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的日子王跃文

我原先厕身的所在，成天碍眼的是报纸和公文。公文我只看标题，就可知其大概了。很多人终生不看公文，照样活得自在，我大略知道些，也就罢了。拿来报纸，我通常是从后面看起，往前翻到没意思的地方，就搁下了。望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各色面孔，我时常生出时间错觉，似乎明天就是周末。有时我上午还知道是星期一，到了下午就以为是星期五了。日子如此漫长，我渴望周末。上帝的一个星期开天辟地，我的一个一个星期无所事事。我原来的宿舍也是在那深宅大院里，每挨到黄昏，我会去院外游逛。院外是喧嚣的市声，可偏是这里比那院内更清静。

我就这样混混沌沌过着日子。每天黄昏，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依然是某个黄昏，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我猛然抬头往西，想看看夕阳。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楼宇。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那一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似乎是种宿命。这种宿命犹如天穹，高高在上，覆盖众生。我一时没法逃脱，还得看上去规规矩矩，写些无聊的文字。我是个急性子，总想加班加点做完手头的事。可是，当我很多次以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时，得到的评价竟是做事不太认真。困惑了些日子，我如梦方醒。原来在我谋生的地方，凡事都讲究艺术。比方说，下级做事一般要举轻若重，既显得兢兢业业，又显得水平不如上司。如果下级表现得比上司还能干，那就是不能干了。上司在下级面前却通常要表现出举重若轻，哪怕他原本是个庸人。轻重之间，大学问存焉。我从此觉悟了，学会了磨洋功。慢慢地写着那些僵死的文字，哪怕早写好了也压着不交稿。可我的脑子是闲不住的，坐在办公桌前神游八极。看上去我当然是在认真推敲手头的文章。日子过得也自在，成天乐呵呵的。直到离开那个地方，很多记者朋友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看你的小说，觉得你应该是个内心有许多痛苦的人。可你看上去嘻嘻哈哈，这是为什么？我玩话道：我佛慈悲，可我们见过的所有佛相都是微笑的。

既然什么都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就滑稽起来。看多了滑稽的事，遇上再不可思议的事，都云淡风清了。周围的气氛让有些人弄得再怎么庄严或一本正经，我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便又时常生出一种新的错觉，这是种空间错觉。我总恍惚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而我总是在玻璃罩外面逡巡，冷眼看着里面的热闹。我照样天天在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喧。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望着他们汲汲仕途，一路呼啸，我会突然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出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

幽默的代价王跃文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于是除了他本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江山一片红；于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环宇之内，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无一处能幸免于难。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常识性困惑王跃文

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快活。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某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个不好的第一印象，他就背时倒运；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慢慢地，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所谓领导，嘴上那么堂而皇之，而知人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就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徒劳了。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凉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了。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发明一种文本王跃文

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而虚构的小说情节。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体，一段宋体，交相印衬，版式也很好看的；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哪怕他同小说的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好觉，免得影响了革命工作。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他们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反腐败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而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原来就是揉面团。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眼睛是北京的，鼻子是南京的，耳朵又是上海的。我觉得这就像揉面团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凡有权指责小说的人，往往是最相信法定权威的。那么，我的这种文本，不过就是将天南地北的新闻揉在一起，写成小说，符合鲁迅先生的意思，他们又怎么说去呢？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看报总是从后面看起，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王跃文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含量”也许要请“会计师”来计算。又比喻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生存”。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嘘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无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可是中国的“告状”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官员们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上。那么，上法院呢？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最终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总扼守“街头”要津，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这样的幽默我碰上很多了。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打“呼声”，眼前出现的竟是“吃亏”；我打“依法”，冒出来的却是“贪污”。结果“群众呼声”就成了“群众吃亏”，“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群众吃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同时那些有勇气反映“群众呼声”的人往往也会“吃亏”。我认识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他们的境遇多半不太好，总在“吃亏”，就因为他们表达了“群众呼声”。而有些天天喊着“依法行政”的人其实是在“贪污行政”。很多蝇营狗苟的事也多打着法律的旗号，所以“依法”和“贪污”有时的确也让人弄不清谁是谁，云里雾里的。

瞎想与胡说王跃文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巴上继续吃去。兔子故作沮丧地说，我的尾巴太短，没这口福。猴子拍拍胸脯说，你等着，我吃饱了，带些回来让你尝尝。狐狸听罢，心中窃喜，飞奔下山。果然见有白马一匹，正躺在草地上酣睡。猴子窜上高树，兔子爬上山顶，等着看好戏。只见那狐狸逡巡片刻，便如猴子所授，如此如此。忽见白马长嘶而起，狂奔如风。可怜狐狸拖打在地，遍体鳞伤。从此以后，狐狸的毛色灰红杂乱；马儿再不敢躺在地上，睡觉都是站着；猴子拍胸大笑，乐极生悲，摔下树来，屁股落下个红疤；兔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自己抓成了三瓣嘴。

这故事蕴含的其实正是老百姓的认识论：他们就是这样凭着想象解释世界万物。很长一个时期，我正是照着这种逻辑胡乱想些事情。随意附会，天方夜谭。不怕方家笑话，只图说出来好玩。

比方疯狗是怎么回事，我自有一番糊涂想法。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县政府专设了狂犬病防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家犬捕杀队。三个机构的正式名称都很长，如果简称狂防领导小组、狂犬办和狂犬队，听着都不顺耳；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县里新成立了打狗办。一时间，打狗办的人手持五尺长棍，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见狗就打。敝乡好吃狗肉，这些长棍们吃狗肉吃得满嘴火泡。

我当时傻想，狗本是忠诚的象征，古时为臣者说自己乃圣前走狗，是种荣耀。直到近世，走狗才渐渐沦为贬义词。词义虽然贬了，但有些人走狗照做，洋洋得意。往往在那种很体面的场合，总有些很体面的人，自以为很体面的谈资，就是吹嘘他同某某高官如何如何铁杆。他们所说的铁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某某官员，把某件最隐私的事密托给他，让他去摆平了。

狗作为人类的仆从，忠心耿耿了几千年，怎么说疯就疯呢？听说天才与疯子，只隔着一层纸；捅破这层纸，天才就成了疯子。凡高每疯一次，就有一波创作高xdx潮。据说这位天才画家流传下来的艺术杰作，都是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我当年不闻有疯牛，只知有疯狗。狗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动物。由人推及狗，我相信凡是疯了的狗，都是天才的狗。当狗聪明得像人，就疯了；不再忠诚于人，而要咬人。有些做上司的宁愿任用庸人和蠢才，忌讳重用聪明人，是否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咬呢？

我的好钻牛角尖，中学时代就有前科。有回我同政治老师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相信天上肯定有神仙。老师大为惊诧，说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你怎么回事？我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生命起源，最初是无机物，再发展为有机物；又从低等生命，进化到高等生命；具体到人，经过若干年进化，先有了类人猿，再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类。那么，人类最后要进化成什么物种呢？只有羽化成仙了。老师口讷半晌，说，今天的人类比古代人类智力发达，这就是进化。我说，今天的人未必就比古人聪明，不然为什么很多前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埃及金字塔，有人就提出假想，说是外星球高智能生命建造的。哪怕我们承认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也只是量变呀，最后得发生质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所谓质变，就是进化成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不是神仙还能是什么？老师没法接下话去，恨恨地望着我。我顽皮道，老师，你可以批评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庸俗的理解。老师接过我自己提供的炮弹，体面地下了台阶，说，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现在仍然在想，这世上真有某种哲学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吗？我有了质疑，便没了科学头脑，只有满脑子荒诞的幻想。九天之外，没有神仙，肯定也有比人类聪明若干的高等生命。姑且称之为天人。自以为万物灵长的人，不过是天人们用来作实验的物种而已，好比人类实验室里养的那些小白鼠。原来，天人关于自己进化的早期资料缺失，就拿人来做实验。两千五百多年前，天人给一个名叫孔子的东方人赋予特殊智慧，想看看非凡的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过了很多年，一个叫朱熹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算是勘破了天机。这是后话。孔子诞生后的五百多年里，天人发现东方出现了神奇变化。那些黄皮黑眼的东方人智慧、文明，创造了很多奇迹。而西方那些白皮蓝眼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于是，天人又给一个名叫耶稣的西方人赋予特殊智慧。耶稣承担的试验项目不同于孔子，他的使命是设计一种叫做宗教的游戏。基督教便庄严诞生。此前天人曾设法让释迦牟尼创立过佛教，也许因为负责这个实验项目的天人渎职，没有达到满意的研究目的；后来天人又让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用不同的教义试验不同的人种。这些不去详说。单说基督教，这可是天人的得意之作。他们发现此教流布之地，人们慈爱、忠诚、勤奋。西方很快赶上东方，并超过了东方。这时，天人学术界发生了争论：引起人类东西方不同变化的因素，到底是宗教同世俗的区别，还是人种的不同？各种观点相持不下，天人最高当局只得提出新的方案：找一位和耶稣同种族的犹太人，赋予他特殊智慧，让他创造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且看验效如何。天人发现不管圣洁的宗教或世俗的哲学，都会生成许多变种，犹如病毒的变异。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广泛、最持久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就连愚蠢的人类自己都已察觉，人类最新的灾难，就是两个犹太人的对立。天人得出的结论是：种族、肤色、语言、地理位置、气候等等都不是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决定因素，理念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这种理念表现为哲学、宗教、世俗学说或者谎言和巫术。天人终于后悔了，大声疾呼：够了，够了，该死的理念！不要再让人类玩什么理念了，叫他们好好活着吧。

越来越多的疾病降临人世。人类连感冒病毒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艾兹病汹涌而来；艾兹病尚未被征服，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了萨斯病毒。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低能、脆弱和无助。我们竟然是那样狂妄自大，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人类发疯似的自我膨胀，总以为强大有力就可以君临天下。可是时时要取人小命的恰恰是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人类有着杰出的微生物和病毒专家，他们的研究手段也日益先进。可是，人类却一天天沦为微生物的玩偶。相传古代中国，一位将军率部出征。不幸瘟疫流行，三军将士尽数瘫倒。将军见战车前面有株野草，随意拽来咀嚼。过不多久，将军感觉身子硬朗起来。他猜这种野草也许正是救命良药，便命将士采而食之。果有奇效，一株野草即令瘟疫遁身而去。因将军于战车之前得遇良药，便叫这种无名野草车前草。车前草现在仍是中药一味，却再无当年显效。野草还是那株野草，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不必说远了，我小时候住在乡下，若是泻肚子，只须采篱上野刺嫩尖，洗净生嚼，就万事大吉。如今遇病得赶紧吃药，却没有哪种药能立竿见影。

萨斯病毒肆虐几个月了，人类仍束手无策。有幸活下来的患者，居然并不是靠什么有效药物，而是全赖调动自身免疫力。这几个月，我窝在家里躲避瘟疫，脑子里尽是些怪异的想法。罢了，罢了，我实在不忍往不吉利的方面去想。只祈祷上苍早开法眼，普救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