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来，80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重的大米。每一次献血，其全过程往往要占用现场工作组一整天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认识到，这样一项计划可能需要很多钱。

甚至向可能的献血者解释什么叫献血，为什么我们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这整个概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历，以至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它。大多数病患者都是不识字的村民，他们对医药的了解，仅限于巫医给予他们的药粉和药水。如果它们无效，就会到一个有白人医生的医院，得到白入医生的魔法，而不是巫医的魔法。我们得想出一些比较简单的解释——另一个文化障碍：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们心理都相信本地的医药和魔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有个时期谣传“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还有谣传说我们一定在制造魔水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幸运，要么就是我们的人会说话，尽管非常困难，我们成功他说服厂大约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参加献血。

一旦我们从血液里分离出血浆，我们将包装好的红血球再输回献血者体内。由于他们对我们抽出的血和输回的血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他们往往完全相信我们招募他们是为了某种巫术。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加深了他们的怀疑，说我们用不祥的符咒欺骗他们，还是高超的魔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也许两者都有一点。

不仅仅是因为得到血浆的费用高，从而对我们集体财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个过程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没有血库，等于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来自一位家庭成员或者一位朋友，即使这样也不是免费的。因此，我们创建的血浆制度怎样才能扎根，特别是当时没有支付血浆费用的明显资金来源？少数病人得到昂贵的治疗，而多数病人却无法得到治疗，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最好是：治疗必须实际、合理和便宜。的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怎洋才能广泛地利用血浆。不管最后它以什么形式用于输注。但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决心要找出有效的药物。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拉沙热的青霉素。但是能安全用于抗病毒的药物的确非常少。大多数抗病毒的复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杀死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宿主细胞。此外，治疗必须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还有，这种药物在长时间内应当非常稳定，这样才可以把它带到边远地区，在不大理想的条件下储存起来，直到应用。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差一点都不行。

后来，卡尔·约翰逊写来一封信，卡尔善于给我发短电报和写短信，其中一两句话就可能改变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现在是这个。

卡尔在信中提到犹他洲立大学研制成功了一种较新的药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它对治疗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疗效。拉沙病毒是一种核糖核酸病毒。如果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蓝图，是使细胞变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茎和叶子的遗传物质，那么，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将信息从基因传到核糖体——一种圆的微粒，它是一种蛋自质工厂，生产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体、激素和酶。可是，许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当作信使，而是当作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在这方面，病毒是独特的有机体。人们对病毒哇如此有兴趣、对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遗传性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质。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吗？

卡尔告诉我，他已经在组织培养方面试验抗拉沙病毒的药物，并告诉我，彼得·贾尔林（Peter Jahrling）也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类似的试验。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疗它们。这个药的实验数据，包括对人体上的实验数据表明它安全可靠，因为已经成功地利用它医好婴儿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生产，将来可能便宜，在室内温度下能保持稳定——也许塞拉利昂的室内温度不行，但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冰箱里。

这可能是我的魔弹。我很兴奋，但我知道我们还需要等待实验室关于拉沙病毒的实验结果出来后才能考虑我们自己的治疗计划，这倒不是我们想浪费时间，坐等彼得的猴子进展如何。我们还须得到塞拉利昂和美国管理局有关使用药物和血浆的许可。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立即行动。

第一步是要准备一个书面议定书，对治疗试验作出详细说明。在亚特兰大，卡尔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病原体流行病学家——分担这一工作。这份议定书还要得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HRSC）以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这不是一件不关紧要的事情。议定书里全面、详细地写上了这一项目的科学根据，还要写明将如何进行这一研究。议定书里还对病人的知情同意书作了确切的说明。绝对不能拿人做实验。麻烦就出在这里，只有当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么内容，他才会答应签知情同意书。和我们打交道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木多数人只能说一种当地部族的语言。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怀疑我们可能在玩弄巫术，虽然他们非常有礼貌，嘴里不会这样说。对这样一些人，向他们解释一个复杂的医疗程序只有翻译成门德语后才可以。但门德语这类部族语言没有词来表达“临床试验”或“逆转反应”这些概念。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恰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

我们使一些概念简单化，即使不能准确地将意思译成他们的当地语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多少能将意思传达过去的字眼。简言之，我们需要这个有希望的课题来确定病毒哇是一种新药，虽然对拉沙热尚未试用过，至少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对人体使用这种药物已证明是安全的。我们也将告诉他们，没有办法治疗拉沙热，这仅仅是试图找出一个治疗方法。我们不能对任何事作出保证。要解释这一切，我们得依靠我们译员的技巧。由于大多数病人甚至不会签名，我们能尽力做到的是请他们在知情同意书的下面按一个大拇指印或画一个“调”，表明已向他们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并且同意让我们试一试。

与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相比，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对我们设想的办理知情同意的手续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毕竟塞拉利昂人对他们的国家是了解的，知道什么事情做得到，什么事情做不到。他们也知道拉沙热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是由当时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主要官员马塞拉·戴维斯（MarCella Davis）博士创建的，对于这一高度合作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后来当他的继任者贝尔蒙特·威廉斯（Belmont Williams）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这一议定书最后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要求当地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对此给予批准，尽管在塞拉利昂没有这种委员会。幸好，贝尔蒙特·威廉斯是开明的，办事很有条理。她是一位克里奥人（krio）——奴隶的后代，这些奴隶从美国逃出来后先打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定居，但发现那里对非洲后裔来说太冷了。于是最后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里敦。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文化、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的混杂语经过百年左右的发展，后来成了该国的通用语。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尔（Brisiol）学医，那是英格兰西部一所非常好的医科学校。她不仅能干，办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们的项目。在我们的请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尊敬的医生，任命他们为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她发给了他们我们的议定书，并请他们发表意见。虽然有几个人提了问题，他们对议定书没有大的异议。

可是，在这个国家受到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太少了，这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也增加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负担。我们得确保我们的做法不仅正确，而且不会利用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谋私，不得使他们有任何不信任感，怀疑我们试图利用他们。在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医学研究中，下述问题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烦恼：你怎样才能充分告诉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们有关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风险，这事不好办。

国家伦理委员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想获得知情同意书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可是，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不能同意让未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临床试验。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在像塞拉利昂这样偏远的地方工作过，他们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的无知束缚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试图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国医院的经验为先例来对事物进行判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研究也不时碰到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例如，在那里，本地的医生经常不告诉病人他们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体兔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负担不起任何治疗费用，并且，如果病情传开后，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抛弃他。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接着我们还得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进行交涉。由于试着用病毒哇治疗拉沙热是一件新鲜事物，我们需要管理局颁发研究中的新药许可证。我们估计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得到这一许可证，因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广泛试验，为研究它对其它疾病的效果而进行的一些人体试验已证明它是安全的。我们宁愿依靠医药公司所汇编的现有资料而下愿进行我们自己很费时间、很花钱的试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仅负责批准药品在美国的使用，而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实际上也起着同样作用。许多自己没有这类机构或自己没有足够专门技术的国家，它们也依靠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决定。

到了1978年11月，我们手头已有了必需的许可证和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数据（卡尔的组织培养，彼得的猴子或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试验），表明病毒哩对拉沙病毒可能有效，没有什么毒性或根本就没有毒副作用。我们也有了随时可以使用的血浆。这时，我们已经工作了18个月，对拉沙热有了一些基本了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患拉沙热的大约占10％至15％，总的说来，医院里这个病的死亡率徘徊在16％左右。我们也能更好地预测谁可能活下去，谁会死去。在接纳的病人中，肝酶（AST）高的，其危险比肝酶低的更大。

于是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按照我们议定书里规定的标准，决定谁将接受口服病毒哇，谁将接受血浆治疗。肝酶超过某一危险标准的病人——在我们最初的研究中认为这表明其后果不佳，将接受这种或那种治疗。我们已决定，鉴于拉沙热如此可怕，因此只要我们能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这时，我们还不清楚哪种治疗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通常临床试验要求有一个用作对照实验比较标准的“对照组”——给病人服用一种无效对照剂（即一种溶液，它看起来像药物，其实不过是糖水）——目的是要“瞒过”研究人员，这样就不会因他们的热情或偏见而影响病人或实验效果。对照组提供了中性指数，可用其测定真正药物的效果。问题是在对照试验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经对照试验。至于拉沙热病人，我们知道许多未经治疗的病人都会死去。因为实验室的数据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的委员会决定在我们的实验里不利用未经过治疗的病人。因此，我们决定将我们对新病人治疗效果与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情况作一比较。

没有对照组，我们只得依靠想象力。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血浆会有效，也不知道病毒哩究竟是否能起作用。毕竟没有人通过直接杀死病人体内的病毒治愈过爆发性的病毒感染。所以我们随意地将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服用从我们宝贵的储存中拿出来的免疫血浆，另一组服用病毒哇——可能成为我们的特效药。开始时我们通过静脉滴注对一组病人注入两单位的免疫血浆，另一组则服用病毒哇胶囊。护士们必须与服病毒哇的病人呆在一起，直到肯定病人已经服下胶囊并且没有吐出来。有时，如果病人的喉咙不习惯吞药，因而吞不下去，我们得把胶囊拆开，将药粉溶入水中。如果病人吐了，我们要设法给他再服一次药。对15岁以下的儿童不做这一实验，（后来我们为儿童单独做实验）。我们也将孕妇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担心会伤及胎儿。

这是一场赌博，具有最大的风险。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后的表情和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常常令人感动。至少我们在进行尝试。至于我？我屏息以观之。结果失望——至少对血浆是如此。

病人继续涌入，要让他们或他们的亲人同意治疗，这已不成问题。他们来时，病情不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较厉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疗。于是我们求助于他们的亲属。只要想治疗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打发他们回家。有的病人来时，发高烧，剧烈头疼，浑身剧痛，喉头红肿，扁桃体上明显有脓。这些是早期症状。其他病人，有的已开始呕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舌头一直颤抖，有的病人则牙床与内脏出血。他们在吐血，他们的直肠或阴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来时，头和脖子肿的特别大，血压骤然下降，这是拉沙热的严重症状。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断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人，只要已过了早期阶段，进入呕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会死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凡是不断抽搐的病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们继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血浆治疗实验。我们轻轻地将静脉注射针打进了一个个病人的手臂，注入我们宝贵的免疫血浆。但病人还是死了。工作人员感到泄气。我们工作得如此努力，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当时我们有了血浆并对约翰卡马拉进行了注射，也无济干事。

但这是临床试验，不能要求你对它事先作出判断。你只能做试验，试验结束后，你才能看到它的结果，决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当时还有病毒哇小组。依我看，这对病人的疗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去，但预计可能会死去的少数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转，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还仅仅是因为幸运？唯一的办法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在当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只能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我们将所有的数据送给了他们，还有病毒分离抽样。在进行这一项目三年后，1979年，我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开始分析结果。首先，我得学习我离开后在“疾病控制中心”安装的新的计算机系统。在与数据和计算机大师们一起努力奋斗后，最后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结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两种治疗办法都无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凛冽的数字，即使病毒哇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对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判断实验结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数据。这一次，我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开始把病人基本上分为两类：我们开始治疗时属于早期的患者，和属于晚期患者。在我们的第一次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接纳病人住院的时间：病人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到医院来看病的？现在我考虑到了从发病之日起到我们开始使用病毒哇时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无论我们怎样查看免疫血浆的数据，结果都一样。在每一病例中，血浆都不起作用。无论我们多么早就治疗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与以前一样。但是有了病毒哩，我发现了一线曙光，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奇迹所发出的一点微光。如果病人在发病的头六天或七天就住了院，病毒哇增强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个多星期，胶囊的效果就更差。我们总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数目小，差别也不大大。我们得再试试。还有一些问题：在发病初期将药物的剂量加大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采用静脉注射，我们就得使药物血浓度更高，使更多的药物能进入病毒隐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过静脉注射，药物会更有效吗？

是的，我想用静脉注射病毒哇。但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得再一次通过整个批准程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用于静脉注射的病毒哇。因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其他地方都不生产。而且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让我们利用这种药，因为它坚持所有药物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而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证。

这一次，我们得拟定一个详尽的议定书，它将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问题，以便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费了8个月起草新的议定书，使它通过了所有批准步骤，管理局也很快采取了积极行动。我们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们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尽管效果不大。第二，我们已表明它显然是无毒的。但要想得到这种药，困难仍很大，但最后说服了美国制造商专门为我们的研究作准备。

1982年，我们准备开始用静脉注射病毒哇医治病人。由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省去了对照组。我们已经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得向每个人提供真实情况。我回到亚特兰大后，帕特里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该项目的主任——虽然我在研究期间还经常到塞拉利昂去。由于她曾在玻利维亚和中美洲进行过调查试验，她给拉沙热项目带来了许多经验。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对一个总是杂乱无章的地方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她对当地的实验室有很大影响，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里工作时一样。直到1990年，我们仍在亚特兰大利用她的目录系统。帕特里夏决定将主要的实验室从凯内马迁到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医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没法弄来的资金，增添了一些设备，使我们自己能分离病毒。这减少了许多麻烦，不用总是把抽样送回亚特兰大。在帕特里夏的指导下，我们将首次在塞格布韦马试验用静脉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里布纳（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担任主任后，这一研究仍继续进行。

当病人到来时，我们总要跟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作一番斗争。我看见一个男孩，名叫阿马社（Ahmadu），是由他父亲送来的。他是一个过分瘦长的小伙子。父子二人从潘古玛坐了三小时的波达一波达车（poda-peda）来到这里。可是，那时我们已不在潘古玛医治病人。这医院的领导已更换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负责的修女，她战胜拉沙热的办法是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这个男孩最初发病时，他父亲说他们找过巫医。过了两三天，喝了许多药水，吞了许多符咒，后来还吃了药粉，结果病情加重。他的父亲绝望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得到塞格布韦马去。”

父亲把年轻人放在实验室外面一个旧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塞利（James Masser1y）的技术员走出来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护士长库尔布拉（Coolbra）来到这家人中间，开始问他们一些我们调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表格填好后，让他父亲把男孩背进病房。他用一块手织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图型的乡村棉布将他的儿子裹了起来。这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块布。

同时，詹姆斯在实验室里分别进行了两项试验，一项是用分光光度计测试他的肝酶量，另一项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查他体内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计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酶量高得令人惊恐，AST是天门冬氨酸盐转氨酶，一种肝里面的酶，正常值不到40。根据我们的经验，患拉沙热时，肝酶量达到150通常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会死亡。因此，任何人的AST超过150后，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阿马杜的AST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两倍，一个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过去看荧光显微镜。它装在两位和平队员用旧木箱搭成的一个样子很怪的小房间里。从一位工作人员住处“借来的”颜色明亮的门帘悬挂在小房间的正面，使它看起来像马戏穿插表演时一个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这些门帘很起作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对荧光进行观察。

也许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这不是巧合。詹姆斯·马塞利正在观察这个男孩子的命运。在德国政府赠送的显微镜下面，被荧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细胞变成了明亮的光团。詹姆斯看见病毒的滴定量还低，因为他仍处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AST这么高，我们得立即行动。从临时代用的小房子出来后，他向库尔布拉证实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向病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结果。

詹姆斯说：“他需要治疗。”

库尔布拉立即拿来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静脉注射器。尽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热，他从实验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没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里还有一些血。当库尔布拉将他翻过身时，他只能呻吟。当护士长一看见好像是静脉，就把针扎了进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亲在这个期间一直不知所措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库尔布拉转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给了他手套，指给他看了漂白剂溶液，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开了。

库尔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边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还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热病患者。

每隔6小时就要输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厉害。看来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后的、致命的阶段。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别忙，所以当她走到男孩床边时已经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着的一位老人正喝着热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转向了老人。

“阿马杜在哪儿？”

人们听说过如果家属认为病人将要死去，他们会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为人们认为不在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开嘴高兴地笑着，他咂咂地喝着茶，向窗子做了个手势。帕特里夏通过无窗格玻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见男孩正坐在树下，滴注器就靠在旁边。附近是他家里的三个成员，要他尝尝他们为他准备的一些饭菜。

老人说：“你看见他们了吧。他正在吃东西。”

真令人惊奇，这个男孩子本应当死的。

我们继续治疗了一千五百多位实验室证明他们患有拉沙热的病人。死亡率从16％急剧下降到5％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全区闻名。每当我伴随着拉沙热专用卡车外出时，人们经常会走出他们的住房，让我们停下，和我们握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面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病的头7天内注射，效果更好。我们能证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会迅速下降，因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们的研究完成时，我们及早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死去的。当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我们的成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利用药物有效地治疗了爆发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对这一划时代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有伊莎贝尔·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韦布，柯特·斯克里布纳（Curt Siribner）、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贝内特（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担任过这个项目的主任。

但失败的情况又怎样？大多数是在接纳入院时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时病毒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害，病毒哇已无能为力。我们得寻找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此外，还有一群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医治。这些人困难特殊，因为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两条生命受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