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没用多久，情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设根据不足。猴子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并不很高。传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本世纪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这类的。回想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洲农村地区的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600份血样，交“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1976年采集的血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过数目估计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证实1876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600份血样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说1976年期间，居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1986年的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现了0.8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有9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伊尔摸IAgh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否从这5份血样中分离出AIDS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干冰的温度保持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10年这个事实。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上说，10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现抗体的5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中的幸存者。这5个人谁也没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5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机会。她一如既往，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纳德（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少一点点宝贝似的血清。为了查清5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得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真要做起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没有逆转酶出现。这种酵素性质的酶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见到它，就知道那话儿来了。正是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艾滋病病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体细胞的行为。这才是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现的话，随后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混在这部分混合体中。理论上虽是如此，谁也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需要放长线是肯定的，有没有大鱼能钓上来，仍是个未知数。再说，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们曾经从1983年采自玛玛那模医院病人的血样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头一年的事。这次在扎伊尔，我们认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分离出象这样长时间的古老病毒来。

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1983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1979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1985年10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34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些。早在1985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主要内容，如长达1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10％，泻痢久久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1976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20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时，还心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们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Kevin DeCock）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