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林问孟维周：“刘禹锡有首诗，说什么什么桃千树，尽是什么刘郎栽，读过没有？”孟维周早已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便说：“没有读过。”原来，张兆林终于开始调整人事了。孟维周听说，陶老书记对前段县处级领导班子调整有些看法。几位对安排不满意的原县委书记和部门领导牢骚满腹，有的跑到陶老那里诉苦。如南县的雷子建被安排到地委党校任校长，气得骂娘：“他妈的张兆林太会玩人了。刚上去时，到处安抚人心，让大家都觉得张书记待自己不错，把自己当做他的心腹。事实上到底谁是心腹？只有他姓张的心中有数。好了，现在他根基牢了，一切都明朗化了，原来陶书记培养的全部靠边站！”陶老不准他们乱说。这些人一乱说，难免让人误会是陶凡在操纵。中国政治同西方不同。尼克松下野后，从卡特一直批评到里根和布什，那是很正常的事，既不妨碍哪位在位总统的威信，也不妨碍他自己死后享受国葬。中国国情不同哪！但这些同志若硬是要嚷几句，他也只是安慰他们一下，不作什么评价。有次在陶老家中，好几个人在场，有人又提到了最近干部调整问题。陶凡摇摇手，说，不要议论这事，不要议论这事。接着随口念出了两句诗，说是刘禹锡的。在座的听不明白，却感觉到可能同人事问题有关。不知谁给传了出来，但传得不全。孟维周听到后，对那诗有点印象，但也记不清了。回去一翻书，方知原文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说的是刘禹锡被贬官十年后，应召回到京师，见朝廷又扶植了一批新贵。刘禹锡有感到此，作诗讥讽。孟维周明白了这个曲直，当然说没有读过这诗，省得惹麻烦。有些事是要装聋作哑的。

张兆林问过孟维周后，便作平淡的样子，其实仍疑云不散。孟维周忽发一念：干脆效法前人，以今典古，就说那两句诗我虽没读过，但从字面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应该指事业后继有人，欣欣向荣。细细一想，算了算了，不要自作聪明。

那些对安排不如意的，有的韬光养晦，伺机再起。像林业局的陈清镜，这次也下来了，安排到科协当副主席，却没事似的。有的英雄气短，怒发冲冠。农业局的朱来琪也下来了，到地区农委任副主任，他同雷子建一样，到处发怒气。没有谁想到位置变动是因工作需要，或者自己能力不济，或者自己问题太多。一般想到的原因是失宠，被划入谁谁一线的。

孟维周很想弄清楚，张书记对这些人的真实态度如何？却不得而知。他终于发现，张书记其实并不把外头的怪话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孟维周再也没有听见张书记说起过干部调整的事儿。读书人说沉默是金，老百姓说咬人的狗不叫。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孟维周最近提了个正科级。参加工作才三年多，就正科级了，这在地委机关没有先例。“这个孟维周爬得快呀！”一个“爬”字，很不好听，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官有多大，别人在背后总是这么议论你的，你有意见也没有用。说来也怪，谁也没见哪位官员爬着走，大家都是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样子。但人们都讲他们在爬。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孟维周本人没有听见谁讲他爬得快。恭维他的，一般都说，进步真快呀！“进步”用在这个地方，既明朗又含糊。你明白别人是在恭喜你提拔了，又可以理解为别的许多意思，比如政治觉悟、工作水平、知识修养等等都提高很快。正因为这些话含糊，你也就可以含糊地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别人若是直露露地说你提得真快呀！你就不便说哪里哪里了。因为这等于说你嫌提拔得慢了。这就不对了。对组织的培养，人民的重托，只有感激的道理，怎么能有看法？不过，一般很少有人直来直去说你提得快，免得彼此尴尬。

孟维周也真的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县市和部门的领导原来都叫孟维周小孟，慢慢的有人觉得叫小孟不太合适了，开始叫孟科或者孟老弟。尤其叫他孟老弟的那些同志，表情十分灿烂。孟维周每天都要为这种热情感动好多次，有时分明感觉到心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一阵。但他学会了不流露这种感动。易喜易悲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可是这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绝对不同。那是古人情怀，早过时了。现代社会了，晋身官场，于喜于悲，需要的是老成。说得文气些，该叫沉稳，或者刚毅什么的。如果要说这是冷漠无情或者麻木不仁，就是故意完全是贬损了。这不奇怪，人们看问题总是各有各的角度的。这也是辩证法！孟维周有次与同学聚会，有的说他成熟多了，有的就说他冷淡些了。孟维周只是笑笑，说老样子老样子。但他越是注意表现得老成持重，越是为内心下意识的感动而羞愧。自己看似成熟实则不成熟啊！这是否就是外强中干？

孟维周有意无意间研究了张兆林的晋升轨迹，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三蹦两跳就到了地委书记的位置。如此想想，孟维周的心脏又忍不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起来。他发现自己前面霞光万道，像练气功的人开了天眼。孟维周看报纸，最留意的便是人事变动，官场上走马换将他了如指掌。有时张兆林同其他领导闲扯，喜欢议论某人到某省当书记，某人到某省当省长。如果场合随便，孟维周也插几句话，将那些外省领导的出身及经历讲得一清二楚。张兆林就点点头，说：“啊，啊，是的。”其实他并不清楚这些。张兆林好几次表扬孟维周政治觉悟高，政治敏感性强，是不是就指他这方面的见识？后来，孟维周连外国总统的情况也感兴趣了。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报纸上总要登一段来访者简历。孟维周特别喜欢研究这玩意儿，比如这位总统毕业于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属于什么党派，有什么特点和爱好，什么政治主张，主要对手是谁，从事过哪些职业，当总统之前奋斗过多少年等等。他最喜欢琢磨的是这些政治家每跨上一个台阶所花的时间，看别人多少年之间共升了多少次，平均几年升一次。每一位政治家的升官图在孟维周的眼里似乎都是寥寥几笔，简单明了。从政是多么容易而又惬意的一件事！

那天，孟维周在马杰面前做的有关“精神”的演讲不能自圆其说，也让孟维周感觉出一种危机。这是他目前觉悟到的惟一的前进障碍。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张口不要讲三点意见？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这几年官员们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器啊！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到竞选总统，所有的高官厚禄都是咿里哇啦喊出来的。选民们明明不信他们那一套，但还是看谁讲得动听，就投谁的票。那些国家文化发达，人都不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这么没有觉悟？原来有人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就只有相信谎言。人就是贱，总要信点什么心里才熨帖。

孟维周的思维也像那次关于“精神”的演讲，有些蒙太奇的意思。

“我们要号召群众啊，就得学会演说。”孟维周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口才。准确地说，是恢复这种能力。他在工作中不可能有多少机会讲话，于是尽量坚持每天睡觉前搞一段无声演讲。虚拟自己是什么什么职务的官员，在做报告，在接受电视采访，在找干部谈话，在批评下级。他很容易进人角色，慢慢地弄得自己很满意。若是在外出差，就钻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演哑剧。这事不能让马杰察觉。对着镜子，连自己的仪态都可以检视，训练效果更佳。他自我感觉不错，认为完全可以这么练就出色的演说才能。记不准是戴高乐还是邱吉尔，原来是个结巴，便专门面对大海强化训练演讲，结果成了优秀的演讲家。自己至少不是结巴，还怕不成功？难道只有我孟维周这样吗？别的领导譬如张兆林，他们在成大器之前是否也暗地里做着种种素质准备？想必不会太例外吧。谁也不是神仙下凡，都是从凡人做起的。

有次，孟维周随张兆林坐在疾驰的轿车里，街道两旁的行人飞快晃过，晃成一片模糊。他不由得琢磨起这片模糊来。不知古人把人间唤做红尘是哪来的灵感？坐在飞奔的轿车里看芸芸众生，只见一片模糊，才真可以说是红尘万丈，恒河沙数。这种联想极容易培养人的伟大感。心想张书记和马杰都不可能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孟维周很有些得意，也觉得有些滑稽。说不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就这么悄悄地在成长啊！据说希特勒在发动战争之前，躲在深山老林训练战争机器，神不知鬼不觉。所以有人觉得希特勒的军队是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哎呀呀，怎么神使鬼差地想到了希特勒？孟维周感到脸热，似乎自己也有一点背地里磨刀霍霍的阴险味了。反过来一想，自己并非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思维出岔，同希特勒做了不恰当的类比。自己的一切抱负都是胸怀天下的，何错之有？当然也不能讲出来。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只适应于外国军队。求功名觅封侯也只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的政治抱负。如今的革命干部，大公无私，套用前人话讲，只能讲精忠报国，不能讲封妻荫子。理想必须有，但理想一定要远大，譬如共产主义什么的，不能太具体，说要当个什么官。理想太具体了，人家轻则说你觉悟不高，重则说你野心勃勃。好在没有谁能洞穿你的灵魂。可现在练这功那功的人很多，据说有的功修炼到炉火纯青，便天目洞开，看谁谁都一丝不挂，你脑子里面想什么他一清二楚。但愿这是胡扯，要不大家都开了天目，灵魂无所遮拦，世界不就乱套了！

最近机关里又流传了一句新的顺口溜：“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讲痞话大家都高兴。”这话不说完全正确，也是相对真理。且不论真话假话如何，机关里的痞话的确空前地多起来了。办公室精神会餐，最受欢迎的食物往往是些粗俗的玩笑。但有一句痞话让张兆林很不高兴。要不是注重涵养，他简直会发作。那句话是：冷水洗鸟，越洗越小。张兆林的不快，是因为有人将这话用在他身上，意思很明朗，说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一个不如一个。张兆林当然是最差的一个了。孟维周在一个偶然场合听到了这句话，觉得太那个了，心想张书记若是听了，不知有何反应？后来他又感觉出，张书记可能听到这话了。只是当领导的修养好，没有明显流露。孟维周猜想，张书记的消息一定来自告密。也有这等蠢人，为这种事告密，有什么好处？弄不好自己也要赔进去。有个故事，不知是历史还是寓言了，说一位国王，给报告好消息者以奖赏，给报坏消息者以惩罚。这事若是历史，历史永远是现实；若是寓言，寓言永远是真理。谁将那种恶毒的痞话传给张书记，肯定不讨好的。孟维周记得上小学时，学校发现了一句反动标语，弄得全校上下紧张兮兮的，像马上要发生地震了。班主任老师在讲台上讲起这件事时，最大限度地运用意会的表达，怎么也不敢重述那句反动话。类似的忌讳，一万年也不会改变。

张书记在好几次会议上都说到这句话：“各级领导干部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群众看什么？就看你的政绩！”

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对个别诋毁者的回击呢？也未可知。不过张兆林满意的是，地委的实干形象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按照他的思路，这个封闭落后的山区要发展，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开放。同兄弟地市相比，扩大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下更大的决心，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这样，地委经过认真研究，推出了以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为目标的开放工程，简称“两走工程”。

前一段，有人议论张兆林只知捡陶凡的衣钵，搞他的庭院经济，没有任何新点子。领导就是要出点子呀。如今张兆林“两走工程”的思路一提出，立即得到地委一班人的赞同。陆专员说：“张书记这个思路很好，符合我区实际。”在非正式场合，陆专员还调侃道：“张书记很有思想，不愧为我们地委的张克思。”张兆林却很认真地表示：“这是全区干部群众实践的总结，是地委一班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工作思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充分肯定。”

可如今编顺口溜的人灵感来得特别快。西州一边在大肆宣传贯彻“两走工程”，一边就有人讲怪话了。说什么：“两走不两走，原地踏步走；工作往下走，领导往上走。”

这回张兆林真的发火了：“这像不像话？啊？！有的人只知道瞎议论，瞎指责，工作不干，怪话连篇。要对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一条纪律，那些蛊惑人心的顺口溜，不准信，不准传，更不准编！要让一切涣散斗志的言论没有市场兜售！对乱七八糟的顺口溜，有些同志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这是群众意见的反映。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编的。用民谣儿歌之类的东西来搞乱人心，自古就有先例。三国诸雄就经常采用这个计谋。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不允许这么胡来！有的顺口溜可能还是个别干部编的。让一般群众来编，编得了这么好吗？所以要特别指出，一旦发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编这种顺口溜的，要严肃处理！”

于是，根据张兆林的意见，地直机关组织了一次严肃认真的思想作风整顿。各县市积极响应，也搞了一次。省委组织部觉得这个做法很好。改革开放，不能忽视干部作风建设啊！于是，派人下来搞了次专题调查，写出一篇很漂亮的经验材料，分别登在省报和省委内部刊物上。当然，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不知道有什么“工作往下走，领导往上走”之类的顺口溜。西州的经验一宣传，各地市也深感干部作风很有必要整一下。各地市都搞了，省直机关也不能太被动，也很认真地搞了一次。这样，张兆林倡议的干部作风整顿，成为全省学习的榜样。

张书记的肚子明显地腆了起来。孟维周原先似乎不曾注意，他是上次同张书记一道游泳时发现的。不久前，张书记到外面转了一圈，先是到北京跑几个项目，拜访了几位老同志，再到沿海考察。在鼓浪屿海滨浴场，孟维周第一次发现张书记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立即联想到涵养、度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之类的话。张书记也的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现在干部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背地里议论领导已司空见惯，对张兆林也很有微词。但孟维周注意到，一切难听的话，在张兆林那里，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从不耿耿于怀。肯定会有很多告状信飞往北京，中纪委那里不用说，北京那些老同志手里也会有举报信的。张兆林在北京拜访了很多老同志汇，却没有流露半句怨言，这让老同志很放心。有位老同志高度赞扬道：“小张呀，家乡有你这样的好同志当书记，是群众的福气！全区干部群众能够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家乡大有希望。”孟维周当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想笑，但还是拼命地止住了。本来险些儿要脱口而出的爆发性的笑声，化作一种感激的微笑，柔和地荡漾在脸颊上。倒不是想笑话张书记的汇报不实在，这一点他也是不敢笑的。一失笑便会成千古恨。他是想起了一个很不雅的玩笑。有回坐在会场听报告，张兆林讲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便有人悄悄儿说笑：“男女做爱时才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啊。”孟维周还是个尚未开蒙的童男子，但他猜想男女间应该是那么回事吧。

张书记的确不在乎人们说三道四，他只一股劲儿地抓大事。凡是大事，都要抓得有声势，有影响。省报上隔三岔五便有西州的报道，这个偏远山区的知名度眼看着越来越高了。可有人看问题就是偏激，说所谓提高本地知名度，实则是张兆林自己出风头，捞资本！

最近，地区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即将开通程控电话。这是西州地区“两走工程”的关键性项目之一。实现“两走”，通讯太重要了。原计划用这个项目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因故未能如期完工，便改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可又未能完工，只得改向“十一”国庆献礼。张书记给地区邮电局向局长打过一次电话，很严肃地说：“再也不能拖了，‘十一’再有问题，你自己上电视台向全区人民交待。”邮电局虽是条条管的，却也不敢得罪地委。向局长说：“张书记，我用党票和职务保证，一定在‘十一’上午八时准时开通程控电话！”

现在是九月中旬，看进度是没有问题了。张书记开始考虑，怎样把开通程控电话这事搞得有声势一点。这是全区人民热切关注的大事呀！地区邮电局准备热热闹闹地搞一次剪彩庆典。张书记不同意。现在什么都搞剪彩，群众有看法，又落俗套。他指示邮电局再研究一个庆典方案。不等邮电局的方案出来，张书记自己有一个点子。他打算在“十一”上午八时拨通第一个电话，代表西州全地区人民向省委刘书记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电视台将直播张兆林打电话的实况，然后又在晚上黄金时间滚动播出。

张兆林叫来陆专员和吴秘书长谈这个想法。陆专员说：“这个点子好，又别致，又简单，又有意义。”

吴秘书长也说：“这样好，这样好。”

孟维周心想：是否也要附和一句，说张书记的策划很有新意？到底还是忍住了。不能讲策划。策划这个词，虽然在社会上早就很时髦了，但以往常常讲策划阴谋，官场很多人至今还把它当贬义词。要讲只能讲谋划、筹划之类。而谋划又有太过心计的意思，还是不妥；看来只有讲筹划，似乎筹字有极尽辛劳的含义。词典上当然不是这么解释的，词典上是死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才是活的，而官场上的语言又最精妙。所以还是讲筹划吧。可他还来不及讲，张书记已向吴秘书长做指示了：“省里领导很忙，吴秘书长辛苦一下，上省里跑一趟，向省委办公厅汇个报，征得刘书记同意。”

三天之后，吴秘书长从省城回来，向张书记汇报。省里领导的确很忙，联系起来还真困难，但事情总算落实得差不多了。

原来，吴秘书长先向省委谷秘书长汇报了西州地委的想法。谷秘书长对这种不搞排场，简朴办事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赞扬，说：“我一定向刘书记转达你们地委的想法。”

吴秘书长在西州驻省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打电话同谷秘书长联系。谷秘书长答复说：“刘书记原则同意。具体安排，请你们同刘书记的秘书伍秘书衔接。”

伍秘书也很忙，刘书记有多难找，伍秘书就有多难找。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才挂通了伍秘书的电话。伍秘书毕竟是书记身边的人，很热情，说已上床睡了，还是爬起来接了电话。伍秘书说：“谷秘书长同我讲了这事。你们张书记准备在电话里讲什么话？”

吴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吴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吴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他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吴秘书长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可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海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海谦虚道：“不行不行。”吴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海就认真地抄了起来。吴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就放心了。可袁海刚写了半行，吴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吴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吴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了。吴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

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吴秘书长同袁海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吴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

吴秘书长起身告辞，说：“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

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吴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吴秘书长，要他交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吴秘书长说：“交待了，交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

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

张兆林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是电视上只出现张兆林向省委报喜的内容，而剪彩的场面不上电视。因为整个儿庆典活动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弄些摄像机去晃晃，他们说不定会有看法的。反正电视新闻那会儿，正是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时候，省邮电局的领导看不到的。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海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临时又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三十号下午四点多了，袁海还没有电话来，吴秘书长着急了。他打电话给办事处，一个女孩回答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

吴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的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汇报，吴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吴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

吴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待小袁发传真了，便说：“也是也是，我交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正点过，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呢？难道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省委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老天保佑，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海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海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去。一上车，袁海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

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

袁海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机要局这边机子不行，收文效果不好。怕误事，干脆送回来算了。”

孟维周打开稿子一看，两页半纸，电脑打印的，格式像是相声脚本。一浏览，也就是些极平常的话。他不由得感慨道：“搞得太严肃了，太严肃了。”

袁海说：“上面领导讲话，不随便讲的。前任省委书记有次在北京开会，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讲稿，讲了几句就前言不搭后语了，影响很不好。”

新落成的电信大厦气派不凡。一楼营业厅里，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省邮电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济济一堂，他们在等待八点钟的到来。根据安排，打过电话之后，各位领导同志再到外面去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张书记同省邮电局的领导热情地交谈着。电视台的记者们各项准备就绪。孟维周赶到了，没事似地走到张书记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张书记也没事似地接过信封，不马上打开看。过了片刻，省邮电局的领导同别的同志搭话去了，张书记才取出稿子来，慢悠悠地吸着烟，看了一遍。

张书记将稿子塞进口袋，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孟维周。孟维周知道张书记在望自己，却佯装不知，同记者们招呼去了。张书记在这些细节事情上特别欣赏孟维周。换了别人，送这稿子给张书记，一定是火急火燎的样子，而孟维周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一切都滴水不漏，除了张书记、陆专员、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这场戏原来还有那么个脚本，而且这脚本刚刚才送到，也没有谁知道谈笑风生的张兆林背上一直在冒虚汗。

八点整一到，张书记按下电话机免提键，亲自挂通了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喂，刘书记吗？您好！”

“是。请问哪位？”

“我是张兆林。”

“哦，兆林同志，您好！”

“刘书记，我给您报个喜。我区的程控电话，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们西州开通程控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我们西州全地区六百万人民，非常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一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认真实施‘两走工程’，努力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接着，电话里传来刘书记洪亮的声音。

电视记者们紧张地忙碌着。西州电视台正在直播。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播放了这条新闻。自然安排在头条。此后又重播了三天。

次日晚上，省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新闻。第三日，省里日报就此发了头条新闻，还配发了一则评论，题目：新闻之外的话题。副标题：不搞剪彩，不搞庆典，为这样的开业仪式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