鲍勃轻轻旋快输入前列腺素的速度，想加快取得疗效。真的她在几分钟之后看上去有了些动静，呼吸显得稍为轻松了些。鲍勃一点不敢疏忽大意，想再看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决定再加大剂量。珍妮果然又咕嗜作声，鲍勃也就再次加速输药，咕嗜声也再次回落，呼吸不再窘迫。于是鲍勃决定继续给药，只要能使局面改观，就给下去，一直给下去。

当天晚上，我离开病房回去休息时，按情况看，我肯定珍妮最多也挺不过次日凌晨。生死如此，我们都不例外。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像平日一样起床，去小坡顶上岩石那儿我的三块石灶点火煮早点，路上迎头碰上从对面过来的鲍勃，鲍勃一副倦态。一夜未睡，然而精神振奋而紧张。他一反常态，话多起来了。

“真是奇迹，”他说道。“珍妮活下来了。我看真是前列腺素起的作用。”

说完，鲍勃这才回平房去歇一会儿。早餐后，我同唐娜一起去探视珍妮。她还活着。但知觉却还是没有恢复。好在呼吸舒畅多了，发烧也下去了。

我们这帮人除了布赖恩同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的司机为了每次灌氧气而去弗里敦外，都离群索居，孤零零守在塞格布韦马。电话当然是没有的。除了偶而用无线电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几次外，同弗里敦别无任何联络途径。其实无线电常坏，靠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血，得从塞格布韦马以外的别的地方去搞。想来想去同外界联络的办法，舍此别无它法。那就是当年乔在扎伊尔时发挥聪明才智的老办法：请传教士帮忙。人们来了。像当初移来非洲地区时那样来了。不声不响地来了。响应无处不在的道听途说、小道消息、口头传说，自发地来了。都来献血。有的开着破烂得叮哨响的卡车来，有的骑着摩托车来，也有的踏自行车来，只要能把他们驼来就行。人人都是红尘扑扑、满头满脸都是，却没有一个嫌长途奔波、说牢骚话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关心一位垂危姑娘的命运。其中有些是珍妮的熟朋友，大多是陌生人，只听人介绍了她的遭遇便自动来了。我和唐娜一心只顾找出一个合适的献血者来。有这么多手续要办，简直忙得不可开支，像接待、记录姓名、绷紧压脉带、选找静脉管、消毒、插针头等等。我埋头干活，顾不得抬头看人，连副面相都不记得，重要的是胳臂。然而，我知道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因为听口音是各色各样的：美国的、英格兰的、爱尔兰的，苏格兰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北欧的。我一边抽血，一边也给他们介绍情况，说我们打算怎么做，珍妮如何如何命若悬丝。

一遍一遍，我们在那块碎瓦片上验血，做交叉配合测试，当然使用的是新试剂。一遍一遍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阳性，阳性，还是阳性。没错，只有15％的白人是RH阴性。阴性在哪儿呢？我们确信一个RH阴性的献血者迟早定会出现的。

真的出现了，也许，是上帝的赐予。这算不算是天意的标志，或者应该看成神的风趣呢，这我没法说得清。这位中选的RH阴性血型献血者一身传教士打扮，来自凯内马的天主教会。他是珍妮的最后一个献血者，——可能的救命恩人。

珍妮的情况在有些方面逐渐稳定。但总的情况还是严重的。我们说不准她这会儿好些、隔会儿又会怎样。危殆的症状并未消失。脑袋和颈脖部分呈现肿胀模样，那就是拉沙热末期的症兆。肿胀自头至肩蔓延一大片，珍妮完全脱形，没有了原先的俏丽金发姑娘模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无法辨认，判若两人。

与此同时，珍妮还出现了大脑下神经遮断所致肢体僵硬的现象，也就是患者全身变形，头向后弯，上肢向后展伸，双腿自臀部以下僵硬挺直而后拉。这幅情景令人不忍卒睹。说明高级脑功能全缺，体姿自然变形。珍妮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对任何刺激都无知觉，她的这些朋友们还是继续仔细护理着她，一直对她说话。她们仍然坚信她能听得见。我们再一次陷入无能为力境地，只能坐等，抱着希望。

采取血样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不管事态有多恶劣，对疾病的研究是我们不变的职责。但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神经受挫、计穷力竭、缺睡少眠、精疲力尽，然而这场苦难的经历总能有个尽头。

日复一口，珍妮还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企盼着能出现转机，既然病情的发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潮涨潮落，也该是消退的时候了吧。可是任何一点所谓我们察觉的有所好转的迹象，其实都是我们脑中的想象。一切照旧，都没有变化。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忍多久？我们还能文持多久？意外问题果然开始露头了。

那一天，我刚从珍妮身上抽出血样，手一滑，落在地上，就在我脚面前碎成一大片。当时因为手套在漂白粉溶液里洗了，发粘，也怪自己不小心。真的生气也只能气自己笨手笨脚。我从一时震惊失措中转过神来，同唐娜对望一眼，就马上往沾污地面上洒漂白粉，让消毒液浸泡足足半小时才擦洗干净。失手当时旁边没人，血也没有溅开，没有祸害别人。真是吓死人了。

珍妮的高烧终于退了。这场人同病毒之间的大战，以我们得胜告终。这是聊可告慰的一点。没错。但是仅此一点而已。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的任何迹象。我们为此而争论了半天。怎么办？五个都是医生，还专门同拉沙热打过交道。把珍妮从病毒手中夺过来并没有了事，这样严重的脑损伤岂不要让她永远昏迷后半生，一直做个植物人？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间题。我们以为眼下的情况得找个脑神经专家看看，才能摸清损伤的程度，然后再决寇该怎么做。也许该给她用类固醇。

可是在塞拉利昂去哪儿找脑神经专家呢？应该把珍妮送回伦敦去！趁现在状况还好，可以经得起搬动，全程空运，靠飞机解决问题，也许成。走公路岂不要了她的命？

无线电又坏了，不能用。无法向弗里敦求援，非得有人再辛苦一趟，跑上这儿百里颠簸土路，直接找英国代表团方面的人洽谈，提供安排。我和鲍勃自告奋勇，因为我熟悉我们该同伦敦方面哪些人联系，而鲍勃作为项目主任，出面最好。

又一次受这条破路的折磨，一到弗里敦，顾不上洗去尘土，立刻上门找英国高级专员。他看上去挺胄帮忙，满口答应说我们需要的帮助，他全明白，说他十分关心珍妮。他立刻着手联系，联系上后让我们同伦敦女王广场的一流神经科医院直接谈话。于是我把我们的要求说了。对方医生表示同意接受珍妮。不过，他又强调说，决定权不在医院，要经过科佩特的伍德医院的医务高级顾问批准才行。这一点我过去听说过，英国确有此规定：凡出血热之类的病例有关事宜慨由他监理。

我刚同这位高级医务顾问在电话里搭上话，他就迫不及待要让我明白他本人曾处理过9件拉沙热病例，在英国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着，他又说关于拉沙热的一切有关问题，他没有不知道的。伦敦北区就有科佩特·伍德医院的专设“泡沫”隔离病房，伦敦区域范围内出现的出血热症状的病人，不论确诊与否，一概往那儿送。所以，不用说，他不需要任何人指手划脚对他说长道短重复拉沙热患者的治疗需要了。至于我向他介绍说我恰好是在西非洲拉沙热的中心地带与研究拉沙热十余年的科学家共事等等情况，等于白说。他置若罔闻。他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你们全都干得不错，”他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上司口气。“再接再励，好好干。千万就地把她照顾好。”

我气往上涌，使劲往下压。“阁下，”我说道，“这是5个完全够格的医生对她的诊断。她的拉沙热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要给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并发症。我们的一致观点是这里的设备不足，不可能进行适当护理，而且她非进行脑神经检查不可，这些只能由伦敦医院来解决。”

高级顾问就是无动于衷。反而说我们估计错了，病人飞行不宜。总而言之，按他的说法，我们全不懂事，全在胡来。

他一副针刺不透、水泼不进的口气。“本人认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来是毫无道理的，让英国的医务人员冒此风险是不合适的。”他正式表态说。

我再次强调乔学识丰富、经验老到，判断不会有错，就算还有感染残余，也是微乎其微，只要谨防针刺之类、避免血液直接接触，谈不到什么大风险。他全不理会，口口声声要我们在当地护理，就是死在当地，也要比把拉沙热带回去，让伦敦冒感染拉沙热的风险好。我们解释说病人烧已完全退尽，现属无烧症状，根据所有数据实录，从方方面面看，所谓风险，也是绝无仅有的了。但是，对他说来，解释不解释，都一样。连我们一再强调珍妮年轻，事业性强，专业上有一套，为了非洲的穷苦百姓，抱着奉献的理想，远涉他国等等，全白搭。一切同他无关，他对她不负任何责任！我伤透了心。却拿他毫无办法。此时此刻，我真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羞愧。

站在我们旁边听着电话对话的高级专员副手也深震惊。等电话挂上，他二话没说，走出房门，马上去找他的上司，高级专员听到这位埃德蒙顾问的态度，也生了气。这下就好了。我离开专员办事处才半小时，高级专员副手跟着就打来电话。那天碰巧，弗里敦的电话管用。我正在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队部接到电话，高级专员向我宣读一封文句十分得体、但措辞相当强硬的电报的全文把我同埃德蒙顾问之间的谈话概述一遍，谁都听得出其中谴责和抗议之意。高级专员说此电即发伦敦外交部，希望能搬出个压得住埃德蒙顾问的人物来解决问题。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真要抱着好大一个立见成效的希望的话，失望也就更大。事实上，接下去什么动静也没有。看来英国的官僚机构真是僵硬透顶。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办得通的事，在英国显然还会碰壁。

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务必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英国医务人员不受病毒的侵害。既然说这句话的科佩特·伍德医院埃德蒙顾问也说了应该让非洲的医务人员继续护理好这位拉沙热患者这样的活，我只能这样认为：非洲医务人员肯定是无足轻重的了。

我返回塞格布韦马，失望透顶。我尘土未除，疲劳未消，一脚踏进院子。好消息迎面面来，唐娜冲着我说：

“珍妮醒过来啦！”她大声嚷道。“她听得到别人的声音，有反应。谁护理她，她都能认得出来！”

久违了，这样好的喜讯。唐娜告诉我说，她在教会的无线电里听说，珍妮的父母已经动身要来这里陪伴她。我也宽了心，总算能让当爸妈的看见自己还活着的女儿，而不是一个处在昏迷状态中的陌生人了！

珍妮的双亲来到了塞格布韦马。当然痛苦心酸。刚一照面，满脸惊恐的表情无法掩饰。我心想他们是不可能体会珍妮刚不久还挨着鬼门关边上站着的情景了。还有一点，现在太乐观，为时尚早。果然二老刚来不几天，珍妮又出现了反复。她得上了肺炎，细菌性的，来势凶猛，甚至喘不过气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气管切开手术。气管切开手术是把气管切开，在口子上安一根管子，另辟呼吸通道。动完手术，珍尼的好朋友们又是一番自我动员，安排新一轮妥善护理。首先是抽除痰液，保证气管通畅，不至于把手术切口堵塞。她们使用小型的脚踏抽水泵，同导管连，否则不可能直接从支气管抽吸。既然用了导管，又得增添配用抗菌素。

就这样，珍妮再度缓慢地恢复过来。头部和脖颈一大片的肿胀消褪了，逐渐重现年轻姑娘的昔日丰采。只是消瘦和苍白得可怜，像她本人，但更像是她本人的复制品，也许可以说像是她自己的幽灵，幻象。

乔回来了。他一到塞格布韦马，大家抢着把前后经过对他说了。整个事情的发展使他惊讶不已，看到珍妮捞回一条小命，连说太走运了。使他十分觉得不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潘古玛医院不该发生珍妮感染拉沙热病毒这样的意外事件，怎么可以谁也不闻不问落实保护员工的措施呢。第二就是治疗方案本身的问题了。

“以后，”他说道，“一定要吸取教训。下管是哪家医院，哪位员工，只要出现象这样的接触拉沙热患者的情况，就得用雷巴抗病毒素处理。今天说来容易，珍妮一到塞格市韦马，当时就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才对。”

他说，事到如今，该做的都做了，他也没有更多可做的了。大家现在最为关切的是要把珍妮送返伦敦才好。

在我徒劳往返弗里敦之后的第10天，我们听说高级专员的电报事实上还是在伦敦产生了影响。英国当局改弦易辙，推翻了原来的决定。他们已经允许把珍妮送回去。这个结果使我感到意外，看来我的表现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厉害得多。可是时过而境未迁，珍妮的问题还多，还都没有解决。但是准也没有料到她的苦难的最坏部分还在后面呢。

把珍妮撤出，运返英伦，竟然采用全副军事行动，这真是准都没有想到的。伦敦方面认为有必要动用皇家空军，运送象珍妮这样日见康复病患已除的年轻护士，在他们看来这是件严重大事。在塞格布韦马的历史上，为她如此送行倒真是一件热闹非凡的盛举。我们担心的问题中，就有确保珍妮赴英全程安全舒适一条，因为她的心血管系统很不稳定。从塞格布韦马列弗里敦这一段正常人都得骨痛腰酸的艰难路程，让珍妮车行，珍妮绝对承受不了。有人就去打通关节、走门路。塞拉利昂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慨允借用他的私人直升飞机。遣憾的是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当地的一片足球场上，而足球场离项目中心所在地还有足足一英里糟糕透顶的小路要通过。珍妮上飞机时的场景了不起：城里人大都来了，而且热情高涨。然而把珍妮送到飞机停靠场地的过程又得煞费心力。

只有自力更生，临时想法。能把珍妮连床垫带人一起装上去的只有我们的一辆卡车，而且是运鼠专用车。活鼠死鼠全是它运。我们运送的还是供试验拉沙热病毒的实验室用鼠。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此举颇具讽刺意味。

我们来到飞机场地，随机来的英国医生如临大敌。为此行接送任务，他给自己配备了大家从电影《星球大战》中才能见到的全副装备。此时他立刻戴上像平时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防毒面具模样的呼吸面罩。两名法籍直升飞机驾驶员看傻了，等扭头看见从车上抬下躺在床垫上的珍妮，他们禁不住担心起来。

“运她有没有危险？”他们问道。

显然，谁也没有事先向他们打过招呼。只能由我们自己出面，尽量向他们说明白，说我们天天同珍妮守在一起，从来不认为会有任何危险。差劲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位空军朋友。这对珍妮很不利。

我抢步上前，把呼吸面罩从他手中一把夺了过来。

“听着，”我说道：“你拿上这个就足够了。”

说话间，我在他现在空空的两手中塞过去一副手套、插鼻用的吸气套管和清理肺部的手泵。医生却也没有反抗。我直感认为他知道我是对的。再说，当天一上午他都在我们的病房里呆着，检查了比伦敦所谓的专家一辈子接触过的拉沙热病人少说也得多上一倍的真正患者。

四周多的是观众，都见到现场这一出好戏。直升飞机一升空，大家齐声欢呼起来。拉沙热对他们说来大熟悉了，都知道此病的厉害。有人能活过来，得到康复，好大喜事，让大家高兴。现在，珍妮有人送回去了，我们省了这一趟。不过，现在回想，要是有我们陪着走的话，不用说，她会好得多，再也不该受到她后来受到的那种对待了。

隆吉机场一听到直升机来了，严阵以待。很明显，珍妮还是被当作传染性极大的病人。否则为什么要命驾驶员在机棚后面降落，躲开众人的视线？说起来，好像是执行秘密军事任务。直升机刚着地，运输机上就跳下一队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红色防护隔离服的皇家空军。他们一上直升飞机，首先把珍妮塞进泡沫隔离箱，飞快扛回运输机，飞走了。

就在飞机启动升空前，这帮英勇的机组人员没有忘了把防护装置脱下、抛向跑道。这就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排除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感染危险的应付办法。无法讳言，接照他们的看法，这些防护服对英国是太危险了，而留给塞拉利昂当地人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当时这一幕恶劣丑剧，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长布赖恩从头至尾看在眼里，震惊之余，惭愧得无地自容。好在他尚能自持，还知道把这些废弃物塞进小车，驮回了塞格布韦马，也把经过向我们说了一遍。

大家听了，真不知是该哭该笑。不管怎么说，谁都同意我们得开一个舞会，来上一次烤山羊大宴。此时此刻，谁都该轻松一下了。晚会非常成功，化装表演增添了出奇的高潮。因为迈克尔和两名护士把英国运输机组人员抛弃在跑道上的防护套装穿了上场，尤其精彩的是，还戴上防毒面具，出尽洋相。因为隔着防毒面具，怎么喝清凉可口的星牌啤酒呢？

他们三人还真的有办法，痛痛快快喝了个够。

究竟是谁出的馊主意把珍妮关进所谓的隔离箱，那种害怕根本不存在的危及飞行机组人员的风险的用心，昭然若揭。哪里是为了珍妮考虑。十分明显，谁考虑了珍妮的苦痛？如此病弱之躯，心血管系统波动不稳，需要悉心照料犹恐不及，哪能往泡沫盒里一塞了事？尤其恶劣的是，泡沫盒里无空调，岂不是干烤珍妮？

她的囚禁生涯并非仅此而已。英国医学界和社会群众因无知而盲目惊恐，对拉沙热怕得要死，硬要把珍妮留在所谓的隔离舱内长达60天之久。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珍妮能够逃脱拉沙热带给她的厄运，真是命大。但她能熬过英方给她安排的这一段隔离治疗，更是命大，而且是真正的命大！事实是，她只有在尿中残存少许病毒，这也是康复了的拉沙热患者的常见现象，根本无需继续隔离。常规治疗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珍妮终于得从隔离舱解脱出来。终究因为禁铜日久，举步也很艰难，当今，世界多数地区已经排除使用隔离舱的概念。唯独英国固执不变，独行其是。

具体的伤害之外，竟然还做得出进一步刺痛患者心灵的事来。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收到一份相当于75000美元处理费用的帐单。他们没有医疗保险。要是当时大家按乔的意思办，让一名医生陪珍妮坐民用英国喀里多尼亚航线班机头等舱，那这份帐还不知要贵上多少，因为英国当局可能就要扣押飞机，对全体乘客都来上一遍检疫！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生病那一段的情景从来没有再在珍妮的脑子里出现过。再使劲想，她自己也只能记得她到达塞格布韦马的那一天，嘴里直说有点发烧和头痛。别的，全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