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三菱越野车硕大迅猛，像一艘巡洋舰，在麦浪林海间行驶。它来自我的家乡，又向着我的家乡。它现在载着我和我的学生曼得拉，又像一把扯着丝线的梭子，插进如织布机一样庞杂而壮美的山河。

我要回家看望我的母亲，这是我回家的理由。我已经两年没有看望我的母亲了，我很想见她。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东西值得我想念的了，除了母亲和我家屋后的山泉。我的妻子和我离了婚，我心爱的女学生现在十分恨我，我报考的官职希望渺茫。我没有心情待在一座令我伤感的城市里，想远离它，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是真正的理由。于是我想起我的家乡，那个山水环抱的小村，现在成了我最向往的世外桃源。况且，那里还有每天都守望着儿子归来的我的母亲。

我的研究生曼得拉知道我要回家，闹着要跟我一起走。这个来自非洲的黑人小伙子，说没有到过中国的农村，一定要去看看，顺便拜望他的师太。我说我的家乡山高水远，我的母亲瘦弱矮小，讲话结巴。曼得拉说那我更一定要去，我要看看山高水远的地方，瘦弱矮小讲话结巴的母亲，是如何孕育出导师您这样的天才！我说我是天才吗？曼得拉说您不是天才我能拜您为师吗？您是语言的天才！我看着恭维我的学生，心口一甜，答应了他。

车子是专门来接我的，因为我把回家的打算告诉了李论，问他是否也想回去。他的家和我的家就一山之隔，那座百年的老房子还住着他鳏居的父亲。他的母亲死了，而我的父亲死了。我心想如果李论回去的话，一定可以弄一辆车，他现在不仅是手握重权的省计委计划处的处长，还是势在必得的首府宁阳市副市长。我不想不光彩地坐班车然后再转坐农用车回家，好歹我现在是副教授、博士。

李论说怎么想到这个时候回去？我说回去看看母亲，现在学校还在放假。李论说学校放假，现在是选拔厅官的节骨眼上，怎么能回去呢？我说哦，你不能回去。我是没指望了，我自己回去。

“结果不出来之前，不能说没有指望。”李论说。

“我要回去。”我说。

“那我给你找部车，”李论说，他说到我心坎上了，“我让县里派部车来接你。”

县里的车子来了，先见了李论。李论跟车到大学里来接我。

我和曼得拉上了车。李论看着我身边的曼得拉问我这位爷是谁？我说曼得拉，我的学生。李论说美国黑人？曼得拉抢在我前面说不，我是非洲人。李论说哦，会中文呀。曼得拉说我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的，当然会啦。李论点头说好，转头叫司机开车。他坐在副驾座上。

曼得拉却不想放过他。

“前面这位先生，为什么认为我是美国黑人？”曼得拉说，像是问我，也像是问李论，“难道美国黑人要比非洲黑人高人一等吗？”

我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那他是什么意思？”曼得拉说。

“我的意思是，”李论没有回头说，“你要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话，回国的时候代我向莱温斯基问个好，就说克林顿到过的地方我也想去。”

曼得拉听了一头雾水，问我说：“彰老师，他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连这话都听不明白吗？”

曼得拉说：“我不明白。”

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莱温斯基最吸引克林顿的地方，也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曼得拉说：“那莱温斯基最吸引克林顿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李论哈哈大笑，用家乡土话对我说：“文联，你怎么收了这么个傻B学生？”

我用家乡土话回答：“你千万别小看他，其实……你应该给他敬个礼，因为……你到过的地方，他比你先到。”

李论回头，“你说什么？”

我说：“还用我说什么吗？”

李论盯着曼得拉，用土话狠狠骂了一句。

曼得拉问我：“他和你说了什么？”

我说：“他说认识你很高兴。”

“是吗？”曼得拉将信将疑，“你还没有给我介绍，他是谁？”

我说：“我的朋友、老乡，省计委李论处长。”

曼得拉友善地看着李论的后脑勺。

我说：“李论！”

李论回头，把手伸向曼得拉，真的说了一句：“很高兴认识你。”

两只不同颜色的手握在了一起，像是两根都想上树的老藤，在树下接触。不，其实他们都已经爬到了树上，只不过没有缠住，甩下来罢了。那棵树的名字叫米薇。

李论与曼得拉握手后，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来，递给我。

“这是三千块钱，”李论说，“两千给我爸，一千孝敬婶。”

李论所说的婶，指的是我母亲。

我数出一千，还给李论，被李论挡回。

“婶不要，你再带回给我。”

我看着李论，把钱收了。

“有空的话，到我的祖坟，替我拜拜。”李论说。

我说一定。

车子到了大学门口，李论让司机停车，说要自己打车回城里去。他下了车，想起什么，走到车子后窗前，对我说，“哦，我给我们县县长打电话了，他今晚接待你。”

“不要兴师动众了吧？”我说，“况且我和县长也不认识。”

“省城来的处长，大学教授，”他看了看曼得拉，“对，还有一个外国友人，县长是要出面的，这是正常接待。”

“我是副教授，你可别说我是教授啊？”我说，“况且我也不是处长了。”

“搞不好你是宁阳市的副市长，现在还说不准。”

“你别羞辱我了，李论。”

“你别管，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李论说，“说教授你就是教授。”

“那你还不如说我是禽兽得了。”

李论笑，说：“你白天是教授，晚上才是禽兽，到了早上，你就是困兽了。”

曼得拉也笑了，像是听明白了，说：“中国语言，太奇妙了。”

李论说：“看来你没有枉做彰教授的学生，得到真传了。”

三菱越野车在李论的挥手间与市区背道而驰，它向着我的家乡奔去。

一路上曼得拉兴味盎然，像司机一样全神贯注。他的目光一刻都没有从窗外收回，没有放过扑向他眼帘的山水草木，仿佛他对这些山水草木比我更有感情，或者说仿佛他比我更向往我的家乡。

汽车跑了三个小时，临近我家乡的县城。我家乡县名叫朱丹，像一个好听的女人的名字，但它不是因女人而得名，而是因为这个地域蕴藏着一种叫锑的矿物。这种矿物在过去只是被人们拿来避邪，它的颜色和产生的气味能使毒蛇或附在蛇身上的魔鬼退避三舍。我小时候也这样迷信过。但是在我长大后，具体地说我二十岁以后，我不迷信了。我发觉别人比我更不迷信，那可都是些有头有脑的人，大都来自外地，是人物中的精灵，他们率先对锑矿进行开采，像那时候的恋爱一样半公开或不公开。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人并不很在意，以为他们成不了，因为他们必然会受到阻挠。但只过了若干年，人们发觉这些人富起来了，本地房子起得最高装修得最好的，肯定是与采矿有关的人。这些人真是聪明能干呀，他们让更广大的人们感到了贫富不均或利益悬殊。于是，觉醒或觉得落后了的人们，走进了银行或亲戚、朋友家里，贷款和借钱，当起了矿老板，这叫借鸡生蛋。不懂得借鸡生蛋的也懂得去做矿工，像我村里那些正当年和还有力气的男人们。但矿老板和矿工这两样都与我无关，因为我在二十年前上了大学，后来又分在了大学。我在大学里教书，像在厕所里放屁一样，活得很文雅、清闲，就是说我的家乡天翻地覆却与我无关，因为我在大学，是个副教授，像公鸡一样，能说会道，却不会生蛋。后来我虽然当了几个月的处长，那也是粉笔盒装死鹦鹉，不是个人棺（官），东西大学处长有一礼堂，科长有满操场。

我定睛看着窗外，汽车在我的遐想间已进入县城。宽敞、崭新的街道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在这儿读过高中的县城，它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自从我上了大学，二十年来，我只到过县城两次。最近一次是六年前我携新婚妻子回家——通常我回家是不用经过县城的，而是在中途下车等路过的班车转道。但那次回家不同，我的妻子曹英不仅想看望我的母亲，还想看把我输送出去的母校，于是我们取道县城。在探访了我的母校朱丹高中和部分老师后，我们在县城的街道散步。那时候的街道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我领着妻子到哪指哪，像个本地通，惹得我的妻子说敢情你读书这几年都在逛街呀？我说那哪能，记性好呗。曹英说那你带哪个女孩逛过街还记得吗？我说记得，到目前为止只带过一个女的逛这条街。曹英说谁？我说你。曹英说我不信，你那么浪漫的人。我说我的浪漫是考上大学以后才浪漫的，不，是认识你，不，是和你谈恋爱以后才浪漫的。曹英说你滑头。我说我滑头的话，还能考上大学吗？而且是北京大学。那一年朱丹高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两个，而且都出在我们乡。曹英说是吗？还有一个是谁？我说李论，他考上的是复旦大学。曹英说现在在哪？我说省计委。曹英说怎么不见你们来往？我说我没有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习惯，他现在是副处长。曹英当即就骂我清高。那是曹英第一次说我的不是，而且是在我故乡县城的街道上，所以我还记得。而现在清高的我已不清高了，清癯的旧街也已面目全非，就像我的妻子已成为我的前妻一样。

而让我更觉得新奇的是我们进驻的宾馆，它豪华又幽雅得让我怀疑身处异地，比如桂林的榕湖饭店，我在那里开过会。它最大的特点是堂馆全掩映在榕林之中，可我记忆中的朱丹县城是没有榕林的，而且这个宾馆所在地原来不过是个大鱼塘，我和李论还在这里偷过鱼。但现在什么都变了，仿佛是鬼设神造，弹指一挥间，这里哪来的一片榕林？而且看那一株株轮胎般圆大的榕树，都在百年以上。毫无疑问这是移植的结果，这些榕树来自深山老林。试想移植这一片榕林，要动用多少人力财力啊？这座名叫银塔的宾馆，让我想起埃及的金字塔。

朱丹县县长在银塔宾馆大堂里迎候我们，我在车里听司机说他的名字叫常胜。常胜在司机的介绍下和我认识。他和我握手的时候，称我为教授，还称我领导，让我很难堪。

“李处长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常胜县长见我不自在，“你很快就要考上宁阳市副市长了。朱丹县现在划归宁阳市管辖，你一上任，可不就是我的领导了嘛。”

我说：“你别信李论瞎说，我考不上的，李论倒是势在必得。”

“都上，都上，”常胜县长手掌往上托了两下，“李处长和你，一个都不能少！”

“常县长看过张艺谋的电影，”我说，“可是我真的不会考上副市长，我就是一个副教授。”

“副教授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呀，你和李处……不，你和李副市长，都是我们朱丹县的光荣！骄傲！”

我看着花言巧语的县长，无话可说。

我和曼得拉被安排住进总统套房里，一人一套。曼得拉激动而紧张地跑到我这边，说彰老师，他们是不是误认为我是曼得拉总统了？让我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我说你的理想不就是当你们国家的总统么？你就当作提前实现了。

“就像老师您，被提前当作副市长一样么？”

我看着曼得拉，看着豪华得令人咋舌的房间，“一个副市长怎么也跟总统的待遇一样？”

曼得拉说：“您虽然只是副市长，但您却是总统的导师呀！”

我们相视而笑。

晚宴也隆重之极，常胜县长不仅用山珍招待我们，还调动了美女前来作陪。美味佳人，让幻想当总统的曼得拉以为自己真当了总统。他搂着美女又喝又唱又跳，直到醉得趴下。

常胜高兴地给李论打电话，把招待的规格、状况向李论报告，得到李论的称赞。

“那自然，你的朋友、同学，我岂敢怠慢，”常胜县长在电话里跟李论说，他看看我，看看醉倒在沙发上的曼得拉，“彰教授没醉，外国友人醉了。我知道，别人的面子我不给，你的佛面我能不给吗？”

我这才明白，常胜县长对我的热情，完全是因为李论的关系。李论现在还是省计委计划处的处长，手里握着上千万过亿元项目的审批权，李论的吩咐对他如同圣旨。他根本不是以为我会考上什么副市长，也没有看得起我是副教授。他讨好的不是我，而是李论。我不过是他向李论献媚的途径，也是李论炫耀和证实权力的试金石。如此而已。

我从县长手里要过电话，对李论说李处长。李论听出是我的声音，说你骂我。我改口说李副市长。

“彰副市长。”李论回敬道，“你好摸（么）？”

“我好摸，很好摸，”我说，“我原以为自己是猴屁股，托你的造化，变成马屁股了。”

“文联同志，做人要厚道，”李论引用电影《手机》里的话，“不要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县长常胜这人是我的好兄弟，不要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好车接你，好酒待你，你还不领人家的情，这就不对了。”

“对不起，我错了，”我说，“我改！”

我把手机还给县长，紧接着端起酒杯，向县长敬去。

“谢谢你的款待，常县长！”

常胜县长难堪的脸上勉强露出悦色，像是被泼了一瓢冷水的炭火艰难地复燃。他和我把酒干了。

末了，县长说：“明天，我过来陪你喝早茶，送送你。”

我说不了，县长！

“送送你嘛。”

“不！不不！”

县长见我态度坚决，说：“那好吧，车明天照送你。我让秘书给乡里打个招呼。”他的表情一愣，“你家是在哪个乡了？”

“菁盛。”我说。

“哦，菁盛呀，和李处长同乡。”县长扬扬手，“我给乡长打电话，亲自打，让他陪你。”

我说：“不用，我有个弟弟就在乡里工作，有他陪我就行了。”

“是吗？你弟弟是谁呀？”

“彰文合。”我说。

“彰文合？”县长边在脑子里搜索边说。

“在乡里当宣委。”

“彰文合，我记下了，”县长边点头边说，仿佛我嘱托他什么似的，“知道了，你放心。”

“常县长，我没别的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不想太麻烦县里乡里，有我弟弟陪我就行了。”

“我知道。”县长拍拍我的肩，然后顺手和我握别。他福相、世故的脸上露出笑容。那笑容让我看上去就像深潭的水涡，轻蔑地朝我荡漾。

我站在河岸上，指着对岸山脚下的屯子，对曼得拉说，那就是我的家。

曼得拉手往额前一抵，像猴子一样眺望。他眼睛骨碌碌地转，说是哪一家？

“最里面，只露出屋顶的瓦房就是。”站在曼得拉旁边的我弟弟说。

曼得拉又望了一会，像是看到了，“师太现在就在那里吗？”

我弟弟突然发出一声长呼。猿啼一样的声音传过河去，抵达对面的山，又向我们回荡。

曼得拉看着我弟弟，看看我，想弄明白我弟弟为什么呼叫。

“叫船。”我说。

“叫床？”曼得拉说。

我看着曼得拉，“你平时是这么叫床的吗？”

曼得拉笑笑，看着河对面码头的一条渡船。“我明白了，是叫船，不是叫床。”他其实清楚我弟弟呼叫的用意，也听懂我的话。

渡船上现在没人。

屯子里走出一个人，戴着斗笠。他下了对岸的码头，那是渡船的船夫。

送我们的车子掉头回去。

我们走下只能步人的码头。

码头陡峭、狭窄，仍然是老样子，亘古不变。我弟弟说你当了副市长，别说是修码头，连造桥的可能性都有。我回头瞪着弟弟，“谁说我要当副市长了？”

“报纸不是登了吗？”弟弟说，“你和李哥都榜上有名。你是第一名。”

“那只是笔试。”我说。

“你是第一名呀！”

“那也只是笔试。”

“面试呢？”

“不知道，”我说，“考砸了。”

弟弟表情一僵，手里的行李掉下，滚了两滚，被我用腿拦住。

我看着乱神的弟弟，“我都不慌，你慌什么？”

“乡里的人都认为你是十拿九稳的呀？！”弟弟说。他是车子经过乡政府的时候跟我回来的。“那李哥呢？你第一名都没希望，他不是更没希望了？”

“正好相反。”我说。

弟弟疑惑的眼睛看着我，“不会吧？”

我看着裸露的河床和清细的河流，“你等着过桥就是了。”

我捡起行李，重新交给弟弟。

“李哥就是当了副市长，也不会给老家造桥的。”弟弟说。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水边。接我们的渡船正在靠岸。

“李哥在省里当那么多年的处长，手里又有权又有钱，乡里打了无数次报告，送给他，要修这个码头，”弟弟继续说，“就七八万块钱，可到现在毛都没有。”

“说明他廉洁。”我说。

“屁！”弟弟冷冷一笑，“是胆小怕事，对家乡没有感情，明哲保身，怕自己的上头说他徇私，就不怕乡亲戳自己的脊梁骨！”

我看着尖锐的弟弟，说：“幸好我没当官的希望了，不然我也会遭乡亲们的骂。”

弟弟看着我，说：“哥，上船吧。”他神情落寞，像是对我很失望。他也许想不到他敬爱的哥哥竟是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人，考得上博士，却考不上一个副厅级的官职。他不相信当官比当博士、教授还要难。我弟弟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却轻易地考上了村干，又考上了乡干，还入了党，对他来说升官肯定比升学容易。他现在是菁盛乡党委的宣委，副科级干部。

渡船的船夫是我堂叔的小儿子，他摘下斗笠后我才看得出来。可我知道堂叔的小儿子几年前考上了大学，现在怎么当船夫了呢？

“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就回家待着，”堂叔的小儿子说，“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边划船边吟诵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词，“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我、曼得拉和我弟弟听着堂叔的小儿子念念有词，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堂叔的小儿子回过头，看看我，苦笑着，说：“堂哥，现在我可是我们村历史上最有文化的船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看着河心的水，说：“我想这河里，一定会有会作诗的鱼，因为它们在水里，天天听见你吟诗诵词。”

“你放心堂哥，你回来了，我保证搞一条鱼，去拜你为师！”堂叔的小儿子说。

晚上我的家宴上，果然出现一条大鱼，是堂叔的小儿子搞来的。鱼带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它的身上没有伤痕，我想是被炸药炸，吓死的。它当然不能作诗了，却给我们家增添了融融的乐意。

饭桌边坐着我的家人和亲戚们，一共有十五六个。每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像是过年。

最快乐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因为久别的大儿子的归来，我孤苦的母亲喜出望外，谈笑风生，就像是不曾守过寡，不曾结巴。她的嘴巴自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就不曾合拢过，尽管在看到曼得拉的第一眼时，她差点吓晕了过去。

曼得拉一看见我的母亲，就从我的身后闪出来，给她作揖。“师太，您好！”

母亲看着眼前的黑人，立即就瘫软下去，以为见了鬼。我及时上前，扶起了母亲，用力掐着她的人中，方使她恢复神智。

我用家乡话告诉母亲，眼前的黑人是我带来的学生，他不是鬼，是外国人，外国人的皮肤跟我们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他们也吃羊肉么？”又愣了一会的母亲说。

我说吃，什么都吃。

母亲兴奋起来，吩咐我弟弟准备宰羊。

我弟弟去后山唤回了放羊的我弟媳，宰了羊群中的一只羊。两夫妻手脚麻利，两个小时不到，一顿丰盛的晚宴就准备好了。而此时，母亲也把所能叫到的亲戚都请到了家里。

母亲在饭桌边频频地给我夹肉，给曼得拉夹肉。肥厚的羊肉、鱼肉一块接一块地放到我们面前的碗里，生怕七十斤重的羊和九斤的鱼不够全家吃似的，她要保证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吃够，仿佛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子的学生在城市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曼得拉给我母亲敬了好几杯酒，母亲每次都喝了，劝都劝不住。农村的酒杯跟城市酒楼的杯子不一样，要大许多。母亲每次端着拳头一样大的杯子和曼得拉干杯的时候，我就心里发怵。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没有酒量的，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带她的大儿媳妇回家的时候，狂喜的她都没有喝这么多。但今天她的酒量却特别惊人，如得神助。

看着酣畅痛快的母亲，我不敢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她，也没有告诉我的弟弟。他们以为人在英国的曹英还是我的妻子，还巴望着她为我们彰家生子，传宗接代。我弟弟彰文合已经育有二女，是不可能再生了，除非他敢冒被开除公职的风险。

但是口无遮拦的曼得拉却酒后失言，他一句“中年男人三大喜：升官、发财、离老婆，您儿子呀占了两喜”，让听懂普通话的我母亲突然惊诧。她快乐的表情一收，审慎地看着我，“你当官啦？”

我说：“没有。”

“您儿子就要当市长啦！”曼得拉附声在我母亲的耳边说，“是考上的。”

“你别听他瞎讲，”我对母亲说，“考是考了，没考上。”

母亲不理会我，问曼得拉：“市长是个什么官？”

“大官！”曼得拉说。

“比乡长大？”

曼得拉举起拳头，“比乡长大得多。”

“跟县长一样大？”母亲说。

曼得拉摇摇头，“比县长还要大！”

母亲说：“考上的？”

曼得拉点点头，“考上的。”

母亲也点点头，她相信了曼得拉的话。然后她看着我，脸上又露出快慰的表情，“哦，涨工资了，当官了呗。”

曼得拉笑着摇摇头。他的这一笑又把刚浮在我母亲脸上的快慰荡掉了。

母亲绷着脸，瞪我。

我说：“我是发财了，也要当官了，没错。”我想起李论给我母亲的一千块钱，把它掏出来，“喏，这是奖金，我考官考了第一名，奖给我的。妈，给你。”

母亲仍然绷着脸，瞪我。

看着母亲威严的眼睛，我不敢再骗她。

“我和曹英离婚了。”我说。

母亲没有说话，她蓦地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一条鞭子，又走过来，将我一把拧起，扯到我父亲的遗像前，命令我跪下。

我跪下。

母亲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再说：“曹英有什么不好？你要和她离婚？啊？”

“曹英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那就是你变心了，是不是？”

我说：“我没变心。”

“还说！”母亲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不变心是什么？你当了官了，有权了，哦不，官还没当上呢，就丢老婆不要了！你的心让狗吃了吗你？”

“不是我丢老婆不要，是曹英她不要我，是她要和我离婚的。”

“她要和你离婚？她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你外边一定是有女人了，是不是？”

我说不是。

我的身上又挨了一鞭子。

“还说不是？”母亲说，“曹英不在你身边这几年，你打熬不住了，花心了，找野了！”

我说我没有，我冤枉。

“冤枉？我打死你都不冤枉！”

母亲继续用鞭子抽打我。她边抽边骂，我越是申辩，她就打得越狠，也骂得越狠，就像是打骂自家的跑到别人家造孽的狗。

我记得二十三年前，母亲也曾这么打过我。那时我读高二，父亲死了，我卷着铺盖回家，不上学了。母亲拿起鞭子，勒令我跪在现在跪下的这个地方，然后打我。她打我时除了骂，还有哭。凌厉的鞭子和悲愤的哭骂声在我们家响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铺盖重新返回学校。

母亲现在打骂我时，没有哭，或许是因为心里没有哀伤，只有愤恨。她愤恨自己堂堂正正的儿子竟变成了一个负心、黑心的男人，因为她坚信是儿子背弃了儿媳妇，当官了就变坏，所以她要体罚儿子，执行家法。既然二十多年前她能用鞭子，把逃学的儿子抽成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那么现在，她也要用鞭子，把堕落的儿子抽成一个好人。

曼得拉看着自己的导师被痛打了一番后，才过来替我挡了一鞭子，然后从我母亲手上夺下鞭子。他看着如太后一般威仪的我母亲，说师太，够了，再打下去，你儿子就残废了。

母亲看着我，咬着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她突然一扭身往屋后跑去，脚刚出门，哭声就像决堤的水喷轰隆震响。巨大的哭声扑向屋后的山壁，再打回头，传进门，像倒灌的洪水，将我们一屋子人的心漂浮起来。我的弟弟和弟媳最先抢着出去，劝慰母亲，要堵住让本来和美的团圆饭变得祸患的源头。母亲仍然在哭。

然后是我的一帮子亲戚出去。他们是要回家。

母亲立刻就不哭了。

散开的亲戚们被赔着不是的母亲请了回来，他们重新坐在饭桌上，为难得的家族团圆，为家族中产生的最大的官——除了我无一不信的宁阳市副市长，舒畅开怀地庆祝。

餐桌上的笑容，只有母亲是装出来的，我知道。她不认为我当官是好事情，因为当官要使她的儿子变坏，至少现在儿子已经把她又能干又善良的儿媳妇给离弃了，这是儿子走向深渊的开始，也是当官的路造成的。她再怎么咬牙不哭，也不相信我和妻子的离异其实与当官无关，更何况我能不能当官，现在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