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咱局里的变化不仅发生在某一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的；不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还在一些很大的方面。这种局面是来之不易的，因此是令人振奋的。”

赵勤奋常常端个茶杯在大办公室进行诸如此类的一些“演讲”。

大办公室共有三个半科“合署办公”：业务三科、宣传科、财务科，半个科是政秘科。政秘科副科长管着两个人：局里的小车司机和打字员吴小娇。政秘科副科长和另一位科长在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办公，将小车司机和打字员吴小娇“甩”到了大办公室。吴小娇的打字室与大办公室相连，原本还有一道门，自从上次“撬锁事件”之后，干脆将门板卸掉了，挂了一道白布门帘。上班的时候，那个妙人儿一挑门帘出来了，一挑门帘又进去了。

“妙人儿”吴小娇的办公桌放在外面大办公室。因为里边的房间很小，放一台复印机，一台电脑及相关的打印机之类，就显得拥挤。再还有一张小床，中午哪个不想回家了，就在小床上小憩一会儿。

外边的大办公室名副其实：很大。这里本是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第十二会议室。局里由最初的十五个编制一直扩大到三十五个编制，调来很多同志，办公问题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人员增多了，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房间却没有增多。老局长为此多次找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甚至对办公室主任说：再不给我们解决办公室，我们局只好像一些交通拥挤的大城市那样，实行单双号车牌轮番上街的办法了！将局里的同志分作两拨，一拨周一、周三上班，一拨周二、周四上班，到周五，只能一拨上午上班，一拨下午上班。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被缠不过，只得将“第十二会议室”改作一个大办公室。“第十二会议室”有点像某部电影的名儿，局里几个科室的同志鱼贯而入，又有点像这部电影的演员一个个出场亮相一般。

在这间有时热热闹闹有时又冷冷清清的大办公室里，乔正年科长与刘芒果副科长的办公桌占据了一个最有利的地形，两张办公桌嘴对嘴“吻”在一起。赵勤奋的办公桌原本与徐有福的是“一对”，可当副科长的第二天早晨，他却提前一小时来上班，将他的办公桌挪到了许小娇对面，将小车司机的办公桌挪到了徐有福对面。待大家都来上班时，他先入为主地对徐许说，你们看办公室这样重新布局一番，是有一种新的感觉吧？我在家里就喜欢将客厅的沙发与电视柜之类移来移去，面朝南坐沙发上看电视和面朝北坐沙发上看电视感觉就是不一样。包括卧室的床，我也喜欢常常移动位置和掉换方向。当许小娇对他这种“移动”提出抗议时，他却嬉皮笑脸对许小娇说：“这叫男女搭配，上班不累。”若老徐觉着吃亏了或者小娇你讨厌我了，我和老徐轮着在你对面坐——人家也不过是想多看你几眼嘛，何必这么小气！赵勤奋做出这样一副无赖状，许小娇也拿他没办法。转而赵勤奋又“安慰”徐有福说，老徐你也不要心有戚戚焉，若再调来一个美女，就和你“配对”，安排在你对面坐！吴小娇调来的前后，局里又调来一个年轻干事。赵勤奋果未食言，又自作主张将年轻干事和小车司机的办公桌“配”在一起，将吴小娇与徐有福“配”作一对。

市政府办公大楼面南坐北。大楼前有一个巨大的广场和几片绿地。这里原是一些低矮的民居，几年前市长让城建部门将民居拆除，建了广场，拆迁户在市政府的“安居工程”安置。旧平房变作了单元楼，有些群众还不满意，直到去年仍成群结队到市政府上访。有一次省上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到市里检查工作，这些群众竟在广场静坐。这不是故意给市长脸上抹黑么！市长十分生气，将城建局长和公安局长叫到办公室。市长先黑着脸问城建局长，拆迁安置过程是否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有无疏漏的地方？城建局长回答：完全按国家政策执行。拆迁户上访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分给他们的单元房面积不够，面积如何置换国家有明文规定，这个规定我们打印成宣传单，在拆迁前给每家每户发了一份，谁敢在这上面弄虚作假！二是认为市政府的“安居工程”质量不合格。他们甚至将一些材料到处散发，标题耸人听闻：“安居”何以变“危居”？并将这些材料提供给一些不负责任的小报，据说一些报纸已刊登了。到底是“安居”还是“危居”？安居工程不归城建局管，市政府专门成立有安居工程建设办公室。但为了答复拆迁户，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市质检站提供的质检报告是合格的。而质检报告有虚假，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既是这样，那就是你的事了！”市长转向公安局长说：“以后若再在关键时候发生这种恶性群体上访事件，就要考虑你是否称职的问题了。”

站在许小娇的办公桌前，可以眺望到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和绿地。市长叫来城建局长和公安局长处理拆迁户群体上访事件的事，是赵勤奋讲给大家听的。“既是这样，那就是你的事情了！”赵勤奋以市长的口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还威严地以手指了一下徐有福，仿佛徐有福是那个在市长面前毕恭毕敬的公安局长。赵勤奋转而钦佩地说，做领导干部，就得有这点儿说一不二的威严劲儿，说啥就是啥，吐口唾沫就是钉子，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咱方副局长说话做事就有市长这种气派，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料！——只要有机会，哪怕是拐着弯儿变着法儿，赵勤奋也要在局里的同志们面前由衷地赞扬方副局长，仿佛他说得话方副局长能听见似的。

自从担任副科长后，赵勤奋的变化十分明显，他说话用词比过去讲究了。过去他口无遮拦，有时信口开河，甚至粗俗不堪，令徐有福不屑。赵勤奋信口瞎扯的时候，徐有福觉得这家伙简直像《红楼梦》里的薛蟠，或者就是焦大——恨不得塞一把马粪到他嘴里去。可现在的赵勤奋，说话时一下变得十分注意遣词造句，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文绉绉的。自从方副局长讲了个“李代桃僵”后，他时常会将这个成语挂嘴边，并感慨说，李代桃僵，羊易牛死啊！徐有福你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操，一种气节吧！说到自己这个副科长，他还会引用杨万里那两句诗自谦一下：“半世功名一鸡肋，平生道路九羊肠”啊！他还时常“教导”徐有福说，在行政机关工作，最忌毛躁，最忌沉不往气，得有涵养，得有城府——城府越深越好，像晋朝的刘伶那样。《晋书·刘伶传》里载：“尝醉与俗人相杵，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徐有福啊！看看人家刘伶这涵养！喝酒时话不投机，那人捋起袖子伸出拳头就过来打他，他却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我这么瘦的身体能放得下你的一个拳头吗？刘伶这才是真功夫啊！徐有福，若有人扑过来挥拳打咱们时，咱们能心平气和地拍着瘦胸脯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吗？我看未必！啥时咱们的涵养练得有刘伶这么深了，不再计较那些鸡虫得失了，就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了！说到男女之事，他也有了新的观点，他说，古书上说，男女七岁不同席，这个要求倒过苛了一点，但男女之间还是应该讲究一点界限和礼节的，否则不全乱套了？徐有福我现在对自己在男女之事上是有要求的，境界确有所提高。我奉行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徐有福我劝你也奉行这个“三不”主义——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当然，如果许吴二小娇主动向咱们投怀送抱——当时许吴不在办公室，赵勤奋说到“许吴二小娇”时，向她俩的办公桌瞥了一眼，然后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咱们总不至于残忍地将她俩推开，那也太不人道了——现在可是一个讲究“人权”的年代！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对待她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低三下四，像古书上写的那样，骨酥筋麻，恨不得当下“做到一处”。相反咱们还得给她俩摆摆谱，炸炸大——当年国民党有个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比。“炸大”自此用以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兴许咱们一“炸大”，她们反倒不拿捏了，见了咱们低眉顺眼，曲意逢迎——弄不好就会宽衣解带，对咱们道个万福说：妹妹愿荐枕席！徐有福哪怕咱们为难一点，此时也得来那两句了：莫说欢娱嫌夜短，只恨金鸡报晓迟——赵勤奋有时说话一走火，用许小娇的话说，还是会露出过去那副“流氓”腔。但大部分时候，他说话的口气和作派俨然有了一副领导的架势——至少在徐有福面前是这样。

有一次赵勤奋在办公室给徐有福学领导讲话，他将一本杂志卷在手中，当做是麦克风，腰板挺直，向“会场”下边威严地扫了一眼后拿腔作势地说：“现在，我讲——第八个问题！”他拖音带调地说出“我讲”两字后，故意停顿了一下，并再次抬起眼皮威严地向“会场”扫视了一眼，才底气十足地说出“第八个问题”。然后便问徐有福，徐有福你看我像不像个市委书记或市长？我讲话时有没有那股不怒自威、让人看着听着心里怯乎的劲儿？在赵勤奋心目中，徐有福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些去相对象的青年人衣兜里装着的那个小圆镜，需要时随手掏出来照一照。赵勤奋说话时常常顺手拉上个徐有福，仿佛徐有福是他的一双鞋子，想啥时候穿伸脚就趿拉上——要么干脆就是一双鞋垫儿——需要时垫进去，不需要一把取出来，将这双臭哄哄的鞋垫儿扔垃圾箱里去。像徐有福这样一个懵里懵懂、呆头呆脑的人，能给他一双鞋垫儿的待遇就算不错了！赵勤奋这样想。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类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踩人的人和被人踩的人！比如在局里，局长和方副局长就是踩人的人，乔正年，刘芒果，包括我赵勤奋，就是被人踩的人。而在这个大办公室里，我就是踩人的人，徐有福这个笨蛋就是被人踩的人！赵勤奋想到这里，不禁怜悯地瞥了徐有福一眼，心想：这个家伙怎么被人踩在脚底下从无“痛”的感觉？好像还挺滋润的，简直像南朝陈叔宝那样全无心肝。

如赵勤奋所言，局里的变化不仅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还在一些“很大的方面”。所谓“金风未动蝉先觉”、“春江水暖鸭先知”。局里的“蝉”和“鸭”都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自方副局长来了后，局里的权力比过去大了！

过去若许小娇不在办公室，赵勤奋无法“放电”，就会对徐有福发牢骚：咱这个局简直像社会上流传的那种“四大闲”，徐有福你知道“四大闲”吧：“领导的老婆，大款的钱；和尚的xx巴，调研员。”还有“四大忙”呢！其中“两大忙”是“领导的手机，小姐的波依”——徐有福你知道“波依”是什么？不知道就不告诉你了。不过你以后骂人傻逼，可以文雅一点——改作“傻波依”——这下你该懂得“波依”是什么了吧——另“两大忙”我记不起来了。

而现在这个局却由“四大闲”变作了“四大忙”，有时甚至忙得团团转。过去对县上的工作只是业务上指导一下，施加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就像市政府的市长与调研员影响力的差别一样。若市政府一些重要部门对下有“市长”般的影响，这个局对下就只有“调研员”一般的影响。方副局长到任后，一次带赵勤奋、许小娇到某县下乡，这个县出面接待方副局长的竟是县政府一个“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市政府办公室印制的那个各县县级领导电话号码簿中，每个县都一溜儿排开有八九个副县长，这个县当然也不例外。可方副局长一行抵达该县的时候，竟连排在最末尾的那个副县长也没出面应酬一下。赵勤奋当时很不服气。方副局长却十分沉得住气，仍然谈笑风生地到该局统计产量的那些企业检查工作。方副局长检查得很细，在某一个企业，他深入到一些很艰苦且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岗位上，他甚至顺藤摸瓜，来到这个企业储存消防器材的库房，而这些外形像日本鬼子当年投下的炸弹一般的消防器材，消火栓已全部锈死，用大号扳手拧之都纹丝不动。总之方副局长在这个企业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当时市里正在大抓安全生产，因为邻省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爆炸事故，都是因一些不安全隐患未被及时排除所致。这两起爆炸事故死亡人数逾百，连省长都引咎辞职了。检查毕，方副局长要求该企业从即日起停产整顿。企业的领导傻眼了，这个企业停产整顿一天，就会导致县财政减少多少收入。而消除这种隐患需要上一套新设备，花多少钱购置设备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从购置设备到安装好重新启动生产，最快得三个月时间！

当时企业领导和“副处调”向方副局长求情，方副局长毫不通融。企业领导真着急了，嘟囔了一句：“拿着鸡毛当令箭！况且县里其他几个和我们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也一样，都没有这种安全设备。”

这话被方副局长听着了，他冷着脸对“副处调”讲：“这根鸡毛我是拿定了！明天起必须停产整顿，而且不仅是这一家企业，所有同类企业全部停产！”

县委书记与县长闻讯，当天下午跑到宾馆向方副局长求情。晚饭县上以最高的“宴请”规格款待方副局长一行。方副局长坐中间，县委书记和县长坐两侧。方副局长身材高大，县委书记与县长短小精悍，坐那儿就像一个大人拖着两个孩子；又像一座山的主峰两边，有两座略低一点的峰峦；还像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旁边放两篇散文或两首诗歌。

晚上县里“五套班子”领导又与方副局长一行进行了座谈。县上的意见是能否网开一面，一边购置设备一边生产。方副局长最后讲，考虑到所有企业全部停产，对县上经济发展影响大了一些，所以其他企业可以考虑一边购置设备一边生产，但他去检查的那个企业，必须停产，这样双方都有个交代。

会议进行当中，方副局长给市委书记拨通了电话，有条不紊地汇报了他对全市安全生产的一些忧思，并提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在“隐患险于明火”这个问题上与市委书记达成了共识。

方副局长与市委书记通话时，显得从容、恭敬但不谦卑。市委书记对他的意见十分能听进去，还有一种赞赏，口气中少了一些威严多了一些柔和与关爱，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望着自己生龙活虎的孙子一样。包括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能听出或者感觉出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是融洽的，甚至是丝丝入扣的。就像一条欢快的小河奔向大江一样，大江张开怀抱接纳了小河，而小河融入大江也十分坦然，十分自若，就像一个撒娇的小孩刚弃开母亲的乳头，又很快一头扎回去淘气地噙住一样。

从此以后，方副局长到哪个县下乡，县委书记与县长必定亲自出面接待，并召开座谈会向方副局长汇报工作。有时书记与县长若不在县里，也一定会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打电话向方副局长问好，并安排县里的常务书记与常务县长接待他。

这个局的地位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即使赵勤奋这样的副科长下到县上，也会受到热情款待。有一次赵勤奋与徐有福奉方副局长之命到某县搞调研，县里一个副县长竟一直从始陪到终，临走前还给他俩每人带了一些本县的土特产。赵勤奋说，他都像刘禅那样有点乐不思蜀了！

那几天他俩住在县宾馆，赵勤奋破例没有向徐有福炫耀“如何谈恋爱”，而是滔滔不绝谈论方副局长，仿佛一个小学毕业生谈论自己的博士弟弟一样，脸上有种由衷的自豪和满足。他抽着烟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踱着步，对已脱衣而睡的徐有福说：“这就是咱方副局长的影响力！一个局重要不重要，当然与这个局本身的职能有关系。比如财政局与人事局，一个管‘钱’，一个管‘人’。这俩部门是因其职能重要而重要。就是二傻子当财政局长和人事局长，到哪儿也照样风光十足有人抬举。即使在酒桌上说一两句傻话，别人也会往‘不傻’处理解，甚至以为是那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呢！而有些局，部门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因局里领导重要而显出其重要。往远说战争年代某某著名将领，原本是军长师长，一夜之间突然被降为营长连长。他就是当连长时，也比同样是连长的其他人重要多少倍！因为说不准哪一天，他又突然成军长师长了。文化革命中，某中央领导人，突然有一天就成为某省某市的一个拖拉机厂厂长了，同样的拖拉机厂厂长能与他同日而语？往近说就是咱方副局长。徐有福你信不信？咱方副局长将来必成大器！一个人是不是个人物，能看得出来的，咱方副局长将来不仅是个人物，很可能还是一个大人物！”

徐有福发现，赵勤奋的“兴奋点”已有所转移。过去他的兴奋点是许吴。只要一见许小娇和吴小娇，他的眼睛就会陡然放亮，就像一个电压不稳时吊在半空的电灯泡，电压低时钨丝发暗发红，电压高时突然会放出炽烈的亮光。可现在他的兴奋点却转移到了方副局长身上。只要一提起方副局长，他就像杜鹏程写作《保卫延安》一样充满了激情。仿佛方副局长将来若成为一个大人物，是他这个“伯乐”发现的似的——就像当年杜鹏程抱着厚厚的一摞书稿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冯雪峰一样——若方副局长是杜鹏程怀中那一摞厚厚的书稿，赵勤奋以为他就是冯雪峰；若方副局长是已经成书散发着独有书香味儿的那本厚厚的《保卫延安》，赵勤奋会大言不惭地说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至少也是该社的一位资深的责任编辑！

“方副局长若是一个人物，那你赵勤奋就该是一个动物了！”徐有福突然想起那几句顺口溜：“一两个情人是人物，七八个情人是动物，一个没有是废物。”

若在过去，徐有福这样说时，赵勤奋保准会一脸惬意地回他的话，用有点猥亵的口气色迷迷地说：“咱比动物还动物，早超过七八个了！”可那天这小子却突然皱了皱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说：“徐有福请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

徐有福那天也有点不高兴：莫非赵勤奋以为他现在已经是个人物了，别人轻易触犯不得？这真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他想撒尿的时候，别人就是他的尿壶，掏出来素素素只管往里尿。而别人哪怕无意溅他脸上一滴尿水，他也会冲别人发作。

那天徐有福是第一次反抗赵勤奋。赵勤奋当时唬着脸给他说了“徐有福请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的话后，他也顶了一句：“赵勤奋请你以后也不要那样，那样不好！”

那天在那个县的宾馆说过这句话后，徐有福背过身再没有理睬赵勤奋。看来“从奴隶到将军”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有追求平等、维护尊严的权利。徐有福过去从来不懂得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因此常常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离开家园一两千年再谋求“复国”，将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因此现在国与国之间往往是锱铢必较，寸土必争，就是怕给后人留下遗患。对一个人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能做到“寸土必争”，就不会有人轻易侵犯你了。两位“哲人”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诲。一位是朱熹，他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位是田小兰。田小兰指出的“摆多种姿势”，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种姿势？

徐有福好像渐渐悟出了一点人生的道理。这是一个多么迟钝的人啊！他悟一点点道理出来，怎么像妇女生孩子那样艰难！又像一个被夹住的老鼠，吱吱叫着却急忙挣不脱那个暗器；还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老是用一双童贞的眼睛看待这个纷乱、杂沓而变幻多端的大千世界；还像一个初次离开偏远山村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子，拎着个小包袱，看见夜色中的红灯就不敢动了，就像兔子一见某种吞噬它的凶恶动物就卧着束手就擒一样。

虽然“反击”赵勤奋给徐有福带来一点欣喜，但最终他还是感到沮丧。若赵勤奋是动物，方副局长是人物，那自己就是个废物了。现在在人们的眼光中，废物甚至不如一个动物。这是一种多么不可理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啊！徐有福又想：方副局长若是“人物”，他的“一两个”情人是谁呢？转念他又嘲讽自己：你这不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