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研究拉沙热的项目，到1986年已经整整8年。该我出场了。他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安排我去那里按照当年他同我合作在“疾病控制中心”以猴子为研究对象的做法，继续进行那一研究，旨在查明拉沙热病毒感染对人体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我们要在来医院就诊的拉沙热患者身上观察与过去相同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当年共同完成的猴体实验能有助于我们弄明白拉沙热患者出血，甚至发生休克的原因。那样，也就可能导致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办法。

我接受了伦敦盖伊·尼尔德的建议，随身带了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药物。这种药物在伦敦和北美专用来治疗起因不明的休克，我们估计此药对严重拉沙热病人也能有一定疗效，该药既有保护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功能，就有可能防止血管出血，达到防止出现休克现象的效果。拉沙热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肺部积液而导致呼吸衰竭。具体到这一种类的肺部水肿，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主要是液渗漏，拥塞肺部，导致泛滥而淹死了病人自己。伦敦的专题研究表明，前列腺素治疗可疑性休克，可谓对症下药，而且没有出现其它不良副作用。因此用来治疗拉沙热，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种种手续，才能取得应用药物合法施诊的许可。这方面，乔出了大力，制造药品的公司也非常帮忙，向我们提供种种安全数据资料，并免费赠药。

我此行由伦敦启程，在盖特威克（Gatwick）刚办完进关手续，迎面遇上一位金发的加利福尼亚小伙子，庸洒俊俏、光彩照人。他好像正是在找我。

“您大概就是苏吧，”他向我问道。

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是唐·福萨尔（Don Forthal）。他是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的部下，正在流行病情报所受训。他也是去塞拉利昂计划研究儿童身上出现的拉沙热。他从美国过来，显然很累，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此行有这样一位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的男伴，实非我始料所及。在那个年代里，唐算得上是个迷煞众姑娘的奶油小生了。他这一去，成了塞格布韦马姑娘们的一件轰动大事。唐大受门德族姑娘们的青睐。她们颀长苗条，细细的脖子娇好的容貌，特别是秀目流波，服饰艳丽，头上漫不经意地缠着一大块头巾，衬托出典雅华贵风度。在她们眼里，唐是从未见过的异乎寻常的人物，确实揉碎了好几位的芳心。唐后来离开“疾病控制中心”调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遇上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美丽空姐，结了婚，那一段艳事遂告结束。

就我们俩人而言，都是初访非洲，出师就不利，说得更确切些，几乎未能成行。我和唐寒暄方毕。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英国飞喀里多尼亚的航班因“机械故障”，推迟12小时起飞。这等于是给我们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众所周知，在西非机场，机械人材奇缺。一把搬子、几支改锥的人马怎能让人信得过他们的诺言？

盖特威克正是严冬季节，清晨特冷。地面积雪一寸多厚。我们穿着一身热带衣服，没有办法，只好忍着，直到晚上飞机起飞。这是我们在非洲上空飞行，领教到的第一个变幻莫测不同寻常之处。往后还更糟。

实际上，飞机升空还算比较容易，真正难的是能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飞抵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时，天尚未亮，机组人员宣称，因为起飞误点，他们这一班的“当班时间已经满了”，意思是说，到我们目的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这一段路程，得等下一拨机组人员来完成。待到接班机组来了，他们马上宣称：飞行计划略有更改。先飞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返程途中才在弗里敦暂停。

从蒙罗维亚折返时，天色还是黑的。到达弗里敦，太阳才刚升起。我们想，这大概可以着陆了吧。谁知道驾驶员这时站出来说话了，还是一副高高兴兴的佯子；他现在正在弗里敦上空32000英尺高处翱翔，希望大家享用好早餐。随后又接着说，下方雾气稍重，他要把我们送回冈比亚。

我们已经两次飞抵我们目的地的上空而不着陆。现在却又在班珠尔降落，驾驶员忽然改口宣布他要飞返伦敦。顿时群情激愤，大家开始造反。

机上要去塞拉利昂的乘客不下60人。我们已经总共飞了24小时，决不能再折返雪花满天、一片寒冷的始发地盖特威克！我们抗议，拒绝各归各位，决不系安全带，决不接受起飞。机组人员急忙说好话、讨好说再给我们开一顿早饭。还说要来上一杯威士忌，让大家消消气。我们二概拒绝。

谈判就在登机的舷梯上进行。太阳升上当空，遂渐消去了弗里敦上空的雾层。机长最后表示同意试同弗里敦方面联系。尽管无线电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正得了解一下天气条件是否有所改善，能不能再试试着陆。这一下又耽搁了好久，未了，他总算满意他说云消雾散，可以飞去试试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消息无异喜从天降。可是也有闻之不快的人。他们刚在班珠尔登机，都是来冈比亚晒太阳避寒的英国人。他们当然想一上机就直飞，马上返回伦敦，他们花钱买的就是这种机票，他们的行程安排根本没有弗里敦这一站。突生变故，要他们吃亏，他们不干，扬言也要闹一场。

幸好这些人对本地区地理概念不清，绕弗里敦一圈，究竟多出多少路程，对他们来说，心中没数。连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来冈比亚是为了找阳光、找海滩、找啤酒。他们知道的就是可能在考斯塔德尔索尔（Costadelsol）度假。机长说明他们多停一站耽搁不了多久。这样，飞机才算重登蓝天。

现在我们心情好多了，大家表示欢迎再开一顿早饭。刚刚吃罢，飞机第三次飞临弗里敦上空。隆吉机场是在一大片红树属植物地带的沼泽群中开辟出来的，正好坐落在市外宽阔的港湾中央：安全降落的保证全靠驾驶员的操作技术和飞行经验。现在，我们体会到喀里多尼亚的英国朋友意见正确，就是不能冒着浓重晨雾，贸然试降。何况这里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又是这样的原始。隆吉机场一天仅有一两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包括国内国外航机。夜间照明，整个跑道只有一溜灯亮。还得自己发电，只为大航班服务，每周几次，直到飞机真正飞临头上时才开动起来。电力供应在弗里敦市区也是很难得的。首都四周根本没电，除非自己想法发电。

飞机在红树丛林顶上飞掠而过。突然砰地落在跑道上。大家呼出一口长气。机场大楼破烂不堪。飞机歪歪扭扭地挨边停下。我们生怕同行的赴英旅客忽然醒悟自己已被带到赤道以北5度的红树沼地中央而横生事端，所以，等飞机刚停稳，就赶快走出来。未曾想脚才踏上地面，既潮又闷的热气，便密密层层地裹了上来，就像掉进了浆糊盆里一样。从空地走进大楼这段短短路程，我和唐突然陷入一片混饨。这就是非洲。有生以来这是第一回。一进大楼，周围是诺大的人群。只见人人争先，都决心要第一个通过道道关卡、办完层层手续，好快快进入塞拉利昂。这下子，我们真的给难住了，不知所措。要换钱币，检验证件，加盖印戳等等，等等。办事人员并不着急，故意不理睬面前挥动的一只换手掌、一堆堆卡片和一本本护照，只顾同身边的一些人聊天搭活。一天就这么一次航班，忙也就忙这么一阵子。慢慢来，悠着一点儿总能对付完的。

幸亏奥斯汀·登比（Ausiin Demby）赶来，把我们救了。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人，是我们项目的工作同事。此人素以路子宽，能办事著称。不久我们就发现他在本国所到之处都有他的表亲。

奥斯汀一来，我们过关的手续就甭提办得有多顺利了：例行公事般地招招手、盖个章。奥斯汀告诉我们该在哪儿站队，该把哪些表格递进去。我们感激地照办。更出奇的是，行李件件都在，没有动过。

我们听说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东部最大的部族门德族人，著名的大酋长的儿子。他高大英俊，确有贵族气质。他同这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毕业于费里敦的福拉贝学院（Forah BayCollege），帕特里夏·韦布直接从学院中把他抽调出来。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果然是个人才。跑后勤最出色，尤其是搞政治关系那一套，更在行。他特别讲礼节，有耐心。由于他有教养，礼数周全，到处都能交上朋友，我们搞项目，简直少了他就不成。我同他共事多年，只见过他一次发了脾气。那是银行行将打烊，别人硬是插进来抢在他前面想先办完。当时我们已经断油两天，当地政府外汇枯竭，无法进口，他连续奔波两天，已蹩足了气。所以才按耐不住。

“你们打算怎么办？”

办完过关手续后，他问我们：

“你们是想先进城？此地离弗里敦大约得开两小时车，还是径直去我们项目的办事处？”

这时我已经精疲力竭，脑子迷乱。实在弄不清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比方应该问问项目办事处离城多远之类。总之对本地的地理方向，连东方省在哪里都不清楚。如果把唐也算上，他比我还不如。他横越大西洋的时差失常还没转过来呢！奥斯汀彬彬有礼、谦恭之至，当然不会自作主张、代我拿主意。我就对他说，看来还不如直接开到我们自己的单位去的好。

其实我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好了。我就会明白我这一草率决定，等于穿越整个这个国家。

于是登上破旧得不像样子的渡轮，在渡轮顶上冒出的弥漫黑烟中，跨越把机场同陆地一分为二的出海口，再来到公路上，向左行驶。据奥斯汀介绍，这个国家仅此一条公路。全国独一无二。所谓沥青铺面，长度不过200英里。说是沥青铺面，沥青还不如没有沥青的坑坑洼洼多，再延伸出去就全是久经雨水冲坏路面的土路了。当时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给这些破路都分段起了外号，如“痔锤骨”“血尿丘”之类。放眼远望，路面上全是红土。车子走在上面，沉洼之多，颠簸之烈，使人感到全身骨头都散了架、碾成了碎块。尘土洒满头发、塞满牙缝，全身哪儿都是，因为车子没有空调，想透过气来，非得把车窗全都打开。卡车蹦蹦跳跳尽可能绕过深坑大洼前进。有时绕出路面相当远，开上了路边灌木地带中由别的车辆压出的新辙，倒反而觉得稳当得多。开着开着，冷不丁对面撞来一辆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似的逆行车，这时你才发觉，他们想躲开的坑洼和土堆就在你正前方。山羊、绵羊，鸡，还有头上顶着重物的行人，有时还有牛群，一起拉起一支孕育和滋生公路交通事故的大队伍。只一会儿，我就头痛欲裂。但是根本没有休息的可能。我想唯一的解脱办法，倒是让脑袋狠狠磕在车厢壁上，得了脑振荡才好。有时卡车越过一连串的大坑小洞。连续蹦跳起来。有两次差点狠狠碰撞了我的脑袋。

这一场卡车磨难延续了足足八小时，奥斯汀这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灰溜溜地进入塞格布韦马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置身于一只满是红色尘土翻转滚动的烘干机里一样。我几乎不能动掸。只要稍一动，遍身都疼。真需要来个淋浴。可是只能用桶打水冲冲。谢天谢地，在这样的干旱季节里，我竟然还有享受用一小桶水冲洗的福分。这里的用水方法是从地下水塘里汲水。季节决定水量。雨季的水塘总是满的。把系着绳索的水桶放下去，要让桶沉下水面，灌半满就往上提，沉得大深会失控。提的时候要倍加小心，否则会泼得剩不下多少。用水的程序我一学就会：先洗脸洗头，往下一直洗到脚，再一冲了事。洗净全身的红土，还我真身，真是人间最大乐事！

乔为拉沙热项目最初选择的地址在凯内马。后来都搬来现在的尼克松纪念医院，主要的实验室设备全在这儿。这所由卫理公会主办的医院数年前在塞拉利昂全国位居前列。虽然好日子已经过去，它目前也还是这么多居民人口能够享有基本服务水准、质量不变、成本低廉的医疗单位。我们这个项目，一共有两个实验室：一个是血小板实验室。这得归功于唐娜·萨索，是她一手把医院职工公寓的卧室改装建立起来的。还兼作办公室用。拉沙热的主体实验室则是一幢楼房，另在一侧。造楼经费由乔前几年筹得。因为居住空间狭小，我们这些项目工作人员大多住在医院对面小土坡顶上主任的住所里。

不久我就看出在塞拉利昂几乎事事都得靠自己动手做起来。在这里想弄到汽油和燃料柴油简直不可能。买进货要用硬通货、走特殊渠道。塞拉利昂的境遇从乔70年代后期筹建本项目以来，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有时候，电话还管用，现在，完全报废；手机虽然在墙上挂着，却没有电话线。供水系统，虽然装备齐全，却不出水。烧饭没有罐装煤气。为了妥善保存好珍贵的样本，冷冻机所需要的煤气能源，非有不可。为此，我们只好不择手段，动用一切办法了。

烧饭好说，我学会了用人类最原始的炊具做饭，少说也是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老法子：三块石头一架就是一副炉灶。所需不过树枝和引火柴。再把锅坐上去就成。乔后来还在我们面前露一手，教我们如何在这种炉灶上爆玉米花。我们真要自己动手时，还得请饱勃·克雷文的两个小伙伴帮忙。可爱的拉布雷多尔和比恩斯一看见我们忙乎什么，都会来插上一手，尤其是搞吃的。

倒霉的是那年经济情况特别恶劣，想搞些吃的东西来煮煮烧烧也困难。这都是事实。尽管塞拉利昂原本是个天富资源、土地肥沃的国家。因为乱伐乱砍、外加随意烧荒，把原生雨林毁灭殆尽。先是砍到大树，一味出口，然后继之以火烧。全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在贫瘠的土壤上种植木薯、咖啡或其它各类作物。大米也是主粮，但要看地区，要在沼泽地种植才长。沼泽地倒多的是。只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让人们习惯了全家吃饱就行的生活方式，不想多生产作物。后果是，我们有的时候，住在香蕉林却买不到香蕉吃。塞格布韦马集市摊位上经常只摆着三个西红柿、五头洋葱。一次卖一头，毫不奇怪。买的小心，卖的认真，完全正常。大部分老百姓馋得只能吃一种叫做“杂碎”的玩意儿，也就是把一种叶子捣烂、煮熟、掺合上一丁点儿肉或干鱼之类。如果走运，赶上机会，吃上刚从沼泽里捞上的鲜鱼。当然少不了加上红辣椒作调料。

塞格布韦马虽穷，要什么缺什么，但还是个愉快友好的城市，人们乐天安命。谁要想提提精神，就饮杯棕榈酒。棕榈酒有劲道，用棕榈树顶部的汁酿制而成。有一种特制的树液采集器具。采集工艺高胆大、身手不凡。只凭两只竹箍保险，就能攀登直上直下的高高树顶。对于我，这种酒无异要我的命。我宁可喝当地土酿的星牌啤酒，要不就喝可乐。但啤酒和可乐都要冷冻。这又是一个问题。冰箱得靠煤油带动，带不动却是常事。这坏消息经常不腔而走：“冷啤酒——喝不成了。”只能等晚上太阳下山、气温变得不灼热逼人时，我们搭伙来到当地“酒吧”去喝。说是酒吧，不过是一幢茅舍，前面敞开，或者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不可或缺的煤油冰箱。我们在屋外单人木条椅或高背椅子上就坐。来此消磨这一段时光的有当地人和骑摩托或自行车的和平队志愿人员以及各种教派的传教士，即便是开汽车来的，他们所开的也都是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汽车。人人都随和得很，都想随便聊聊天，一派欢乐气氛。

各家“酒吧”有兴有衰。我们最中意的一家叫“埃迪酒吧”。后来，从伦敦来了一位访问科学家戴维·卡明斯（David Cummins）也相中此地，他诊治拉沙热病人之余，在这里做起一些更重要的实验来。例如在埃迪土法酿制的啤酒里测估血小板凝集和聚结的能力，并把一个个数据像流水帐般记下来，就挂在柜台上。他的这一套做法自然都成了酒客们谈论的话题，谁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不过大家都乐于同他相处。

我新来非洲，多亏有“疾病控制中心”乔实验室中的唐娜·萨索处处帮着我。唐娜身体壮实，运动员坯子，年纪二十五六岁，是个病毒学家。我在亚特兰大第4级病毒实验室工作时，她和我以及希拉·米切尔都是同事。我们当时一起研究的课题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猴子身上血小板的功能。那次科研对寻找拉沙热患者出血和休克的原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既然摸清了猴子身上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要进一步确认在人身上，是不是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唐娜正是在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极为需要的人物。她很壮实，做实验室工作正需如此。实验室做什么都得有电，照明也好，开动离心机也好，我从英国带来的血小板凝集测试仪也好，都得用电。然而，电的来源只能靠那一台实验室门外阳台上搁着的发电机。这就要用力气了。每天早晨，都是唐娜负责发动发电机。发动机太老了，非得使劲抽拉轴绳才能转动起来。让我干的话，连一圈也转不了。只有唐娜能胜任，就橡她能让实验室里所有别的工作都转动起来一样。

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在三块石灶上煮咖啡，这就是我的早餐。唐娜可不成，她得加足油才行，什么咸肉和鸡蛋，速煮燕麦片之类，都要。只要她有机会去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物资供应处，一定要大大买上一堆。

等早餐完毕，我们全体去医院，如同出征，全副武装，也算是巡诊吧。多的时候，一天要看15个有拉沙热症状的病人。这可是我来前听介绍情况时没有料到的。按唐娜的说法，原来只需要处理四五个病人最多了。新病人一般是在实验室门口的老式学校里那种木条椅子上坐等验血的结果。至于那些病情严重支持不了的患者；就直接送往病房住院。血液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有没有出现对拉沙热抵制的抗体。还要查明肝功能情况。门诊检查结果证明确有拉沙热病况的话，其实就是AST的指数，如果高于150，就给该病人静脉注射雷巴抗病毒素。

该针剂可以达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目的。但是这类特效，反而为我的研究出了难题。病人好得快，就没有了当年我研究猴子时那样的严重恶化病例，也就是缺少了研究的对象。不过病人多，情况严重的也多，所以还不至于完全坏了研究的大方针。病人不在乎我通过对她们或他们的治疗能在科研方面有多大程度的收获，这一点都理解，毋庸多议。因为病人只要自己康复了就高兴。

城里已经沸沸扬扬，传开了这种说法，用当地克里奥语来说就是：“得了拉沙热，只要去塞格布韦马医院就行。”

光凭这一种口头传闻不是我们来此活动的根本目的。广而告之就得靠本项目规划中的教育措施，提高大家的防病治病认识才有用，其中特别强调老百姓都要掌握自我防护的必要步骤。

后来的项目主任黛安娜·贝内特（Dlane Bewnett）曾经网罗了一个受过开展这方面教育活动专门训练的人才，也是个女的，名叫卡西（Cathy）。由她负责推行教育计划。她能写善编，搞了一系列大小戏目，还有皮影戏和木偶剧。全部由孩子们自己演出的就不少。这成了由她领导的运动的一部分。小戏的典型套路是主角感染上拉沙热，致病原因不外乎不注意消灭鼠患。等出了问题和进了医院后，静脉注射特效雷巴抗病毒素，霍然痊愈，完全康复。当然，戏结尾时，总是全家欢乐，从此幸福地生活。

宣传教育的中心思想非常清楚，你只要躲开老鼠、把老鼠赶出家门就行。万一得了病，马上找人帮助，但不是找医务人员，而是找拉沙热项目中心。

当地社会中，音乐具有重大影响，所以也成了本项目开展宣传的手段。卡西的丈夫是位音乐家。服务妻子的需要，也成了运动的一分子。塞裕布韦马史无前例地有了个独一无二的长发披肩男子，有着一张西印度群岛的俊俏脸庞。他即兴编曲，唱的是黑人的歌，扣人心弦而效果显著。他认为黑人音乐的节拍正对本地人胃口。的确如此，他的音乐风格据认为来自西非洲。不过数日，他唱的那首“拉沙热大坏蛋”歌曲的曲调哼遍了全省。在当地由奥斯汀兄弟俩开设的迪斯科舞厅中，这首歌一炮打响，红极一时。磁带发行遍及全国。当时热闹到这样的程度，乐队游行遍历大街小巷，领头的全是本地乐师。队伍里用车推着一只纸制硕鼠前进，边走边用棍捶击纸鼠，最后付之一炬，火焚场面还有仪式，十分壮观。由大群戴面具和披长袍的人物参加，人人欢呼舞蹈，声震天地。

我们在此项目工作期间，上班时的保护措施有手套、罩衣和口罩等等。从多年工作的经验看，这些全都不可或缺。但是关键的是当心别让手指被感染上病毒的针尖刺破或者让病毒进入眼、嘴或伤口。在我们工作场所，到处都有家用漂白粉，可以当作防感染的消毒剂使用。凡是有一点点可能感染病毒的东西，我们决不会忘了用漂白粉消一遍毒。在病房里工作的护士们，也使用这一套办法。前后13年中，处理过的拉沙热患者在1500人以上，我们只有两名医务人员发生过感染，而且皆为意外事故，一个护士是眼睛里溅进了病人的血液。另一名是病人呕吐时他正好站在前面，污物沾上只穿凉鞋的光脚，恰好感染了一处伤白。两人当时都采取了紧急措施，注射了静脉雷巴抗病毒素，未酿成大祸。

每天我们巡诊一遍，采得血样，就回血小板实验室开始研究工作。唐娜和我两人整天关在里面，手工操作，分离血清，进行我们的必需试验。血小板功能试验引人入胜。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血小板的作用是制止出血。而拉沙热患者的血小板量多，照样出血不止。我们怀疑这些血小板失去了它们本应具备的止血作用。

当年对猴子的试验中，我们的怀疑是有了结果的。那未，血小板失效是不是出血的真正原因呢？还是遍布血管内部的血细胞的功能缺陷才是造成出血休克的原因呢？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着手分离血小板，但是却决不能让这些血小板死亡。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处理血小板的同时，也要保证病毒的安全，病毒也决不能死去。所以分离工作务必十分仔细才行。等我们把血小板分离出来之后，置放在专用机器之中，添加必要的化学药剂，目的是让它们像存活在人体中时同样地能“凝聚”起来，起到止血的作用。拿健康的正常人来说，血小板自然会把血管的裂口堵上，然而从拉沙热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血小板却是成块的，不能凝聚。显然，其中定有什么毛病。为解开这个谜足足花了我们6周功夫。我们知道乔在数周内要回来，我们希望能在他回来之前搞出个结果来。不料出现了意外，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对我们精心策划的研究安排，无异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击。问题严重到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程度，拉沙热的研究遇到了严重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