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完)
53
夜深了，南州市海洋招待所二楼的几个房间还亮着灯光。
易锋在青云忙完市委的有关会议后，便悄悄地来到这里，负责太爷任厚根案件的查处工作。好在青云与南州只是半小时的路程，即便黄伯昌有事找易锋，易锋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搪塞。反正，黄伯昌暂时是不知道太爷的案子正落在易锋手里的。
郑汤楷已经交待了他和任厚根利用工程转包之机收受贿赂数百万元的犯罪事实。祈成富也交待了任厚根在青云市人事变动时，为一些干部的提拨而向祈成富说情并谋取利益的事。这些证据都表明，任厚根不仅与青云市领导关系异常，而且因此获取的经济利益数额巨大，罪行严重。
但是，太爷任厚根到了海洋招待所后，始终不愿交待任何问题。他说：“我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他妈的会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和市领导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他妈的告诉你们，什么往来都没有！一个小小的村支书嘛，个嘣嚓嚓，与市领导会有什么往来？”他还振振有词地道：“你们说我是青云太爷，这是大家取笑我的叫法，我他奶奶的哪里是什么太爷，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
蓝屏山等人在将任厚根带来之前，从他海鲜城的办公室里顺手拿来了一叠干部自荐表，据了解，这些人都是青云市委组织部正在考察的市管干部候选人。只要太爷一发话，他们当上市管干部就是十拿九稳的事，而且必定会有好位置。易锋想，这个海鲜城的老总办公室竟然成了青云市委“第二组织部”，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地位远远高于市委组织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难怪任厚根被称为青云市的“地下组织部长”，这话一点都不假。
易锋正在翻阅这些材料，蓝屏山进来道：“易书记，这个任厚根腰里捆着的那个包被我们打开了。”
易锋道：“打开啦？里面是什么东西？”
蓝屏山道：“我们把他带来时，他的腰上还是捆着那个皮包，就是农贸市场上鱼贩子常捆在腰上的那种大钱包。我们发现这个包鼓鼓囊囊地，任厚根在房间里时，不时地用手摸着那玩意儿，心里很有些别扭。我和林朝虎商量了，觉得里面可能会有什么秘密。于是就让他打开来看了。”
易锋认真地听着。蓝屏山继续道：“他开始不肯，后来还是同意了。我们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卷一卷的钞票，总共有好多卷。在钞票旁边，还写着一个干部的简历：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华千麦，32岁，大学专科等。”
易锋道：“另外还有什么？”
蓝屏山笑了笑，道：“另外还有一瓶性药，几只避孕套。”
易锋也笑了，道：“这家伙，真是腐败透顶！”
蓝屏山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后，任厚根脸都红了，这家伙也会不好意思呢。可是，不管我怎么问，他就是什么也不说。那些钱和干部简历的事，不是明摆着的问题吗？可他就是不愿意说出来。你说该怎么办？”
易锋想了想，道：“先把这个华千麦找来问问，他会说出向任厚根送钱的事的。”
蓝屏山道：“让其他人进来的话，怕青云市委知道这个案子是我们在办呢！”
易锋道：“没关系，万一传出去，就说华千麦是我们办的，是南州市纪委委托我们办的，至于任厚根，还是推到南州市纪委，就说我们不知道。”
第二天，华千麦就被带到了海洋招待所。由于物证太明显，蓝屏山和林朝虎说了几句后，华千麦就无奈地交待出了请任厚根帮助升迁的事实。他说：“我听说任厚根和市领导关系很好，青云不少干部都是他办的，有的说他想提拔谁就能提拔谁，权力大得很。所以，我就找机会请他吃了顿饭。饭后，我向他提了我的事，想弄个公安局副局长干干，至少也要搞个党委委员或者交警大队长什么的干干。他说可以帮忙，我说会谢他的。过了几天后，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这事需要活动经费，我就有数了。于是，我准备了三万块钱，想给他送去。那天打了电话后，任厚根说他正好有事要出来一下，叫我到摩托车商店门口等他。于是，我就在商店门口把钱给了他。我怕他把我名字忘了，因为我们以前联系不多。所以我还特地写了一张条子，把自己的名字和简历写了两句给他。他就把钱和纸条都塞到皮包里去了。”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蓝屏山与任厚根面对面地坐着，他几乎都把华千麦的交待材料背诵给他听了，任厚根忽然笑了笑，道：“这个王八蛋，态度倒不错，讲得这么具体，真是他奶奶个王八蛋呃！”
蓝屏山道：“你说呢，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任厚根耍赖道：“随你们吧，你们说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蓝屏山道：“怎么能随便呢，你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村支部书记呢，对组织上的谈话一定要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任厚根道：“我讲不出来。”
蓝屏山道：“那你就写吧，写出来也一样。”
任厚根道：“我不识字，怎么写？”
蓝屏山笑了，道：“你不识字，怎么当村支书的？”
任厚根道：“不识字就不能当村支书啦？你看人家陈永贵，还当国务院副总理哩！”
蓝屏山道：“人家陈永贵是劳动模范，带领乡亲改变穷山恶水，那样的创业精神不说，而且也识字有文化，你呢？连个交待材料也不会写？”
任厚根道：“我也就是少认识那么几个字，要是多认几个字呀，说不定也弄个副总理干干呢！”
蓝屏山笑道：“你呀，正是吹牛不脸红。”
任厚根道：“什么吹牛，你别小看我一个村支书，别以为市长书记水平都很高，青云市的这些领导啊，其实都听我的，都在我的领导之下。就他们那点水平能当市长书记，我还不能干个省长省委书记？你们要是看得起我，把我再往上推一下，干个总理副总理什么的，我也会努力把它干好的嘛！”
蓝屏山逗了他一段，又严肃地道：“怎么样，华千麦说的事究竟怎么样？你倒是说呀，人家都说得清清楚楚了，你还不快点承认？”
任厚根道：“你既然知道人家说得清清楚楚了，还要问我干什么？这不是他妈个嘣嘣脱裤子放屁么？”
蓝屏山道：“人家说是人家说，你说是你说。”
任厚根皱道眉头，不耐烦地道：“行行行，我说。反正人家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上，我到时候盖个手印就得了。”
蓝屏山和他周旋了一番，总算把华千麦的事搞清爽了。但是，蓝屏山发现任厚根包里的钱数目不对。任厚根想了想，补充道：“我到摩托车商店旁边的一个美容厅里有事，华千麦把钱拿来后，我就顺手拿出一些还给美容厅里的小姐了。”蓝屏山追问为什么欠小姐的钱，任厚根就再也不肯说，道：“反正就这么回事。”
林朝虎、年绍昆等人一起来帮助做笔录，总算完成了第一件事。
至于其他问题，任厚根还是不肯交待。于是，易锋亲自出马了。
他来到任厚根房间里，和任厚根四目对峙了一番。易锋道：“你认识我么？我就是易锋！”
任厚根别有用心地笑了笑，道：“知道知道，大名鼎鼎啊！”他想了想，忽然道：“呃，不对，你们不是南州市纪委的么？怎么易书记也在这里办案呢？”
易锋道：“是南州市纪委的，我本来就是南州市纪委的纪检一室主任，下派到青云市当纪委书记的嘛。现在南州市纪委方书记又把我抽回来一段，叫我把你的事搞搞清楚。你可要配合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哟？”
任厚根道：“你们怎么说都对”，他不知怎么也来劲了，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听党的话，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
易锋道：“你和华千麦的事已经谈了，但是，你在海鲜城办公室里的那一叠材料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他们也叫你帮助跑官买官的？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任厚根道：“这年头大家都一样，不都想弄个官当当么？不过，我替他们办的事还没办成，钱也没有收进。你们要是现在把我放出去，说不定我还能进几笔呢！”
易锋道：“你别跟我开玩笑！我问你，你和郑汤楷、祈成富之间，究竟有什么往来关系？”
任厚根道：“我早说过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领导，看不起我们小人物，怎么会有关系呢？”
蓝屏山插道：“不对，你刚才不还说青云市里的这些领导都听你的么？他们能当市长书记你可以当省长省委书记的么？现在怎么说他们看不起你，和你没关系了呢？”
易锋道：“是啊，你别和我兜圈子。我实话告诉你，之所以把你找来，就是因为郑汤楷、祈成富都已经交待了他们和你之间的问题，其实你是应该知道的。现在他们说了，你却不说，这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任厚根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呀？”
易锋道：“他们说的就是你和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具体的细节我现在不能说，应该由你自己来说。知道不？”
任厚根装傻道：“我和他们究竟有过哪些关系，我也忘了。你不一件件讲给我听，我怎么想得起来呢？我一没文化，二记性差，你叫我怎么讲？”
易锋道：“你文化是没有，但记性并不差，我对你了解得很，你别想懵我。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交待的数字非常大，大得让我都吃惊。如果你不交待的话，这些账可能都要由你背着，因为，据我们调查得知，这些数额巨大的钱，都是由你一个人经手的，你的问题比他们严重得多啊！”
任厚根道：“不会吧？他们是领导，我是个农民而已。他们拿钱是受贿，我拿钱算什么，无非是拿点回扣，收点红包，或者好处费而已。”他振振有词地道：“你以为我不懂法律？法律这个东西我研究过的，我专门请顾问给我上课过的。受贿的要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算什么，老百姓、大农民一个。我虽然有个村支书的头衔，可这根本就不算官，根本就不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何况，我拿钱的事与村支书这个职务毫不相干，你们想定我的罪啊，根本就不可能！”
易锋谈话的幌子被他揭了一下，便故作吃惊地道：“哟，你还蛮精通的嘛！”然后道：“我并没有说过你受贿，但你违法违纪却是肯定的。你既然精通法律，那么我告诉你，定你受贿是困难的，但定你行贿却是不难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替人办事，从中收取好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被你用来向祈成富、郑汤楷等人行贿了。因此，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到时候法院定你一个行贿罪是少不了的，而且，由于你行贿的数目非常大，可能会被判得很重，我提醒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
任厚根傻了，道：“我替人家送钱，也可以定行贿罪？”他自言自语地道：“怎么我的法律顾问没有讲过呢？”
易锋笑道：“你不仅替人家行贿，你自己也单独行贿过。你造别墅的事，给兄弟姐办的事，都是与你送钱有关的。那些市领导虽然和你关系不错，但你毕竟也送了钱，人家才给你办事。所以，你行贿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任厚根道：“那么你说说看，我应该怎么办呢？”
易锋道：“你问我该怎么办，很好。既然你肯主动问我，那我就给你指一条出路。”他说：“行贿罪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判得比较少，为什么？因为法律上明确一条，就是行贿人具有主动认罪情节的，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正因为这样，那些出了事的行贿人，态度都是很好的，都主动地向纪委或检察院交待了问题，所以一般都没有最后定行贿罪。因此，我给你指的出路就是：你最好也积极配合我们查清问题，如果态度恶劣的话，法院还是要判行贿罪的。判行贿罪的案例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比如说，最近电视里放的那个给副省长送钱的老板，就判了行贿罪，你看到了吧？主要就是没有主动交待问题，态度不太好，就像你进来时表现一样。”
任厚根笑了笑，道：“易书记，谢谢你给我指的这条路，不过我想再问一句，是不是我全部讲了，你们就不处理我了？”
易锋道：“你先别问那么多，关键看态度。和组织上讨价还价是没有出路的。”
任厚根想了想，道：“好吧，我讲。我把郑汤楷和祈成富的事都告诉你们。”
易锋道：“你先讲他们的事，接着还要主动地交待其他问题。据我们了解，你和青云市现任的几个领导，都有经济往来关系，这些都要讲。”
任厚根又傻了，道：“和他们的事也要讲？”
易锋道：“那当然。关键要看你主动不主动。我们已经掌握的问题，你讲了还不算主动。我们没有掌握的事，你讲了，才算真正的主动交待问题，而且可能还要给你定个立功表现，最后从轻处罚或不予处罚，你明白了吗？”
任厚根道：“明白了，明白了。黄伯昌和叶逢秋他们的事，我他奶奶的干脆也都说了，只要你们算我立功就好，毛主席说过：坦白从宽嘛。”
这年的8月12日，青云市委书记黄伯昌与市政协主席金林奇一同前往省城参加政协工作会议。地区和省一级的政协工作会议开得并不少，但是这次会议的规格不一样，主办单位不是省政协，而是省委，说明省委对政协工作的重视。
在这次会议上，政协工作做得好的市县还要上台发言，而且要由党委书记来发言，以示鼓励。这些先进的市县的名单已经通知下来了，因为会议只开到地区一级，主要以鼓励地区为主，七个先进市中，五个是地级市，两个是县级市。三个地级市和一个县级市发书面交流材料，另外一个地级市和一个县级市上台发言。这个上台发言的县级市，便是青云市。也就是说，黄伯昌将代表青云市委光荣地上台向全省与会代表交流本市的政协工作。
黄伯昌很高兴，他对金林奇道：“金主席，你们政协工作做得不错啊，这次还被省委确定为先进哩。”
金林奇道：“这是市委对政协工作关心的结果啊，所以由市委书记上台发言，会议也是省委召开的。我们政协要感谢你这个市委书记的关心哩。”
黄伯昌道：“客气了，金主席，工作主要靠你们做，你们工作做好了，我这个市委书记脸上也沾光，还让我上个台，发个言，我要谢谢你才是哩。”
两人在前往省城的车子上互相客气着，谈了政协的工作，谈了省城的一些领导和他们的近况。
12日晚上，两人下塌于会议安排的祖井宾馆。吃过晚饭，黄伯昌说要去看原南州市委书记、现任省人大副主任余又樟。金林奇则说要去看一看大学里的老校友。由于青云离省城比较远，他们来一趟省城，自然该去的地方得抽空去一趟。
大约到了晚上9点多，金林奇回到房间不久，黄伯昌也回来了。毕竟，会见老领导和老校友用不着太长的时间，现在大家都忙着。忙着公事私事，忙着杂七杂八说不清楚的事情，也不好意思占用人家太长的时间。
看了会儿电视，也没有什么好节目。于是，两人便躺在床上，靠着枕头聊天。
金林奇忍不住想起了最近青云市的政局，有意试探道：“黄书记，这次我们出来开会，说不定青云市又要传说我们被纪委叫去了呢。现在干部一个接一个出问题，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只要几天不见面，人家就会传说被纪委两规了。”
黄伯昌坚定地道：“没关系，你放心好了。我这次出来之前，已经让办公室给电视台打了电话，让电视里播个消息，就说我们到省里来开政协工作会议了。”
金林奇夸道：“嗯，还是黄书记考虑得周到。”
黄伯昌道：“我也是没办法，最近纪委办案子的事，也把我搞得焦头烂额了。我不给电视台打个招呼，人家还真要传说我出事了呢！”
金林奇感叹道：“是啊，现在纪委办案力度是比较大，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该查的还是要查的。但是，有些社会上的舆论，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下，矫正一下视听。自从几个干部出事后，青云到处都在传说，说现在青云领导中一个好人都没有人，每个人至少三万块以上，杀头都有一批好杀。这种洪洞县里没好人的说法是不对的嘛，我金林奇工作了几十年，各方面比较严格要求自己，我相信自己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违法违纪问题吧，大不了就是吃几餐饭，下乡拿点土特产，三万块以上的事是决对不可能有的。”
黄伯昌道：“你别听那些瞎胡扯的事，公道自在人心嘛。”黄伯昌在安慰了金林奇后，也发起了感叹，道：“我到青云已经好多年了，也干了不少事。这几年经济虽然发展上去了，但社会还是不太安定，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反映还是比较多。特别是一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后，也让我寒心哪。我觉得，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呆长久了，总不是好事情，组织上也该让我们换换位置啦。”
金林奇心想：“噢，黄伯昌已经想动了。他是想平调呢，还是想再上个台阶呢？这些年青云经济发展快，他也算干点政绩出来了，肯定是想再往上挪一挪了。另外，也可以早点避开青云的这股廉政风暴，否则，迟早会出事情的。因为社会上关于黄伯昌与任厚根之间的事，是越传越邪乎呀。”
于是，金林奇道：“是啊，黄书记，像你这样能干的领导，也该动一动了。趁现在年轻，多为群众办点事情吧。听说，最近南州市的一个副市长要调动了，这个位置空出来可是个机会哟？”
黄伯昌看了看金林奇，会心地笑了，道：“轮得到我吗？现在能干的人多得很哟！我听说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就开始跑了。”
金林奇道：“现在风气是不太好。”又心想：“难怪晚上要去找老领导，可能就是让老领导帮助说说那个位置的事呢！”
两人一聊便聊到将近十一点钟。
正准备睡下，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来了。是省委办公厅打给黄伯昌的电话：“明天省委书记竺德长将到青云去检查抗洪救灾工作，请你马上赶回去。”
黄伯昌又紧张又失望，问道：“什么时候？能不能听完报告再回去？”其实他是想讲让他在台上“作完报告”再回去，说实在，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还从来没有在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上发言过，亮相过呢。他有些舍不得。
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说：“不行，竺书记明天十点多到青云，你应该一大早就赶回去等候。”
没办法，黄伯昌挂了电话，又给青云驻省城办事处打了个电话，让他们给他买好明天早上六点钟去青云的飞机票。因为早上坐汽车回去显然是来不及了，必须坐飞机回去。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当金林奇一觉醒来，准备上厕所时，发现另一张床已经空了。他才记起昨天的事，知道黄伯昌已经走了，也许，他正坐在候机室里打瞌睡呢。
黄伯昌一回到青云，便耐心地等候省委竺书记的到来。两办秘书、青云宾馆、抗洪措施、汇报材料，都打了招呼，包括中午的菜单都亲自过了目。
然而，一直等到十一点多了，还不见竺书记到来。他急了，便给南州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南州市委办公室主任说不知有此事，没有听说省委领导要到青云来。
黄伯昌更着急了，又让人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省委办公厅督查室的一位同志开始也说没有这回事，后来去问了一会儿，说是有这回事，竺书记现在正在荣嘉县检查抗洪工作。他原先是打算到青云来的，后来听说青云的抗洪工作抓得不错，他比较放心，于是就转道去了荣嘉县。
黄伯昌听后很失望，像是被人玩弄了一通。这是8月13日的事。
到了8月14日上午，南州市委办突然打电话来通知，要求青云市委领导在家等候，有领导要来检查工作。青云市的各有关人等就又忙乎了一阵。
这天上午10点半，省纪委的两辆黑色轿车驶进青云市委大院，一前一后地停在了市委大楼的右侧。
听说是省纪委的车子，青云市委大院的干部都敏感起来了，许多干部都把脑袋伸出了窗户，还有的则找了个借口，干脆下楼来看个清楚。
等了约二十分钟，大家就看到了市长叶逢秋出现在楼下，他已经失去了往日接待上级领导的那种谦恭的笑容，在两位陌生人一前一后的“护卫”下，走进了省纪委的轿车。而且很显然，三个人都坐在了小车的后座，叶逢秋被夹在了中间。
“叶逢秋被两规了！”不知是谁轻轻地说了一声。伸出窗户的脑袋就更多了起来。这时，载着叶逢秋的这辆车开动了，往大门驶去。
大家的目光正被这辆车的车屁股牢牢牵着。不料，大楼下又出现了市委书记黄伯昌，他虽然也没有笑容，但还能坚强地同旁人点点头。他走进车子的“规格”也是一样，也是一左一右，“保护”得很好。
车门关上了，车子启动了，并且迅速地往前面那辆车追去。
这就是震动青云当代史的“8.14”事件。自这一天开始，黄伯昌和叶逢秋就再也没有在青云的任何地方出现过。
在后来的几天里，大家努力地想在青云日报和青云电视台上寻找到黄伯昌和叶逢秋的身影，哪怕是片言只语，但都无法满足这一愿望。更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他们听到的，是更多人被纪委两规起来的消息。
青云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白边海被南州市纪委两规；
青云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游大南被南州市纪委两规；
青云市委常委、市委公安局局长陶渭上开始也说是被南州市纪委两规，后来听说中逃出去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他逃到哪去了。再过几天，青云市公安局的另两位副局长也没了踪影。直到今天，他们的去向还是一个谜。
青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毛沙芜也被南州市纪委两规；
青云市副市长荣洋江、陈莫进等人也先后被两规。
接着被青云市纪委两规的干部有：市土管局局长郝有弟、市财政局局长钱永光、市房管局局长邬德关，另外，还有皮卜麻、项德关、孟左光、于成荣、陈仁威等二十一名正局级干部和三十五名副局级干部。
青云外滩和月海广场热闹了，每天早晚都是人如潮涌，在纷纷地议论着青云的贪官，议论着黄伯昌、叶逢秋，议论着财爷骆财生、太爷任厚根。
自古青云出才子。今天，青云的才子仍然不少，他们隐藏在民间，在不为人所注目的普通单位里。但是，现在却站出来了，他们拿起笔来总结，编起歌来传唱。
其中，在青云百姓中流传最广的是这样一段民谣：
太爷三条线，还管一大片；
秋风扫黄叶，只剩金铜铁。
“黄叶”当然是指青云市的两位主要领导，而“金铜铁”则是指青云市现在还在位的三位领导，即市委副书记吴桐、常务副市长刘一铁和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金寿山。是啊，反腐飓风荡污涤垢，一大批青云腐败分子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青云的百姓可以放心了。于是又有秀才补上几句：
大快人心事，粉碎“太爷帮”；
贪官与流氓，扫入青云江。
54
青云廉政风暴经过新华社播发消息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还对太爷任厚根靠跟踪盯梢而成为“地下组织部长”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暴光，进一步震惊了全国社会各界。上层领导动怒了，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几次都以太爷任厚根的事为例，要求严肃查处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
与太爷一起闻名全国的，则是青云市纪委书记易锋。几乎每个省、每个市的报纸上，都刊载了青云廉政风暴的事，有的甚至连篇累牍，不惜版面。还有的借此对干部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展开了讨论。一些杂志的封面还刊登了太爷任厚根和清官易锋的大幅头像，从而使这些杂志的发行量大幅上升。
可以说，易锋与任厚根一正一反，成为中国当代反腐力量与腐败势力的典型代表。人们从任厚根身上看到了当前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如果任其泛滥下去，的确会引发党和国家的混乱，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同时，人们也从易锋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代反腐的中坚力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还有着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一批优秀的纪检干部，在为党的事业披肝沥胆，与腐败分子进行着如火如荼地生死搏斗。
中央纪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青云市纪委书记易锋的先进事迹。经层层推荐及中央纪委表彰办审核，决定授与易锋同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易锋与其他先进工作者区别开来，另外再授与一个“全国反腐勇士”的称号。表彰会将在明年年初召开，基本确定是在中央纪委全会期间同时举行。
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在一次纪检监察干部工作的座谈会上也专门谈到了青云市纪委书记易锋的事。有人提出，像易锋这样的优秀人物，应该大胆地提拔使用，决不能因为他有些个性而疑虑重重。这一精神传达到了南州市委后，南州市委书记鞠江峰与市纪委书记方孚白交换了意见，决定提议由易锋同志担任南州市纪委副书记。考虑到青云市的案件查处工作有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建议由他继续兼任青云市纪委书记。
南州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和市委常委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易锋同志的任命提议。易锋升任南州市纪委副书记的消息再一次通过媒体洒向全国各个角落。
这年12月底的一天，南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文成的案子又落到了易锋手里，迅速打断了他相对平静的一段日子。
由于南州市和青云市前段时间案子较多，大家都忙于查大要案，查那些线索明显的案子。等这些案子基本了结了之后，从祈成富、郑汤楷的案卷里搜寻到的有关南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老总夏文成的线索就渐渐聚集到了一起。特别是近段时间来，报纸上刊登了易锋就任南州市纪委副书记并即将赴京接受“全国反腐勇士”称号的消息后，有关南州国信的举报信便如雪片般地纷至沓来。有的寄给了方孚白，有的寄给了信访室，有的则直接寄给了易锋。还有的老干部则直接赶到南州市纪委，点名要找方孚白和易锋，要求迅速将国信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方孚白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与易锋碰了头，决定这个案子由易锋全面负责。
易锋翻看了有关夏文成问题的材料，觉得祈成富和郑汤楷都交待了夏文成与任厚根的权钱交易嫌疑，但并没有什么充分证据。而任厚根的交待材料里面呢，也只是说自己逢年过节常去夏文成家里走走，每次送上五百八百的，最多也就一两千。几年来加起来也有好几万了，但是这种礼金性质的东西，不太好说。虽然领导干部收受礼金是违纪的，但现在纪委主要以查处大要案为主，不可能为了千儿八百的礼金对一个正在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轻易进行立案调查。
因此，易锋觉得这件事要和国信公司的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反映夏文成到国信以后盲目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且很可能与外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事，应当引起重视。只是这方面的证据还不够详实，也不能轻易下手。
到北京开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易锋带领市纪委纪检监察二室的同志，以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的名义到国信作了调查了解。开了几个座谈会，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后，易锋觉得国信的问题的确不少。总的看和老干部们的反映差不多，唯一缺少的是可信度高的证据，特别是能够成案的证据。
易锋向方孚白作了汇报，提请市审计局的同志对国信问题先行审计，等审计有了个初步结果后，再进行深入调查。
在去京授奖之前，他对纪检二室的同志说：“你们要密切关注国信的事，一时审计有了结果，就抓住审计当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不放，随时做好深挖的准备。”
易锋到国信座谈后，国信的人很快就掌握了市纪委的真实意图。他们经常请市纪委的一些熟人吃饭，摸清易锋的分管工作，以及纪检二室的工作范围。这样，易锋的动向就一清二楚了。
方孚白从纪检二室布置工作出来，就接到了欧阳春的电话。
欧阳春刚刚升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在担任南州市副市长期间，就与当时的青云市市长长夏文成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来欧阳春调到省里，夏文成调到了南州市国信，两人的关系就更热乎了。方孚白在电话里一听到欧阳春关心起南州国信的事，心里便沉了一下，道：“欧阳省长，谢谢你的关心啊！”
欧阳春道：“小方书记啊，夏文成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工作能力比较强，在国信工作期间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有些问题，但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些资金方面的损失，还有外界方面的原因。我希望你们在对待国信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要考虑到国信未来的发展。”
方孚白含糊其辞地道：“好的，我们一定慎重对待。”两人又胡乱地客气了几句，方孚白就挂断了电话。方孚白心想：“这个欧阳春，架子老老大的，手伸得长长的，连我们准查个案子他都这么关心。管他是副秘书长还是副省长，只要发现了问题，照查不误，他还敢怎么样！”
市审计局进驻国信进行审计后，市纪委纪检监察二室的副主任程祖也加入了进去。国信的人便更开始怀疑了。那时，还有一些国信的老干部甚至到处在传，说市纪委的方书记和易书记对国信的问题非常重视，已经决定派人来调查了。他们还威胁说：“夏文成再不主动自首，就等着吃子弹就是了！”
易锋在中纪委全会上开会的镜头，很快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了。特别是中纪委举行全国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新闻，轰动了南州市和青云市的干部群众。大家争睹着中央纪委领导亲自授与易锋“全国反腐勇士”称号并与之亲切握手的镜头。
但可能连易锋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南州国信内部乱成了一团糟，各种内部矛盾都交汇在一起，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炸开来。
更让易锋想不到的，是他领着“全国反腐勇士”牌匾回到南州后的境况。
那天他下了飞机，走到南州机场取行李处时，一眼就看到了青云市政协主席金林奇的斯文身影。金林奇刚从深圳来，也刚刚下飞机。两人在等行李时聊得正热乎，青云市政协的驾驶员小胡和南州市纪委的驾驶员小魏先后都到了。小胡和小魏提着自己领导的行李走出了候机室，把行李放在各自的车子上。
金林奇似乎还有话要说，有种欲言又止的感觉。易锋便说：“我还是坐你的车子吧，咱们再聊聊，中午我请你吃饭，你干脆下午再回青云吧。”
金林奇高兴地答应了。在车子上，金林奇对易锋的高升以及刚刚获得的荣誉表示了祝贺，同时也谈了最近青云的一些情况，包括民谣、传言等等。他说：“近来有好几个作家都在组织文章，说准备把青云廉政风暴的这段历史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作为一笔财富哩。”
正说得起劲，后面响起了一阵刺耳的爆炸声。易锋和金林奇回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后面的那辆车已经被炸瘪了，一股烟雾正从破车里往外冒。
大家赶忙下车过去，却见驾驶员小魏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易锋马上知道，炸药显然就在驾驶室里，否则不会被炸得这么厉害！
他马上打了110，并向方孚白作了汇报。南州市警方迅速展开了侦破工作，市纪委则努力做好善后工作。令人遗憾的是，过了好一段时间，在驾驶室里安放定时炸弹炸死小魏的凶手仍然毫无线索。
在追悼会上，易锋走到小魏的面前哭了。他知道，小魏是替他死的。小魏是那么年轻，他死得太冤。更令人伤心的是，小魏原准备两个月后结婚的，新房和家具都置办好了，连酒席都已经提前订下去了。
究竟是谁这么狠心？究竟是谁这么亡命，敢对“全国反腐勇士”下黑手？
方孚白和易锋进行了种种猜测，但都集中不到一些，寻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方孚白道：“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带领二室的同志查清国信的问题。”
易锋也感觉到有人在时时刻刻盯着他。自己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有时真是防不胜防。不过，他还是经常提醒自己，决不能让坏人的阴谋得逞，让纪检机关的反腐力量受到损害。因此，他的日程安排除了方孚白外，其他人一概不得而知，真正做到了“上车没有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甚至连什么时候上班下班，在什么地方上下班都不让人知道，从而避免了再次遭受暗杀的危险。
市审计局对南州国信的审计还在缓慢地进行，但易锋认为对国信的审计不必像往常那样搞“马拉松”，应该抓住群众举报多的关键几个问题，作专题审计，尽量速战速决。
根据易锋的审计方案，审计小组对国信的审计就有了一个初步结果，而且还审出了国信公司九个方面的问题。审计局在向分管国信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商祖吕汇报的同时，还给市纪委移送了一份审计函。
易锋在看了审计函后，认为应该围绕这九个方面的问题再作进一步地了解，特别是市纪委的同志，要努力寻找出更具体的违纪线索，为下一步立案打好基础。
市政府1号楼的市长会议室里，商祖吕副市长正召集市纪委、市审计厅和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召开一个国信公司延伸审计通报会。在会上，审计局领导通报了前段时间的审计结果，市纪委副书记易锋也在会上讲了话。商市长要求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都表个态。当时，夏文成已任专职董事长，总经理的职位已经由原市物价局的局长耿吉红担任。耿吉红初来乍到，对国信的资金流失问题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他在会上非常轻松地表示：“要积极配合延伸审计，能够盘清资金，对下步工作是有好处的。”可是，夏文成却在会上表现得有些特别。他在谈了国信公司的成绩与问题后，忽然激动地说：“有人在外面传，说我已经被市纪委两规了！实际上我到国信以后做了很大贡献。国信很乱，我来了以后把国信引上了正常轨道……”市纪委副书记易锋在旁边听了很惊讶，便劝他“不要这么激动”。
易锋带着办案人员与审计局的同志碰头研究了国信公司的九个问题，尤其对其中的两笔资金，一笔300万美元，一笔2450万元人民币的去向，以及900万美元违规炒股和1481万港元损失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易锋说：“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认真制订一个延伸审计的方案出来。”
接着，延伸审计工作组到国信公司开会，由易锋在会上宣布延伸审计的目的和分工。次日，又与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逐一谈话，了解有关情况。在与夏文成谈话时，他对国信公司的问题侃侃而谈，道：“从全国国信系统来看，亏损面达40-50％，省国信的亏损面也达30％。但是，我们南州国信的亏损面只有12％，总体上看是好的。今年的毛利有两、三个亿，其中证券就有一个多亿。当然，国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延伸审计还是有必要的。”在谈了他到国信任职后取得的成绩后，夏文成又向延伸审计工作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你们在延伸审计过程中，注意考虑到公司存在的各种困难，考虑到有些问题是在金融风波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过去的问题。”
南州国信是一家实力相当雄厚的公司，虽然它也属于省国信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但是，由于南州地处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民间资本丰厚，因此，南州公司的体制也与其他地区一级的国信公司有着较大的区别。它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成份，有点类似于计划单列市的国信公司，在资本运营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权力。换句话说，它既属于省国信分公司，又不太像省国信分公司。
夏文成之所以要提到亚洲金融风波，是因为他到国信后发生的经济责任问题和个人经济问题，的确与这场风波有关。后来易锋也深深地感觉到，要不是因为这场风波，夏文成的个人问题也许会掩盖更长的一段时间。
易锋决定让纪检二室副主任程祖担任延伸审计工作组的组长，由他带着工作组成员重点针对国信公司打到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发展部账户上的2450万元资金去向等情况进行延伸审计。工作组先后两次到上海，在上海市纪委等单位的配合下，调查了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上海房地产集团公司、上海华夏企业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工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等，对2450万元资金的银行账户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
程祖从上海回来后，专题向方孚白、易锋等领导作了汇报。程祖说：“从调查的情况看，我们发现这笔资金存在四大疑点：一是夏文成他们说这笔资金是用于香港合资公司开发九龙花园项目的，但资金却打到了上海购买了物业，为什么不直接打到香港去呢？第二个疑点是南州国信公司花巨资购买的物业却不拥有产权。夏文成与香港华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春签订了一份‘物业转让协议书’，华文公司将拥有的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的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价格为人民币2450万元。南州国信已将该款直接汇入同为何春名下的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财务作为长期投资挂账。但到现在，南州国信仍未取得上海夏威夷花园的这部分物业。第三个疑点是连好公司发展部在收到款项两个月后即注销了账户。根据工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提供的银行账单等资料反映：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收到2450万元入账前，账户余额仅为49.4万元。此后，连好公司发展部陆续将款项分别打到了上海万银公司、亚洲物业顾问（上海）有限公司账户。发展部的账户不久后便撤销。第四个疑点是缺乏会计及业务合同资料。延伸审计发现这些资金打出去均用于购房，但购房款采用分期付款、用产权证向银行抵押付款等情况，何春所在的公司均无授权证据，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这些情况都非常可疑。”
易锋道：“是啊，你们发现的这些疑点非常重要。南州国信与何春在上海的这些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首先这个何春，逃脱不了干系。”
方孚白道：“对，你们要密切关注何春这个人。在他身上开刀，国信的问题就水落石出了。”
55
南州市政府2号楼。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延伸审计组的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鞠江峰对方孚白道：“孚白啊，我建议这个问题接下来由你们纪委牵头，务必彻查国信公司存在的问题。”
方孚白道：“好啊，国信公司的问题，我们已决定由易锋同志总负责。”
鞠江峰道：“好，易锋负责我就放心。”他看了看易锋，道：“易锋啊，你现在可是大名人啦，全国反腐勇士，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啊。我希望你在国信的问题上，继续发扬你的清官精神，既敢拚敢闯，又认真细致，使国信在问题查清后，发展得更快。”
易锋道：“我一定遵照市委的批示，和大家一些努力查清国信公司的问题。”
市纪委会议上，方孚白、易锋召集纪检二室的同志开会，要求尽快拿出一个初步排查方案。程祖在前期延伸审计的基础上，围绕国信公司的九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有五个问题与夏文成有关。
易锋道：“目前国信公司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给香港旗胜公司和上海连好公司的两笔资金问题，而事实上这两家公司都是港商何春具体操作的。方书记也说过了，何春是个关键人物。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快找到这个何春。”
程祖道：“我与市公安局的同志联系过了，他们说何春这个人也一直在他们的关注之下。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何春像是消失掉了，失去了消息。”
易锋道：“我到时候和公安局交换一下意见，让他们采取技术监控措施，务必找到何春。”
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确在关注着何春这个人的动向，上次市纪委到上海调查期间，他们也派出了一个同志参加工作组，顺便了解有关情况。易锋与市公安局打了招呼后，经侦队对何春名下的所有电话及重要关系人逐一进行了排查，准备在进一步筛选后采取技术侦控措施。由于何春是南州市政协委员、香港居民，市公安局还根据有关规定向市委履行了报批手续，准备将何春以涉嫌经济诈骗将其拘捕。
何春虽有名有姓，生意做得很大，在南州范围内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但是，经多方了解，均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易锋去了一趟上海，在南州市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那里，意外地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手机号码。办事处的同志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随意说道：“何春近来日子很当了过，由于企业出现亏损，找他要钱的人很多。另外，他因涉嫌向香港银行老板行贿，香港廉政公署的人正设法找请他‘喝咖啡’呢。但是，我们曾经找过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找过何春，这个号码就是季一谋的，反正有什么事的话，他会转告何春的。”
显然，何春已关闭了其他的通讯工具，只是在某个神秘的住宅里接电话，而且他在接电话前要看来电显示，除了季一谋的这个手机号码外，他一律不接电话。
市公安局经侦队在拿到这只号码后，立即着手对何春及季一谋展开了技术监控。他们会同市纪委一起请市政协领导主动与何春联系。
南州市政协马主席也不知道公安部门和纪检机关的真实意图。当他们说因为一个案子上的事要立即找到何春时，马主席表示愿意出面试试看，他说：“他来不来我就不敢保证了，反正我帮你们打个电话。”
马主席就拨通了季一谋的手机，道：“我是南州市政协的马主席啊，麻烦你转告一下何春，请他马上和我联系一下。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政协常委提名的事，呃，我们准备开个会，你让他主动给我打个电话。”
何春一直恳求马主席帮忙，把他这个市政协委员“提拔”为市政协常委。他和有关领导商量过，但是有人对何春提出一些看法，暂时就没有通过。这次，马主席再把这个理由打出去，相信对何春还是有些号召力的。
马主席在打电话时，南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早已先期抵达上海。他们通过马主席与季一谋打的电话，很快确定了季一谋所在的方位。接着，季一谋又用手机拨通了一个住宅电话，通话内容及何春所在的地点就一一掌握在了南州市公安局的手里。
何春听说南州市政协要讨论常委人选问题，像是久居戒毒所的瘾君子忽然看到了一袋白粉，马上活跃了起来。他立即拿起电话，想想不对，不能用这只电话打。于是，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马路边的一只公用电话亭下。
正当他拿起电话拨号码时，几名便衣公安围了过来，将他塞进了路旁的一辆轿车内，并且马不停蹄地将他押回南州。
这个何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于1935年生于青云，后考入省体院，毕业后一直在他的母校青云中学当体育教师，1972年到香港定居。他之所以能到香港，靠的就是他的叔叔何大德。何大德是香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近年来仅在家乡青云用于公益事业的捐助款就达上亿元人民币，因而对家乡人来说，何大德的确可谓是德高望重。青云市的学校、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何春投奔叔叔后，于次年成立了亚洲贸易公司，经营一些零头布。后在大陆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将叔叔何大德公司里的尼龙丝销往大陆，并将亚洲贸公司改为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由于在大陆享受免税政策，轻而易举地就赚了四千万港币。他用这笔钱买了写字楼和住宅楼，发现房价涨得很快。后来，大陆开放了，对大陆做尼龙丝业务的人也多起来了。于是，何春便放弃了尼龙丝业务，转而投向房地产开发。为了便于房地产开发，他先后办了20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他的资产有十几亿，但因近年形势不佳，负债也上十亿，估计净资产还有几个亿。
市公安局在对何春进行预审的同时，易锋让程祖等人拟定一个询问提纲，准备好对何春进行谈话。重点是问清南州国信投入资金的去向，以及何春与夏文成之间的个人经济来往情况。
易锋对程祖道：“何春与夏文成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夏文成有恩于何春，帮他解决了那么多资金，估计他不太容易开口。因此，你们要认真研究，抓住他的弱点所在，逼他主动就犯。”
程祖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南州市看守所，对何春进行谈话。从有关材料上了解到，何春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于六年前去世。他的母亲已仍住在台湾，现已88岁高龄，身体也不太好。更要命的是，何春的女儿从9岁起就得了精神病，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何家家风比较正，子女都很孝顺，也很讲亲情。何春的二妹现在台湾，为了更好地照顾老母及侄女，她至今未嫁，还是个老处女。何春本人也常回台湾看老母和女儿，不想让亲人们为他担心。特别是进了看守所后，他不敢在电话里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们，只是说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要在大陆多担搁一段时间。另外，何春近来生意上颇为不顺，亏损面比较大。但总体上来看，他的众多企业中，仍有一些盈利，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些企业，效益仍然比较好。因此，何春“破罐子破摔”的可能性并不大。
程祖分析了何春急于立功脱身的心理，展开了思想攻势。经过耐心说服教育，何春终于摸了摸那一头灰白的短发，在三五牌香烟淡淡的烟雾熏绕下，开始了他与夏文成交往的回忆。
事情要回溯到六年前。何春陪同他的叔叔何大德到青云市政府捐款兴建医院、图书馆、学校、大会堂等工程，总出资额近一亿元人民币。这位富翁叔叔顿时成为青云市人人传颂的新闻人物，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和榜样。当时的青云市长夏文成当然要出来热情接待，因而也认识了陪同叔叔前来捐款的何春。当时，夏文成即提出让何春到青云市来投资，但他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却投了反对票。他说：“我在青云捐款，侄子在这里投资赚钱，传出去的话人家要说闲话的。”何春虽然没能在家乡投资兴业，但毕竟认识了夏文成这位市里的大人物，双方的关系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二年，何春再到青云时，听与夏文成同样关系很好的港商洪朴说夏文成已经调到南州国信公司当老总去了。国信既是个企业，又像是个银行，资金相当雄厚。何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了主意，便一心想进一步与夏文成搞好关系。
这年年底，洪朴告诉何春，说夏文成将带着国信公司的一班人到香港来考察。何春听说后便主动与夏文成联系，邀请他到何春公司所在地的香港会展中心写字楼坐坐，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香港房地产情况，还参观了何春买下的三层办公楼。
何春为了达到拉夏文成入伙并占用其资金的目的，有意向夏文成展示其公司的实力。在带他参观了办公楼后，还去看了其他一些地方的物业，这些物业名义上是何春的，但其实是他按揭供楼的房产物业，事实上何春在资金方面已经有些困难了。但夏文成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何春的实力深信不疑，而且对何春提出要“组织一家公司一起搞房地产生意”的设想非常赞同，他认为这个思路非常正确，可以考虑，他说：“我倾向于搞房地产”。同时，还问了手续怎么办。何春说，手续很简单，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何春请夏文成等人吃了晚饭后，还特地邀请他们洗了桑拿。
四年前的一月份，夏文成等人又来到香港。不过，这次是应何春之邀前来的，而且专门为合伙办公司的事而来。何春喜出望外，专程到机场迎接夏文成一行，并安排他们住在香港会展中心旁边的新世界酒店，所有开支均何春签单。
经过谈判，双方确定新的公司名为香港旗胜集团有限公司。旗胜，即旗开得胜的意思。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讨个吉利。新组建的旗胜公司由南州国信公司和香港亚洲公司各出资500万港币，总投资1千万港币。董事会成员由双方各出三名，夏文成及何春均为董事会成员。双方谈妥后，何春安排夏文成等人吃饭，并专门开了房间打牌玩。
在这期间，何春也借机向夏文成展开了“进攻”。夏文成一到何春办公室，何就送上一套黛安娜纪念邮票。开了这个口子后，何春又专程去夏文成住的房间，送上一万港币。夏文成推辞了几句，何春便以“这是公司的交际费”为由头，让夏文成收得心安理得。在夏文成临走时，何春还送上一只瑞士产的劳力士手表，价值两万余元。
建立了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后，香港旗胜公司便开始寻找业务了。
这年六月，夏文成等人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会展中心何春办公室里召开了香港旗胜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公司开发香港九龙城花园计划。该项目总投资预计5亿港币，由双方各出资5千万港币（折合600万美元），即总计1亿港币，占总投资额的20％，其余资金向银行贷款解决。在会议期间，何春还带夏文成等人参观了香港旧机场旁边的这块地。何春说，这里的开发项目升值潜力巨大，只是资金不足，使得夏文成的胃口被吊得老高老高的，以为这次又能“为国家做一件大好事”，同时自己也能狠捞一笔，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庞大的“开发计划”。
当然，这个“开发计划”后来是流产的，走样的，因而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旗胜公司的注册资金双方各5千万港币打进后，又各自抽了回去。但是，为了开发九龙城花园，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打入旗胜公司后，却被何春提出来用于购买香港港运城的4套房子，剩余资金被何春用于他公司的其他开支了。
在南州看守所里特会室里，戴着黑边眼镜的何春，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带黑领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三五牌香烟，语气仍然带着一种大老板所特有的坚定和洒脱。但是，当办案人员问到这300万美元的去向时，他害怕被大陆定为“诈骗罪”，紧张得一会儿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会儿双手紧握着装有白开水的纸杯。
这位年过五旬的云籍港商，还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头发。为了开脱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烟盒，把它当作道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努力向办案人员阐明房产与资金的进出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何春说：“当初我们的确看好九龙城花园项目，但是，我派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去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一地带的楼层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这样项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但是，因为公司要完成两千万港币的利润目标，我不仅把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挪作他用，还想方设法地让夏文成把第二笔2450万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账上来。”
但是，在程祖的追问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脚了。其实，何春急需南州国信的资金并不完全是因为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不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的何春，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香港亚洲公司因为购置房产多，摊子铺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万港币，已经没有资金转动了。而我当时与上海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又急需付钱，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调用国信公司的资金支付上海华夏公司的购房款。”
因此，当何春赶到南州争取第二笔资金时，知道又有好处可捞的夏文成竟主动赶到他的住处。何说：“其实，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虽然我还有许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错，但这仅能骗骗夏文成而已。”夏文成来到他的住处后，何春采取了两个战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让他相信投资回报并尽快掏钱；二是安排个地方让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赶到何春住处后，何春拿出一万美元给他，说：“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夏文成没怎么推辞就收下了。这样，何春就开始做思想工作了。他说：“300万美元的投入太少，没法搞九龙城花园项目，能不能将剩余的300万美元也打进来，把香港的项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无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时调不出那么多的外汇额度。”
何春说：“可以用人民币将钱打给我，因为我在上海要投资，我再在境外以亚洲公司的名义将相应的资金打到香港旗胜公司账上。”
按照第一次董事会上通过的协议规定，南州国信的第二笔资金要到何春在九龙城签计土地合同之后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笔资金。但是，拿了好处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对，还与何春一起唱起了双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为夏文成说资金打到国内无法做账，必须找一个名义。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公司，但双方都明确这份协议只是国信公司财务做账用的，是虚假的。
这样，2450万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国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连好置业公司物业发展部。何春把这笔钱用于他向华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购房款。
如果说夏文成此时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两个月以后在香港召开的旗胜公司第二次董事会上总该清醒了。然而，何春却再一次用“糖衣炮弹”将夏文成击昏了过去。这次会议期间，何春又送给夏文成2万港币，同时送上一枚香港97回归纪念金币（价值3万港币）、一套奥运会金牌得主签名的纪念金币（价值1万多港币）。显然是“吃人家的嘴软”的原因，当何春在会上提出因为规划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计划时，夏文成并不感到吃惊，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听任何春摆布。何春进一步提出：“已经由国信公司投入的资金仍由我运作，以后一并按利息归还香港旗胜公司。”这样一来，南州国信公司的300万美元和2450万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个人的借款。夏文成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这场收买与被收买的交易，终因一场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来。1998年7月，香港金融风暴开始，房地产价向下狂泻。何春在香港的亚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闭。当南州国信察觉到投资风险并向何春催款时，何春又生一计借以拖延。他提出：将自己事实上分文未投资的所谓香港旗胜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南州国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广州、深圳的部分物业作价4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南州国信。这样，何春便可以继续占用南州国信的那两笔资金了。
要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对南州国信采取措施，这两笔资金还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马月呢。
当何春完成了长篇叙述后，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烟，拿过粉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上，将烟头搁在前面那只青花瓷大烟缸上敲了两下，开始对夏文成作一些总结性的交待。
何春说：“夏文成这个人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贪钱，二是贪色，三是爱说大话。尤其在金钱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贪婪。”
他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给他送礼，光“交际费”一项每次就是一万元。另外，还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锄大地”或者“21点”之类，故意输钱给他，每次少则三千，多则六七千港币。夏文成赢了钱后，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现出了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因为每当筹码少时，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还常常偷牌，显得有些赖皮。夏文成不仅深深爱上了这种只赢不输的游戏，而且爱屋及乌，对那副高级筹码把玩不停，最后居然把这玩意儿也讨回来了。现在还一直摆放在家里，供其玩乐。
何春的香港亚洲公司破产后，夏文成曾主动与他联系过。夏在电话里说：“现在很多人在对我进行审计，还要审旗胜公司的事”。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说还是他到南州来吧。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专程赶到南州，与夏文成见了最后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饭。
何春回忆说：“那天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说我们在香港搞合资公司很正常的，我们之间经济上也没有问题。他说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定个基调，统一一下口径。他还跟我讲他私人也没有得到好处，意思是万一有人问我，不要讲送钱物的事情。他还讲我们打牌也只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讲什么。我感到他十分紧张，平时他爱谈笑风生，但这次他连酒都没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讲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我说没什么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电话找何春，而何春这时已经隐蔽起来，于是他就给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打电话说：“调查我的人对我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了，跟我谈话的态度也明显不客气了。我对有些事情无法回答，请转告何春，让他补一些房子给我，拉拉平。”
何春则说：“当时我大姨夫季一谋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但是，我的处境比较困难，自己都东躲西藏的，没有固定住处。所以就没有去理他。”
何春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假。因为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技术监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且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四月六日这天，当何春把他与夏文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交待了之后，市纪委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于当晚向市委书记办公会议汇报。
考虑到夏文成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与有关部门关系非同一般。为了防止意外，易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尽快向市委汇报，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先找到夏文成待命，随时准备实施“两规”措施。
市委书记办公会议预定在4月6晚上8时召开，市纪委副书记易锋派出程祖等三名办案人员，找到南州国信新任总经理耿吉红，要求立即把董事长夏文成找来，并让他到纪委来一趟。耿吉洪几次拨打夏文成的手机，但听到的回音都是一个机械的女声：“对方已关机或联系不上，请稍候再拨。”有人便怀疑道：“会不会又到某个地方潇洒去了？”后来耿吉红打电话到夏文成的家里，一位老人在电话里说：“夏文成到罗桐去了。”夏文成的老家在罗桐农村，那里手机信号不好，难怪一时联系不上。
为了尽快找到夏文成，耿吉红找到了夏文成的驾驶员小查，因为只有他最清楚夏文成的老家究竟在什么方位。
晚上8点半，国信的车在前面带路，市纪委的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市纪委纪检二室副主任程祖与国信总经理耿吉红一起坐在前面的车上。大约11点钟左右，程祖的手机响起来了，市纪委副书记易锋在电话里道：“已经通过了，马上把夏文成带来。”同时他还补充道：“市委的几位书记对夏文成的问题非常震怒，一致同意对他采取两规措施。”
过了一会儿，国信总经理耿吉红的手机也响了，有人在电话里报告说：“市委已经同意市纪委对夏文成实行两规。”耿总含糊地回应了几句，赶忙关了手机。程祖心想：“范围这么小的会议，刚刚做出的决定，是谁捅出来的呢？看来，夏文成的案子还真有些复杂。”事后他庆幸，还好夏文成的老家手机信号不好，而且他的新楼房间里还没来得及安装电话，否则，不知道会给办案工作增添多少麻烦呢。
夏文成的老家在罗桐县王李村，离国道并不远，但也属于山区了。
车子拐出国道不远，在小路上摸爬了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小小的村庄。4月6日这天，正好是农历的3月13。这个晚上的月光很好。但是，两辆小轿车的突然到来，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顿时，村庄里响起了一片汪汪汪的狗叫声。
程祖一行来到夏文成老家的新宅大院门口。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村庄并不富裕，房屋显得低矮陈旧，但是，月光下的夏家四层小楼却高高地耸立着，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后经了解，这幢小洋楼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有些房间还没装修，就先住进来了。建洋楼的资金由四兄弟分摊，其中夏文成出了十万块钱。后来程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捞了那么多钱，干吗还那么精巴，造幢楼还要兄弟分摊呢？”夏文成也坦然地道：“既想多捞钱，又不肯轻易地放出去。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在一片狂乱的犬吠声中，耿吉红叫响了夏文成的名字。夏文成在楼上问是谁，耿吉红又报了自己的名字，并说“快下来，有急事。”夏文成道：“这么晚了，还有什么急事呀！”
过了好长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下来开铁门。耿吉红向夏文成介绍道：“这位是市纪委的程主任。”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让他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现在就走？怎么这么急啊？”程祖道：“现在不走不行，必须马上就走的。”夏文成重新上楼穿衣服，与妻子商量了一阵，便也知道纪委的意图了。下楼时，夏文成的妻子还特地送出来，叮嘱程祖道：“你们市纪委一定要实事求是哩。”程祖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夏文成上了市纪委的白色桑塔纳轿车，便不再说一句话。程祖觉得过于沉默，便随意问了一句，道：“你这次回家干什么呀？”夏文成答道：“我是回来上坟的，可惜没上成。”后来据了解，夏文成每年清明节都要回老家给祖先上坟，按照当地“前三后三”的规矩，在清明节前后三天内上坟都是允许的。夏文成说他这次把家里的人，包括女儿女婿都带来了。对自己的问题，显然也已经有预感。后来在交待了问题后，他对程祖说：“我想最后再上一次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不知道喽！”
夏文成心情有些消极，但是正如他后来对办案人员坦露的那样：“碰到问题，能垮过去就垮过去，这关不行了再说。”因此，他脑子里考虑的，始终是如何对付办案人员，如何用心垮过市纪委这道“坎”。
到了办案点，易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代表市纪委向夏文成宣布了经市委同意“两规”的决定，要求他如实讲清问题。夏文成见易锋的语气如此生硬，脸色比铁还冷，便火冒三丈地道：“这事我讲得清楚的！”易锋便呵斥了他几句，要他端正态度。夏文成继续发火道：“就这么点事情，我说过了你们还不相信！反正就是这么点事，我能讲清楚！”
易锋见他态度如此之嚣张，便决心给他降降“火”，道：“夏文成，根据群众举报和我们纪委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有！”
夏文成吃了一惊，继而又认真道：“易书记，你不能这么乱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锋道：“你先别说不可能，等你在这里呆几天后，保证你一五一十地全部讲清楚。你信不信？”
夏文成道：“我不信。我没有什么事，有什么好讲的？”然后又是一番狡辩。
易锋将程祖他们叫到另外一个房间，对办案人员进行了分工，要求他们分两组进行谈话。根据夏文成的特点，部署了“攻心为上”的战略。
易锋像个总导演似地给每个办案人员分配好了角色，要求按照不同侧重点进行谈话。当然，在这部“戏”里，易锋本人还同时兼任主角。他针对夏文成耍赖过关的心理，不温不火地道：“夏文成，你的一举一动，从延伸审计开始，我们就已经注意了。”
夏文成看着易锋发楞，他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易锋继续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报出你的手机号码。”当号码报出来后，易锋道：“你以为你买了张金卡神州行的号码打电话，我们就不知道啦？告诉你，你每次打电话的内容，我们都清清楚楚！”
说完，易锋也不等他答话，站起身来就走。
易锋交待另一位办案人员道：“在我走了之后，你主要说软话，劝劝他。既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又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让他觉得你是在帮助他。”
房间里的夏文成一会儿痴痴地坐着，一会儿焦虑不安地走来走去。
加上房间里看护人员的劝慰，把他的脑神经搞得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此基础上，易锋每天进来坐一会儿，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比如：“有些方面的证据，可是非常重要的哟？法院是根据这些认定的哟？”然后，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说：“夏文成，主动交待也是有个期限的，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就不能建议法院按照投案自首来处理了。南州的张老五为什么吃了子弹？因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来也只不过坐几年牢而已哟？”
三天后，夏文成忍不住了，他对易锋道：“你别老这样一句句地刺我了。反正你们都知道了，我买什么股票，打什么电话，你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夏文成愿意交待了。但在交待的具体内容上，他还是有些避重就轻。他知道，本地的企业老板送给他的钱，取证比较容易，而境外企业的老板，即便自己说了，到时候也会因为无法取证而难以定他的罪。于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间的事。
夏文成道：“我在经济上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比如旅法侨商羊福莲女士，他先后就送给了我28万元人民币。”他说：“羊福莲是青云籍的旅法华侨，那年我到法国访问期间，在一个同乡会上认识了羊女士。以后青云市每年举行三胞联谊会，都要邀请羊女士参加。特别是羊女士参与青云大桥建设，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易锋道：“你具体说说看，她都是怎么把钱送给你的。”
夏文成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羊女士刚好准备从省城返回巴黎，住在华侨饭店。有一天周末她打电话约我到她住的饭店吃饭。饭后我去了她的房间，她对我说：青云大桥已经峻工通车了，完成了我的心愿。在这期间你多次出面帮我协调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困难，对此我也非常感激。这次你在党校读书要办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关部门跑跑。”
易锋插话道：“她说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
夏文成道：“当然是指职务上的事。那段时间大家都在传我将调出青云，有的说要升了，有的说要群众基础不好，升不了，说不定要被安排到某个部门去。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太好。当时的青云市委书记黄伯昌可以说是小人得志，当年还是中层干部时，对我巴结得很，当了市委副书记后态度也可以。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书记的位置，就以为高人一等，把我也小看了。简直是想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的感觉。更要命的是，他还老是向上面打小报告，说我的坏话。于是，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到省委党校去学习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干青云市的市长了，至于组织上将把我调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把这个意思和来访的羊女士说了，羊女士便叫我多跑跑，到省里活动活动，争取有所进步。”
易锋道：“她是指让你争取副市长的位置？”
夏文成道：“是啊，我在青云干了几年，虽然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但我自己认为工作做得是大量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黄伯昌搞下去，应该多到上面跑跑，争取再上个台阶。所以，那天羊女士就对我说：我这次带来了十几万块钱给你去活动。反正这些钱我带出去也不方便，你拿去用好了。我说用不了这么多镥，她说那就拿八万块钱去好了，不够再拿。于是就拿出八万块钱用报纸包好给我，我就把钱带回了党校的房间里。”
夏文成继续道：“一个月以后，我因病住在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省委已经找我谈话过了，决定免去我的市长职务，新的职务又没有定下来。那时我也是很伤心，加上没有休息好，就生病住院了。有天下午，羊女士来医院看我，她问了我的病情，同时对我被免去市长表示安慰，要我以身体为重，想开些。不管到哪里看病，费用全部由她来支付。她说这次也带了些钱来，叫我拿去用。我把她用纸包包着的钱交给了家属，家属拿回去点了以后，说有十万元人民币。另外，前年上半年，羊女士还专程到南州来，住在望江宾馆。有个周末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中饭。吃饭时她谈到她在青云大桥的股份政府准备收购，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没有钱挣了，希望我帮她出点好主意。饭后我随她到她房间，她对我说：你女儿结婚我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来参加，但贺礼是一定要送的。于是就送给我十万元人民币的礼卡。”
易锋听夏文成讲完了他与羊女士的故事，便问道：“羊女士给了你这么多好处，那么你帮她办过哪些事呢？”
夏文成道：“我当然帮了她不少忙，否则她也不会对我这么大方。那年她和青云市房管局下属一家房地产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公司，开发建设巴黎大厦。原规划批准建设高度为二十几层，后因杨的公司资金紧张而降低为十二层。但她测算后认为建十二层要亏，又要求增加面积和层数。分管城建设的副市长不同意。于是杨打了一个报告给我，要我帮助解决此事。我在她给我的报告上签了意见，要求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并给予支持。最后他们满足了她的要求。另外，杨是青云大桥的第一大股东，我多次帮她解决过开发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说完了羊福莲女士的故事，夏文成又开始了台湾商人杨海云女士的故事。夏文成说：“饶女士到青云来考察、投资、捐款时，都由我接待，双方就渐渐熟悉了起来。那年我带队去香港召开经贸洽谈会，饶女士约我到香港汇丰银行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大约上午十点多派车子把我接去并和我作了长谈。其中谈到她在青云投资情况，要我继续给予支持，我表示今后会支持的。同时，谈了她个人的经商简历以及我今后如果不在政府工作如何经商等话题。期间，她提出要送给我一笔钱做生意，是8万港币，数字非常吉利，是和她投资某项目的有关资料一起装在一只小包里给我的。第二年我又带青云市政府代表团到国外考察，路过香港，饶女士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在青云投资项目的支持，临走时又送给我一只小包，我拿回房间一看，里面又是8万港币。后来我调国信工作，去香港参加一个日本大和证券国际研讨会，给饶女士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在香港。姚说她现在不在香港，不能接待我，不过她会叫某家银行为客户服务的员工来看我的，我表示感谢。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一个自称为饶女士服务的银行员工来到我住的房间，把一只内装有6万港币的信封交给了我。”
夏文成从羊女士说到饶女士，又从饶女士说到荷兰华侨胡先生，旅德华侨马先生，香港老板蓝先生，等等，这些人每人都给他送了几十万或十几万元的港币或人民币。最后，他对易锋说：“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你们没办法找到他们，找到了也没有用。”
易锋道：“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他们也没有用呢？”
夏文成道：“我以前经常听公检法机关的朋友讲，你们纪委和检察院办案，最怕的就是那些外商送的钱，说这些钱是很难取证的。说实话，这也是我当时敢于收他们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像羊女士、饶女士这些人，并非普通的青云侨商，像羊女士是旅法侨商的领袖，饶女士还是我省台商联谊会的会长。我也不怕你们找她们，说实话，据我所知，在我被你们两规之前，这两位大老板还在省城呢。”
易锋装作平静地问：“她们在省城干什么？”
夏文成道：“你不知道么？她们和省委省府的领导关系好着呢，如果和我与她们的关系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前两天羊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她正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欧阳春在吃饭，欧阳春在饭店桌上提到了我，她就给我当场拨了电话，表示欧阳春和我都是她的好朋友的意思。另外，还有那个饶女士，因为是台商联谊会的会长，她与欧阳春的关系也很密切，甚至省长丁冲也经常会见她，帮她解决了项目投资中的不少实际问题。”
易锋道：“难道欧阳春和丁冲他们也像你一样，敢拿外商的好处吗？”
夏文成道：“还是饶女士的话说得好，她说她经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见过不沾腥的猫。我是猫，省长副省长们也是猫。当然，我这话是没有证据的，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反正我现在也不当官了，说错了也不怕得罪他们。另外，我也知道你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在位的时候，也经常研究反腐败，你们纪委查案子其实是不容易的，查查下面的小萝卜头可以，比如我这种处级干部，也还马马虎虎，要是到了厅一级，就开始难起来了。而要是到了省部级，那就更难了。特别是市纪委和省纪委，要想拿省部级领导开刀，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中纪委虽然管省部级，但全国那么多省部级干部，他们管得过来吗？有些情况他们能掌握吗？”夏文成说到这里便很有些可怜纪委的意思，道：“你易锋也不容易，全国先进嘛。能够查到我夏文成这个级别的干部，你也心满意足了，也能够为你个人的历史上增添荣誉了。不过，你要是敢捅一捅省里面那些领导的问题，那你可就惹大麻烦了。所以，我劝你，最好是点到为止，特别是外商的事，我说出来了你们别去管，其他人的事，更不要去管……”
这个王八蛋，交待了老半天等于没有交待！
不过，易锋知道，他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交待了纪委也拿他没办法。可是，他看错人了。这个案子到了易锋手里，就休想溜走。不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法商德商，他都有办法找到他们。上次查财爷骆财生的案子，也曾经涉及到外商，不也同样取了证，定了罪了吗？
易锋一边听夏文成得意的胡吹海聊，一边想好了取证之道。青云是全国有名的侨乡，在境外闯出名堂的人比比皆是。这些人的名单，都在青云市政协主席金林奇的手里。他将继续按照查骆财生时的思路，请金林奇出马，让他们为夏文成的问题举证。而且，他还想到了更远的一层。
易锋和程祖等办案人员继续给夏文成施加压力，最后，甚至直接点到了香港商人何春交待材料中几句关键内容，使夏文成再也无法掩藏自己的问题了。于是，他便承认了在与何春合资成立香港旗胜公司并开发九龙城花园项目中，收受何春总计十几万元人民币的钱物，并违规将巨额资金打入何春账户的行为，使国有资产遭到了严重损失。由于何春的亚洲公司已经破产，南州国信公司至今仍有三千余万元人民币资金无法追回。
夏文成可怜巴巴地说：“我在青云市政府工作和南州市国信公司工作期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与香港公司合作期间，本来应该按合同付款的，由于何春利用了我，我收受了各种钱物后，没有严格把关，把不应支付的钱提前支付给他了。何春怕我资金不到位，又以购物名义送给我一万美元。我在收受钱物，包括纪念币、劳力士手表后，自己如果不替人家办事，觉得对不起人家。因而放弃了原则，做出错误决定。”
夏文成的案子基本了结后，易锋便立即找到了青云市政协主席金林奇，向他通报了夏文成交待出关于旅法商人羊女士和台湾商人饶女士向行贿的事。易锋道：“金主席，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再请你出马了。你要是不帮我，夏文成的案子就不成功了，至少有一大半是不成功的。”
金林奇道：“出马是可以，只是，我怕找了她们以后，会影响青云的投资环境啊，传出去不太好。”
易锋苦口婆心地做金林奇的工作，要他最后再帮一次。金林奇没办法，只得给旅法商人羊女士打了电话，羊女士果然还在国内，而且就在省城，正和丁冲、欧阳春等省领导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呢。
易锋和金林奇马上赶到省城，在华侨饭店找到了羊女士。在寒喧了一番之后，金林奇向她介绍了夏文成的近况，要他在夏文成的问题上作个证。易锋也开始了政策宣传，尽量说服她为夏文成受贿的事作证。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金林奇和易锋如何做工作，羊女士还是坚持说没有这回事。她说：“我和夏文成虽然有过来往，但除了送给他一些小纪念品外，从来就没有给他送过钱。”易锋说夏文成本人都已经交待了。羊女士耸了耸肩，道：“嗯，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问出来的。如果他真是这么说的话，那么连我都感到吃惊。因为我确实没有做过这些事。”然后，羊女士接了一个电话，对两位先生道：“对不起，非常抱歉，你们的省长丁冲先生请我出席一个招待会，我得补补妆。如果还有什么的话，我们下次再谈，好吗？”
金林奇只得拉了拉易锋的衣角，向羊女士客气地告别。
易锋道：“真没想到，竟然碰了一鼻子灰。这个女人真老练，她似乎对中国反腐败工作很有研究，说实在，我也拿她没办法了。”
金林奇道：“我早就说过了，这样找她不好，你非要让我来。以前那两个外商和她不一样，她是侨领，是头面人物，连省领导都对她那么亲热，一般的人她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呢！”
易锋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到了南州，觉得这还是第一次把案子办砸了，想想真有些不甘心。
由于他还兼着青云市纪委书记的职务，因此，只要一有空他就要去青云一趟，让主持日常工作的市纪委副书记兼市监察局局长蓝屏山向他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
蓝屏山在谈了一些案件线索后，偶然地谈到了台商饶女士的情况。蓝屏山说：“最近听人反映，这个姓饶的女人走私生意做得很大，她买通了南州海关，有人甚至说她是在和南州海关关长项根荣合伙做走私生意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易锋会同省纪委的同志，集中力量查处了南州海关关长项根荣的案子。根据项根荣的交代，走私犯饶海云也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
易锋对省纪委领导道：“饶海云被逮捕的事最好暂时保密，防止高层领导前来说情。”
省纪委与公安机关的同志打了招呼，使饶海云被捕的事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
由于饶海云走私金额巨大，按中国大陆的法律当判处死刑。
在听了公安机关的政策宣传，以及南州市纪委副书记易锋的劝说后，饶海云准备立功赎罪，以交待大陆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为代价，努力保住自己的性命。
她首先交待了向原青云市市长、现任南州国信公司董事长夏文成行贿的事实。但是，易锋语气坚定地道：“夏文成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处级干部，而且据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即便你不说，我们也可以定他的罪。因此，你交待的这些，虽也是立功表现，但还不能算是‘重大立功表现’。我担心对你的判决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此我要提醒你，你最好再仔细想想，你在省城做的那些事……”
饶海云道：“我在省城？做了什么事？”
易锋道：“我说出来就不算了，一定要你自己说，才能算立功。是不是？虽然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我们也有我们的情报系统。但是，事情还是要通过你的嘴巴里说出来，这也是我们给你的唯一一次机会。”
饶海云考虑了老半天，最后还是痛苦地说了出来。她眼里含着泪水，双手揪着一头乱发，道：“我不想死，我要立功，我一定要立功。我说吧，收我钱的，还有常务副省长欧阳春，还有你们的省长丁冲。”
说完，她抬起头，眼睛定定地看着易锋，道：“把这两个人说出来，总够了吧？总算立功了吧？你们总不会判我死刑了吧？”
易锋道：“那也要看证据，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胡说八道，说不定还要判你一个诬告罪呢。所以，你还是要耐心点，心平气和地好好想想，把事情如实地交待清楚，而且最好是提供最有力的证据来作证明。”
饶海云道：“你放心，我有的是证据。”接着，她交待了欧阳春和丁冲一次次收受她巨额贿赂并为她办事的经历。她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人证，她说：“我送钱有时是送给他们本人的，有时则请他们的秘书或者夫人转交，你们只要问问这些人，就知道我没有撒谎，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
易锋正指挥着办案人员如何把饶海云的这份笔录做好。这时，方孚白打来电话，说汽车爆炸案的事已经破了，要他马上到市公安局预审处来一趟。
公安局预审处给他看了一份材料，在材料上按手印的是一个叫黄明的年轻人，他曾经三次入狱，精通爆破知识。在小魏的车上偷偷安放定时炸弹，就是他干的。他在材料上交待，这件事是南州国信公司董事长夏文成指使他干的。
因为夏文成的案子还在易锋手上，于是，市公安局预审处的同志便在市纪委同意后，直接去办案点提审夏文成。
夏文成的交待是令人惊讶的。他说：“其实暗杀易锋也并非我的主意。由于易锋在办案方面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他到南州市纪委担任副书记，特别是接手国信公司的案子后，我便一直担心自己要死在他手里。于是，我向欧阳春副省长汇报了我的近况，要他向南州市的领导说一说，让易锋别查我的案子。后来听市纪委的干部说易锋根本就不买账，还是照查不误。那次我到省里又找欧阳春说了这事，欧阳春说他也没有办法，要么帮助出个主意。他轻轻地说，要么就想办法，干脆把这个人除掉。我说怎么除，他就不再说了，他说你自己想办法。”
夏文成继续说：“我觉得欧阳春说的话是对的，易锋这个人不除掉，我迟早要倒霉的。而且，我倒霉，欧阳春也要倒霉。这也正是欧阳春教我除掉易锋的原因所在。说实话，我很后悔，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易锋，更不对不起已经死去了驾驶员小魏同志。我愿意接受法律对我的惩罚，也请现在还在位的党员干部们吸取我的教训。”
走出办案点，迎面吹来一阵秋风。易锋摸了摸眼睛，就摸到了一把湿湿的泪水。
他想念小魏，于是，就坐车子来到了公墓，给小魏献上一束鲜花。易锋还在墓碑前坐了一会儿，想起即将举行婚礼的小魏，想起小魏的音容笑貌，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他觉得，这些年他一直在反腐败的战场上奋力拚杀，与敌人刀枪相搏。但是，在他刺伤甚至刺死敌人的同时，敌人投向他的刺刀却刺进了他战友的身体里。
在公墓山坡西侧，易锋看到了一片赤色的云霞。他仿佛看到了烈士的鲜血，正在汩汩而出，喷涌成人世间最美的色彩。
这年秋天的省城再也不会平静了。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从北京穿云而来，带着震聋发聩的刺声，缓缓降落在省城的新机场上。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成立了“11.5”专案组，并从附近各省抽调了二十三名纪检干部，还有三十五名检察干部，一百余名公安和武警。专案组包下了省城僻静处十三层高的省公安厅培训中心，除了正常的值勤人员外，新添的哨岗上还出现了两名雄赳赳的武警战士。另外，还有一队队的武警战士每天清晨出现在培训中心门口的操场上，齐声高喊着什么，使这栋原本就鲜为人知的培训楼，变得更加神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