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身世

　　我的祖先当然是孔子啦，但要是再往前追溯的话，据说是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姓是姬、号是轩辕氏、有熊氏。据传轩辕帝死后，因为葬于陕西省黄陵县都北边的桥山，所以成了当今名为黄帝陵的名胜古迹。

　　传说轩辕黄帝有一个叫玄嚣的儿子，继承父位成为天子，因为修炼了太昊之法，所以还被称之为少昊。

　　少昊在位80年，死后葬于曲阜的云阳山。少昊的第41代嫡孙就是孔父嘉（孔子的六世祖先）。史书记载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为氏孔"，自此他的子孙就都姓孔了。

　　孔父嘉的第四代也就是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是宋国（现河南省和江苏省的交界）的贵族，为躲避内乱去到晋国，后又定居在鲁国。因此，孔家丧失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的特权。并在鲁国做官得到了叫做"防"的村子，据说防叔重建了孔家。孔子的父亲作为在这个鲁国重建的孔家后人降生了。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孔纥）是鲁国位置不太高的武官，颇以勇武著称。叔梁为统称，直到后来成为陬邑大夫。大夫是周代的官名，比士高一位。叔梁纥娶鲁国人施氏为妻，生有九个女儿。据说他的妾也有好几个孩子。可是，生下的儿子孟皮腿有毛病行路都很困难。就这样的话难以继承家业，做父亲的当然会不满。为此，步入老年的叔梁纥娶了年轻的颜微在。

　　当时，已过64岁的婚姻被认为是与"礼"不相称的。况且，叔梁纥既有正妻，还有妾。所以，后来的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把这段婚姻称之为"野合"（不符合礼仪）。

　　据说，孔子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公元551年9月28日，因他是秉受尼山的灵气所生，取名叫丘，号称仲尼。从小活泼可爱，啼声洪亮，父母爱逾拱璧。

　　孔子3岁丧父，继承母教。虽家境贫困，但教育孔子演习礼仪以明志，学习技能以谋生，严格要求，其能使成大器。年事稍长，为了帮助母亲维持生计，就从事各种劳动，养成勤劳俭朴的习惯，经受克服困难的磨炼。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少年时代已经自觉地开始勤奋求知，树立远志。17岁痛失慈母，寻及父墓，合葬于防山，即今之梁公林。

　　19岁娶妻宋之亓官氏，次年子孔鲤生。是年在三桓（即三卿）之一的季孙氏家做委吏，管理仓库，以公正无私著称。21岁改任管理畜牧的秉田，认真负责，显示了治事的才能。

　　孔子少年时艰苦备尝，所以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勤学好问，学无常师。勤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探求真理，把自己锻炼成文武全才的有志青年。29岁学琴于鲁国琴师师襄子，反复领会，深探意境，以求其精。

　　30岁已成精六艺、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渊博学者，开始首创私学，施教授徒。坚持"有教无类"的方针导致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古今敬仰的伟大教育家。自称"三十而立"。

　　34岁在周都，问礼于老子，增益文物、政治、为人等知识。

　　35岁因鲁乱适齐，途遇女子，亲人被虎噬死但不愿离而他去，因之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慨叹。在齐闻"韶"乐，而至"三月不知肉味"。

　　37岁返鲁，直至50岁。治学施教，修诗书、定礼乐，声名大振，弟子日多，很多精辟的论述、传世名言，成于此时。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确定了坚定不移的人生观，掌握了客观发展的规律。

　　51岁，鲁定公九年，受命任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这是孔子初次为官，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形成尊老爱幼、路不拾遗的良好风气，一年后升任小司空，再升大司空，兼摄相事。在齐鲁夹谷之会中，破坏齐国阴谋，迫使齐君谢过，归还侵鲁大地。孔子为大司寇后，鲁国大治，正化盛行。

　　鲁国得治，齐国大惧。乃选美女80人，文马30驷（120匹），以馈鲁国。君臣受惑，怠于政事，多日不朝，疏远孔子。孔子失望，离鲁遁卫，开始了为时14年的周游列国，直至68岁，鲁哀公十一年时，方告结束。返鲁后继续聚徒授业，专心治学，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所谓三千是指前后受业弟子的累计总数，并非同时受教。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1岁，颜回死，72岁，子路死，孔子连续痛失亲人爱徒，年老力衰，打击过甚，尤其对颜回、子路之死尤其悲痛。73岁，孔子病重，自知不起。一天早上，他扶杖站立门前，叹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朽乎？"哲人自此，寝疾七日而殁，时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死后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孟子说得好："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在中国孔子也被称为"孔夫子"，在古代"子"是对男子的敬称，本名是丘。"夫子"是"长"的意思。孔子的子孙直到第7代都是独生子，没有旁系，终于从第8代开始家族繁荣了起来。关于孔家的人数，还没有正确的数字，但在曲阜，自称姓"孔"的人也很多。

　　住在曲阜的孔氏家族，一般被分为内孔和外孔。孔子的后裔为内孔，人数不太多。孔末（早先不姓孔，谎称姓孔的人）的子孙和历代在孔子家扛活被授予孔姓的人的子孙称为外孔或伪孔。外孔不能入孔氏的家谱，在曲阜姓孔的人中，外孔既不能入家谱的人为数众多，而且自己到底是内孔还是外孔都不知道的人也很多。

　　因为姓孔的人太多，要把孔子的直系归结为一支的话是很困难的。因此孔家立下定约，为维护孔子的血脉，整个家族要世世代代继续家谱，让子子孙孙可以寻根溯源，温故而知新。这项伟大工程叫"续修家谱"。

　　所谓续修家谱，从宋代之前收录世袭奉祀的直系长孙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谱开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话，孔氏家族一共经历了六次修谱。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大修了四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间。

　　根据家谱统计，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也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在我祖父孔庆功的著作《孔子溯源》中："孔子第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晋的二弟孔彦韶在公元1568年迁至滕州，设立"滕阳户"。我（孔庆功）1935年又代表孔家第五大户滕阳户赴曲阜主修家谱，历时两年多，现滕阳户的的基地在距孔子基地500米之处为证。并且，1996年我们滕阳户在我的资助和主持下率先按60年一修家谱的规矩而修订的家谱，成为解放以来第一部孔氏家谱。

　　孔子家境不好

　　一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是的，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虽生犹死；那些立功立德遗教后世的人，虽死犹生。

　　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离开人世已经2500多年了，但他却没有死。他整理过的文化古籍至今流传，他讲过的一些哲理性格言成了我们今天的座右铭。孔子的名字是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提到孔子，就联想起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联想起孔子。实际情形就是这样：孔子与我们同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同在。即使再过2500年，孔子也不会被人遗忘，因为他整理过的文化古籍将永远流传下去，他总结的人生格言是超时代的，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辉。"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一类格言有永恒的生命力，与天地比寿，与日月争辉。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活了73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在2500多年前说来，孔子可算是难得的高寿老人了。

　　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他在青少年时期由于家境不好，自己的地位低贱，不得不去从事一些被别人看不起的工作。他操持家务，为别人的红白喜事当吹鼓手，还为贵族家里管理过牧群和仓库。干这些事，确实也有些"贱"，很不遂孔子的意，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要吃饭穿衣，要生活呀！

　　孔子的祖先并不"贱"。在他那时，中国的社会动荡，国家只有表面的统一，周王朝已名存实亡，地方势力割据，豪强并起，诸侯林立。诸侯国中有一个宋国，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的贵族，名声显赫，后来因为遇祸，孔子的六世祖被杀，五世祖便逃离宋国，移居鲁国。从此家道中衰，由"贵"到"贱"。

　　还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名纥、字梁、排行叔）总算有点作为，他是一名武士，立过两次战功，当过陬邑大夫。这样说来，孔子父亲不算"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贵族行列里的低等贵族。

　　叔梁纥——孔父嘉总想有个儿子来传宗接代，惟恐断了孔氏的香火。不巧，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九胎，全是女儿，没有儿子。叔梁纥大失所望，便另娶一妻，天从人愿，再婚后得了个儿子。可是，这儿子的身体欠佳，带有残疾，很不理想。这时的叔梁纥已经56岁了，但他盼子心切，还想要一个健壮聪明的儿子。于是，他向颜家大族的闺女求婚，由于年纪老了，颜家的大闺女和二闺女都不同意。说也巧，三闺女颜征在却点了头。大门闺秀颜征在妙龄怀春，老头子叔梁纥得到了她，能不欣喜吗？老夫少妻真也浪漫，他俩同游尼丘山，向山神祈祷，希望山神保佑颜征在怀胎生子。据史书记载，他俩在祈祷之后便开心地来一次"野合"。

　　你说巧不巧，这"野合"的产儿便是孔子。为了纪念祈祷山神的那件事，叔梁纥便以山名作为儿子的名字，取名丘。

　　孔子很不幸，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叔梁纥留下3个妻子和10多个女儿，不难想象家庭内部的矛盾会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孔子的母亲看到了潜伏的家庭危机，便离开孔家，带着儿子移居鲁国的首府曲阜。

　　年轻的母亲含辛茹苦，把孔子抚养到17岁的时候，她自己也死去了。

　　父母双亡，孔子尚未成人。由于父亲的去世，原来的贵族之家彻底破落了；由于母亲的去世，孔子的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年少的孔子自然受到贫困的煎熬，遇到世人的冷眼，他感叹"吾少也贱"并非无病呻吟，是他困苦家境的真实写照。

　　孔子穷的是钱，不穷于志。人贵有志，孔子恰好就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在贫困中立志学习，好古敏求，做一个知识丰富大有作为的人。那时，教育和文化事业都被官府和贵族们垄断，处于贫贱地位的孔子要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借阅古籍文化资料颇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他向众人学习，以贤者为师，他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好古敏求，努力地学习传统文化。他拓宽求知的领域，不远千里，去向哲学家老子请教，向音乐大师学弹琴。经过刻苦的学习，他在母亲死后不几年，就成了很有知识的著名人物。你看，他单身孤子，寻配偶却并不难，19岁就结了婚。第二年孔子做了父亲。他的儿子降世以后，鲁国的国君也来祝贺，送一条鲤鱼作为贺礼。孔子感到很光荣，便给儿子取名叫孔鲤，以此作为纪念。

　　孔子的名望越来越大，大约在他30岁的时候，便开门办学，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因而成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后来又成了政治家、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学说。

　　孔子的成功，是因为自己是天才吗？孔子自己否认这一点，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成功的秘密在于"学而不厌"。举个例子吧！那时有一部将宇宙万物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哲理书——《易经》，是比较难懂的，孔子却非常感兴趣，到了自己的晚年还反复阅读。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纸，著书艰难，字要写在竹板上，然后用绳子把竹板穿起来，一本书就是好大一堆竹板。读书时，要翻动竹板。孔子在读《易经》的时候，由于是反复读，他多次把穿连竹板的绳子弄断了。可见他用功之勤。即使这样，他觉得自己对《易经》还未研究透彻，感叹时不我与，如果富有春秋，他还会多用一些工夫。孔子在学习时，对知识的追求总是锲而不舍的。

　　正因为他一生好学，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似乎是每隔十年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到了晚年，他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感到欣慰，总结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说，我在15岁的时候就立下志向，要刻苦学习，做一个有知识有抱负的人。到了30岁的时候，我对人生、社会、历史等等都有所了解，知识面广了，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由于知识丰富，遇到事情的联想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增强了，因此到了40岁的时候遇事就不感到大惑不解，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是可知的。正因为是可知的，便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一探索似乎是尝到了甜头了，50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认识历程上的大飞跃、大台阶。再过10年到了60岁，孔子的涵养性臻于完善，无论别人的什么话（正面的、反面的、顺耳的、逆耳的）都听得进去，到了"耳顺"的阶段。再过10年已达70岁，孔子觉得自己想事做事能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妄想，不妄为，也不错过人生的机遇，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不怎么出差错，不越轨，符合礼教。

　　孔子毕生好学，知识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乐趣，尽管他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不遇知音，碰上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一位地方官问孔子的学生："你们的老师孔夫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乍然间，学生莫知所对。孔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那位老师呀，他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乐观的孔子十分平易近人。在他的学生们的眼里，他一面是望之俨然的严师，一面又是"即之可亲"的宽厚长者。他不摆教师架子，常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和感情。有一次，他问身边在坐的几位学生："说说看，你们各人有什么志向？"当学生们一一说出自己的志向后，回过头来对孔子说："愿闻先生之志。"孔子坦率地告诉学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于丹说的好："我觉得孔子是一个朴素的温暖的老头，他为人特别厚道，对人不尖刻。子贡曾问他"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恕"，他一向以"恕"道对人就是宽恕包容，所以我觉得孔子的思想非常朴素，他一生都很穷困，所以这样一个朴素厚道的人透过千古的尘埃能够给我们心灵抚慰和温暖。"

　　孔子一生所做的两件事

　　有一种类似葫芦的瓜叫匏瓜，它个儿小，分量轻，不能食，但有观赏价值，人们常常把它悬起来，作为摆设。

　　有一次，佛肸邀请孔子到他那里做官，孔子的心动了，想应邀。孔子的学生子路却不赞成，说道："老师呀，过去我听你说过，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相处共事的。佛肸这个人不怎么样，他作为大贵族的家臣要搞叛逆活动，你却要他那里去是何道理？"

　　孔子回答说："你记性好，我是说过那样的话，不应该到佛肸那里去做官。不过，你别担心，即使到了他那里，我也不会与他同流合污。不是说最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又不是匏瓜，哪能只悬挂在那里不让人采食呢？"

　　这一番话反映了孔子急于从政的迫切心理。不过他也有顾虑，毕竟佛肸那人声誉不好，加之学生子路的反对，他最终还是打消了应邀的念头。

　　孔子为什么要急于出任呢？是不是想过官瘾？是不是想求富贵？

　　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他那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周王朝已失去了驾驭地方诸侯国的能力，不能发号施令，诸侯国架空了周天子。各诸侯国的政治实权也往往不掌握在国君手里，而是掌握在世袭的大贵族手里。以孔子在的鲁国为例吧，鲁国国君并不掌握实权，早已大权旁落，落在三家大贵族手里，大贵族左右国君。这种权力下移的现象似乎产生了力偶连锁反应。奇怪的是贵族家里的大权并不掌握在贵族自己的手中，往往为他们的家臣总管所篡夺。例如，鲁国的季氏贵族之家的大权（收租、调动军队）落在老家臣阳虎的手里（阳虎当了四十多年的家臣）。这种权力下移，这在孔子看来是极不正常的，不仅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被破坏了，形成分裂状态，而且以下犯上，把整个的封建秩序也打乱了，社会动荡，百姓不得安宁。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现实，孔子愤然地说："天下无道！"

　　怎么办呢？孔子提出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以维护周王朝的威信，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结束分裂状态。与此同时，要推行仁德治，施惠于民，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平平稳稳，井然有序。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孔子自己出来做官，通过做官掌权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为现实。孔子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启用我的话，我就能把现在混乱的局面改变过来。"他甚至还说："我要做官，不出三月，就会见到成效。"

　　孔子有救世之心，热衷于政治，急于想出仕。但是，他又不是见官就要，谁召都去。他是个有原则性的人，不肯枉道而行，守道待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他看来，用歪门邪道的办法去获富贵是可羞的，他不要那样的富贵。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胳膊睡觉，也感到快乐。"

　　不择手段的富贵是不要的，居心不良者抛来的乌纱帽是不戴的，这就是孔子对待富贵和出仕的原则态度。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往往在孔子面前碰一鼻子灰。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季氏的家臣阳虎，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想背叛季氏，进而控制鲁国的朝政。在实施这个阴谋计划的准备阶段阳虎看中了孔子，想拉拢，以便用孔子的社会威望来给自己撑门面。于是，他急于想拜会孔子，而孔子呢，偏偏就不见，孔子讨厌阳虎这个人。孔子17岁的时候，他去出席季氏家里的宴会，作为管家的阳虎见少年孔子贫寒微贱，便拒之门外，使孔子第一次遭到了社会权贵们的冷遇，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孔子有名望了，阳虎刮目相视，但孔子却看不起阳虎。阳虎多次见不到孔子，十分着急。如何才能见到呢？他想了个鬼点子：先托人送孔子一只烧烤好了的小猪仔，按当时的礼节，孔子受礼后，必须去回拜阳虎，这样就可以见到孔子了。孔子知道这是计谋，回拜的日子选定在阳虎不在家的时候，这样既不失礼又可以不被阳虎纠缠。不巧，孔子在路上却与阳虎相遇了。阳虎傲气十足地对孔子说："过来，我给你说。"他质问孔子："有的人很有学问和治国主张，却坐视自己的国家混乱还算得是仁爱吗？"孔子默而不答。阳虎代替孔子回答："这怎么可以呢？"孔子仍不开口，阳虎接下去说："有的人想从政做官而又屡次放弃机会，这算得上聪明吗？"阳虎故意刺激孔子，好让孔子开口，孔子照样沉默而不答。自讨无趣的阳虎代答道："这怎么可以呢？你要从政就别失掉机会，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淡淡地回答道："是呀，我是会出来做官的。"

　　孔子答应要做官，但没有答应要去阳虎手下做官。4年之后，孔子在鲁国步入官场，51岁时当了"中都宰"（县长）。据史料记载，他在中都颇有政绩，成了其他地方官员学习的楷模。因名播一时，在52岁时进入朝廷做官。先是管了一年工程，后来当了大司寇，专管司法，地位很高，与鲁国三家世卿贵族同列。这时，孔子进入了上层社会。但是，好景不长，在他55岁时，便失势下台了。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孔子在台上时，主张以武力拆毁季氏等三家大贵族在他们各自领地上的城堡削弱贵族的实力，以加强国君的力量。这一举措，刚开始还行得通，硬是拆毁了一个贵族城堡。往下，则行不通，遭到了大贵族及其家臣的武力反抗。孔子失败了，而且得罪了大贵族，自己的官位当然岌岌可危。正在这时，鲁国的邻国即齐国趁机搞美人计，给鲁国国君送来80个美女组成的歌舞队，还有120匹良马。目的是让鲁国的统治者沉溺美色，玩物丧志，以便有朝一日成为齐国的阶下囚。鲁国的统治者不知邻国在用计，以为是友好的表示，收下美女和良马。果不其然，收受者上当了，酣醉在温柔乡里，三日不朝。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对鲁国的统治者太失望了，深深感到在鲁国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去宣传、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是，年过半百的孔子和自己的一些学生离开了鲁国，不远千里，先后去了6个诸侯国。可惜，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在外流亡了14年，始终没有一个国君启用他。

　　在流亡期间，有时断粮，他和他的学生只好饿肚子，以致饿倒了的学生站不起来；有时遇到危险，别人要加害于他们，生命危在旦夕。每当遇险的时候，孔子总是镇定自若，不改初衷，勇敢地同困难和恶人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

　　孔子希望求仕行道，不辞劳苦而奔走四方。自己也知道，这样努力未必能够得到成功，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政治主张化为乌有。他的这一番苦心并不为世人所理解。有的人讥笑他不识时务，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有的人骂他是失去了主人的"丧家之犬"。一位老农民认为他这是徒劳的，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去耕田种地，因而对孔子产生厌恶，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位装疯的贤者警告孔子："过去的事不堪回首，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你忙些什么呢？你算了吧，眼下的情况你还未看清楚，求仕从政的人多危险呀！"孔子想与这位贤者交谈，可是，贤者讲完就跑了，"不得与之言"。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两位隐者问路，隐者不给指路，反而教训子路说："天下到处都像洪水一样乱糟糟的，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孔丘去改革社会，还不如跟着我们逃避这个社会。"子路把隐者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依然说道："与山林鸟兽生活在一起的隐者是不可以同群的，我不和那些社会改革者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孔丘何必参与改革呢？"

　　孔子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不管别人怎样讥笑议论，也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他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苦苦追求，自强不息。孔子69岁时回到了鲁国，但他仍不悲观，把残年余力用在教育和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上，通过这些以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并寄希望于青年人。

　　他的晚景并不美好，妻子、儿子、得意的学生相继去世了，几乎成了孤老头子。一代哲人在他73岁那年病倒了，别世前一周的早晨，他扶杖倚门，自吟自唱："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临窗而坐，说："我将要死了。"果然，"寝疾七日而没。"在于丹眼里：孔子是一个朴素而温暖的长者，他不爱说话，有次他上课时感叹："予欲无言"，我想不说话了。学生问，老师你不说话，"小子何述焉？"我们转述什么呀？孔子淡淡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就是这样重身体力行，胜过言传。

　　孔子一生二事，一个是奔走各国，一个是教书育人，结果他这三千学生中出了七十二贤人，传播取得成功，育人结出硕果，孔子死后三百年被汉武帝封为万世师表。

　　孔子仁者爱人

　　热心从政的孔子，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终于受到鲁国国君的重用，成了朝中主管司法公安的首脑人物，官高位显，与公卿贵族同列，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努力指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里，像孔子这样有地位的达官贵人，一般都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瞧不起卑贱的奴隶。但孔子却不这样。

　　有一次，他办完公事退朝回家，听说自己家中马厩失火了。这时，他不问马匹是否烧死了，也不问家里的财产受到多大的损失，而首先关心的是看管马厩者的安全问题。他急切地问：

　　"伤人乎？"

　　在那时，看管马厩的人多半是奴隶或者是农奴，地位极为卑下。在一般统治者的眼里，奴隶和农奴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把他们当人看，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被任意杀害；没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被赶到市场上去买卖。因此，统治者总是轻贱奴隶，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孔子却不同，他关心看马厩的人，这就说明他是把奴隶一类的卑贱者当人看的。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高贵者是人，卑贱者也是人。

　　孔子为什么要关心地位卑贱的看马人呢？这与他的思想和道德主张有关系。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什么是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爱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口号，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听到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孔子说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人的意志是不可听人摆布的。这是人格的体现。孔子已经有了人格的意识，注意到了人的平等。既然是人，就应受到尊重，就要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尽管地位有高低，人格没有高低。孔子讲的爱人意思是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对养马人采取关怀的态度。

　　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在提倡"仁"的思想，但那种仁在内容上是狭隘的，仅限于家族内部亲者之间的爱。子爱父，父爱子，弟爱兄，兄爱弟，如此等等。这是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讲爱。孔子的仁爱思想则与此不同，所爱的对象超出了血缘关系的家族范围。他也主张爱自己的亲人，同时又主张爱非亲着。他一方面主张爱有差等，（先爱亲人，然后才去爱别人，给予的爱心有多有少），另一方面又主张"泛爱众"。一个"众"字，说明孔子提倡的爱人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农奴和奴隶在内，这种仁爱思想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

　　孔子还专从人己关系的角度去讲仁，含有助人的意思，成了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道德原则。一事当前，既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帮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显达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显达于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是一种利他精神；所反对的是只顾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义。

　　孔子呼吁"仁者爱人"是有针对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谁没有得到社会的爱护？当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所谓"爱人"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一点善心，把他们当人看，不要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孔子要求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反省自己的过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那时传统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都成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美德。这五种美德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泽足以使人"。

　　"仁者爱人"并非空洞的口号，有实际的内容。孔子要求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博施于民而济众"，即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缺衣少食的"民"，让"众人"得到好处。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分配问题，认为当时的贫富悬殊极不合理。他说，社会财产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会就安宁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济众"便是一法。均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让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爱人"。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爱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用说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饥号寒"为代价。统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灾难。孔子看到了这一点，便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只有"节用"，克制统治者的贪欲，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就等于爱护了百姓。可见，"节用"就是爱人；反之，奢侈则是害人。

　　孔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误农时"，这也为了"爱人"。在孔子的时代，一家一户的小百姓每年要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劳役，而且农忙时节也要服劳役。这样，严重影响了耕播和收获，给千家万户造成了损失。孔子并不反对服劳役，但反对在农民大忙的时候抽走劳动力，在孔子看来，作为统治者，做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劳役必须是在农闲的时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是在对苦难中的百姓起保护作用，维护着百姓的实际利益，在为百姓讲话，抑制统治者的贪欲。这个主张意在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仁"是一种美德，同时还是人的一种本性。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有这种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动物，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这里，孔子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要违背"仁"，违背了就会做不仁的恶事坏事。仁之于人，犹如空气和水，谁也离不开，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可离开。当你匆忙的时候不要忘了它，当你在罹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抛弃它。人活着要不违仁、不弃仁，永远与"仁"同在。

　　应该一生追求"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为了"仁"要肯于牺牲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见义勇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得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宋代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天下国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他们把孔子提倡的"爱人"推及到爱整个国家民族和全民众生。

　　以政为德

　　鲁国有位公卿贵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国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国呢？他去请教有学问的孔子，说："我想杀掉一些坏人，亲近一些好人，你看怎么样？"孔子不以为然，回答说："你治国当政，何必一定要大开杀戒呢？最好的办法是为官的人要带头行善做好事，只要你从善，百姓就会跟着学你从善，这就看你往哪条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风，小百姓的道德趋向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讲了一种治国者的导向作用。

　　这番话，道出了孔子的心声，他反对乱杀人的暴政，主张宽大为怀的德政。他说："为政以德，统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极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光，而周围的群星就护卫着它。"这里，孔子讲得很形象，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官民和谐，北极星与群星互相辉映。其所以此，就因为统治者实行了德政，对百姓宽厚。宽则得众，孔子为统治者开了治国的良方，实行德政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

　　在位的统治者常常感到百姓难治，难管理，难于制伏，生怕他们为非作歹，犯上作乱，因而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前面提到的季康子也不例外，常有这样的心态。摆在他面前的严重问题就是感到鲁国的盗贼太多，盗窃成为普遍现象，似乎遍地是贼，真令他头疼。什么原因呢？他不清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呢？他也束手无策。于是他又去请教孔子。孔子是明眼人，知道产生盗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处于贫困状态，因饥寒所迫。百姓又何故贫困呢？不是他们懒惰，生产不出粮食和布匹，而是因为统治者的贪欲太大，无休止地向百姓巧取豪夺，抢占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因此，解决盗贼的根本办法是统治者要抑制自己的贪欲，少向百姓伸手。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说："如果你们在位的人不存在那么多的贪欲，即使你悬赏鼓励百姓去盗窃，他们也不会去干。"

　　孔子的话颇幽默，听起来有趣。但这绝不是同季康子开玩笑，恰恰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孔子的德政与统治者的暴政是对立的，同时与统治者的苛政也是对立的。不准乱杀人以反对暴政，呼吁克制贪欲以反对苛政。在那时，苛政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孔子为此痛心疾首。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经过泰山，在深山里，他们忽然听见一位老妇人的悲惨哭声。孔子让子路前去打听哭的原因。子路前去一看，老妇人守着一个坟头痛不欲生，原来她是在哭刚死去不久的儿子，儿子被老虎咬死了。在此之前，儿子的父亲、爷爷都被老虎咬死了，如今只剩下孤苦无靠的老妇人，她怎么能不哭呢？子路问老妇人："你们怎么不离开这老虎吃人的地方呢？"老妇人回答说："躲在这深山里可以逃掉官家的税收。"子路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喟然长叹："苛政猛于虎也。"

　　暴政和苛政折磨着百姓。孔子才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顺应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经济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冉求到卫国去，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十分惊喜，认为是国家兴旺昌盛的象征。冉求问他："人口多起来了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那就想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学生又问："富了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还要教育他们。"

　　这简短的对话表现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见解，对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饥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养素质，富而知礼，以免越轨犯上。穷而为盗，社会不安定，富而不教，社会也同样不得安宁。富之教之，先富后教，从物质到精神都富有则是最理想的。孔子从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富民教民的重大意义。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从政者不可简单地用刑法来制服人，应该用道德规范来教化人。他说：用刑法来制服人，百姓只能产生畏惧之心不敢去做违法的事，但不产生羞耻之心。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服从，而不是主动地去遵守法规。如果把统治方法变一变，首先用道德规范去教化他们，知道怎样做就是正确的，怎样做就是可耻的，对是非荣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么，百姓就好管理了，就归顺于你了。富与教、德与刑都是缺一不可的，应当相互兼顾，互相统一。

　　这种兼顾和统一，目的在于使百姓服从统治者。不过，有时百姓不服从统治者是因为别的原因，即统治者重用什么人的问题。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怎样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确地告诉他："你要注意用人问题，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兴，他们就服你；反之，坏人当道，你把枉道者举得很高，压在贤人之上，贤愚颠倒，百姓看了就生气，他们自然就不服。"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治国安民的深层次问题，孔子考虑到了，国君往往没有考虑到。

　　治国安邦是一件大事，国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国者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贤人治国，也就是他的贤人政治。

　　从政的贤人应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呢？

　　孔子说要有五种美德。其一，从政者要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又不需要从国库里拿出什么，其办法就是要百姓自己去生财，你看百姓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利益，就该允许他们在哪方面发展自己，得到实惠，不要干预他们。这样因利而利，国家并不花钱，只是个引导问题。其二，迫不得已要役使百姓的时候，要使他们劳而无怨，不因服劳役而怨恨统治者。其三，只想到自己如何做仁人君子，不贪求别的什么物质享受。其四，待人接物时，无论人家势力大小或从者多寡，都不敢怠慢，做到矜持而不骄傲。其五，注意自己的仪表、衣冠整齐，目光尊严、严肃庄重，让人产生敬畏，但又要人感到不那么凶猛。这五种美德的前两种都讲怎样爱护自己的百姓，对百姓采取正确态度，后三条是讲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官而忘乎所以。

　　一方面应具备五种美德，另一方面还要去掉四种恶行：不教而杀；不事先打招呼，突然检查人家的工作成功了没有；开始懈怠，突然又要限期完成；昭示允诺奖赏，但在出手时又吝啬起来。

　　具备五美，去掉四恶，就算是贤人了。这样的人执政，就称得上贤人政治。不过，为官是一件辛苦的事，处处要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当官的人要自己先干事，起好表率作用，然后才去叫别人干。"子路又说："请再指点我。""你要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不感到厌倦。"

　　为官者的表率作用在孔子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说，为官者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不可操之过急。不要鼠目寸光。孔子的学生子夏当了地方官，来到老师的身边请教，探讨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孔子说："不要性急图快，慢一点，莫把注意力放在有小利可图的事情上。你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要他的学生做事稳操胜券，想事从大处着眼。

　　看来，孔子的一套从政理论是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有些理论也用得着，并未过时。可惜，孔子研究怎样从政很有见地，而自己却长期未能从政，这实在是他的悲哀。对这种悲哀当时的人也察觉出来了，有的人就大惑不解地问孔子："你怎么不去从政呢？"孔子自我解嘲地说："古书上曾说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道德正是我所提倡的，而且要形成一种道德风气，把这种风气影响到社会上，对转变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起到好的作用，这不也是参加了从政工作？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加了政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