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塞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条。“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流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胸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脱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我做了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色中，我猫着腰，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

突然间，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儿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儿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枪，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禁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游戏”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党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出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处理？

王跃文：你是否指“公开信”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点“个人意见”。你知道，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点“个人意见”，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流出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流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干部脱产学习，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流本身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种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流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子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色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流了。

伊渡：我记得当时你那封公开信广为流传，甚至传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这种情形吗？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居然一纸风行，天下尽知？

王跃文：说天下尽知那也太夸张了，不过在原单位的确引发了轩然大波。我是按人数每个处室送几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缴。可有些同事推说没见着公开信，不肯交出来。有的处里负责人就说，你们想留着，就复印吧，原件交上去。于是很多人都把公开信复印了。后来我听说这封信的确传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级干部看了公开信，说这个比他的小说还写得好，这就是鲁迅嘛。此话传到我耳里，我惭愧不已。我向来敬仰鲁迅先生，却自叹没有他那样的胆略。先生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先生当年那种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写不出也不敢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对于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公开信立即就到了那位发表“个人意见”的官员手里，这都得感谢我处里的某位同事。这位同事见人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平日对我也极友善，还尽同我说些掏心窝子的话。不知道的，都会把他当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见着公开信，觉得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实当晚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谁把信送到某官员手里去的。我听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为人，并不往心里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见面，仍是热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从不把此事点破，没有意思。此人在官场上混得并不怎么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国王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典故，因此屁颠屁颠地把坏消息报到长官那里去。拍马无术，也是发达不了的。

伊渡：你还能记起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吗？我感觉这桩公案在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则逸闻，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价值。

王跃文：今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那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不在身边。不过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能记得大致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现代文明人的习惯称呼您“先生”，因为我觉得叫您“同志”，心里别扭。鉴于您可以利用您的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所谓“个人意见”，我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这样才公平。

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激愤。可是那种情境下，我能不激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道。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高权重。“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棍子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滑稽小丑。

我还写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深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春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头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软体动物们高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说，儿子，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出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子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口，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流出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做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眼。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激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胸襟宽大的官员不多。像伏尔泰当年收到别人的批评，他回信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成为美谈。可惜的是这种胸怀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官场。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流出局，恐怕同这事有关。

王跃文：事情已经过去了，评说它已没有意义。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谁在那个位置上，也许都会发表他的所谓“个人意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他也许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我完全敢于毫不谦虚地套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你嫉恨别人，别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年过四十以后，心态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来世上走一遭；又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有了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确十分讨厌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么都看得云淡风轻，多好啊！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平时看见穿黄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

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

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春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等级森严，层层相压，不是个中人物的性格或本质所能决定的，而是体制本身，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所以，与其说官场人际关系是等级关系，不如说是人身依附关系。官场一旦形成等级，是轻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开水瓶打坏了，管后勤的同事给我买了个新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开水瓶，竟触犯了等级问题。因为原来大家配的开水瓶款式老气，早不生产了，而我新配的开水瓶外观漂亮，价格比老式的也贵些。领导见了，非常生气，把买开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有回，单位给每间办公室配了个挂衣架子，大家都很高兴。不料，领导又不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厅级干部同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的挂衣架是一模一样的！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办了错事，马上把厅级领导的挂衣架换成更高级些的。

伊渡：等级观念居然会如此敏感？

王跃文：这还只是小小的日常细节上表现出来的等级观念，更深层次的东西越发可怕。不过我也发现有时候官场中人故意搬出等级关系，弄得神秘、堂皇，其实只是儿戏。比方，有阵子，上头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要摆上党旗和国旗。有同事私下疑问：难道爱党爱国也要讲究级别吗？我们处以下干部就没有资格爱党爱国了吗？我听了这种议论，嘴上不说，心里却猜想：无非是有关部门为赚钱想出的妙招。因为这党旗、国旗不是上头无偿发放的，还得各单位花钱买。当然说法上，只会讲这是收工本费，但毕竟要各单位出钱啊，不见得每个单位都肯出这钱，于是，有关部门就正而八经地提出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必须摆放党旗和国旗。如此一来，事情就显得庄严多了，而且涉及到政治待遇。既然这是处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就痛痛快快掏钱吧。

有时候官员讲究级别，就像三流演员摆谱。三流演员露面，本来没人认识他，更不会有人围观，却故意弄些马仔左右拱卫。老百姓喜欢看热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跑来看。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三流演员就从这种假造的场面中获得满足。有回晚饭后，我去家里附近的公园散步，突然感觉气氛异样起来。后来知道，原来是某官员散步来了，公园加强了保卫工作。我因为在政府部门混过些日子，懂得保卫制度，知道这位官员根本就够不上保卫级别。似乎这种保卫工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某某官员散步来了。

伊渡：我还从你的小说中读出很多官场的幽默，叫人捧腹。可是笑过之后又顿觉悲哀。

王跃文：准确地说，官场中可笑的事情还算不上幽默，只是滑稽。幽默同滑稽是有区别的。我曾写过篇小文章，叫《中国天天感恩节》，其实还可以写篇《中国天天愚人节》。

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某领导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看见床前明月光，怀疑地上起了霜。抬起头来望明月，低下头去想故乡。秘书听了，激动得不得了，说领导这诗写得太好了，比李白的诗更胜一筹。别人听了这个段子，会以为这绝对是瞎编的，我却相信官场中真有这样的滑稽。

有的官员为了讲话生动，滥用比喻，笑话百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我就听见有官员做报告说，我们要学会三条腿走路，要拉长第三条短腿，把第三条腿做大做强！官员的意思是工业、农业是两条腿，第三产业是第三条腿，而这条腿还很不够，要加快发展，所以就要拉长。我就不明白三条腿怎么走路？我还真想不出世界上有三条腿的动物。

我见过一位官员，曾经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这位官员有天喝了点儿酒，豪气冲天，说他要是不改行，仍搞科研，“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就不会是袁隆平的，而是他的。我望着他一脸醉态，点头而笑。这让我想起赫鲁晓夫有次对一位画家的作品发表评论，画家不买账。赫鲁晓夫愤然作色说：我当年是基层团委书记时不懂画，我是地区党委书记时不懂画，现在我是党的总书记了，难道还不懂画吗？其实，真有这样的官员，自己官当大了，就以为什么都懂了。

怀化黔城有座芙蓉楼，前人为纪念唐代伟大诗人王昌龄而建。楼上有副名联：天地大杂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艳色，百年人事尽如花。一天，有位官员莅临参观，读了这副对联，摇头说：太消极了，应改改。这位领导原是省里的笔杆子，很为自己的文墨功夫自负，于是信口就改了对联：天地大世界，千古人民建伟业；芙蓉多艳色，百年人事结硕果。幸好这位官员的职务还不算太高，没到金口玉牙的程度，不然芙蓉楼就惨了。

有人说《国画》影射谁谁，纯粹是扯蛋。整部小说只有一个细节是我直接从生活当中撷取的，就是那位疯老太太参加劳动的事。有年，我家乡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损失惨重。省里有位领导前往视察，见水利工地现场有位白发老太太在挑土。这位领导健步上前，问道：老人家多大了？老太太答道：七十岁了。省领导又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参加劳动？老太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省领导立即接过老人家的担子，亲自参加劳动。当然省领导很忙，也只是表示一下、做做样子。于是，当天电视新闻里就上演了这位官员接过老太太担子的动人场面。这位省领导的激动持续了好些天，他每走到一地，都声情并茂地说：同志们，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啊！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自觉到工地上参加劳动！当我问起她的时候，她没有更多的话说，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多么朴实的群众啊！事实真相怎样呢？那老太太是个疯子。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凑热闹，赶上红白喜事、群众大会之类，她都会去捣蛋。她头几句话听着也还明白，多说几句就乱七八糟了。当时，那位激动的省领导走向疯老太太的时候，当地干部可急坏了。万幸的是等省领导接过疯老太太的担子，陪同的各级领导都争着抢过群众的担子，电视镜头跟随着官员们而去，当地干部这才飞快地把疯老太太架走了。

伊渡：真有意思，难怪人家说你眼睛毒。说说你的乡村吧。

王跃文：我尽管经常回家乡，对现在的乡村却很隔膜。我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乡村。我少年时读《聊斋志异》，投映在脑子里的场景，总是我童年的乡村，那祠堂、那古树、那破屋、那野坟。我的乡村是相信鬼狐的，有种种神秘的风俗和禁忌。路边的断梳是不能捡的，那是御风夜行的女鬼跌落的；夏夜里千万不要到老柳树下面纳凉，空了心的老柳树都是成了精的；转着旋涡的河潭不能去游泳，那里有落水鬼会扯你的脚；而花越是漂亮越是可怕，每朵花里头都有一个取人魂魄的精怪。

伊渡：你家乡花很多吗？我很喜欢花。

王跃文：我的家乡虽是山清水秀，花却并不多。倒是大人给女孩子起名字，喜欢用个“花”字。什么桂花、莲花、梅花，一大堆。乡野人家有点儿闲地便种菜种橘树，没有种花的习俗。山上也只在春天开一些杜鹃，糊里糊涂红一阵就过去了。村子的某个寂寞的墙角，偶尔可见一株栀子花或茶花，似乎没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这些花便越发像《聊斋志异》里的花，要么好看而媚人，要么好看而害人。哪家闺女突然得了某种怪病，比方望着男人痴笑，比方日夜不停地唱歌，会做法的师傅就断定是屋后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念咒之后被砍去。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香玉》，记崂山下清宫两株花与一黄姓书生的情事。两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风流多情，与书生俨然夫妇；一株耐冬，名绛雪。绛雪这名字实在起得好。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也叫她绛雪。绛者红也。这女花妖一袭红衣，芳艳绝伦，却又名雪，晶莹剔透，清冷孤高，不容亵渎。她与书生虽然诗词唱和，言谈甚欢，却能终不至于淫而只是良友。有个情节很有趣，说的是黄生太想见绛雪，而绛雪却不肯现身。于是香玉便助纣为虐，带了黄生来到耐冬花下，用手掌从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约人的腋下处时，开始挠其枝干，结果绛雪耐不住痒痒，笑着从花树中走出来。读此情节，那怕痒的花妖又平添几分娇憨。我后来查书，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里记载那株茶花高二丈，径数十围，应是千年古木，不是我们平日随处可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挠花树的痒痒，傻乎乎地指望从花里挠出一个美女来。我现在住的地方，种有很多茶花，从冬到春，姹紫嫣红。这些茶花太多了，太热闹了。不像我乡村的茶花，开在僻静的墙角，能叫闺女思春。

伊渡：你喜欢花？

王跃文：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从哪里弄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粗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开裂了的标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踢鸡毛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撩开裤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别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只要开始尿尿，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满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互扯裤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裤子，别人冷不防将你裤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毕露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腰间，狼顾而行，提防别人扯裤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日清晨起床，扒两碗头日剩饭，背上书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裤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你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阴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抽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插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插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插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插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插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插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插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插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满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尿、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尿，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尿，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尿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满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跃文：谁的人格都有多面性，这是常识。总体上讲，我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但内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独、苍凉、灰心，有时甚至是绝望。有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根在于婴儿期缺少抚摸。我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我似乎有周期性的情绪低谷。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时，我易怒、孤僻、冷漠，耳闻目睹，索然无趣。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婴儿期得到过多少抚摸，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没有过被大人爱抚的经历。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有种撒娇的冲动，但我怎么也不敢扑到父母的怀抱里去。我甚至为自己这种心思而羞愧。

我小时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妈妈就会温柔些，问我想吃什么。我永远能够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时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换来的。不过就是碗光头面，几点油星子，几段香葱。就是这碗光头面，还得躲在灶屋里偷偷吃，怕弟弟看见了也吵着要。我现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里却总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宠称娇。

我小时候偏偏多病，哮喘、贫血、缺钙、失眠、抽风。我经常额头胀痛，其实是因为贫血，大脑缺氧。缺钙容易形成过敏性体质，就会犯哮喘病。可大人判断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额头是否发烧。我身体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过去，摸摸额头，并没有发烧，就一把推开，说我装病。所以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余，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额头，期待着发高烧。真发高烧了，兴许就有碗光头面吃。

我的身体是十八九岁以后慢慢强健起来的。少年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常常连拳头都捏不紧。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通常已是黄昏了。因为饥饿和虚弱，赶着十几里的路程，感觉肚皮越来越往背上贴。腰就不由得往下弯，最后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们家乡人形容饥饿，会说“肚皮饿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动了。

伊渡：我从你有些写亲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跃文：我说自己从小缺少爱，却并不等于说我不敬重长辈。他们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儿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性子刚烈，不怕事，不信邪。父亲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于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阳奉阴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欲膨胀。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份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但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时候或许就是众人养虎为患的恶果。幸好她只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这让我联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常引父母为戒。

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抽。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露着长长的胸毛。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抽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弄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抽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伊渡：当年作为公务员，你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吗？换句话说，你在官场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因为怀才不遇？

王跃文：说实话，平时有很多记者提过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像我真为什么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似的。我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没有意思。应该说，官场里面有很多素质优秀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场用人的机制却是劣胜优汰。曾经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热心，总是对我说，你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学会抓主要矛盾，跟紧一把手，别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长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会。我总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议。我是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谓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无非就是平时多向他们表忠心，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我想着这些就烦，哪里愿意去做？当时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温文尔雅，应该不是贪图小利的人。事实证明，我太高看他们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是勾心斗角。我谁也不靠拢，他们就暗自猜测，甲以为我是乙的人，乙以为我是丙的人，丙以为我是甲的人。反正谁都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就没有任何人替我说话。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认为官场中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殊人格才能飞黄腾达？

王跃文：我不想抽象地谈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我在县里工作时，有年闹洪灾，县长日夜战斗在抗洪前线。抗洪结束后，有关方面要我写篇报告文学。抗洪那几天，有位同事天天跟着县长跑，已经将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文字。正是这个时候，这位同事要外出学习，领导要求他把材料移交给我。这位同事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同我讲，材料在某人那里。我去找某人，某人就是不肯交出材料。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县里领导布置的工作。我反复找某人说服，他才道出真相。原来，写第一手材料的那位同事特意嘱咐过他，不能把材料交给我。我真是开了眼界！这位同事比我还小两岁，职务也比我低，却能干这种当人一套背人一套的事！我便料定，此人在官场必然大有作为。果然，当时那批年轻人里，只有他后来做到了副县级领导。别看副县级比芝麻官还小，但在县里从普通干部做上去很不容易。

调长沙后，有位外处室的同事，我同他平时只是点头之交，不太熟悉。有回，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托，约我吃饭。席间，这位同事大谈科学，总是遗憾自己脱离了本行。有位服务员走路时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同事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我说：不知道。同事说：地板太滑了，磨擦系数太小。哎，处处都有学问啊！我说：你真是长了个科学脑袋。同事说：我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浮想联翩，感觉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揭示啊！我说：你真该去搞科研。同事摇头叹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等哪天有空了，我会去研究研究生命科学。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生命科学都无所建树，这个人今后只要抽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斩获！我当时就想：这个活宝，在官场上肯定有出息。我又算准了。这个人很年轻，现在已是处级干部了。我想他继续这么愚蠢下去，还会当更大的官。

伊渡：俗话说，早知三年事，富贵万万年。你当初如果不那么自作聪明，学着傻一点儿，现在可能也在官场上发达了。你现在后悔吗？

王跃文：我呆在官场里面也不会发达，我不具备某种特殊人格。我不后悔。我现在过得比原来好多了，为什么后悔？我指的不光是物质生活，精神也充实多了。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灵魂。

伊渡：你从事职业写作近五年了，感觉应该是非常惬意吧。

王跃文：话又说回来，人想彻底的自由与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太忙了。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无所事事、独自远行。我夜里多梦，但绝少美梦。有回梦见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问了很多路人，没人理我。就从梦里急醒了。醒过之后却想，为何不在梦里远行呢？干吗急着回去？醒着不由人，梦里也不由人！

几年前，见媒体报道，有位中年男子在长沙街头徘徊，警察上前询问，原来那男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很羡慕那男子，居然患上这种很哲学的病。只可惜这种病用医学术语一说，就索然无味了，叫暂时性失忆症。此病极易治疗，甚至不治自愈，只需让他置身熟悉的环境，记忆很快就恢复了。

有回晚上起来，我朝卫生间里的镜子望着自己，很陌生。心中窃喜，可能要患失忆症了。可是，脑子马上又清晰起来，尘事种种，历历在目。还有回，某高校约请我去讲学，我却找错了地方。那地方我本来很熟悉的，几个月前还去过。我又想，自己可能真的要患失忆症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我曾经把一个真实事情写进了小说。有个疯子，每天坐在街头，望着对面高楼大厦微笑。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坐在老地方，幸福地微笑。当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内心很彷徨，不明白自己去路何方。我就老琢磨那疯子，羡慕他的自在。他面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他浑然不觉。他眼里只有对街的高楼，那里面也许黄金如山、美女如云，都属于他独自所有。可我马上发现自己也许亵渎了疯子的纯粹。疯子脑子里只有快乐，地地道道的快乐。

近些年，我只做过一回美梦。我梦见很多很多飞机，多得像夏日雨前的蜻蜓，低低地贴着田野飞。天边霞光万道。没多时，我自己也驾着飞机，擦着田垅飞翔。我把飞机停在水田里，飞机也像蜻蜓一样，翅膀上下摆动着，优游自在。我穿得浑身素白，皮鞋都是白的，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醒过好久，我仍恋恋不舍梦里那蜻蜓一样的飞机。盼着这样的好梦，却总不遂意。

我想耐着性子做好手头的事情，然后独自上路。不用周密筹划，也不去风景名胜，就像行脚僧人，载行载止，了无牵挂。

伊渡：我感觉到你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迷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地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色，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儿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伊渡：我有时也感觉孤独就那么没来由地笼罩着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孤独，好像仅仅只是孤独而已。

王跃文：我有时并不很信科学。按科学的说法，孤独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我却相信孤独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生理机制，一种物质，它蜇伏在我们大脑某处，就在那里，阴暗，固执，沉默，与我们的生命共始终、共存亡。有时我们感觉不到孤独，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个盹，一转念间它又会醒来，睁着灵闪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像人的大脑。我们已经能知道大脑的模样儿，它的构成、功能，哪里管形象思维，哪里管逻辑思维，好像都挺明白。可孤独所在的那块地方，永远处于黑暗蒙昧之中，没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论是神，还是人。

伊渡：作家也许本来就需要孤独？孤独也许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你的神经、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个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欲无度、及时行乐，有人吸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

伊渡：我想，独自远行还是太寂寞了。有个伴儿，到底还是会好些。

王跃文：我真的已独自出走过一回了。前不久一个风雪夜，阳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在信里说，我不知要走向哪里，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我，使我无法安宁。我想暂时独自离开，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转过身面对这追我的东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伊渡：一定把你妻子吓坏了。

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你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日日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和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词说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让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

酒店经理很高兴，说我的点子有意思，他们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也是很好的广告啊！

我当晚就给妻子写了封信，并且告诉她我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妻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你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你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惟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