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比方你的生活习惯、写作习惯、兴趣爱好？

王跃文：人们习惯上不会关心作家这类东西，我不是娱乐明星。我的一天是从抽水马桶上开始的。这说起来有辱斯文，却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很享受。卫生间里温馨明亮，坐垫柔软舒适。这也是我的轻松阅读时间。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总有几本不论从哪页翻起，都可以随意看下去的书。有时我还沏一杯新茶带进去。马桶上品茶，真是不雅，可我喜欢。坐在卫生间，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很是受用。

伊渡：香港写歌词的黄霑你知道吧？他为了写《上海滩》主题歌，亲自跑到黄浦江去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有天，他拉肚子，坐在马桶上，一冲水，咦，有了：浪奔，浪流，江水滔滔爱恨永不休。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你在马桶上喝茶、看书，也算个马桶上的享乐主义者，有意思。我猜你家里卫生间里的灯光是暖调子的吧？

王跃文：橙黄色。我们家的灯都是这种颜色。我讨厌惨白凄冷的光线，带着一丝不祥之气。

伊渡：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一篇随笔，《阴翳礼赞》，就是赞美日本旧式厕所的，说那厕所虽与住房隔离，却有板廊相通，如厕不用担心雨淋日晒。又打扫得清洁，闻得见绿叶和青苔的气味，蹲在厕所里能听见外面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他说这厕所宜虫声、宜鸟声、宜月夜。

王跃文：真是这样，恐怕蹲在厕所里的人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超级豪华厕所。《世说新语》里写石崇家，厕所里常有十几个美貌婢女，拿着香囊，侍列其间。厕所里还有一张绛纱帐子的大床，放着华丽柔软的被褥。一天，有客人去上厕所，刚走进去，就返身逃出来，向石崇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跑到你卧室里去了。石崇哈哈大笑说，那是厕所。

伊渡：那种厕所太阔气了，可不是个胡乱读书或任由你遐想的地方。其实佛教也很重视厕所环境文明的。佛经里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便利之事”的详细规定，非常人性化。本来厕所是处理污秽的地方，佛经里也把它弄得那么神圣庄严。

王跃文：庄子也说“道在屎溺”嘛。不过，再一丝不苟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慎独”的教训带到厕所里去。尤其是早晨那会儿，太金贵了。你一早刚起床，白天要去担负的担子还撂在墙角边上，窗外的市声喧嚣还没能传进耳里来，妻儿都还在安睡，你只管关上卫生间，放松身体，抿口清茶，天地悠悠，独我一人，连上帝都不忍心来打扰你。这段时光是夜晚休眠到白天劳作之间的一个柔和过渡。昨夜你也许噩梦连连，白天你也许会到处碰壁，可这会儿你是宁静的，无忧无虑，万念皆空。

伊渡：你在卫生间里通常看些什么书？

王跃文：什么都看，只要不难读，能看懂，不需要我查字典。我在卫生间读得最多的是诗词，翻到哪儿看哪儿，看得进也放得下，比如俞平白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金圣叹的《杜诗解》、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说来惭愧，我那一点点儿的诗词修养还多亏了每天的马桶阅读。唐突古人了。坐在马桶上默诵“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如果地下有知，真会气得“红衰翠减”了。

伊渡：欧阳修说他平生文章，打下腹稿多在“三上”：枕上，马上，厕上。看来你也颇有古风啊。

王跃文：不光古人如此，周作人也是喜欢厕上读书的。古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说，厕上一刻也应该值千金了。古人还说一日之际在于晨，应该说一日之际在于早晨的卫生间里。

伊渡：你应该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吧？然后做什么？

王跃文：洗漱早餐，再好好泡一壶茶。我喜欢喝铁观音，用紫砂壶泡。我现在用着的紫砂壶很普通，却有一段来历。杭州著名茶人寇丹老先生专门请宜兴名手为我订做此壶，上面有冠老题字：真言无价。为作家王跃文制。我很珍惜这把壶，就把它作为我的日常用壶了。我同寇丹老先生是在一家茶楼里认识的。长沙有家茶楼叫“劳止亭”，请寇丹先生讲茶道，我应邀去凑热闹。寇丹先生说起茶道非常平实，颇合我心。他说，茶人的心，就是助人的心。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我却听到心里去了，自认这悟到了茶道的真谛。

伊渡：你是由茶悟道吧？日本茶道讲究“茶禅一味”。我总觉得现在很多茶楼里的所谓茶道表演已经不是茶，更不是禅。禅是什么？直指人心，平平常常，那是衣食住行中的顿悟。茶是什么？解渴之外，身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随意，怎么享受，就怎么喝。我喝茶喝得很率性，喜欢浓、热、满。这是喝茶的大忌，可我偏偏只有这样才舒服。但无论什么喝法，茶叶一定要好。

王跃文：我对茶叶也有些挑剔。喝茶最难受的，就是你十分渴茶的时候，家里能喝的茶已经断顿儿。我家茶叶从来不缺，只是来路复杂，有些茶虽然不差，却不对我的胃口。有时找不出自己满意的茶，那种难受真像瘾君子毒瘾发作。

伊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断酒九日，正百般煎熬，一白衣人度柳穿林，飘然携酒而至。陶渊明解了酒渴，陶然醉去，不亦乐乎。你就没有白衣人那样的朋友给你送茶叶来？

王跃文：我还真遇着了这样的朋友，他是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怡清源的老总简伯华先生。简伯华自号“茗颠子”，可见他嗜茶之深，当然更是茶叶专家。怡清源的茶叶品种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野针王。

野针王生于武陵高山，本是野茶。武陵山层峦叠嶂，四季云雾缭绕，那里出产的茶叶钟灵毓秀，清出尘表，自不待言。野针王茶形平直匀齐，如群笋破土、短剑出鞘，茶味狂放芳冽，沉着悠长，森然可敬可爱而不可慢。我头次品味，心生怪念，觉得此茶应是茶中儒侠。

伊渡：你怎么能从茶味中品出侠气，而且还是儒侠？

王跃文：野针王入口有一股霸气，势如强驽，冲颅贯顶，叫人躲闪不得。野针王本属绿茶，绿茶应是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可野针王偏不是这个味道，喝了它令人血热，有振衣高岗、笑傲平生、一涤尘嚣的冲动。这茶好像还不宜细斟慢饮，须得用白瓷盅一仰而尽。当年聂政刺韩王，倘若不是饮酒，便该饮野针王。这就是野针王的侠气。

为什么说野针王不是一般的侠，而是儒侠呢？因为这茶虽带侠气，却并不粗鲁浅薄。从来绿茶以清活见佳，只是略嫌味薄。野针王却深重绵长，沉稳醇厚，雍容大气。

伊渡：你可以写篇野针王赋了。古人说，酒类侠，茶类隐。你喝茶居然喝出了侠气，且是儒侠气。

王跃文：讲到侠，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虽为大隐，身上的侠气其实是不少的，所以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我年少时血气方刚，爱喝的是酒。喝起酒来曾有“三不论”的豪语，即所谓颜色不论深浅、度数不论高低、酒杯不论大小。人到中年，转而嗜茶，大概是因为我身上的侠气日少，而慕隐之意渐盛。

我其实是一俗人，即使嗜茶，且嗜好茶，却雅不到哪儿去。周作人说，喝茶须得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真是雅得很了。可半日好茶，便能抵过十年实实在在胼手胝足的辛苦日子，说得也太轻松了。我有时疲倦，想起人生漫漫长途，不知何时到岸，心中颇有些畏惧。喝上一杯好茶，也许能给自己鼓鼓往前走的劲头吧。

伊渡：我觉得周作人所神往的生活方式是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倒并不在于物质生活怎样的奢侈豪华，而在于它的丰腴、精致和无用，在于它的安闲与优雅。你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很认同？

王跃文：我无法优雅。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乱世，在饥饿、贫困中长大，青年时代颇有点儿匡世济民的想法，又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确虚妄可笑。但终究不能闭目塞听，有时难免瞋目发指。我是这种心性，自然就优雅不起来了。

但我很向往清明平和的境界。优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风度，可以由环境熏陶和后天训练而得，无关乎内在灵魂。戈培尔下达杀人命令时正欣赏着巴赫的音乐，还不优雅？我所向往的清明平和，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人生态度。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善于放弃，能够在滚滚红尘中毅然抽身而退。我读夏目漱石的散文随笔集《梦十夜》，从他病中杂感《浮想录》中，领略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伊渡：夏目漱石曾是极端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我是猫》对人世的病态丑恶极尽讽刺，笔调辛辣，真叫“猫眼看人低”。

王跃文：对。他的本名是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晋书》中孙楚“漱石枕流”之语。名字是很清雅的，他的性格却阴郁、愤懑、神经质。四十岁后，他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改往日性情，慢慢变得平和清明起来，倒有点儿符合“漱石”的本意了。《浮想录》其实就是他的病中日记。他说过在病中写俳句和汉诗时的心境：“我平日迫于事务，连简便的俳句都不作，至于汉诗，因为太烦难，就更无从着手了。惟有像这般远远地打量着现实世界，杳渺的心底不见半点儿滓碍时，俳句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诗也乘兴以种种形式浮现。这样，回顾起来，那段日子实在是我平生最为幸福的一段时期。”

夏目漱石的俳句和汉诗写得怎样我无从评价，因为我实在是外行。我所能领悟到的却是他病中所写那些俳句和汉诗中蕴含的意境。

伊渡：能和我说说你的领悟吗？

王跃文：像“谛听蟋蟀声，想来已数夜”、“日日山中事，朝朝见碧山”、“伫听风声骤，落叶孰先凋”这样的诗句，只有一个“静”字在里头。现在实在是浮世，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谈何容易。风鸣虫唱也许声声在耳，心里却听不见。

他的另一首诗：“秋风鸣万木，山雨撼高楼。病骨棱如剑，一灯青欲愁。”我很喜欢。钱穆先生曾论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句诗，说此中有诗情画意，深入禅理，是作者的冥心妙悟，达到了无我而有我的化境。夏目漱石这首诗却是物我各各分明，又各各相安。外面世界自然风稠雨骤，我也是病骨嶙峋，但内心并无焦虑恐惧抱怨。此时青灯之下那种愁，是一种淡淡的、清如水的愁。所谓平和清明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一种“一灯青欲愁”的态度吧。

伊渡：如此说来，人生得失真不知该怎样定论。夏目漱石的大病，何尝不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上天使他在病中解脱了一直纠缠着他精神心灵的痛苦，离开浮世的挣扎奋斗，以放弃而获得内心的清明平和，身心俱清。

王跃文：我以前认为，青壮年说放弃，不是矫情，就是未老先衰，只有老人才能如此，才应该如此，才有权力如此。我现在正当壮年，倒颇羡慕起这种境界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夏目漱石，我又不知他这种平和清明的态度，是幸还是不幸了。

伊渡：不要说得那么颓唐吧。艺术家往往就是一些偏执狂、狂想症患者和幻视者。因为他们感受现实的方式与众不同，才会有那么敏锐的艺术体验。一旦回复到正常状态，也许他们的艺术天才就消失了。梵高最好的画作都是在疯癫状态中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艺术的殉道者，让人不知是该羡慕他们的命运，还是为他们所背负的痛苦而唏嘘。

王跃文：应该说是敬畏。我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一个画家，好像叫良秀，只爱自己的女儿，却为了画好一幅表现人在地狱之火中挣扎的画，把女儿用铁链绑在车里，活活烧死，自己却只顾入神地观察女儿在烈火焚烧中的恐惧痛苦的神态。那太恐怖了。我敬畏，却无法接受。

伊渡：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我读过，叫《地狱变》，不是画师自己把女儿绑在车上的，而是他向他的主人崛川大公请求，让他亲眼看一下人在烈火中被焚烧的模样，崛川大公就残忍地把画师自己的女儿绑在车上烧给他看了。

王跃文：艺术家总有不同类型。像梵高和良秀，我相信他们是非如此不可。艺术的超自然力量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使他们成为殉道者，有时这就是一种神意。人不过是表达艺术的一个工具。

伊渡：可也有些人自以为是艺术家，艺术还没弄出什么名堂，就先做出了种种丑样子。这些伪艺术家们酗酒打架、满口粗话、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以为自己已然获得了既不对自己负责、更不为别人负责的权力。蓄上络腮胡，就以为自己是普希金。一个月不洗脸洗澡，就觉自己是嵇康、徐渭。嵇康不是说了吗？他“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又说自己“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

王跃文：这种伪作家、伪诗人也不少。说起来我也是有些怪癖的。我穿衣最讨厌袖子过长，长过手腕就浑身不自在。小时候，我穿长袖时，总要把袖子卷起来，还非得两边卷得一般长，比了又比，拉了又拉，反复多次才放心。好像是一种强迫症。

伊渡：真的呀？现在还这样吗？

王跃文：现在好些了。可还是有些小毛病。我不喜欢胡子拉碴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剃胡子。我平时如果用手摸着一根胡子茬，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拔掉，否则食不安席，睡不安寝。经常是在夜里，临睡着了，突然摸着一根胡子茬，就全力以赴去扯。短短的胡子茬柔软、滑手，怎么也扯不出来，却又懒得起床去取剃须刀。很多次，我几乎同一根胡子茬搏斗通宵，直弄得自己气短心跳、异常烦躁。后来，我汲取教训，只要摸着根胡子茬，马上起床去取剃须刀，不然，这个晚上的睡眠就完了。

伊渡：你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王跃文：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困扰。我睡觉时，哪怕心里不想事，也不是同胡子茬搏斗，就是同枕头搏斗。枕头是永远都不如意的，我要不停地调整它的形状和角度。我不知换过多少枕头，后来找到一种灌满中药材的枕芯，也只有一段日子感觉好。我现在最怀念的是小时候在乡下睡过的荞麦壳枕头，现在好像已无处可以寻得。

伊渡：你写作上有什么癖好没有？比如马原，无论何时，哪怕大白天，写作时一定要开一盏台灯，把稿纸笼罩在光圈之下。贾平凹写作习惯好像也很怪，听说他一定要拉上黑色窗帘，还得焚香，好像一种宗教仪式。

王跃文：我没有。我可以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写作，也可以拿着手提电脑到树林子里写作。很容易进入写作状态，一般来说写得也很轻松。我记得写《亡魂鸟》的时候，应朋友之邀在湘西一个小城度假。我住在山里，山上树木葱茏、清荫蔽人，山腰有个小木亭子，倾斜的亭柱子树皮斑驳，颇有古意。我每天带上电脑到亭子里去写作。那亭子又恰巧是过山行人的必经之地。山民们打着山歌呼啸而过，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各自相安。

细想起来，我可能还有种时间焦虑症。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知道准确的时间，哪怕半夜醒来，我总是下意识地去摸枕下的手表。时间无缘无故地流逝，我为此焦虑。我总是在想，哎呀，十二点了！哎呀，一点钟了！

伊渡：可见你平常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悠闲的。你为什么会如此焦虑时间的流逝？

王跃文：我想根源在于写作。我需要不停地写作，不然心里就发慌。而写作是需要时间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毛病，他们在一块总是自己先玩着，到吃饭的时间才打电话邀我出去。吃饭之后，我嘴巴一抹，立马走人。他们该玩什么，玩什么。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阅读吗？

王跃文：我读书真的是先天不足，都是后来恶补的。我的中小学阶段除了课本，几乎没有书读。我就读的中小学都没有图书馆。大学时我循规蹈矩，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我都认真去读，主要是古典作家的作品、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那时，我一天到晚手捧托尔斯泰、巴尔札克，很遭同学们鄙夷，因为我显得很老土，还在看现实主义的作品。那时同学们中时髦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加缪的《鼠疫》、贝克特和卡夫卡。我很少看这些书，也觉得很心虚似的，但我确实被托尔斯泰、巴尔札克等现实主义大师迷住了。我尤其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他对人的灵魂的探究、他表现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德的反省，都给我很大的震撼。

伊渡：我感觉你的写作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形式，都有对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的传承。

王跃文：我没有自觉地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有吧。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读书多吗？你怎么选择自己读的书？

王跃文：我相信人们对书籍的选择，总是为了不断印证和加强自己的某些禀性。我们说喜欢哪一本书，往往正是因为这本书里的东西正是你内心已经有的，只是它说得更明白，境界更高。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说喜欢谁，其实是喜欢自己。我有一个朋友，最有意思了，他读周作人，就说哎呀，我和周作人好像的。他读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又说哎呀，我跟埃克絮佩里好像的。我说，反正谁好，你就像谁，你身上具有所有人的美好品质。

伊渡：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也是这样的。

王跃文：读书也是有奇遇的。张爱玲说，亘古洪荒，忽然有一日相遇，也不过是轻轻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理解她所说的意思，就是奇遇。1988年，我因事经过湘江边的一座小城。小城很是清寂，窄窄的街道还是青石板路。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县城一样，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照例要去逛逛。不料在一堆特价书里发现一套1985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册，原价5.85元，打三折，1.75元。我买下了。我与这本书的相遇，觉得就是缘分，就是奇遇。

伊渡：金圣叹是个怪人，颇倜傥不羁。据说，明亡以后，他终日静坐，以读书著述为务。他也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每次态度都极为吊儿郎当。有次补博士弟子员，以“如此则动心否乎”为题，他在文章末尾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书三十九个“动”字。学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前三十九都还动，四十就不动了。子曰，四十不惑。如此解释圣贤，真是大逆不道。于是金圣叹终身与仕途无缘。他却大笑道：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专制的文化背景下，金圣叹能始终保持真正的思想心灵自由，真是个奇迹。

王跃文：你说得对。金圣叹正是以这样的自由精神，大笔一挥，腰斩《水浒》，自称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七十回，连楔子和原序共72卷，全书只到梁山泊好汉排完座次，卢俊义做了场噩梦为止。这一腰斩，可谓用心良苦，用意颇深。大凡好写文章的人读书，除了领悟书中深意，多半喜欢玩味文字趣味。我很喜欢金圣叹对《水浒》人物文法的点评文字，可谓标新立异、笔飞句舞、画龙点睛、金针度人，堪破千古文章之玄妙。

伊渡：我想金圣叹最反感的恐怕是假仁义假道德。他第一恨的人应该是及时雨呼保义宋江。

王跃文：我也很讨厌宋江。说句题外话，李雪健原本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但自从他演过宋江，连这个演员我都不太喜欢了。金圣叹说过，《水浒传》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正儿八经写来，其实只是把宋江写得令人深恶痛绝，真有猪狗不食之恨。但这些意味，一般的读书人似乎像都读不出来。《水浒》流传后世，一直被称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英雄们聚义的地方也称为“忠义堂”，可整部《水浒》，何忠义之有？宋江又岂是一个真正的忠义之人？坦率地说，我本来就对中国人历来宣扬的忠义节孝没多少好感。我十三四岁时第一次读《水浒》，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搭帮了全民评《水浒》运动，不然还得等到上大学才能读。我当时最崇拜的英雄是鲁智深和燕青，对宋江是怎么看都不顺眼。我当时年纪小小，说不出个所以然，看了金圣叹对宋江的评价，真是大快人心。可是，我又想不通，宋江如此一个假忠义、真虚伪的大奸巨猾，为什么连我小小年纪都隐约觉察，而水浒梁山那么多英雄豪杰，居然无人识破，最后俯首被他断送？施耐庵这样写的真正意图何在？莫非他知道三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会非常推崇宋江们？都说梁山英雄皆是官逼民反，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面绝大多数英雄恰恰是被先上了山的泼皮们用计哄逼上山的。

伊渡：如此说来，你与金评《水浒》真是一段奇缘了。

王跃文：金评《水浒》，打开了我读书的天眼，尤其是读小说。从此，中国古典小说，《三国》、《西游》我都不怎么入眼，独钟《红楼梦》而已。现在图书多如牛毛，《水浒》各种版本出了不少，要找一套好的金评《水浒》还真不容易了。

伊渡：说到读书，你对现在的网络文学怎么看？

王跃文：我原本不赞同有所谓网络文学的一说，正如我们不能把印在纸上的文学作品叫做纸张文学，不能把写在竹简上的文学作品叫做竹简文学。网络只是载体，仅此而已。但是，后来我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网络的开放和自由，它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可能做更多的探索。有人说大隐隐于网，这是有道理的。

伊渡：网络因为自由，也有很多另类的东西。

王跃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段时间，网络文学里好像是春声一片。叫春的，骂叫春的，很是热闹。有的所谓女作家“自拍裸照”，要来“唤醒身体”。真有点儿春色如海的样子。

伊渡：只是不知她们要用自己的裸照唤醒谁的身体？唤醒她自己的身体吗？照照镜子就可以了。唤醒爱人的身体吗？自己的卧室就足够了。唤醒大众的身体吗？那些小女子简直就是殉道者，太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王跃文：中国人喊了几千年“万恶淫为首”，弄得人人都像被阉割了一样。越阉割，越文明。祖先们如果真按朱熹先生说的，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那么华夏大地之上早就只有天、没有人了。幸好祖先们也不那么听话，还是一代一代干着人欲之事，不然今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恐怕早已成为西方人探索东方文明神秘消失的考古场所了，就像马雅文化一样。现在好了，网上美眉们来了个彻底颠覆，玉体横陈、离经叛道，够勇敢了。

伊渡：香火代代相传，当然得感谢女人的身体。但女人的身体又真不幸，要么是男人赏玩的对象，要么成了祸水，要么又成了男人美德的试金石，好像菩萨在唐僧面前施的魔障，只是助他取得真经的手段。现在更了不得，女性身体又要担负起“唤醒身体”之重任。可是，不知为何非得女人身体担此重任？难道只是为了唤醒男人？

王跃文：男人身体被唤醒了怎么办呢？醒着的男人必定大骂祸水。所以，美眉们与其忙着去唤醒别人的身体，不如先把自己内心的什么东西唤醒才好，比如自尊，比如自爱。因为人毕竟是和动物不一样的。

伊渡：女性作家有意或无意地以身体作为卖点，这账是不是都得算在女人自己头上？我总感觉在中国这个男权社会里，女人要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非常艰难的。比如对于才女。中国的男人们是大多不喜欢才女的，除非这才女兼有美貌和不幸。美貌是一个女人的最大价值，不幸则是美貌的添加剂。一枝梨花固然清丽，但如果是一枝带雨梨花，泪光点点、柔弱哀艳，就更加楚楚动人了。男人们对此尤物，自然要生出一腔豪气，忍不住怜香惜玉，做一番神瑛使者。倘若这女子因此感激涕零，恰好又有才华，诗词唱和，眉来眼去，那就更加风雅。但是，若这女子的才华智慧高过男人，甚至高出许多，且喜怒哀乐并不以男人为意，那这女子就是怪物了。

王跃文：你该不是在说我吧？我是很尊重女性的。可是你说的对女性智慧的不安和蔑视，不光中国男人如此，西方男人也是如此。古希腊有个女诗人萨福，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的勒思波思岛上。她的身边聚集着一群年轻美貌的女弟子，整日弹琴吟诗，游荡在葡萄架下。柏拉图极为叹服萨福的诗才：“人们都说九位缪斯——你再数一数，请看第十位，勒斯波思岛上的萨福。”

我读过的萨福的诗大多已不记得了，但有一首非常喜欢，印象颇深。这首诗写爱情的痛苦：“啊，那是让我的心飘摇不定，当我看到你，哪怕只有一刹那，我已经不能言语。舌头断裂，血管里奔流着细小的火焰，黑暗蒙住了我的双眼，耳鼓狂敲，冷汗涔涔而下。我颤栗，脸色比春草惨绿。我虽生犹死。在我看来，死亡正步步逼近——”

可是，萨福的才气被历代男人们嫉妒。考古学家眼里的萨福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其貌不扬。这样一个女子，哪怕她有诗才，又有什么可爱的呢？所以，男性诗人们必须赋予她美貌。几乎与萨福同时的古希腊男诗人阿尔凯乌斯创造了一个新萨福，他在诗中写道：“堇色头发，纯净的，笑容好似蜂蜜的萨福啊。”据说还有这样一则逸事，萨福因故曾被法庭判处死刑，她在法庭上当众解开衣服，裸露胸脯，于是全场惊艳。大家都说，这样美的女子不应该死，于是她得到了赦免。男人们在这里通过阴险的手段消解了对萨福的嫉妒，也就是说萨福必须有符合男人胃口的美貌，不然她就不配有那样的才气。

伊渡：时至今日，女诗人的身体也往往比她的才华更有震撼力，这也难怪有些女作家动辄就搞什么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之“美”也便成了最好的卖点。在这一点上，美女作家们自觉地成了男人的同谋。

王跃文：萨福的性取向也颇被争议。十九世纪女权主义者坚持说她是女同性恋者。萨福所居住的岛屿勒斯波思成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她的经济还是情感，如果不依赖于男人而独立存在，男人们都是无法容忍的。古希腊男同性恋时髦得很，那是有身份、有品位的象征，女人只能是家里的佣人和生育机器，怎么能成为精神上的伙伴呢？所以，男人们要获得精神层次的交流与享受，只能去搞男同性恋。女人怎能这样呢？但萨福偏是如此，真是个怪物。于是古罗马的文学批评家便推测萨福是娼妓，而罗马诗人奥维德更说她患了抑郁症还嫌不够，最后干脆给她重新安排了一种命运，让她最后爱上一个美男子法翁，又遭法翁抛弃，最终于痛苦之中跳下海边的悬崖而死。奥维德的诗流传千古，男人们的心理也平衡了。女人，尤其是有才华的女人，死也得为男人而死，否则，这世道还过得下去吗？

伊渡：同赋予萨福美貌一样的道理，男人们往萨福身上泼脏水，也是为了消解心头嫉妒之恨。

王跃文：其实，男人是因为自己的虚弱，才不能容忍有才华、有力量的女人，总喜欢小女人。讲起来，中国第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大女人——女娲。女娲造人补天，何其大也。女娲之后，也还是大女人吃香。《诗经》里吟咏的美人都是大女人，“硕人其颀，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长得高大健壮才美。那时候，女人的名字也都颇有气魄。《绵》吟咏周民族的起源，开周国的第一人古公亶父本来是个鳏夫，幸好来了一位叫大姜的姑娘和他成家立业，繁衍子孙，从此兴旺发达。周文王的母亲叫大任，周武王的母亲叫大姒，她们统统给自己冠以“大”名，当之无愧，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考虑男人会怕她们、躲她们。

伊渡：那也难怪，洪荒时代，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孔武有力是生命第一需要。林妹妹在那个时候，不被野兽吃掉，也会被活活饿死。那时的男人，也必是血气丰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赳赳好汉。那个时代，天地都是新的，力量才是最美。

王跃文：不光是中国，西方民族的原始时代同样崇尚大女人。雅典娜女神无非是世俗女子的模特，那么英气逼人，当仁不让与男人追逐在权力场、智慧场、战场、情场。赫拉为报复丈夫花心，公然与贵为宇宙之父的丈夫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她可不怕丈夫一怒之下休了她，也没有谁问一句：这样的女人，谁敢消受？维纳斯也是丰满高大，被盛赞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伟大”一词在女人身上，除了革命女英雄和母亲，用于形容女性之美，实在是贴切之极。

伊渡：中国到了唐，俨然大帝国气象。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却是大女人当家。武则天不说，杨贵妃也差一点儿就动摇了江山。杨贵妃美得羞花闭月，也无非是“胖大”。据说夏天她睡在凉席上，玉肌横流，可从凉席下筛露出肉来。真正一位“硕人”。五代以前，妇女都是天足，奔跑跳跃，无不随心所欲。

王跃文：中国从五代开始，特别是宋明清以后，妇女进入“小脚”时代。满族入关曾强令汉族妇女放脚，有些汉族妇女居然以死相抗，好不刚烈。

伊渡：那当然了。三寸金莲给女人带来的好处实在不少，第一可以找个好婆家搏得丈夫宠爱。潘金莲就有一双好小脚。第二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下地干活，行不过百步，足不出内庭，一动就娇喘微微，弱柳扶风，连跳舞都只剩手的动作。真是“小女子”啊。只可怜强盗一来，不能逃若脱兔，要就要做烈女自尽，要不就失了贞节背上永久的骂名。

王跃文：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人都可以跑到月球上去了，克隆牛羊、试管婴儿比比皆是，差一点儿就克隆人了，却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小女人”。女人不论老少，言必自称“小女子”，仿佛非“小”就没有资格做女人似的。女人取名早就进入了“小时代”，什么“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已无话可说。说女人温柔“小鸟依人”，现在简称成了“鸟人”。弄得女人们惟“小”为美，而且这“小”并非指形体的“小”，而专指精神的“小”，真有些可怕了。

伊渡：像你前面所说的，“小女人”盛行，直接导因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主体男人的“小”。男人不再是大丈夫，怎么敢消受得了“大女人”？男人精神力量的萎缩，必然导致女人的“小”和“装小”。自古都说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女为悦己者容。男人已经没有能量来“悦”大女人了，不做小女人，或者不装小女人，女人怎么活下去？因为满世界的“小男人”，所以才满世界的“小女人”，阴阳平衡嘛。

王跃文：男人何以都“小”了呢？同人类命运有关？抑或全球男人都患弥漫性脑萎缩了？

伊渡：这让我又想起了沈复的《浮生六记》。读过这书的大多忘不了芸娘。芸娘是沈复的妻子，娴淑聪慧，擅风情又解人意，与夫君感情深厚缠绵，不幸早死。沈复把他们夫妻的哀艳故事写得幽芳凄绝，读之令人心醉。林语堂甚至说，芸娘是中国最理想的女人，得妇如此，三生有幸。

王跃文：我却不怎么喜欢芸娘这个形象。我总以为在中国历来生活最黑暗的便是妇女和儿童，历史上从没把他们当人看过。西方学者坦陈“中世纪以前没有儿童”，说西方中世纪以前从来没把儿童当成具有特殊情感要求的“人”来看待。中国什么时候发现了儿童，把儿童当作有独立人格和特殊情感需求的人来看的？现在的儿童，吃得好、穿得好，物质生活有求必应，但是他们在精神情感上，相当程度还是父母意志的服从者。中国的妇女更惨。古人有训，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中国的儿童如果是个男孩儿，好歹有长大的一天，那就总算熬出头了，做一个大男人威风威风。在外面做不做奴才不知道，在家里总可以做绝对主子的。可怜只有妇女，永无翻身之日。更可悲的，妇女从小身受传统文化的奴性教育，以当好丈夫的奴隶为己任，美其名曰“妇德”、“妻性”，实在更多的是奴性。

伊渡：向来为中国男人们津津乐道的芸娘，不过就是个美好的奴隶。固然她算有幸，丈夫爱她疼她，也懂得欣赏她的灵心慧性，可根本原因还在于她的“可爱”。这“可爱”说穿了，就是一切喜怒哀乐都以丈夫为转移，百依百顺，以至于善解夫意到这等地步，主动替丈夫拉皮条。她为丈夫选妾，周密筹划，亲自把她看中的女孩儿憨园诱入闺房，百般哄劝，终于将一只玉镯戴上憨园手腕，然后奔出闺房向丈夫邀功：此事成矣。后来憨园被一富商夺去，芸娘为此自责到吐血落病，再三为丈夫无福消受憨园而叹惋。这种妇德，中国的男人当然要大加赞颂的。

王跃文：有种论点说，太平天国时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论据是太平天国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广泛参与到战斗和生产中来，而且“天足”。这真是混账话。天王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妻道》规定：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太平天国还为妇女规定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人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伊渡：想想真让人不寒而栗。我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谁比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更残酷地对待妇女。

王跃文：鲁迅说过，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功。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

我真情愿妇女们首先能做到如鲁迅所说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哪怕她们因此变得不那么可爱。至少她们能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是一个有真生命、真情感的独立的人，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须知道，不择手段牺牲一切只为了把一个男人紧紧抓在手里并不美好，更不是人生的最高意义。有人会以为我说这番话多此一举，因为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大大改变了。我说未必。

伊渡：据说现在挺流行“野蛮女友”，这是不是一种反动呢？我不知道。我又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女人不好色。我们常听到某人骂某人是“色鬼”。不用说，这被骂做“色鬼”的人一定是男人。男人好色仿佛是天性，好色是男人独有的专利。

王跃文：你还别说，前两年我稀里糊涂被人哄去当了一回星姐半决选的评委。美女们在T型台上星目流盼、笑靥生辉、轻腰款款、凌波微步，确实美仑美奂。突然想到，这几年越来越红火的美女选举，是不是男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某种不便明言的欲望呢？男人们的审美胃口越来越刁，女孩子参加选美首先要青春年少。我听到有人在旁边嚷嚷：这个选手23岁了呀？太老了！我庆幸自己幸而不是女人，否则过了四十岁还有什么颜面再活下去？“老而不死是为贼”。其次当然得有非凡的美貌，然后还得有才艺。才艺表演被重视，更说明了男人们的审美要求提高了。是花还得解语，否则不是形同木偶？外在的美还不够，还得有内在的美。可我总觉得这种“才艺”所表现出来的美，还是为取悦男人。有一个女孩子在回答一个“才智”问题时滴水不漏：我觉得女人在外面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一片天空，在家也要“留住男人的胃、留住男人的心”。听起来，女人不论怎么优秀，最终的目地还是留住男人，留住他的胃和他的心。

伊渡：自古中国就有“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法，好像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容”是留给悦己者的，所以女人总是不能为自己而活。如果没有“悦己者”，女人连自己之色都不能好，何况好他色？

王跃文：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女色鬼那么少的原因了吧。孔子大人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管难不难养，女人总得靠人养。只要能求得这一“养”，有一张长期饭票，或者有一张含金量很高的长期饭票，女人得拼尽一生。有美貌，还得有才艺。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再不济也得有贤惠善良。否则，凭什么要养你呢？这等环境之中，女人只求生存，还谈什么“好色”这种高消费？其实从生理需要上看，女人亦是好色的，却名不正、言不顺，不能说出来。

伊渡：女人确有好色者，比如吕后和武则天，但那已不是好色而是好淫了。不论好色、好淫，这些女人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不但能完全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掌握着别人的命运。所以好色的前提便是首先要能主宰自己。

王跃文：我隐约想起一个传说，模模糊糊，记不真切了。英国中世纪时的英雄亚瑟，被敌人俘虏。敌人敬佩他的勇敢正直，暂且不杀他，但要他回答一个最难的题目：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一年以后交答案，否则取他的性命。据说亚瑟遍访所有聪明的女人，上至宫廷贵妇，下至乡野牧女，没有一个能答出来。眼看最后期限已到，亚瑟只好答应一个丑陋无比的女巫的要求：跟亚瑟的圆桌骑士之一结婚，然后亚瑟得到了答案。女巫悄悄地告诉亚瑟，女人最想要的，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伊渡：我很怀疑这个答案的正确性。因为我发现很多女人心甘情愿地把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交出来，给她都不要。确实，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给你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了，你就得独立，就得对自己负责。没有人可以依靠，也不要想着依靠别人。这是要准备着吃苦的。可是，现在准备着吃苦的女人，不是傻子，就是不得已。

王跃文：好了，我们谈了这么久的女人，是不是该换换话题了？

伊渡：那就还谈谈男人。你对男人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王跃文：半真半假地说，很悲观。2003年3月，法国一家杂志社请来著名的社会学家做一个问卷调查，主题是“男人现状”。受调查的是四个年龄段的城市男性，分别为20～25岁、25～35岁、35～45岁、40～50岁。社会学家请他们设想一下未来社会里男人的处境，得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而且骇人听闻：未来世界将由女性掌握，男人能够以顺从来求生存是最好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男人将逐渐消失，最终成为动物园里的标本，能与熊猫为邻已经是最高礼遇。

伊渡：那你不吓出一身冷汗？

王跃文：我没被吓着，那个时候我早已青云出岫，归入大化了。但未来世界究竟什么时候到来，我很感兴趣。据说，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根本原因并非因为女性主义的复仇，而是因为人类的繁衍生息不再需要男人，或者已经根本指望不上男人了。到那个时代，男人已经无法生产精子，人类的繁衍也早就实现了单性繁殖，或者干脆完全克隆。早有美国人类学家警告现代男人：别得意，你的xxxx比你祖父短了三分之一。

伊渡：男人没了“那话儿”，好像是很可怕哦。如果没有了男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只剩女人的世界也许确实要单纯、美好得多。《西游记》里就有女儿国，喝一口子母河里的水就能怀孕生子。可她们能保证生下的都是清一色的女儿吗？如果不慎生出几个男儿，又未能及时处理，一旦长大成男子汉，岂不又天下大乱？女儿国里的女国王不也千方百计劝诱唐僧留下来当她的夫婿吗？可见阴阳两极相生相克实在是自然规律，男人一旦不复存在，女人恐怕也走不多远了。

王跃文：有人给我手机发了个段子，说是农户家来了客，准备杀只公鸡。公鸡知道了，跳到屋檐上去了。农户吓唬公鸡说，你不下来，我就把母鸡全部杀光，叫你生不如死！公鸡听了大笑说，靠，老子终于可以出去找野鸡了！当然，这个笑话说的是别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公鸡和母鸡是相互需要的，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

可是，男人女人之间，除了生理意义上的依存关系，中国男女的传统关系实际上还是一种君臣关系，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慷慨激昂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能用“士”者必然是君，而“悦己者”自然只是男人。君是臣的天，男人是女人的天。男人支配着女人，却又离不开女人。女人养育了男人，却又臣服男人。《说文》里“臣”字的解释是“牵也，事君也。象臣服之形。”这“臣服之形”是什么样子呢？俯首，竖目，以示臣服。而“女”字的象形则是一个跪着的人。我不知男尊女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古诗源》里有首诗写一位被男人抛弃的女人，偶遇过去的丈夫，居然也要跪下来说话。“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伊渡：可要是有那么一天，世界变了。乾坤倒错，天地易色。男人都要放到动物园里去了，还谈什么纲常。也许只剩下女人是人类的进化？那时候的词典，该怎样解释“男人”这个词呢？这个词曾经耀武扬威、叱咤风云啊！未来的女人们对于已经消逝的男人，不知会怀有怎样的心情？她们在庆幸自我解放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洒几滴泪凭吊一下男人？可怜可悲的男人，仿佛注定要成为地球上被淘汰掉的劣等种类？

王跃文：且不说到未来世界，单是现在就已现端倪。女人们大喊女权，妇女解放，自信自力自强的时候，男人们平均寿命要比女性短，耐受力要比女人差，但男人肩膀必须比女人宽，个子必须比女人高，挣的钱一定要比女人多，官要做得比女人大。男人不能哭，不能选择系上围裙回到家庭，不能像女人那样穿裙子、涂口红、抹香水。男人只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然后头也不回，继续到官场、商海里冲锋陷阵。男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便成仁，不然，女人们会柳眉倒竖，大喝一声：你还是个男人吗？

伊渡：不过，也许暂且用不着那么悲观。现在很多女人的女权，好像还只是强调“被男人养”的权力。如果这样，男人还大大有用，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被送到动物园去。所以，男同胞们，珍惜你们有限的黄金时代，多多加油吧。

王跃文：可我又担心，也许这正是使男人精子枯竭的最重要的原因。特别是所谓的成功男人，更是危险。有研究表明，长期以车代步和泡桑拿的男人，性功能会大大减退。本来就不行了，还在外头快活，麻烦就更大了。

伊渡：不谈那么可怕的问题吧。我想问你，你心目中的享福是个什么样子？

王跃文：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事佛虔诚，多年如一日，连佛都被他感动了。于是佛现身在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满足你。我给你家财万贯？这个人摇头说不要。佛又问，我给你子孙世代高官贵爵？这个人又摇头说不要。佛又说，我让你长命百岁，万寿无疆？这个人还是摇头说不要。佛终于不耐烦了，说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人便说，我只要几间瓦屋、半堂书画、衣食无忧，一生清茶书卷足矣。佛叹道，居士啊，此等清福，我佛都享受不到，我又如何能给你？佛于是惭愧退去。

你问我什么是享福，这位居士所要的，也就是我所要的。你能给我吗？

伊渡：可我看你茶已有、书已有，几间瓦屋也已有，应该可享清福了，不必求佛来给你。说到享福，陶渊明有一组诗，《读山海经》，中间有一首，我觉得最享福了：“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经。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你看，微雨、好风、树木、鸟鸣、蔬菜、故人、春酒、读书，简直让人羡慕死。

王跃文：其实陶渊明退官之后也还是很辛苦的。他不是也“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吗？从早上干活儿，一直要干到月亮升起来才能回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耕读并重。我现在到乡下去，看到有些人家古风未泯，门楣上仍贴着“耕读传家”四字。但是，这写在红纸上的横批，早被风吹雨打得斑驳破碎，家中田园也已荒芜，孩子们小学没毕业就已辍学，再大一点儿就到沿海打工去了。已经不耕不读的乡下，还这样郑重其事地贴着这样的字纸，让人心里真不是滋味。

伊渡：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说》里说过，耕读并重者必耕渐勤而读渐辍。耕不容易，人会因为物质生活的压力，渐渐放弃精神生活。这就是读书与为稻粮谋的矛盾。

王跃文：说起来真令人感叹。我有一好友，以前最喜读书，总是说清贫才是书生的本命，自诩“阅读就是生活”。我们刚参加工作时，他在中学教书，我们见面喜欢用《红楼梦》里的话相戏谑：“妹妹近来读什么书？吃什么药？”当然认真问的只是前半句。有一天暴雨之夜，他手提一瓶德山大曲破门而入，从我书架上寻出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灌一口酒，读一句书，每到慷慨激昂处，还扬眉大笑，连称痛快痛快。此时，窗外炸雷阵阵、雨丝横飞，好像和窗内的慷慨意气相应和，那情景真令人难忘。数年之后，我的这位好友做了副县长。他喝酒的风采不减，我俩的友好亦不减。有次聚会，他感叹生活无聊。我说，你还好，爱读书。他摇头说，我们这种人还读什么书！

伊渡：清人笔记里面有很多好玩儿的。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里记张恺石轶事，说他当大理寺卿的时候，风流儒雅，诗书终日。被解职后，宦囊萧然，困于生计，于是写了一首绝句：“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更换，柴米油盐酱醋茶。”

王跃文：学一句鲁迅的话说，总之，难。其实，人就是他肉体的囚犯。我年轻时每遇痛苦，便背诵老子的名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背诵这话时既感到万分沉痛，又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老子已把话讲到极处，退无可退，实在大彻大悟。我又想，倘若我母亲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不知还有没有我？真不敢想像。可见人还是乐生怕死的。

伊渡：生真的可乐吗？实在痛苦太多了。生老病死不说，光为了满足这个肉身就极麻烦。肉身是物质的，首先就得靠物质养活。怎么活呢？可以是犬儒主义式的，就是欧根第尼的那种“狗式”生活，住在一只木桶里，以节欲克己来减少活着的麻烦，惟一要求是请来看望他的国王不要遮住他晒太阳。不然就选择享乐主义。

王跃文；说到底，不论犬儒还是享乐，都源自对现世价值的不信任。你如果不想犬儒，又不愿只像动物一样享乐，那就不要躲避痛苦，坦然承担一个人所该承担的吧。

伊渡：你除了读书喝茶，还有什么愉悦自己的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你是乐山还是乐水呢？

王跃文：也许我骨子里早藏有一股隐士的暮气，我特别爱山。见山就亲，并不在乎它是否有名，或有仙。山须有树。无树的山使人不亲。我不能说珠穆朗玛峰不是山，但那山只令人敬畏，你除了屏息仰视，不敢生任何亲近之心，否则就是亵渎。有树的山就仁厚了、柔和了、有呼吸了，你会觉得山与你同是宇宙间之生命，众生平等，你能与这样的山亲昵。

我住在麓山脚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傍晚去爬山。上山往往正是绿野烟寒时分，待下山已经暮色四合。我独独领略了麓山暮色之美，然而难言。

伊渡：我也常去岳麓山。麓山的树好，大多是枫树、松树和樟树。人在树下走，参天枝叶间露出碎碎的天。

王跃文：暮色中的树比白天显得更为深黝，郁郁团团浓如泼墨，一阵风来，枫松樟齐齐摇曳，齐齐作响。我会指着山中某间屋子痴人说梦：这间屋子硬要送给我住，那我就不讲客气算了。爬到山顶时偶有阵雨，飒飒而落，时疏时密，然而你决不会想着避雨，因为衣反正早已湿透，既因为暮霭，也因为汗水。

伊渡：你还挺阿Q的嘛。

王跃文：聊以开心嘛。下山时暮色苍茫，树缝间透出远处隔江城市的灯火。山上愈显得静。暮色无论怎样浓，树色总要比暮色重，好像比赛一样。如同中国画中讲究的墨分五色，暮色中的物事颜色同样丰富得各有韵味。树根处最黑，树梢处稍亮。大树反而颜色浅，小树躲在下面，黑漆漆的一小疙瘩。

下山时衣早被山风吹干了。人的脸在暮色中发亮。间或嗷地一声，那是猫头鹰的叫声。还有各种虫声，最响亮的有两种，一是蝉，一是金铃子，当然只在夏秋季。它们的声音都有跟踪人耳朵的本事，渐渐地，声音越逼越近，脆亮得简直咄咄逼人，突然一下子又远了，真好像在捉弄你。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