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语译

最上等的国君治理天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人民不知有国君的存在；次一等的国君，以德教化民，以仁义治民，施恩于民，人民更亲近他，称颂他；再次一等的国君，以政教治民，以刑法威民，所以人民畏惧他；最末一等的国君，以权术愚弄人民，以诡诈欺骗人民，法令不行，人民轻侮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种国君本身诚信不足，人民当然不相信他。最上等的国君是悠闲无为的，他不轻易发号施令，然而人民都能各安其生，得到最大的益处。等到事情办好，大功告成，人民却不晓得这是国君的功劳，反而都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

老子在第十七、十八、十九等章内，慨叹大道剖析以后的不良现象。尤其第十七、十八两章，特别谈到天下之所以大乱，是教化的结果。这个思想给庄子制造了反对圣人之教的机会，尤其针对孔子“仁义礼乐”这方面，他毫不放松任何可以讽刺的良机。

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是：在人的本性尚未腐败时，他可以依道而行，且完全服从自己的本能。这时的善是无意识的善，一旦圣人的善恶，智慧之教，和政府的奖惩法则蔚成时，大道就开始废坠。以至于使人的本性由真善而伪善，由伪善而天下乱。

尧的老师

《庄子》之《徐无鬼》

啮缺碰到许由（啮缺的弟子，尧的老师），问他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许由答道：“我要逃避尧。”

啮缺好奇地问：“为什么？”

许由回答说：“尧一天到晚行仁行义，看来没有多久他就要被天下所耻笑了，不但如此，后世的人大概也要互相残杀了呢！其实，百姓是很容易召集的，你只要爱他，他就亲近你；有利给他就归顺你；称赞他就努力得不得了，要是强迫他做他不愿做的事，可就要离散了。”

“能够忘记仁义的人少，以仁义求利的人多。因此一旦有了仁义，虚伪也就随之而起。这种行为不但不诚实，反而供给贪求的人作为伪善的工具。一个人治理天下想整齐划一的话，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百姓。尧只知道贤人有利天下，却不知道贤人有害天下啊！”

因为有了教化才产生大道颓废的理论，所以人们对尧的批评比他的继承人舜要好，对舜的批评又比禹要好。因此在庄子的作品中，尧被叙述为道废的开端（另有一说：在尧之前道就开始衰颓了）。

尧的天下

《庄子》之《天地》

尧治理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以后尧让天下给舜，舜又让给禹，而伯成子高便辞去了诸侯之职，回乡耕种。有一天，禹去看他，他正忙着田里的事。于是禹身居下手，站着问他说：“从前尧治理天下，你贵为诸侯，后来尧让天下给舜，舜又让天下给我，而你却辞去诸侯回乡耕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子高回答说：“从前尧治理天下的时候，没有奖赏，百姓自然向善，不施刑罚，百姓自然避恶。现在你大行奖赏和刑罚，百姓不但不向善，反而愈来愈失本性。这是道德衰废，刑罚实施的先兆。看来天下要乱了。你还是走吧！不要耽误了我的农事。”说完再也不看禹，就自顾自地耕作起来。

道德的衰废

《庄子》之《缮性》

古代的人在天地初分之际，大家都能生活在一起，恬淡寂寞，没有作为。那个时候，阴阳之气和顺安静，鬼神都不会来干扰人类；四时的运行也合于节度，所以万物都不曾受到伤害，生物也没有死于非命。尽管人有智慧，他们却不知道如何使用；那真是“至一”的时代。人们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没有受到一点外来的干扰。

后来道德渐衰。等到燧人、伏羲治理天下时，也只能做到顺人民的心意，而无法与万物混合为一。道德更衰了。等到神农、黄帝治天下时，只能安定天下，而不能顺从天下人的心意。

等到尧、舜君临天下时，便开始治理天下，教化万民，使淳厚的民风趋于淡薄，朴实的本性，日渐消灭，人们离开了道去求善，隐没了德去行事，然后再舍弃天性而顺从人心，道德就愈加衰微了。

人心彼此窥探，使得巧诈丛生，更无法来平定天下，于是他们再用世俗的礼义来修饰，以世俗的学问去求见识广博。但是礼义掩盖了实质，世俗的学问也淹溺了人们的心灵。

从那时起，百姓坠入迷惑昏乱的地步，再也无法使性情返璞归真。

老子和阳子居论明王

《庄子》之《应帝王》

阳子居对老子说：“如果有个人做事敏捷，勇于决断，通达事理，勤于学道，那么他可以和明王相比了吧？”

老子说：“那怎么能和明王比呢？这个人和会技艺的人被技能所累一样，只苦了自己的形体，乱了自己的心神。俗语说，虎豹因为身上有纹彩，以致指引了人来打猎；猴子因为身体活泼，狗因为会捕狐狸，所以被人拴起来以供玩赏使役。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和明王相比呢？”

阳子居皱了皱眉说：“那么，请问明王是怎样治天下的？”

老子答道：“明王治理天下：功业普及，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教化施及万物，使百姓产生不曾依靠他的感觉。虽然人们无法说出他的影响，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万物都能各得其所，而他本人却处于神妙不可测的地位，游于虚无的境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