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这几天电台里已经沸沸扬扬的传开了,说新调来了一位亏损企业的书记来当一把手,方笑伟不但没有升,而且又调进来了一位副台长。对此,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的为电台鸣不平,为方笑伟鸣不平,说电台本身就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该上的不让上,硬是压着,让外面的人来当领导,这岂不是堵死了大家的路,以后谁还有信心工作?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一些中层领导,或者在仕途上有望的人。任何一个单位都是这样,动一发而制全局。只要一个人挪了位子,将会有一大批人跟着挪。比如说方笑伟当了台长,就会有两名正科干部来当副台长,这两位正科腾开了位置,又有两名副科来补位。两位副科的位子空了,还可提拔两位新干部。这样一来,将会激活一大批人,激活整个电台。
然而,任何事儿都不是依个人的意志,或者单位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议论归议论,牢骚归牢骚,一旦形成了事实,还得无条件的服从。现行的机制就是这么一个机制,谁也奈何不得。
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暗自称快。那些人大都是对方笑伟有意见的人。你方笑伟不是聪明吗?你方笑伟不是能折腾吗?你折腾呀,本来好端端的一个电台,让你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倒了前任台长,外界却议论说电台是出腐败分子的地方,弄得记者们的威信也大大降低。像这样心术不正的人当上副台长已经是我们电台的耻辱,岂能让他当台长。
这些议论胡扬都听到了,但是,他却不发表任何议论,更不愿意把自己介入其中。他觉得这是一个无序的特殊时期,一旦从无序走入有序,一旦等新班子上任进入到正常化状态,人们的观点和情感都将随着事态的变化而转变,到那时,也许你现在的几句不经意的话,就成了别人讨好上司的一件礼品。甚至于还会把他自己曾经的议论也要加到你的头上,彻底清洗了他自己,却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反正他是干工作的,谁当领导,他也得把本职工作干好。
胡扬因惦记着调频台的工作,伤还没有完全好,就匆匆赶来上班。调频台不同于吃财政的单位,全凭广告创收来维持职工的工资和正常运营。春节之前恰是广告旺季,他就是想利用这一有力时机为调频台创一笔可观的收入。原计划他要搞一次企业家联谊会,没料方笑伟不赞成,说等以后再说,他只好遗憾的放弃了。
方笑伟的情绪极为低落,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当上台长的结果。胡扬本想宽慰他几句,但是,这种事儿,靠宽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也就免了口舌。
胡扬自从出了医院以后,心情一直不好。他只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之中,才能找到一些快乐。最近,听说市纪委组织的调查组进入市物业中心不久,黄维学畏罪携巨款逃跑了。这一逃跑,无疑证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那几个曾经叽叽喳喳非议他小题大做的人也一下子转过了话头,说这样的贪污分子市上早应该采取措施,怎么能让他携巨款逃跑了呢?这样一来,他暗遭毒打的事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责令公安部门一定要查出凶手。这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
电台的新领导终于走马上任了。
这是一个下午,两位新领导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吉维和组织部李副部长、广电局万局长等人的陪同下,与电台的全体员工见了面。
说是见面,其实是组织部来向大家宣布市委的任命决定。所以,这种见面和通常意义上的见面不同,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的严肃和神圣。
会议是由王部长主持的。王部长开明宗义地讲了开会的目的,李副部长宣读了市委的任命决定。之后,李部长又介绍了新任台长田振军、副台长桑学文的个人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之前,大家对桑学文比较了解也比较熟悉。
桑学文年龄不大,才三十来岁,在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担任科长多年,与全市各新闻单位混得比较熟。再加上他为人实在,口碑都不错。这次出任电台副台长,除了个别中层干部心里不舒服之外,大多数人倒没有什么。
对于田振军就不一样了,大家在心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总觉得企业与新闻难以找到业务上的关联,让一位亏损企业的书记来领导知识分子,是难以让人接受。后来,不知是谁得来了消息,说田振军当过兵,他在部队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连队任指导员,在营部任教导员,到了团部任政委。在他当团政委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打靶归来雄赳赳》的歌词,谱成曲子后,在他所在的那个团唱得热火朝天,尘土飞扬,极大的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当大家了解了这些背景材料之后,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挺好玩的。按常理,打靶归来时一定是口渴难当,或是饥肠辘辘,哪有精神去”雄赳赳?“可他非要让我们的战士雄赳赳,这说明这个人不一般,至少在某些方面不一般。
他大概有五十上下年纪,走起路来一点儿也没有军人的”雄赳赳,气昂昂“样子,倒是给人一种垂头丧气的样子。这大概是他自己不能雄赳赳,只好在心理上渴望”雄赳赳“,所以才写出了”雄赳赳“的歌词。
按照会议的程序,新任台长田振军、副台长桑学文分别做了表态性的发言,然后,王吉维部长点名让原任副台长方笑伟表个态。方笑伟推辞了一番,没有推辞掉,只好勉为其难地说了一些”欢迎“、”积极配合“、”搞好班子团结“之类的话。
方笑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面对台下的一百多个员工,他要恭手把他行使了一年的权力交出去,这比剜他的心,割他的肉还要让他难受。但是,他还不得不恭手交出去,他还不得不说一些虚假的狗屁话表示欢迎。好比一个良家妇女遭受了强盗的强奸,为了感谢他的不杀之恩,还要说欢迎再来之类的屁话。此时此刻,他的心态与这位良家妇女一样,惨遭了别人的强奸,还要说出”欢迎。“
人他妈的就是这样一个德行,一旦步入官场,一旦还有所求,什么廉耻、自尊、统统的不顾了。明明是你极不情愿极不乐意的,而你还要装出一副情愿和乐意的样子来。明明你对这个人恨得要死,恨不能活活吞了他,但是一旦面对他,你还要挤出一脸奴颜婢膝的笑去讨好他、奉承他。
这就是官场。
你要想在官场中有所作为,首先必须阉割了你自己。使你变成一个没有棱角没有个性的人,变成一个善于变色善于伪装的人。否则,你将寸步难行。
这就是教科书。
是生活中的教科书。
这天晚上,他还假模假样的为他们安排了宴席。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假装糊涂,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既便他在心里有一万个不痛快,在脸上却装出一种十分情愿的样子,为新任台长田振军和副台长桑学文设宴表示欢迎和庆贺。
这里面不仅饱含了为人处世的态度,更多的是一门学问。方笑伟十分清楚,在他无法改变组织安排的前提下,还必须要在表面上做出一种高姿态来,以便从长计议。这样,才便于以后处理好一把手和二把手,二把手和三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这种关系,肯定对他有利。否则,要是一开始就对立起来,一则外界会笑话我方笑伟太小家子气,会背上闹不团结的坏名;二则田振军毕竟是一把手,得罪了他,他很容易就会把你孤立起来,你的某些目的就根本达不到。
人,有时候真是无可奈何。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下,适者才能生存。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世事如棋,进一步也许无路可走,自己把自己击败,退一步海阔天空,未为亏我。
就是在这次晚宴上,方笑伟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其实,按他平时的酒量喝这点酒根本醉不了的。因为他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又发泄不出来,闷在心里,所以,一沾酒就容易醉。
第二天醒来,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觉得整个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包括对未来的憧憬梦想,统统的随着酒醒而消失殆尽了。
现实就是这样,有时候残酷得叫你欲哭无泪。
冷静了几天,方笑伟终于给自己定了一个位。第一,表面上要同田振军过得去,该尊重他的时候一定要尊重,财务审批权要主动的交给他。第二,不该让步的决不能让步,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即便是做什么决定,首先必须得征求他的同意,决不允许他一个人说了算。第三,退而求其次,台长让田振军当了,他就兼管都市调频台。
这天早上,他刚从家里下了楼,老赵的奥迪车便一如既往地驶过来了,他心里多多少少找到了一点慰藉,觉得这老赵毕竟是他的患难之交,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当上一把手而冷落他。
他打开了后门,坐到了第二排上。
在银都,坐车都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讲,处级干部们都是大头儿坐前排,二头儿和三头儿坐后排,这恰巧与大领导们坐车打了个颠倒。大领导坐车都坐后面,前面的那个位置是秘书的。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后排比前排安全;二是前排容易被人认出来,后排比较隐蔽。大领导们自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同时,也不愿意在车上暴露自己,后排便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可是,在银都,在处级干部中就不一样了,坐车不仅仅是图个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既然要象征什么,你就要坐到前排,才能更好的象征。所以,这一层面的人,往往的,把风光放在了第一位,而把安全放在了第二位。
过去方笑伟一个人坐车时,总是坐在前排。现在,他不能再坐前排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位子留给一把手,否则,他就犯了大忌。这虽不是什么明文规定,但在银都已经成了约定俗成。
车到田振军的楼下,他还没有下楼,老赵就用车载电话打通了田振军家的电话,说车已到了楼下。挂了电话不到两分钟,田振军就拎着个包儿下来了。田振军打开前门,见方笑伟坐在后排,相互点了点头,就上了前排。
事情貌似很平淡,而官场中的许多学问就是在这种平淡中显微妙。一个人在官场上修炼得如何,内功如何,往往的,就是在这些细微小节中见高低。
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事情的一开始,方笑伟就要争取主动,要形成一个惯例,在坐车上,一定要与田振军形成平等,没有孰轻孰重之分。至于三把手,仅仅是他要形成这个惯例的一个同盟者而已。他为了形成这个惯例一定要拉他入伙,等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谁不习惯可以继续骑他的自行车去,而他方笑伟则要按惯例进行到底。
方笑伟觉得这是一个权力之争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能让步。一旦让了步,就意味着残留在他心灵深处的最后一点自尊和面子都丢失殆尽了,他的威信将彻底扫地。按电台以往的惯例,小车绝对是属于一把手的专利,倘若他当上了一把手也会如此。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把手不是从内部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在他主持了一个阶段的工作后由外面派来的,他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先例重新形成一个惯例。他为了在事情一开始就要形成牢固的不可更改的规矩,他还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测试。那是一次中午,他故意没有按时下班,他从窗中窥视着桑学文坐进了小车的后排,又窥视着田振军坐到了前排。他点了支烟吸着,一直吸完了烟,再下楼去。奥迪车还在那里等着他,他很满意的打开了后排的门。他就是要故意推迟下班时间来磨炼对方,要使对方适应他,要使电台的员工们知道,他方笑伟不上车,他们走不了。
这是心与心的较量。他自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输给他。
方笑伟明显的感觉到,自从田振军上任以来,电台的权力中心发生倾斜之后,人们对他一下子冷淡了许多,包括过去那几个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部室主任也不例外,一个个投靠到田振军那里去了,他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冷清。
该移交的工作他分别移交给了田振军,桑学文。在他一件件,一桩桩移交工作的时候,仿佛像有人拿着一个钝刀,在一块一块割着他身上的肉。他疼痛难忍,他痛苦不堪,他羞愧难当,他的心灵上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催残和凌辱。
权力中最诱人的部分都交到了别人手中,留给他的,只是一腔的愤慨,满心的屈辱。那种心态,那种境地,和一千多年前唐朝的那个没落皇帝李煜相差无几:”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有时候,当他坐在车上,瞅着坐在前排的田振军的后脑勺,禁不住恶毒的想,怎么不发生一起车祸哩。应该要发生一起车祸呀!就在司机老赵准备超车的时候,前面来了一辆大货车,老赵在进退两难之际为了保全自己,方向盘一打,事故便发生了。奥迪车的右前方顶到一辆大卡车的后尾,玻璃哗啦啦的一声碎了,眨眼间,田振军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车上的其他人一阵惊吓之后,完好无损,立即打120急救险中心,等把田振军拉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开追悼会上,他会声泪俱下的念着悼词:”田振军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令方笑伟感到奇怪的是,他不止一次的产生过这样的恶毒的想法。尤其是当他坐在车上盯一眼田振军的后脑勺,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觉得这样想着的时候很过瘾,心情顿时进入到了一种亢奋和愉快的状态。然而,当他冷静下来,坐在办公室里,再回想这种想法的时候,却担心起了自己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前不久他看央视一套的《焦点访谈》,讲的是某省一个县的粮食局的副局长,为了争夺局长的位子,出资10万元,雇了一个杀手,把一把手给杀了。他当了一把手。后来,杀人案被公安局侦破了,这位副局长锒铛入狱。于是,他便想,人的犯罪心理和欲望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为了某种欲望,才产生了某种犯罪动机。在人的意识里,欲望在随时随地的产生,也在随时随在的破灭,犯罪心理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到银行里去看到那么多的钞票堆扎在一起,你可能会想,我把它抢回来多好呀,这一辈子我就活好了。这只是一种欲望,有这种欲望,才带出了你的犯罪心理。可见,这种想法甚至某种犯罪心理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倘若你经常去这么想,这就有可能在某一天的某一时的某一刻,真的会发生点什么。经过这么一想,方笑伟就开始告诫自己,千万别再那么想了,再想下去没准儿那天失去了理智可就惨了。可是,一旦当他上了车,一旦当他盯着田振军的后脑勺时,那个奇怪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任凭他怎么去抑制,怎么去说服自己不去那么想,都没有效果。
方笑伟有点害怕了,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权力,对于男人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当你还没有入围之前,也许你不会把它看得有多么重要,但是,当你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圈子之中,当你一旦尝到了权力给你带来的甜头,你就会觉得它对你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得而复失时,心中的那个疼,直接疼到了你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难怪某地有位地级干部在台时,叱咤风云,退下后心理失衡,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抑郁之极,跳河自杀了。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下岗工人渴望的是能有一份工作,能有一口饭吃就是他的终极理想了。官人们渴望的就是权力,生活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问题,所谓的问题就是活得比同类风光些滋润些,活得有脸有面些。世界上不外乎两类人,一类就是支配别人的人,另一类就是被别人支配的人。方笑伟忍辱负重了几年,刚刚尝了尝了支配别人的甜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的品味,权力就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曾不止一次的想过,是不是我没有把握好,没有操作好,让煮熟的鸭子飞跑了?细细一想,问题并不是这样,该操作的地方他都操作了,该尽的心他都尽到了,他的浑身解数已经使尽了,他无法抱怨自己,要抱怨也只能抱怨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