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揍一个人。

现在，我站在某幢住宅楼的楼底。

我说不出这究竟是第几幢，但是我很清楚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这幢楼里住着一个欠揍的家伙。他到底住在这幢楼的哪一层，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他应该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从楼里出来，去和我的妻子幽会。

我沉默或十拿九稳地候在楼底，等待着那个欠揍的家伙。他勾搭我的妻子，半年前当我发觉妻子与那家伙关系暧昧时，我就想揍他。但是我一直没有动手。我之所以没有揍他，是因为我有重重顾虑，我怕揍了那家伙，把自己的饭碗砸了。我是检察院的人，尽管不是检察员，可我一旦打了人，也是知法犯法，那么党票和饭碗就可能保不住。还有，假如我因打人受了处分，我那已出现危机的婚姻，就没有丝毫挽回的余地了。尽管妻子已经不忠实于我，并且还提出和我离婚，但是我没有同意。我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我还很喜欢她，甚至还爱她。她是那么活泼，又那么漂亮。我虽然无法容忍她的不忠，却又不忍轻易和丰韵美丽的妻子分离。我一往情深而又忍辱负重，指望她幡然悔悟和回心转意。但事实上我保持婚姻的希望是多么的幼稚、愚蠢和渺茫。半年来，她继续和那家伙来往，并坚持要和我离婚。而那家伙也不听我的警告（我通过电话警告过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引诱和收买我的妻子。他把绿帽戴到我的头上，我恨不得揍扁他。多少次我探听到那家伙的行踪并尾随其后，想蒙头狠狠地打他一次，但到了紧要关头，就是不敢下手。

可是今天我一定要揍他，而且是明日张胆大打出手，因为我已决意把职业、名誉和婚姻豁了出去。郭明说要整掉我，因为我只有被清除出检察院或成为检察院的对立面才能做成卧底。当然他说整我是假的或者说是暂时的，等我完成任务，他就出来给我正名和复职。处分虽然是假的，可是必须让所有的人认为是真的。因此他允许并且授意我公然地犯一次错误，就是让我明目张胆地去做一件坏事。只有我干了坏事，他才有理由整我。“你可以去赌。”他说，“而且把钱输个精光，然后还得让公安局的人把你抓住。”我说赌可以，但赌输和没收的钱谁出？

“当然你出。”他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拿公家经费给你？这很容易泄密。就算允许你用公款报销，那也是干完卧底以后的事。没有钱你去借，或者欠，借得越多和欠得越多，越好。”

我说“那我不赌。”

“你不赌，”他边说边想，“那你就去干别的吧，只要能达到犯错误的目的就行。”他说，然后就笑。

我也笑了，说：“既然你这么鼓动我，我倒真可以犯个错误，我去揍一个人！”

“揍谁？”他说。

我说：“反正不是好人，等我揍了之后，你就知道是谁了。”

他说：“这主意不错，只是你不能把人揍死，这是要偿命的。也不能把人揍成重伤，这得坐牢。只要你掌握好分寸，想揍谁就揍吧。”

那个骄奢淫逸的家伙，在我期待的时间内，从楼里走了出来。他提着一个公文包，一副晚上去办公室加班的样子。在走到我跟前时，他还看了一下手表。我知道他手表上的时针，正指向晚上八点，因为我对他的活动规律摸得透熟。他现在一定想像着他的情人这个时候也该从家里出来，前往幽会的地点。但他万万想不到他刚刚出门，就先摔了个大跟头——我用脚绊倒了他。他像一头畜牲四肢着地，而公文包则像一只肥胖的死老鼠被抛到了一米以外。

他很快爬起来，面对面和我站着。两只愤怒的眼睛像一触即发的枪口盯着我。看来这并不是个吃素的家伙。他比我设想的要好斗和急躁。而这又正是我所期望的，因为只有把对方惹火和激怒，我使出去的拳脚，才充满憎恨和力量。

“你！？”他怒气冲冲地指责也是发问。

“我是龚文燕的丈夫，黄山永。”我直白地说。

“噢，”他觉悟地应道，却没被吓住，“你想干什么？”

我猛地使出一拳打在他脸上，算是回答。

这一拳把他打得全身动摇，他像一条被打的狗，不甘示弱地狂吠起来：“你打人！你居然敢打人？！你为什么打人？”

“你也可以打我，”我说，“既然我打你，你就还手。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打吧，还手！”我循循善诱地鼓动他。

没想到我的诱导或鼓动居然使他出奇地镇静下来。他哼了一声，还给我一个冷笑。这个时候我感觉他就像一只识破机关的狡猾的狼。“我不打人，因为我不是粗人，蛮人。”他说，“同时我也不会和粗野的人打架，免得丢失我的身份。”

他的话像一把撩人隐痛的匕首，使我恼羞成怒。我揪住他的衣服，盯着他圆滑的脑袋，像排坛骁将手上待发的排球，吸引和激发我的拳头——我憋足了劲像锻铸刀枪的铁锤，轮番地击打我憎恨的目标。

接下来的情形可想而知，就像一个孔武的人蛮横地痛打一个文弱的人那样，产生的后果不言自明——挨打的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而打人的人甚嚣尘上、强词夺理。

“叫你偷我的女人！”我一边说一边继续揍被我打得满脸是血的男人。“你睡别人老婆的时候，想没想过要付出代价？今天没打死你算你命大。现在你去和我的老婆幽会吧！”

“你还可以告诉她，我同意离婚。”我停止了击打，蔑视着他，继续嘲笑：“去吧，你还可以去告我。我的工作单位，我老婆肯定告诉过你，我还可重申一遍：玉树地区检察院。我黄山永坐不更名，行不改姓！”

然后，我看着围观的人群，他们像看戏一样饶有兴味。我居然没受到群众的谴责。其实我非常希望有人一拥而上，把我扭送派出所。但是，我期望的现象没有出现。

若干天之后，我接受玉树地区公安局对我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时，准确地得知我打断了玉树地区工商局副局长谢子樟的三颗牙齿和一根肋骨。那天晚上，我走后不久，就有一辆出租车赶来，把他送去了医院。因为有人拦他的车，请他立即去某处把伤者送往医院，并付了五十元车费。公安局的人反复跟我说起这事，意在假如不是出租车司机和拦车付钱的人，谢子樟不能及时送医院治疗，伤势恶化，那对我的处罚就不只是拘留十五天了。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其实就是拦出租车的人。但是，我终于忍住没说。

在拘留所囚禁的日子里，我非常想念我的妻子。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要想念一个已经背弃我的女人？也许越是得不到越想得到，就像很多文章里说的，美好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当我拥有漂亮妻子的时候，不会好好地善待她。我没有能力使她住上宽敞的房子，因为我是检察院的司机，注定分不上好房子，更买不起房子。而又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检察长的司机，注定了长年累月的奔跑，而把女人丢在家里。地位、金钱、时间，一个理想男人应具有的条件我都没有，又怎样能指望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忠贞不渝呢？所以当妻子背弃我时，我并不恨她。一切都是我的过错。现在我更不能告诉她，我的前途，有可能改变，也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在使命未完成之前，我必须对一切守口如瓶，不能漏出丝毫破绽。这给我带来的痛苦——我被依法关进了拘留所，为秘密的正义使命而遭受惩罚。

我蹲在拘留所狭窄的监房潮湿的地上，像一头冰洞里蜷缩的狗熊。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监房关着十五个人，我和十四名嫖客、赌徒共居一室。监房里没有床，每个人只发有一块木板。但是属于我的那块木板，已被他人据为已有。那是个像相扑运动员的家伙，体重起码有三百斤。要拿到那块木板只有通过打的手段获得。但是我不想再打人，也打不过别人。一无所有的我就这么蹲着，将后背靠在墙上。十五天里我肯定睡过好几次，但是能以躺下来的姿势睡觉，却一次也没有。我的身边还有一只尿桶，那些赌徒、嫖客的尿奇臊无比，每当浓浓的臭味执着地钻进我的鼻腔，尿液泼溅到我身上时，我的肠胃就要无情地痉挛、呕吐。而那些人渣们就会乐不可支地欢呼雀跃。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的哥哥黄山树听着我的变故以及在拘留所的遭遇，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似乎对我的状况无动于衷，但是他的眼睛里却噙着泪水。

这时候我已回到柳县，住在我哥哥的家中。那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是柳县统一为县级领导规划但由个人出资建筑的住宅群中的一座。我哥是柳县的副县长，自然也就在这里建起了住宅。但我哥的住宅在鎏金溢彩的楼群中，格外夺目，因为，它的装潢最差，反而显得别致，就像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女人里，仅有一名素面朝天，那么，引人注目的肯定不是花枝招展者一样。我哥哥的住宅尽管朴实无华，但我哥说建这座房子也花了将近二十万，而且其中有十万是跟别人借的。

我相信我哥的话。

现在，我在我哥的家中，和哥哥坐在一起。他听着我的讲述，但是他不说话。而我很想听听他说话，因为我已告诉他我被勒令限期调离检察院，并且还离了婚。我在地区呆不下去了，只能回县里来。我想听听他打算怎样安排我，但他很长时间就是不谈。

我在哥哥家无聊地呆了半个月，每天都打十个小时以上电子游戏消磨时光。在哥哥的家里，却极少见到哥哥。尤其吃饭的时候，只有嫂子、侄女和我三人。嫂子说你哥不回家吃饭是正常的，晚上十二时以后才回来甚至不回来也是正常的。我说我知道，我以前也经常这样。嫂子就说，你们男人整天在外都干些什么？我说也没干什么，就是没完没了地应酬，尤其像哥哥这样当领导的。嫂子说，你的事也没见他吭声，都半个月了。我说没关系，再等等吧。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忽被敲门声惊醒。我起身开门，看见哥哥站在门外。他走进屋，看不出要和我长谈的形状，因为他没有坐下。

他说：“山永，你的事办妥了，安排在县委司机班，给常委开车。但具体是哪位常委，还没有定。昨天晚上我回来得太晚，所以今早才告诉你。”

“是吗？”我平静其实是感动地看着哥哥。

“山永，你可得干好。”哥哥说，“为了你工作的事，我可没少费神。实话告诉你，我是向县委打了保票，并且还等他们派人到地区调查了情况后，你才能进司机班的。”

“干嘛要这样？”

“很简单，证实你打人和被勒令限期离开地区检察院的事是不是真的，或者说，可不可信。”

“当然是真的，我把人的肋骨都打断了，又进了拘留所，出来后就被郭明整了。他不满意我已经很久了，因为我是柳县人，郭明老早就想把我换掉或踢出检察院，我打人正好给了他机会。这些都是明摆着，还有什么信不信的？”

哥哥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也要调查核实以后才能确信。”

“用一个司机也值得这么小心谨慎么？”我说。

“你和别的司机不同，因为你曾是郭明的司机。郭明是玉树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但郭明不是不用我做他的司机吗？因为我是柳县人。”

“所以柳县用你，但必须先证实郭明整你真实可信。”

“现在呢，信了吗？”我说。

“你准备上班吧。有关手续会有人替你办好的。”哥哥看看手表。“我要开会去了。”然后他拔腿走开。

“哥哥！”我把他唤祝“谢谢。”

哥哥微微一笑。然后默默无言地走了。

但是哥哥的微笑，却没有离我而去。它印在我的脑子里。如果说哥哥是个深沉的湖泊，那么他的微笑就是湖泊上不易漾开的涟漪。他的微笑是那样难得的自然、亲切与和蔼，那是我用蒙骗的方法获得的。我骗了我的哥哥，为了我的秘密使命——柳县是个用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地方，工作、官职、荣誉乃至性命，似乎都可以用钱去交易，至少在检察长郭明掌握的举报中是如此。那么，我的使命就是要摸清权钱交易的线索与内幕，比如买官者都是谁，卖官的人又都是谁，然后向检察长郭明报告——我暗藏着郭明给我的使命来到柳县，第一个被蒙在鼓里或上当中计的人，竟是我的哥哥！我不该蒙骗我的亲兄，因为他是一个踏实厚道的人。他的职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人民的选举得到的。我相信他决不是买官者，同时也不是卖官的人，就是郭明也相信他。可是我不得不对他说谎，这使我十分内疚和不安，尤其是他对我真诚微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