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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十几年过去。

    这年秋天，沈达的父亲沈青川病逝，沈达携妻女从省城返回奔丧。

    沈青川死于中风，这年才六十七岁，以现今城市居民的一般寿命比较，可称早死。特别是沈青川身份很不一般，在本地当过专员，后来行政体系变化，实行地改市，也就是地区改为市，辖地区原属各县，沈达的父亲不再是沈专员，改称为沈市长，依然是本地头号行政长官，书记之下他最大。沈青川在市长任上一直干到六十二岁才退下来，而后也没全退，安排为省政协常委，兼了一届五年，届满刚退。他这样身份的人物享有相当高的医疗保健待遇，平时定期安排身体检查，生了病不必到医院排队挂号，有事了往高干病房一送，不必操心床位是否拥挤，自有市里最好的医生照料，需要的话还可以紧急约请省里甚至北京上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会诊，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是要害部位致命癌变，寻常疾病害不了他，特别是在刚刚退休这个年龄段上。但是他却属例外，突然中风，一时不治，即撒手人寰。

    沈青川多年担任一方行政首脑，其丧事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物，虽然按规定必须从简，却依然十分隆重、极具气派，其隆重和气派不体现在场面多大，丧仪多排场，如民间富户死了考妣一般，吹吹打打开大道场办大丧礼做足套路；沈青川的丧事很简单，规格却高，体现为葬礼上的一屋子花圈、一屋子人，还有灵车后边的一个送行车队。花圈密密麻麻，上边的名字囊括了本省本市及下属各县区各部门重要官员，还有北京若干重要部门领导，没有一个白丁，不说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起码非常响亮。当天到场出席葬礼的也一样，除了本市现职主要领导，离退休老领导，县区及部门领导，还有专程从省上赶来的负责官员。简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送遗体往殡仪馆火化，灵车后边的车队是一支自愿送行车队，主体为亲朋好友与故旧，基本都是官员用车，车牌号码特点鲜明，均为本市及各县排前车号，组成送灵车队泣奉老领导上路火化，队伍格外醒目。

    沈青川的高规格葬礼上有一个小插曲，发生于他的大儿子沈达和沈达的老同学苏宗民之间，这两个人在葬礼正式开始前碰面，忽然有所争执。

    事情是沈达挑起的。当时沈达一家人包括他母亲、弟弟和弟媳们已经进场，站在沈青川的遗体边，苏宗民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沈达握了握手，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走开。沈达突然把他喊住。

    “苏宗民，喂。”他说，“你等等。”

    他把苏宗民拉到母亲身边，问母亲是不是还记得这个人？沈母泪眼迷濛，因丈夫的突然离世悲痛不已，心力交瘁，当时只是两眼发愣看着苏宗民，没有反应。苏宗民喊了她一声“王阿姨”，她也没反应过来。

    沈达告诉母亲，这是苏宗民，他的老同学。

    “苏世强的儿子。想起来了吗？”

    沈母啊了一声。

    “人家现在是苏厂长，连山水电厂的头头。”沈达介绍。

    苏宗民没吭声，跟沈母握了下手，转身走开，却被沈达再次揪住。

    “苏厂长急个啥呢。”他质问。

    苏宗民开了腔，学沈达的口气，管沈达叫“沈主任”。

    “沈主任现在心情不好，咱们回头再谈。”苏宗民说。

    “心情好就不用你。”沈达说，“别的人见了我可以跑，你不行。”

    “我没跑。”苏宗民说。

    人家苏宗民是主动上前跟沈达握手致意的，绝无见了沈达就跑之嫌，但是沈达胡搅蛮缠，不放过他。沈达追问说，苏厂长今天拨冗前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拿什么来送别老人？苏宗民不吭声，不做明确答复。苏宗民身边一个年轻人赶紧搭腔，这人是跟着苏宗民来的，可能是苏手下厂办人员，他告诉沈达，厂里给沈市长送了花圈，苏厂长还特意买了一条新毛毯，送过来表示哀悼，苏厂长自己掏的钱。

    “是拉舍尔毛毯。”年轻人强调。

    沈达知道那个东西。本省有一家大纺织厂，专业生产拉舍尔毛毯，大量出口中东一带。沈达问苏宗民，知道拉舍尔毛毯去中东做什么用吗？

    苏宗民说：“沈主任别说了，办完事咱们再聊。”

    “怎么我不急你急？”

    沈达揪着苏宗民，就是不放他走，非让他知道拉舍尔毛毯怎么回事。按沈达的说法，原来该毛毯在中东是当裹尸布用的，那边战乱，常有人员死亡，裹尸布用量很大。

    “谢谢苏厂长给我老爸送来一条。”沈达说，“哪天不幸轮到我了，记住也给我送一条，别的我不要，就要苏厂长的。”

    苏宗民甩掉他的手，一言不发走了。

    他并没有离开，只是站在人群后边参加仪式。以苏宗民的身份，哪怕贵为厂长，在那个场合也还只能站在后排。简短的葬礼仪式结束后，出席仪式人员排起长队，与沈青川遗体告别，与死者家人一一握手，劝慰节哀，苏宗民排在长队后部，在与死者家人握别时再次与沈达相逢，这一次两人都一言不发，只握了手，彼此都用了力气。沈达忽然眼眶一红，眼泪落了下来。

    如苏宗民形容：“沈主任现在心情不好。”沈达表现出的情绪不是不好，简直可称恶劣，不只是因为父亲突然病故，还有一大因素：此刻沈主任正走背运，包括所谓的“沈主任”也成了一个倒楣标记。沈达原为省电力公司的调度中心主任，眼下已经不是了，职务已免，暂未安排，此刻称他主任如果不是有意刺激，实在只属安慰。

    沈达大学毕业后进了省电力局，十多年一帆风顺。当年收他的老局长是沈青川的老朋友，老局长对沈达非常关照，沈达一去先在局办公室当干事，跟着老局长四处跑，相当于局长的秘书。沈达为人活络、聪明，什么东西都是一点就会，擅长跟人打交道。特别是很会处理上层关系，几乎是生来就会。加上办事有经验，心里有主意，能给领导当参谋，很得局长信任。秘书干了几年，上下情况都熟了，恰逢电力体制改革，省电力局改成省电力公司，依旧是老局长当政，改称总经理，沈达还跟着他，成了公司办公室的副主任。几年后老领导快要到线了，问沈达有什么打算？沈达表示自己到局后一直都跟领导，只有综合部门的履历，太单一、不全面，对今后可能不利，所以想换一换，到业务处室干一干。老领导很赞成，把他调到调度中心当副主任，放手让他管业务，待老领导终于退休时，沈达已经是调度中心的老大，具体掌管全省电力调配业务，位置非常重要。那时他才三十四五岁，是公司里最年轻最为人们看好的中层要角，没有谁不说他是公司里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一年多前，情况忽然发生变化。公司领导层调整，来了一个新老板，是位中年女士，女强人，叫齐斌，名字文武双全，巾帼不让须眉。沈达的楣运意外开始。

    这位新来的老总是从省外交流过来的，以往从未在本省工作过，与地方上没有多少瓜葛，虽是女流，却非常强势，事事有主张，处处打下自己的烙印。她对本省电力企业的原有状况不太满意，要按她自己的一套管理企业。到位后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有意识地改变前任老总的旧有安排。前任老总重用的干部也就面临困境，要么弃老忠新，改换门庭，千方百计让新领导收纳，要么就得经受冷遇。

    沈达是前任老总的头号重臣，一时面临压力。他开玩笑，称自己虽然对付领导和女人都有经验，但是最讲义气，一定经得起考验，决不叛变。

    有一天晚间，沈达和几个朋友聚会，在省城一家新开的大酒店，相聚的都是年轻干部，却都不寻常，有经委的处长、发改委的办公室主任、副省长的秘书、还有若干年轻女子。沈达因为多种关系，跟这些人混得挺熟，成了一个圈子里的人，有机会就凑起来一聚，交换信息、联络感情，通常由沈达安排买单。电业部门向称电老大，管着电线里的那个东西，谁都用得着，厉害得很，电老大的调度中心主任尤其厉害，谁都想巴结，有成堆的人排队等着为他签单。如果不找人，沈达自己也能签，沈老大不缺钱，他的工资很高。

    那天晚上，沈达表现英勇，酒杯一端，什么都没吃，先干三杯白酒，喝的是高度五粮液。而后他把嘴巴一抹，向大家告罪，称自己已经预先签好单了，大家尽管尽兴吃喝，他却没办法陪同；因为当晚轮值，他必须守在调度室，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刚换了个女老板，一双大眼盯得紧啊，像醋瓶老婆盯着花心丈夫，让她逮住了包死，所以对不起各位。”他说。

    那些人不依，称他们不会让沈达糊弄，沈达肯定不是把自己送去给那个女老板欣赏，一定另有花心。沈达不慌不忙，再喝三杯，这才勉强得到大家批准，离席走人。

    沈达真没有糊弄人，当晚他确实轮值。他匆匆赶到单位，并未超过到班时间，却不料有人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找他，不是别个，就是女老总。

    “齐总有事，让你去她的办公室。”值班组长说。

    新来的总经理齐斌超敬业，家在上海，丈夫和孩子没有随迁，她本人以公司为家，是个工作狂；几乎每晚都在电业大楼上班，思考企业发展大计，同时细心地盯紧手下员工的一举一动。

    沈达去了齐总的办公室，一进门齐斌就把脸板起来。

    “喝酒了？”

    沈达承认，今晚有个聚会推不掉，他过去喝了两杯。

    “值班你还敢喝？”

    沈达检讨，虽然他从不因酒误事，但是确实不该喝。

    “不是第一次？”

    “也没几次。”

    齐总比沈达大七八岁，加上职位高，见什么是什么，该批就批，没把前任老总的爱将沈达太当回事。她找沈达并无大事，只是核对一份材料里的几个数据。问过之后她一摆手，让沈达回调度中心继续值班。沈达以为事情了了，哪里想到第二天公司中层干部开会，齐总声色俱厉，对他痛加批评，上纲上线，提到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警告他深刻反省，否则必严加处置。她采取的是不点名批评方式，讲有的人身负重责，屡次三番、违反规定，值班喝酒，是害群之马。批评中旁敲侧击，点了些现象，不必太细心，就可以听出讲的是谁。

    事后沈达自嘲，说齐总批了半天，只有四个字他听进去了：“害群之马”。

    由于新老板强势，谁都敢训，批评人不留情面，而且对一些前骨干存有成见。公司里边，难免有人受不了，要发一发牢骚，发牢骚得找地方，沈达这里最合适。沈达有号召力，哥们得很，眼下一起历难，大家感同身受，可以一吐苦水，偷偷骂一骂娘。公司中层同僚里的不满人员因而悄悄集中在沈达身边。事实上这些人早就搞在一起，只是情况不同。当年老领导执掌大权，大家聚在沈达身边，是希望他在领导那里替自己美言；如今变了，是一起发发牢骚。

    所以齐总“害群之马”之说不是随口提及。

    沈达是聪明人，如他自己所笑，有“官家遗传”，眼下这种局面，以往没遇到过，至少也听说过。人到屋檐下，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沈达心里很明白，也知道有哪些办法可以拿来摆平与领导的不融洽关系。可是这个人偏偏天生是个老大，从出世到如今，基本一帆风顺，凡事有家中大官罩着，骨子里十分傲气，可以顺着捋毛，逆着来就不快活，一旦不快活他还敢来横的，现在临到事前，他只有一个态度：管他的，随他去吧。

    事情便显出了些紧张度。

    有一天，齐总把沈达叫去，给他看一封群众举报信，涉及加洋水电站。举报信称该水电站设施落后，状况不好，但是老板拿钱铺路，重金贿赂，省公司对他开放绿灯，让他把电卖上电网，发了大财。举报信并没有点明省公司谁拿了人家的钱，但是有一点比较特殊：该水电站位于沈达老家那个地方。

    沈达承认事情与自己有关。加洋水电站是一座小水电站，三十多年前由他老家那边地方政府投建，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设备老化，面临关闭。几年前地方政府把该电站卖给一个私企老板，老板投资改造厂房和设备，使电站重新运转。该老板接手电站后，曾与当地县及乡镇领导多次到省公司，请求把所发水电卖给省电网；因为是家乡事务，家乡领导找到他，他帮了忙。

    “办理中都按规定，没有违规行为。”沈达说。

    这里边当然有些情况。本省水利资源丰富，早年间地方办电积极性很高，全省各地遍布水电站，绝大多数是小水电站。小水电多建在偏僻山间，附近少有工业项目消耗电能，必须把所发电能卖给省电网，这才能够产生效益。对大电网来说，小水电虽然可以补充电力不足，却也存在不稳定问题；因为小水电受季节、水源影响很大，盛水期马力充足，枯水期发电机停转。往往是电网需求缺口大时，水电站枯水无电；电网电力充足时，小水电正当盛水期，发的电用不了，网上根本不需要。所以不是所有小水电发的电都能卖给省电网，需要根据各种情况协调安排。这就有了一个要谁不要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给谁赚钱，让谁赔钱的问题。因此争夺厉害，相争者使出各种手段，包括金钱轰炸，这个不奇怪。

    沈达说明，他帮过加洋水电站的忙，但是没有拿钱，相反还赔了，请对方吃饭。因为来的除了电站老板，还有家乡领导，有几个原本就是熟人。

    齐斌问：“是吗？”

    余音缭绕，人家有怀疑。

    沈达咬定：“不信可以查。”

    齐总当即警告：“我是要查的。”

    不久就出了事：正当盛夏，全省进入用电高峰；那一年恰逢旱灾，各地旱情严重，江河水量锐减，众多水库库容降到极低点，水电站大半停止运行，导致电力供需矛盾尖锐，缺口巨大。邻近省份情况相同，也都严重缺电，无法调剂。省公司在各级政府配合下，除确保重要部门、居民生活用电外，采取各种拉闸限电措施，力图减轻负荷，维持电网正常运转。不料遇上一个持续高温时段，各地用电一起猛增，电网承受不了，终于崩溃。省城近郊一个大型变电站跳闸断电，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省城及附近数市大面积停电，长达数小时，成为一起重大停电事故。

    沈达是调度中心主任，首当其冲，于事故之后即被宣布免职。

    作为现场调度处置人员，沈达对事故发生无疑负有责任，起码负有对重大险情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应对之责，齐斌处置他不缺理由。但是沈达不服，认为齐总不等事故调查拿出结论就先拿掉他，是借机整人，收拾害群之马。沈达据此与齐斌理论，还大发牢骚，四处发表不满，让齐斌更为恼火。

    他被搁置起来，大半年时间完全成个闲人，“沈主任”之谓因此成为讽刺。

    这时他父亲沈青川突然病逝。

    沈达老家那边有个笑谈，说沈市长死于中风，其实不全是，他差不多算是给气死的。别的人气不死他，只有他儿子干得了这种事。

    说的是沈达，当时沈达有两件事让老爸特别不爽。

    一件是沈达的免职。沈青川多年为官，知道这一行当里起起落落非常正常，儿子需要对一起事故承担责任，让人把主任拿掉，这没什么了不起。让沈青川不高兴的是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无所顾忌，且不听老头子安排。沈青川已经退下来了，不再有当初的影响力，不再像当年一样可以一个电话把儿子安排进省电力部门。儿子的女上司是外省调来的，与沈青川没有旧交，人家根本不需要把已经退下的前地方官员沈青川当一回事。但是沈青川够不着省城电力部门，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依然旺盛，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他告诉儿子，以现在情况看，儿子继续待在省公司不好，不如调回本市算了；可以安排到市经委，先当个副主任，以后再说。只要儿子愿意，他跟市委书记说一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沈达不干。认为自己这十几年都在省城，基础在那边，绝对不能放弃。这种情况下灰溜溜走人，回家投奔退休老父，哪怕给个市长干，也会让人耻笑，太掉价了。有一句老话说：“在哪里摔的，要在哪里爬起来。”他哪里都不去，就待在省公司里奉陪到底，当害群之马，看女老总怎么奈何他。

    沈青川骂儿子长了臭脾气。沈达的母亲也配合父亲，拿父母身体都不好，只想儿子回来、一家团聚为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劝说。然而沈达大少爷脾气上来，只听自己的，谁说的都没用，真是把父亲气了个半死。

    还有一个人出来跟沈达一起气他老爹，是个小女孩，年方两岁，小不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模样挺清爽，却会大哭，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撒野一般嚎叫。

    这小女孩是谁？据说是沈达的女儿，沈父沈母的亲孙女。时沈达早有一个女儿，为沈家长孙女，已经九岁多了，是省城的一个小学生。

    沈达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结婚的，妻子李珍，就是沈达母亲为他物色的李家姑娘，沈达最终还是娶了她。当年为了避开母亲的安排，沈达不听父母招呼，躲在学校不回家，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留在省城工作。不料沈达的母亲非常执着，非要弄个人把沈达管住不可，也亏得沈达的老爸官大，有办法，加上人家女孩愿意配合，终于联手把沈达捕获：沈达进了省电力局不久，李珍忽然也调到省城工作，进了省法院。女孩笑盈盈找上门来，袖子一挽要帮沈达洗衣服。沈达不禁感叹，说自己算是个孙悟空，还是比不上老妈是如来佛。

    在省城相逢，不像在家里老妈监视之下别扭，加上李珍本来也不让人讨厌，沈达不再严加防范。时日迁移，沈达身边原有的那些女孩渐渐走散，沈达自己年纪稍长，进了单位，知道应当有所收敛，不宜再像读书时那样胡闹，沈达的父母适时施加压力，沈达到底点了头，有情人终成眷属。沈达和李珍婚后第二年有了孩子，是个女儿。沈达很喜欢自己的女儿，嘴上却不时嚷嚷，说感到遗憾，他想要一个儿子。

    “咱们不是官家遗传吗？”他跟苏宗民发牢骚，“到这里没有了。”

    苏宗民说：“女儿也传。”

    沈达不认。所谓代代相传，讲的是传子传孙，没听说往外孙外孙女那边传的。

    后来那些年沈达春风得意，在单位里崭露头角，步步向上，身边又开始有些花花草草。里里外外，不时有些女子与沈达拉扯，电话里、楼道边，嗲声嗲气，沈主任长、沈主任短，让众人看了眼热，听了心跳。这种事很难一直隐瞒，难免会传到老婆那里，夫妻间自然就会发生些动静。李珍成了沈妻后，不再像自愿当女朋友时那般隐忍，已经知道要保卫自己作为老婆的合法权利；加上自身供职于省高院，作为法律界人士，哪里会容忍他女再来分享丈夫。她和沈达之间渐渐燃起战火，时起时落，有时只在家里燃烧，有时还烧到了双方老爸老妈那里。双方家长为小两口救火，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历经多个回合。

    沈达交上楣运，不见容于新来的齐总，因大面积停电事故被免职、陷入低谷之际，有一位少妇风尘仆仆，从省城来到市里，找到沈青川的居所。少妇来者不善，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不点女孩，她把小女孩往沙发上一放，让小不点管沈青川叫“爷爷”，管沈达的母亲叫“奶奶”。少妇说小女孩是沈达的种，她和沈达的私生女。沈达不认，就来让爷爷奶奶认，谁的种谁养，她不管了。

    这少妇不是陌生人，十多年前跟沈父沈母打过交道，就是那个卖胸罩的女孩。当年沈母给她家人一笔钱，帮女孩找了一份工作，让她答应不再与沈达纠缠。没想到现在她又冒了出来。她声称自己已经嫁人了，但是单位倒了，下岗了，知道沈达在电力公司混得不错，找上门去求助。沈达跟她重温旧情，哄她上床，答应如果给他生个儿子，就跟老婆离婚娶她。结果生的是女儿，沈达不认账了。

    沈青川和妻子被少妇和她带来的小不点弄得一愣一愣，不知道这回爷爷奶奶能怎么当。他们马上给沈达打电话，沈达在电话里很平静，只说那女的已经疯了，别听她胡说八道。尽管打110，让警察把她带走，孩子是谁的谁去认，不行就送民政局福利院。

    沈青川问：“你跟她到底怎么回事？”

    沈达说：“这个你们不必管。”

    沈青川能不生气？

    处理类似事项没有沈达说的那么简单。沈青川是什么人？老专员老市长，德高望重，声名显耀，打个电话让警察上门带走一个少妇，把个莫名其妙哭爹喊娘的两岁小孩送到福利院，外界会是什么议论？沈达的旧日相好不是只会卖胸罩，人家胆子很大、很泼辣，心里也很有数，打上门来，把孩子往沙发上一扔，看你们怎么办。

    于是又如当年，王阿姨跟少妇展开周旋，深入谈判。王阿姨细听对方陈述，摸清内中实情，以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循循善诱、软硬兼施。对方胡搅蛮缠半天，从要求沈达离婚娶她，退到要求经济补偿。沈达母亲拿了一千块钱放在她面前，告诉她这钱与孩子和沈达都没关系，只是他们老两口关心下岗工人，帮助渡过生活难关而已。事情必须到此为止，再闹的话，他们就要让警察出面采取措施。少妇不听，嫌沈母给的太少。沈母无法再让一步，赶紧又给儿子打了电话。沈达在电话里说，他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家了，让沈母稳住对方，等他到了再收拾。

    少妇听出他们电话内容，即抱起孩子，抓走那一千元，跑得不知去向。

    其实沈达根本没动，是在省城家中拿电话装神弄鬼，居然就把少妇吓走。

    原来这个女人和她的小不点不止是到沈达父母家闹，此前已经找省公司和沈妻李珍闹过，都是挑沈达不在的时候上门寻事。少妇虽然泼辣大胆，却一如既往，只怕一个沈达，无论在哪里闹腾，一听说通知沈达前来处理，立刻偃旗息鼓，仓皇走人。所以沈达一接家里电话，胸有成竹，靠个舌头于三百公里之外把少妇驱逐出门。

    问题是沈达此时正当落魄，少妇和小不点的出现给他雪上加霜，在单位被人当做笑料。沈达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要同事们下一次帮他把少妇母女俩扣住，赶紧通知他来认私生女，看他怎么处置。沈妻李珍却不那么容易摆平，夫妻间本来已经战火未断，此时更是加剧，老婆难以释怀，跟沈达大闹了一场。

    沈达恼火，放了狠话：“他妈的离婚算了。”

    李珍大哭：“不要我们母女，要那个妖精。”

    沈达火上浇油：“我还赚一个小不点。”

    夫妻俩闹得不亦乐乎之中，沈青川突然病逝。

    所以有人称沈青川给儿子气死，不尽是无中生有。

    沈达与李珍不和，毕竟还是夫妻，沈青川一死，彼此还得顾全大局。李珍带着女儿随夫回乡，参加了公公沈青川的葬礼。而后母女立刻走人，返回省城，理由是省法院最近很忙，加上女儿是小学生，课外还学钢琴，不能拖课。沈达没跟老婆女儿一起回去，他留在家乡。父亲的后事已经料理完了，母亲有弟弟照料，不需要他太操心；他却不走，在市区和下边县里晃来晃去，找旧日朋友同学谈天说地、打牌钓鱼，居然还偷偷喝酒，似乎不在服丧之中。

    他那些密友清楚，此刻沈达不好受，内外交困。主任已经给免了，回单位无事可干，回家还有战争，所以不如躲着。但是虽然停职，毕竟还是单位干部，为父奔丧，也不能耗时太久。本来和齐总就不对路，现在再被抓住把柄，人家生气了，以旷工论处，痛加收拾，沈达的日子更不好过。

    有一天下午，沈达跑到连山县找朋友玩。朋友名叫张光辉，小名小六，比沈达小一岁，与沈达出自同一个大院，也是个干部子弟，父亲当过工业局长，他本人不逊其父，已经当了连山县县长，是大院伙伴里比较有出息的一个。张光辉与沈达关系密切，知道沈达内外交困，需要朋友关怀，把沈达约到自己管辖地块，领他跑到山间，游山逛水散散心。黄昏时他们回到县城，张光辉说咱们不上宾馆，那里没什么好吃的。他安排沈达去了路边一个不太起眼的餐馆，这里有野味，五步蛇、大蜥蜴，都是别地方看不到的。其他人不叫，就他们两个，老朋友自己吃饭。

    点菜的时候，老板娘跟张光辉说话，问领导要什么小赛。张光辉问人家小赛有什么。老板娘报出卤猪舌、鸡翅膀等等。沈达明白了，原来说的是小菜，不是什么他妈的奥数大赛或者小赛。

    他们用连山话对话。张光辉是在原行署大院长大的，并不是连山人，却因为在此间工作多年，一直当到县长，居然学得一口本地腔，能用地道的连山话与当地人对答，与沈达等老朋友在一起时，也喜欢学人家连山腔互相调侃。不想当时张光辉跟老板娘说“小赛”，却让沈达忽然有些感叹，想起一个人——“嫂嫂”。

    “有苏宗民的电话吗？”沈达问。

    这还能没有吗。

    连山水电厂是省属单位，不归张光辉管辖，但是都在一个地盘上，工作联系很多。苏宗民是本地人，苏宗民父亲生前也曾担任过此地县长，算来是张光辉的前辈。苏宗民本人与张光辉也都出于同一个大院，当年沈达与苏宗民在青少年宫旱冰场打架，张光辉在场，奉沈老大之命，下场围捕苏宗民的小孩里，“小六”也是一个。有这么多瓜葛，张县长与苏厂长当然关系不浅，彼此相熟。所以沈达一问，张光辉于饭桌边当场给苏宗民挂了电话，挂通后把手机递给了沈达。

    “苏厂长很忙？”沈达跟苏宗民打哈哈，“要不要来接见一下？”

    苏宗民问沈达在家里吗？沈达顺着他的话，说不错，自己在家里跟朋友聊天，忽然想起“嫂嫂”，就打了电话。苏宗民告诉他，他此刻不做早操，是坐在车上，回市区看老妈，刚到半路，一会儿进市区后，他会到沈达家，让沈主任接见。

    沈达不禁失望。他告诉苏宗民，刚才是开玩笑，此刻他不在家里，是打上苏厂长的老家来，在连山县县城的一家野味馆。本来想把苏厂长找来叙一叙旧，一起继续探讨拉舍尔毛毯的用途；那天在他父亲葬礼上只说了一半，因为情绪比较激动，没讲完，所以还想找机会再深入探讨。可惜看来对不上，他跑到这里吃“小赛”，苏厂长嫂嫂的，已经在路上跑远了。

    苏宗民说：“只好另找机会了。”

    半个小时后，苏宗民出现在野味馆。

    原来接到电话后他立刻掉头赶了回来。连山县城这家野味馆挺有名，他知道，所以电话里都不问一下，直接打进门来。

    那时候沈达已经喝了半瓶酒，举止言谈显出醉意。苏宗民指着酒瓶冷笑。

    “沈主任管这叫啥？拉舍尔毛毯？”他问。

    沈达强调这是酒，茅台，不是毛毯。

    “我知道苏厂长什么意思。”沈达说，“父亲尸骨未寒，儿子还敢喝酒，找死啊。”

    “对，不像话。”苏宗民刺激他，“你要是真有种，别在这里逞能。”

    “我还是知道你的意思。”沈达回答，“你让我回家去喝，对不对？你以为我不敢？”

    “你真敢吗？”

    沈达称自己没啥不敢的，只不过实在不愿意走人离开。留在老家这里，对付老妈一个女人还容易，回省城要对付的女人可就多了，公司里一个女总、家中一个女婆、外头一个女好，还有一个学钢琴的女儿、一个特别会哭不知哪里搞出来的女娃。这他妈怎么弄？有女人缘真不错，碰多了也真麻烦。

    张光辉招呼苏宗民坐下，要服务小姐给他倒酒。沈达当即制止，说人家苏厂长一向不吃请不请吃，哄上桌也不喝酒，别浪费了毛毯。

    张光辉说：“是茅台。”

    苏宗民让小姐给他矿泉水，他拿矿泉水跟沈达干杯，沈达不干。

    “咱们谁是老大？”他问苏宗民，“你敢欺负我？”

    苏宗民说：“要么就喝，要么就滚，别在这里发酒疯。”

    沈达说：“墙倒众人推，他妈的嫂嫂也欺负人。”

    苏宗民问：“你到底喝不喝？”

    沈达喝，举杯跟苏宗民碰，扬脸一饮而尽。

    苏宗民说：“再来。”

    小姐过来把沈达的酒杯倒满。苏宗民给自己倒水，毫无顾忌，直接拿矿泉水瓶往酒杯里注。沈达已经晕了，不再计较苏宗民拿的是什么。

    他们再喝。喝完了，苏宗民要求再来。张光辉把苏宗民拉到一边，很担心：“苏厂长这是干吗呢？”

    苏宗民说：“这家伙欠一醉。”

    “这么弄他受得了？”

    “是他活该。”

    沈达不痛快了，拿汤勺敲碗，禁止他们俩在一旁嘀咕。

    “有屁当面放，别搞小动作。”他喝道。

    苏宗民没跟他客气，继续灌他酒，桌上那瓶酒全部灌下去，沈达酩酊大醉，身子一滑滚到了酒桌下边。

    他们把他弄上苏宗民的越野车。沈达个子大、身子沉，醉得不省人事，除了借醉使横，不会配合动作。苏宗民和张光辉两个人对付不了，特地请了酒馆两个伙计，都是膀阔腰圆的大小伙子。四个人喊着号子，把沈达从地上抬起来，抓着扛着，弄出了野味馆，塞进了越野车后座。

    苏宗民吩咐司机赶紧动身。他们从连山县城赶到市里，没在市区停留，立刻驶上国道，连夜往省城赶。那一路一共开了近五个小时，午夜两点左右，越野车驶进省公司的住宅区，沈达家住里边一幢新楼。那时沈达还在大醉中，吐得身上、车上到处都是。

    苏宗民按了沈家的门铃。半夜三更，铃声响了许久，沈妻李珍慌慌张张披着衣服跑过来，隔着铁门询问，声音发着抖：“是，是谁？”

    “是我，嫂子。”苏宗民和司机把沈达抬进了屋子。李珍看着丈夫瘫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苏宗民帮着把沈达衣服脱了，让李珍打一盆热水稍稍擦洗一下，再把他抬上床去。当晚李珍母女俩睡在主卧里，他们把沈达抬上了他女儿小房间的小床上。

    而后苏宗民告辞。李珍看着醉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丈夫，忽然掉下眼泪，问了苏宗民一句：“我该拿他怎么办？”

    “对他好点。”苏宗民说，“帮他过这个坎儿。”

    李珍一声不响。

    “听我的，不然就完了。”苏宗民又加了一句。

    李珍点了点头。

    苏宗民连夜返程。

    2

    毕业后这十几年里，苏宗民跟沈达走的是两条路。

    当年苏宗民回乡工作，到了连山水电厂，该厂还是一片工地。厂区位于大山深处，要在山间峡谷处筑坝，将流经山地的江水拦截，在狭长山谷盆地间形成一座中型水库，同时开凿一条六公里长的穿山隧道，把水引向山另一侧江流下游，利用水流落差发电。这是当年一个重点水电项目，由省里投资，地区具体负责筹建。苏宗民在工地施工组当技术员，那时离电机进厂安装还远得很，干的都是基建活，水电厂的机构建置也还没有形成，由一个筹建办负责协调建设事宜和工地施工。

    苏宗民到工地报到的第一天，筹建办一位副主任把他叫去谈话。副主任叫陈兴，工地上的人都管他叫“陈头”，他是工地的实际负责人，大约四十出头，还兼着地区水电局副局长。新来的毕业生上岗，领导通常要谈谈话，讲讲大道理，提提要求，这位陈头找苏宗民谈话，却还拉了点家常。

    “你父亲是苏世强？”

    苏宗民说：“是。”

    陈头称见过苏宗民的父亲，当时陈还是个小干部，苏的父亲在台上讲话，远远地看了几眼。他记得苏世强个子不高，中气很足，讲话声音响亮。

    “家里情况怎么样？”陈头问。

    苏宗民告诉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母亲身体不好，病休在家。妹妹今年读高三，明年高考。

    “日子还行吧？”

    苏宗民摆了些家庭困难。母亲病休，工资很低，他上大学这几年，家里节衣缩食，母亲有病都不敢上医院拿药。现在他出来工作，情况好一点了，但是妹妹明年上大学，也得准备一笔钱。

    “有那么困难？”

    苏宗民点头，没再多说。陈头笑笑，摆手让苏宗民走。

    人家不信。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是个著名人物，在地区副专员任上跳楼自杀。为什么事跳楼？钱，据说拿了人家几十万。没有这种事他干吗跳楼？楼一跳钱就没法找了，但是人民币不会忽然化成烟。这些钱应当还在，可能还藏在苏家的某个床铺下边，够苏世强的遗孀、子女用一辈子。所以苏宗民哭穷，那是装的。

    苏宗民很清楚旁人怎么看待他父亲的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他无法解答。他始终只坚持一条：家里很困难，他需要有一份工作，所以到了工地。

    陈头安排苏宗民到隧道工地，参与监管施工质量。这项工作与苏宗民在学校里读的专业无关，属专业不对口，但是人家不管那个，工地上需要什么就得干什么，可以一边干一边学。需要苏宗民边干边学的不只是土方、石料、水泥标号之类，更多的还有人情世故。

    下工地第一个月，工程队的一个工头来找苏宗民，当时苏宗民在工棚里看图纸，天气比较热，他只穿背心，把工作服挂在门边的铁钉上。工棚里没有其他人，工头给苏宗民递了支烟，苏宗民摇头，说自己不吸烟。那人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烟。

    “有事吗？”苏宗民问。

    “没事，你忙。”

    工头在工棚里站一会儿，告辞。出门前他指着挂在门边的工作服问：“你的？”

    苏宗民点头。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随手塞进苏宗民工作服的口袋。

    苏宗民一时感觉惊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待人家走后，他过去摸了摸工作服，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个信封。是那人留下来的，空白信封，一个字都没有。

    里边却有东西，钱，一百元。

    当天下午，苏宗民在工地上碰上那位工头，把他拉到一边，将信封奉还。

    “哎呀，小意思。”那人不接，“插一点，加班补助。”

    苏宗民明白了。所谓“插”原来就是这个。

    几天前，在工地食堂吃饭时，苏宗民与两个筹建办年轻人同桌。那两人比苏宗民大几岁，在工地混了一年多，已经很油了。两人在吃饭时互相打听，都问对方：“给你插了没有？”表情比较暧昧。苏宗民听了纳闷，不知道两个小子插的是啥，难道是搞女人？两人还互相比较数目，彼此伸出的都是两根指头。

    现在苏宗民知道了，他们说的应当是这个，“加班补助”。所谓“插”没别的意思，就是形象动作，把信封往口袋里一插，简明扼要。看起来工头们“插”钱也分三六九等，苏宗民是新来，初入道的，等级较低，只能“插一点”，别人两根指头，他一百元。

    苏宗民把信封“插”回工头的口袋。说自己的加班费指挥部已经给了。

    “都拿了呢。”工头说。

    他说别人他不管。反正不必给他。

    “你是，哈哈。”工头看着苏宗民，说了半句话，表情很特别。

    事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后该工头又来了，再“插”，这一次加了倍，二百。

    “大家都一样，真的。”他说明。

    他可能以为上回苏宗民嫌少，因此加了倍，一视同仁。

    苏宗民又把信封“插”了回去。

    “真的不要。”他说，“再这样我拿去交了。”

    “小伙子怎么搞的？”人家不满了。

    苏宗民还是那句话：他就这样，别人他不管，不必给他就行。

    不久后苏宗民休探亲假回工地，拿了一张车票单据找陈头签字报账，陈头随口又问一句：“家里真的很困难吗？”

    苏宗民说：“是。”

    他不知道陈头什么意思。也许还一直记挂当年苏副专员的几十万元？认为小苏有这么几十万，报销几块钱的车票也太小气了。也许他还知道包工头送的钱被苏宗民“插”回去了，认为苏声称家庭困难纯属假话，要真是缺钱，为什么不拿？他老爹当年拿人几十万，他小苏拿几百块钱算个啥？大家都拿了，只有你不拿，总得有些缘故。

    从那以后，一直到水电厂建成，苏宗民行事一致，多一分不取。与众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头几年他颇受猜忌，单位里最差最累的活差不多总是他的，好事当然总是没他。这人很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叫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的事不闻不问不掺和，渐渐地大家就了解了，都说这小子虽然行事个样，脾气古怪，其实不错，并不多管闲事。

    下工地的第二年，有一个人千辛万苦，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找到了苏宗民。

    是袁佩琦，她独自前来，整整坐了两天汽车。当时连山水电厂工地还不通班车，道路不好，交通困难，袁佩琦从省城出发，到地区换车，当晚住在连山县城，第二天才搭上一辆往工地载货的拖拉机，到达目的地。

    她见了苏宗民，非常惊讶，问道：“是你吗？怎么变成这样！”

    与大学时候相比，苏宗民已经变了一个人。苏宗民本就是小个子，工地上跑来跑去，风里雨里待了一年，被山间的大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几乎成了个人干。工地里又是泥又是水，到处尘土飞扬，露天工作场合，衣服特别不经用，加上小伙子不善于收拾自己，整个人显得非常邋遢，工作服上的油污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袖口抽丝、肘部破损，那模样不像是技术人员，倒跟混凝土浇铸现场的民工差不多。

    袁佩琦到达时，苏宗民正在工棚里修机器，也不是什么大家伙，是一只手提扩音喇叭。工地上这东西很管用，特别是放炮炸土石方之际，最怕哪里突然冒出个人，让爆炸飞石砸死，出安全事故；因此用得上这种扩音设备，在放炮之前及早喊叫通知，让周围山岭的人能够听到。这只喇叭用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苏宗民把它拆开，找了个电烙铁修理，干这种活他已经是师傅级水准。

    这时工棚外有人喊叫：“小苏，有人找！”

    袁佩琦掀开门帘，走进了工棚。从外边大太阳下走进来，一时间工棚里全是黑的，袁佩琦只见一个黑影从桌子边站起来，她眯起眼睛使劲瞧，根本看不出半点苏宗民的早先模样，顿时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苏宗民？”她试着问了句。

    苏宗民笑：“你怎么找到这里？”

    她这才放心，这个笑容和口音不会错。

    袁佩琦还是当年大学里的那个样子，只是显得成熟了一些，背着个包，戴一副墨镜，还有一顶遮阳帽。大学毕业后，两人时有联络，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但是再没有见过面，这是第一次重逢。袁佩琦毕业后留在省城，改行了，她进了医疗单位，在省立医院行政处。她的父母都在医务界，她似乎注定要进那个门，哪怕当不了医生。

    忽然在工地上相见，苏宗民当然更为吃惊。苏宗民问她怎么不说一声，突然跑来了？她反问道：“不能来吗？”

    苏宗民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说。

    “谁告诉你路怎么走？沈达吗？”

    她承认，是沈达给她画了张路线图，告诉她在哪里转车，怎么进山。她是请了假，加上周末休息时间，专程来看苏宗民的。

    苏宗民很感慨。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同学到过这里，一个是沈达，还有一个就是她。沈达是坐着局长的车，跟随前来视察。袁佩琦不一样，是独自一个，跋山涉水，特地跑来找他的。

    “听起来，你有些感动？”袁佩琦笑着问。

    苏宗民纠正：“是很感动。”

    苏宗民领袁佩琦参观工地，带她去了大坝浇铸现场，再走进正在开掘的引水隧道。隧道挖在石头山里，洞壁还没有敷砌，凿开的岩石露出截面，一盏一盏电灯延向隧道深处。洞壁上有水流渗出，流到洞底两侧的排水沟，沿着水沟流往洞外。洞底水汪汪的，铺着废模板。苏宗民和袁佩琦两人戴着安全帽，换了雨靴，踩着洞底的模板往里走。隧道深处，传来空气压缩机和风钻轰隆轰隆的声响，越往里走，越发震耳欲聋。

    袁佩琦抓住苏宗民的胳膊，紧偎着他往洞里行进。有两个民工推着手推车从里边出来，与他们相向而过。袁佩琦并无丝毫躲避，还是偎着苏宗民。

    苏宗民道：“人家眼睛盯着呢！”

    他得喊着，才能在空压机和风钻声中让袁佩琦听明白。袁佩琦抓着他的胳膊不放，大声回应道：“他们不认识我。”

    苏宗民道：“他们认识我。”

    “你害怕？”

    苏宗民笑道：“感觉很温暖。”

    他们走到了隧道尽头的工作面，有十数个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忙碌，往岩石上凿炮眼。有人跟苏宗民拍拍肩膀，权当打招呼，还指了指苏宗民身边的袁佩琦，像是在询问，又像在打趣。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响中，大家都用手势，没有谁想要扯嗓门说话。苏宗民和袁佩琦在工作面待了一小会儿就原路返回，铺在隧洞底部的模板被他们的靴子踩得巴唧巴唧发响，水流从模板边喷溅而出。

    苏宗民问袁佩琦对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感觉？袁佩琦想了想说：“很特别。感觉不像是你该干的。”

    苏宗民再问，按她的想法，他该是干什么的？

    她忽然冒出一句话：“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了。”

    苏宗民顿时无言。

    沈达把情况都告诉她了。有一天沈达陪领导去她们医院，顺便跑到行政处看她，在那里谈起苏宗民。沈达说他前些时候随局长去了连山水电厂工地，见到了苏宗民。苏小子瘦得就像只猴子，让太阳晒成个非洲黑人。后来就谈到苏宗民毕业时执意要回老家去工地，沈达说苏宗民心里头有一块伤疤，把他害得不成人形。事实上，这块伤疤也把袁佩琦害了。在学校时，她和苏宗民互相喜欢，彼此都清楚，苏宗民最终掉头离开。为什么？因为父亲，苏宗民至今没有摆脱他父亲留下的阴影。

    于是袁佩琦知道了旧日苏副专员的故事。

    她买张车票跑到工地来了。

    “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袁佩琦问苏宗民，“再怎么说，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为什么要让他一直阴着自己？”

    苏宗民告诉袁佩琦，她的话让他宽心，却不是真话，有些境遇碰上了才能明白，局外人很难想象。比如他来到工地，领导见了面就问：“你是苏世强的儿子？”可见父亲还是父亲，儿子永远摆脱不了。

    “为什么要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应该把它摆脱。”

    苏宗民称这种事有如命定，不是想摆脱就能摆脱。如果他父亲没有出事，还在那个位子上，估计他不会落到这个工地。但是命运一转，他来了，很可能落地生根，在此过一辈子，陪着这里的大坝、隧道和发电机，终老于深山。

    袁佩琦反驳，认为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无论出自什么家庭，这种事例太多了。

    苏宗民承认袁佩琦说的不错。如果他努力，加上一点运气，有可能改变处境，也许还能渐渐出人头地；搞得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一步步往上，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可能就有一天，轮到他背着所谓的几十万，从某一座大楼顶层跳了下去。

    “胡说什么呀！”袁佩琦叫道。

    苏宗民道：“是沈达说的。”

    他让袁佩琦去问沈达，了解何谓“官家遗传”。以他看，如果真有一种当官的基因，那么出事和跳楼也可能通过该基因遗传。

    “沈达说，你父亲死了，你的脑筋也给弄坏了。真是的。”袁佩琦感慨。

    袁佩琦从沈达那里听说，苏宗民心里压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父亲的遗言”，是他父亲去世前跟苏宗民说过的很特别的话，对他有如魔咒。他从来不愿提起，却始终被它左右。苏宗民的不近人情以及一些有悖常理的举止跟那有关。沈达的话让袁佩琦联想到读大学时的一个星期天，苏宗民到她家里帮助修录音机，留下来吃中饭，恰电视新闻里有一个贪官受审，她注意到苏宗民表情很特别。返回学校的路上打听怎么回事，苏宗民称自己想起了他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却不肯说那句话是什么。

    “看起来真有这回事？你父亲到底说些什么呢？”袁佩琦追问。

    苏宗民不做正面回应，只说沈达说得太玄了。

    她却认为苏宗民确实有问题。苏宗民提起要在山沟里终老，或者要去跳楼，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摆脱心里的阴影，一定要把前景想象得这么灰暗？苏宗民告诉她不是想象，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但是他从不谈起。袁佩琦是例外，他必须跟她说。

    “你到这里找我，没告诉你父母吧？”他问。

    袁佩琦不吭声。

    “你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山沟里怎么生活。或者想象一下，像我母亲那样面对父亲的死亡。你能忍受吗？”

    袁佩琦嚷：“苏宗民，你不要吓我！”

    袁佩琦在工地住了一宿。这里条件很差，没有招待所，苏宗民安排袁佩琦住临时工房的女职员宿舍。工地的女出纳刚好请假回家，就让袁佩琦睡人家那张床。山沟里不比外头，只好让袁佩琦吃点苦头。第二天早晨，袁佩琦走出工房时满脸倦容。她告诉苏宗民，当晚彻夜未眠，因为有蚊子。她还翻来覆去，想了许多。

    “我不在乎你说的那些。”她说，“所以我来找你。”

    “你爸爸妈妈会在乎。”苏宗民道，“我也一样。”

    她让苏宗民不必多说。此时此刻她很想一样东西，她记得本地有种特产叫做“连山贡糖”。当年在学校，有一天晚间下课，苏宗民把她叫住，给了她几颗那种糖，说是感谢她。她吃了，感觉特别好，从此一直记在心里。

    “那是沈达母亲给我的。”苏宗民说明。

    她不管，只记住一个苏宗民。

    那天上午，苏宗民领她去了工地附近的一个村庄，进了村边的一个小学校。小学校很破，几间土房子，一个小操场，没有围墙，有鸡四散于操场觅食。孩子们正在上课，一个女老师领着孩子们朗读课文。袁佩琦听得目瞪口呆，不知道他们读的是啥。

    “操时白地赛银先。”女老师领读，抑扬顿挫。

    “操时白地赛银先。”孩子们齐声跟读，拖腔拉调。

    苏宗民解释，连山仔就是这种口音。沈达笑话过，管“早操”叫“嫂嫂”，土得掉渣。此刻这里的老师和孩子是在读唐诗，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

    袁佩琦扑哧一下，当即笑出声来：“怎么会有这种土老师！”

    苏宗民让袁佩琦注意土老师，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小老师，看起来就像个村姑，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圆脸，声音很大，领读很卖力。

    “她叫林秋菊，是民师，民办教师。”苏宗民说，“这小学还有一个老师，是她父亲，兼学校校长，原本也是民师。”

    “这么好玩？”

    这个村子很小，因为离山外远，小孩上学不方便，所以办了这小学。父女两个老师，上六个年级的课。一个班里的学生按年龄程度分三个年段，今年是一三五年段，明年升为二四六年段，老师轮着教，叫做“复式教学”。女老师的父亲，该校林校长时常跑到工地找苏宗民聊天。当年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在本县当县长时，到这个村走过，看到学生们在一个小祠堂里上学，条件很差，回去后拨了笔钱，才修了这些房子。苏宗民的父亲还给了一个名额，让林校长转为公办教师。去年苏宗民来到此地，林校长听说了，特地跑去工地看他。林校长至今认为苏宗民的父亲人很好，死了可惜。见了面还说苏宗民长得跟当年的苏县长一模一样。

    “他一定是看上你了。”袁佩琦打趣。

    “主要因为他女儿。”苏宗民补充。

    他告诉袁佩琦，林校长已经为自己的女儿做媒，想把他收为女婿。

    “这女老师？”袁佩琦指着教室里那位“操时白地赛银先”，难以置信。

    “就是她。”

    袁佩琦当即变色。

    苏宗民说，想来这是他的命。只有在这个林老师家里，他的父亲不会成为问题。他可能注定要在这种地方过一辈子，而不是在其他哪里。

    他指了指天边。

    袁佩琦于当天中午离开工地。苏宗民送她到县城，两人搭一辆拉货的中型拖拉机，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到了县城已是黄昏，袁佩琦没多停留，立刻转搭一辆过路班车，连夜返回省城。

    几天后，沈达把电话打到工地，在电话里劈头盖脸，把苏宗民臭骂一顿。

    “你小子活该死在那个山沟里。”

    苏宗民居然反骂，说沈达也一样，该死。

    “怪我把你们家的事情告诉她？”沈达问。

    苏宗民说：“不要你多管闲事。”

    沈达骂苏宗民臭小子不识好歹。他恨不得立刻赶到连山，把个臭“嫂嫂”按在地上痛打，打他个灵魂出窍，让他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后来才知道，那一夜分手后，袁佩琦上了班车就哭，从连山县城一路哭回了省城。半个月后，她居然还从省城给苏宗民邮来一个包裹，给他寄了几件衣服，都是牛仔布缝制的，结实耐用。工地之行，苏宗民的一身破烂一定让她难以忘怀。

    一年后她结婚了，丈夫是本院一个年轻医生，郎才女貌，非常般配。她给同学都发了请柬，包括苏宗民。苏宗民跟同学凑了贺礼，还特地写了信，以自己远在工地、大坝施工进入关键时刻无法离开为由，提前道歉，没有到场。

    再过半年，苏宗民也结婚了，妻子就是林秋菊。他们的婚事办得非常简单，没有请客，也没给同学发请柬。苏宗民跟他岳父商量，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目前是家庭主要经济支柱，母亲的药费他负责，妹妹上大学他来供，他的工资收入基本都寄回家交母亲安排，结婚之后，依然还得照料一家老小；岳父这一边也一样，都比较困难，所以结婚还是从简，不要去跟别人比，让自己负债背包袱。苏宗民岳父通情达理，只要这门婚事能成，一切听小女婿的。苏宗民的婚事因此办得悄无声息。小两口回市里苏宗民家住了几天，然后返回山里，给两边亲友和工地同事发了些贡糖，这就圆满完成任务。

    沈达不满：“小偷办事也比你们动静大。”

    袁佩琦掩面泣归那一次，沈达听说情况后曾经发话，要把苏宗民按在地上痛打，打得他灵魂出窍。待到沈达真的再次光临，已经时过境迁。

    当时连山水电厂的土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安装机器，即将进入试运行，省局局长带着几员大将到厂视察，沈达是随员之一。老同学再见之际，苏宗民不再是工地上晒着太阳跑来跑去的非洲黑人，已经成了厂业务部门的主要技术骨干。这个人数理基础好，技术全面，动手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都强；特别是从土建开始就在工地一线，情况非常熟悉。虽然年纪轻轻，水电厂技术事务，包括处理各种难题，他最能抓住要害。他的话最有分量。

    沈达陪老局长到了工地，视察机房时与苏宗民见了一面。当时局长在看设备，沈达跑前跑后安排各种事务。苏宗民则跟着他们的领导陈头，协助回答相关技术事项。大家都忙，顾不上别的，两同学只是握握手，没多说话，更不可能谁把谁按在地上开揍。局长一行当晚住在厂区新建的招待所里。晚十点，厂长陈头悄悄把沈达从房间拉到厂食堂的小包间里，请他喝酒、吃夜宵。那时候沈达已经名声在外，全省电力系统大人小孩，个个知道该小子是局长身边一大红人，在局长面前最说得上话，将来更不得了，因此陈头有心巴结。

    陈头也让苏宗民出场陪老同学，苏宗民以机房有事为由推辞不去。沈达对厂长说：“别管他，这家伙不吃请不请吃，我知道。”

    他还讲笑话，说苏宗民欠他一顿揍，所以当然要躲。

    第二天上午局长一行在厂里现场开会，研究水电厂试运行相关事项，中午厂里宴请，下午领导走人。沈达在宴会中途离席，做出门解手状，跑得不知去向。

    他去了苏宗民的家，苏宗民正等着他呢。原来这人号称不吃请不请吃，也有例外。这例外只对沈达，老同学光临，不能不稍尽地主之谊。其他时间碰不上，只能借中午逃宴相聚。苏宗民在自己家里，让老婆炒菜，请老同学吃饭喝酒。那时苏宗民的女儿已经出生，一家人住在厂里分的旧库房，条件很差，非常拥挤。沈达看了不满，认为陈头欺负苏宗民，怎么能让王牌工程师住得这么差！苏宗民说没事，以后厂里有房子，总得给他。沈达让苏宗民自己找点原因，说苏宗民看起来有些脱离群众，至少脱离领导。苏宗民与众不同，不拉关系不合群；七七八八的事情，人家搞他不搞，人家来他不来，时不时引人猜忌，这对他很不利。

    苏宗民承认，情况属实。例如他一向不吃请，也不请吃。

    “不是这个。你好像不太懂行情？”

    苏宗民也承认，到工地以后，他从没让人“插”过，哪怕一两百块钱额外横财，以所谓“加班费”名义。从领导到伙夫，大家都拿，他不要。

    “你弄得有些过头，太特别了。”沈达批评。

    苏宗民笑，骂了一句妈的，称自己喜欢这样。

    “为什么？”沈达问。

    苏宗民说：“不用问，别人不明白，你最清楚。”

    “还是你家那笔老账？”沈达问，“你老爸生前郑重交代？”

    “说得对。”苏宗民点头。

    “真他妈见鬼。”沈达说。

    当天下午局长一行离开连山水电厂，厂里干部职工于厂区道路两侧列队欢送。局长在陈头和沈达等人陪同下跟大家一一握手，轮到苏宗民时，局长扭头问了沈达一句：“你说的同学就是他？”

    沈达说：“对，苏宗民，技术尖子，业务骨干。”

    局长指着苏宗民对厂长下令：“这个人，给我好好培养。”

    一星期后，厂长陈头找苏宗民谈话，通知他给换了个大宿舍，还准备提他当技术科负责人，在厂里算中层领导了。苏宗民当场表态，感谢厂长，房子他要，因为得找人管小孩，现在的宿舍已经不够住了。但是不必考虑提拔他，他这人不适合当领导。

    “别人争着要呢。”陈头挺意外。

    “给他们吧。”苏宗民说，“我适合搞技术。”

    “这事还能由得你？”陈头眼睛一瞪。

    几天后厂里下了文件，苏宗民成了技术科负责人。苏宗民再次找厂长请求，不想接手。陈头很硬，说省里领导已经发过话了，厂里已经做了决定，苏宗民不干也得干。水电厂技术部门不是好玩的，责任重大，搞不好出重大事故，要逮捕要枪毙要砍头，第一个，先把苏宗民推出去。

    苏宗民软磨硬顶，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极不情愿，硬着头皮接了手。

    几年之后，陈头逼苏宗民上阵的硬话居然就兑现了，只是倒了个方向，兑现在厂长陈兴自己的身上。

    那一年连山水电厂意外内乱，发端于厂财务科长。该科长年轻，是厂长陈兴的心腹爱将，仗着跟老板关系特殊，胆大包天，挪用厂里巨额公款炒股，不料失手，事发被拘。这人急于立功减罪，将他所知道的厂内不良事项尽行坦白，引发一番彻查。建厂以来，从基建阶段一直到发电运行时期，所有账本全给翻遍。被称为“连山水电厂腐败窝案”因此浮出水面，成为当年本省电力系统最大一案。厂里中层以上领导集体落马，统统入狱，只一人硕果仅存，就是技术科长苏宗民。

    那时没人相信，如此环境中会有一人那般清白。调查人员尤其不信，他们下力气狠查，开玩笑形容，查苏宗民个底朝天。结果很服气，真是什么事也没有。

    事过之后，连山水电厂领导班子被重组。为加强领导，省公司确定一位副总经理亲自兼任厂长，下大力气收拾陈兴一窝人留下的烂摊子，让该厂恢复正常运行。苏宗民被提为副厂长，成为该厂老二。由于厂长是省公司领导兼任，坐镇基层时间有限，厂里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苏宗民负责。他一上去，实际上已经成了本厂主角。

    苏宗民一如既往，拒绝承担重任。这一回尤其郑重：得知消息后，他打了一张正式报告，强调他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缺乏领导能力，请求考虑他的具体情况，让他继续从事技术工作，不要让他去搞管理。他把该报告复制，公司领导人手一份。老总们看了个个恼火，都说这个苏宗民怎么搞的！烂泥巴糊不上墙，真是不能看重。不干算了，想干的人有的是。

    那时沈达已经去了调度中心，在老总那里依然很有影响力。他找到老总，说苏宗民没治，就是这个德性。当年陈兴安排他负责连山水电厂技术科，他也是推三托四，直到被硬逼上去。这个人不是装样子，他确实是不想干，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但是逼他一下，终究他还会干的，而且一定可以干好。连山水电厂的情况，再没有谁比这个苏宗民更熟悉的了；这人的秉性、素质、能力和工作精神，他很了解，肯定是最合适的。

    老总问沈达：“那就不管他这个报告？”

    沈达说：“对，不理他。”

    老总有些担心，万一一纸任命下去，苏宗民还是铁心不干、死活不接受，拒绝承担工作任务，公司岂不非常被动？沈达认为绝无问题，任命书尽管下发，绝了苏宗民的退路。公司领导下去宣布任命时，他愿意一起去找苏宗民谈话，他可以打包票。

    老总按沈达的建议行事。果然如沈达所算计，苏宗民终被逼上梁山。

    俩同学再次见面，苏宗民骂沈达害人。沈达冷笑，称自己会继续害下去，不把苏宗民害下地狱誓不罢休。

    “你小子认命吧。”沈达说，“这是官家遗传，你我没法逃脱。”

    苏宗民无言以对，黯然就职。

    他一如既往地敬业，任劳任怨守在深山劳作。两年后，连山水电厂走上正轨。公司决定不再由副总兼厂长，苏宗民顺理成章，成了苏厂长。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该厂日常工作实际上早就由他全面掌管。

    不久，省公司老领导退了，新任女老总齐斌就位，单位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在省公司呼风唤雨十余年的沈达开始磕磕碰碰，终于走了麦城，因承担大停电事故责任被免职挂起。苏宗民深居远方山间，与公司上层事务相隔遥远；加上他本人不好事，权力利益欲望不多，基本不受上层变动波及，反而受到新任女老总的注意与欣赏。同学俩的境遇正好相反。

    沈达的父亲沈青川去世，沈达回乡奔丧，苏宗民前去吊唁。为什么沈达会意气用事，揪着苏宗民送的毛毯不放，让苏厂长下不了台？这里有个原因：其时省公司正在盛传，沈达被免职后，省公司调度中心主任的空缺，齐总打算用苏宗民顶替。沈达失意之中得知了，一见苏宗民，难免心里不快，忍不住要借机敲打。他也明白哪怕实有其事，也不能怪到人家苏宗民头上。事后免不了有些歉意，所以到了连山县就主动相约，请苏厂长一块喝酒；直到自己酩酊大醉，人事不省，被苏宗民送回了省城。

    隔天下午，沈达从省城家中给苏宗民来了个电话。

    “你厉害啊。”沈达感叹，“我一醒来就蒙了，以为是在做梦。”

    苏宗民问：“李珍怎么样，还好吧？”

    李珍坦白了，说苏宗民有交代，让她对丈夫好点，帮他过这个坎儿。沈达听了很感动，知道老同学还是老同学。

    苏宗民告诉沈达，他知道沈达为什么拿拉舍尔毛毯跟他过不去。省公司领导确实找过他，提出让他去接调度中心，他谢绝了。理由有几条，其中之一是他与沈达为老乡、老同学，他要是去调度中心，肯定要听沈达的，相当于沈达还在当家，不利于开展整顿、改变面貌。这条理由领导像是听进去了。

    沈达不禁发笑，说苏宗民真是聪明，哪有这么落井下石的。

    “不是因为那个位子原来是你的，是因为我不想干，这个你清楚。”苏宗民说。

    “我知道，你老爸生前交代过。”沈达嘲讽。

    “你沈达是老大，你厉害，但是眼下旁观者清。”苏宗民说，“劝你一句，该面对的还得面对，躲避不是办法。”

    沈达在奔丧之后滞留不归，在家乡四处游荡，吃吃喝喝，拒不回省公司上班，不回自己家，一味逃避，苏宗民对他了如指掌。苏宗民把沈达于醉中弄回省城，问题并不因此自然解决，该面对的沈达依然需要面对。包括单位，还有家庭。

    沈达问：“你说我该怎么面对？”

    苏宗民说：“你给李珍下跪吧，试一试。”

    沈达哈哈：“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那是我干的事吗？”

    苏宗民知道沈老大自有主意，那么就面对吧，不需要他来多嘴。

    3

    沈达赋闲近半年，终于重新任职，成了省电力干部学校的校长。

    电力干校是全省电力系统的一个培训机构，位于省城西郊。校园不大，有一幢办公楼，一幢兼有教学、宿舍功能的培训楼，一个小操场和食堂等附属建筑。在本系统里，干校属冷门单位，没有产量指标需要完成，不产生经济效益，也没有重大责任；以往多安置年龄较大，从一线退下来的公司中层去那里任职。沈达是一个例外，年纪轻轻去了那个地方，在守了近半年空板凳后，坐上了一条冷板凳。

    沈达到电力干校任职后没怎么管事。干校里有一个书记，还有一个副校长，两人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在干校里都待了两三个年头；上一任干校校长退休后，一直没有另派，缺位已经好几年，日常工作由那两位负责。沈达到位后即宣布，学校里的分工维持不变，两位老领导原先管什么，现在还管什么；各相关事务以前怎么办理，现在依然那么办，找他们两个就行，不必找他。

    那么要他这个校长干什么？

    沈达声称要考虑本单位的发展战略问题，为迎接未来重大挑战打造基础。因此要深入调研，认真思考，集思广益，多方听取意见，作出长远规划。说得振振有词，大话一堆，却没有一句是真的，沈达实际什么都不干。他自嘲，说自己年纪轻轻，把人家养老的地方占了，这还有什么可急的？私下里沈达自称是“六指”，即手掌上的第六个指头，既是畸形，又属多余。

    那年秋天，省公司安排信息技术培训，由干校负责。沈达指定副校长牵头做个方案，报省公司审定。方案送上去没几天，总办打来电话，让沈校长明天一早到公司大楼，随齐总到基层看现场。沈达挺吃惊，不知道是什么现场需要他陪同观看，电话里赶紧问，明白了，原来是培训现场。齐斌总经理对沈达他们做的方案不满意，提出以往干校培训都是老套套，只知道在自己的综合楼里上大课。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把培训班办到下边基层去？让参加培训的下属单位干部有新鲜感，也能加强了解，促进基层工作。齐总是急性子，主意一出就着手推行。当时她恰准备下基层调研，培训选点这件事即被列入调研内容之一，沈达因此成为随行人员。

    沈达建议总办赶紧调整人员，这项工作由本校副校长直接抓，所以由该同志亲自随同齐总下去选点，有利于工作落实。几分钟后总办即回复：齐总不同意，点名沈校长务必随同前往。

    没有推掉，人家盯着呢。隔天沈达只好乖乖跟随，陪齐斌下基层调研。他们去了本省中部山区的一个市，齐总让当地电业局推荐几个可以办信息培训班的点，逐一看过，确定在一座水库边新建的招待所办班，那里山清水秀，环境很好。

    齐总问沈达：“这里怎么样？”

    沈达说：“不错，水里有鱼，山上有野味。”

    “就这些？”

    “还有竹笋，这里很多。”沈达说，“吃很重要。伙食好才能学习好。”

    齐总即批：“鬼话。”

    沈达不吭气了。

    办班地点确定下来，没沈达的事了，是不是可以打道回府？不行。齐总说，加洋水电站在这附近吧？去看看。

    沈达明白了，人家领导这回是有备而来，指定让他跟随到此，不仅是为了找什么办班培训地点，更不是忽然心血来潮，要来聆听沈校长介绍野味和竹笋。他们到达的这个水库位于本省中部两市交界山地，翻过几座山岭就是沈达家乡那个市的地界，加洋水电站在山那边，距离这里也就是三十来公里。沈达与齐总间曾经谈论过该水电站。这个电站规模很小，原归县属，因经营困难面临倒闭，卖给了一个私企老板，而后该电站的电卖上了省电网，企业起死回生。有人告发电站老板以钱铺路，贿赂省公司关键人员，才得以一路绿灯。齐总找沈达追查，沈达承认囿于家乡地方领导情面，确实帮过忙，但是并没有收受贿赂，不信可以查。当时齐总即警告，说她是要查的。

    看起来齐总这回是要亲自办案，把当事人押解到案发现场，看一看查一查。人家女老总记性好着呢，她什么都没忘记。此时此刻，沈达不晓利害，领导问东他答西，什么“吃很重要”，明摆的是在发泄不满，消极对抗。惹领导恼火，走着瞧吧。

    沈达立即提出建议，认为齐总视察加洋水电站，宜另行安排时间。他的理由是交通。小水电站多建于深山，道路通常不好，加洋水电站不例外，特别是从现在这个水库到那边，道路尤其差，因为两个单位分属两个市，行政区划有别，它们与外界的交通，基本上都服从行政隶属关系，主要对接它们所在的县、市，不相统属而相邻的地方交通则不被重视，断头路为多，能接上也都是土路小道，路况不好，交通困难。所以从这里到加洋水电站，说起来只有二三十公里，实际上要跑半天，很可能还会被阻于路中哪个塌方处，根本就过不去。前几天这一带下过大雨，山区道路损毁情况严重，所以眼下不去为好。

    齐斌冷笑，说她要亲自验证沈达是真是假，上车。

    齐总在省公司里坐的是一辆新型奔驰，下基层视察她不坐高级轿车，动用了一辆别克商务车，这种车比轿车宽敞，有三排座位，可坐六人，车况也比较适合山区跑路。这一回下基层，齐总带的人不多，除了总办主任，就是一个女孩，齐斌的秘书——年纪轻轻，学历不低，是中科大出来的硕士，姓秦，叫秦小萌，公司里都称她小秦。最后一个人就是沈达，“六指”，在本车以至本系统里都有多余之嫌。

    他们上了山路，前往加洋。从水库出来，道路情况并不像沈达渲染的那样恐怖，路不宽，也弯曲，但是路面铺有柏油，而且车辆少，车并不难开。直到翻过山，开出水库所属行政区域，到了沈达老家地界，路况并不见坏。两地交界处通常都是道路薄弱地带，过了这个地方就好了。

    齐斌免不了追问：“沈达，哪里塌方了？”

    沈达依然嘴硬：“前边。”

    沈达在商务车里坐最后排，齐斌则在最前排，中间隔着那两位。齐总虽是女流，堪称巾帼豪杰，控制欲很强，坐车永远要在第一排，占领司机旁边的那个座位。通常那被称为助手位，是秘书或向导的地盘，齐总却喜欢，认为视线好，能够一路洞察秋毫，因此就把秘书和随员赶到后边通常供领导使用的座位上。

    没想到他们居然受阻了，有如沈达所预言，但是并不阻于水毁塌方，是修路。离加洋水电站还有十余公里路程，有一段公路改线，新线路基刚起，旧线已经破损不堪，只能单行，有十数辆车被交管人员拦在路旁，要等对面一批车辆过来后再放行。

    他们滞留了十余分钟，而后通过。交管人员说，过了这段路，前边再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一路都好走。

    齐斌及时交代：“沈达，你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快到了。”

    沈达说：“我没有电站老板的电话。”

    “你不是跟他熟吗？”

    沈达再次说明，他跟老板不熟，当初是当地官员带老板找他的。

    “你还真是六指啊。”齐斌说。

    她让总办主任打，人家行，起码顶个无名指，管用，齐总要什么就有什么。

    沈达脸上表情不改，心里却在忐忑，知道自己这回真有麻烦。齐斌果然厉害，耳听八方，连什么“六指”都知道，肯定有人把沈达的怪话都搬到她那里讨功了。齐斌一定特别恼火，她认为自己对沈达也算网开一面，给了一个干校校长，虽然是冷板凳，毕竟没给处分，也没降级。如此关怀，沈达还不满意，占着茅坑不拉屎，工作敷衍了事，牢骚怪话成堆，这种家伙不痛加收拾怎么行？加洋水电站是个现成题材，电站设施到底怎样？是不是比别家更具备条件？为什么别家上不了电网，这位老板却能大赚一把？一旦发现沈达收受钱物，只要数额足够，就涉嫌经济犯罪，可以立刻动手术，一刀下去，干脆利落，割除这个没用还碍事的“六指”。

    电话打过了，齐斌率一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扑加洋。

    这时出了事情。公路急弯，恰又是下坡路段，司机路况不熟，偏又开得太快，在前无埋伏，后无追兵的情况下，居然自行失控。商务车在急弯处偏向公路外沿，右车身与拦在路旁的防护石桩剐擦；司机一时慌张，方向盘往回一打，车又撞向道左；那边是一面石壁，由于弯急，加上路窄，一车人还没回过神，车头就径直撞上石壁，而后被惯性甩弹出来，斜穿公路，从另一侧翻下路沟。车翻处是坡地，上下高差接近四米。

    司机与坐在其身后座位的总办主任当场毙命。坐助手位的女老总被弹出的气囊挡了一下，没有伤及性命，却在撞击中负重伤，人事不省。沈达坐后排，当时情急，两手撑住前排座位，不知怎的居然拽住了前排老总秘书小秦的后衣领，结果他俩虽没能躲过猛烈撞击，却多少有些缓冲，成为意外车祸中的幸运者。

    沈达第一个清醒过来。当时商务车翻在路坡下，四轮朝天，已经没有车形。沈达从破碎的车窗爬出来，听到了前排小秦的哭声。

    “救我。”她喊。

    沈达把她拖了出来，女孩满头满脸全是血。

    “你没事。”沈达说，“头上是外伤。”

    女孩动动手脚，都还灵便，只是浑身疼痛。

    他们跑到车头，车头部位严重变形，齐斌和司机都被卡在车里，司机已经没有呼吸，总经理昏迷，但是还有脉搏。沈达要小秦到另一边去，看总办主任伤情如何，他自己则跑到车后头工具箱找应急工具。这时前头哇一声，小秦又放声大哭。

    总办主任脖子断了，已经没气。

    沈达喊：“别哭，快报警。”

    他把工具箱里能用的东西扔到车前，小秦跑过来，跟他一起紧急施救。他们撬开车门，把齐斌拖下车，抬到一旁地上。总经理在昏迷中开始抽搐，看样子快不行了。

    “把电话给我。”沈达说。

    小秦已经报了120。沈达说，等他们赶到，恐怕又多了一具尸体。

    他打电话求救，找的是一家部队野战医院，该医院离这里不远，医院政委恰是沈达中学的同学。他直接挂了政委的手机。

    “赶紧把你的战地急救车派来，还有医生。”他说，“可能得在车上手术。”

    沈达的这个电话把齐斌救了。十几分钟后部队急救车赶到，她已经濒临死亡。幸好医生和设备都已准备齐整，人一抬上车就紧急处置。医生说，只要再晚五分钟，这条命就没有了。

    那时沈达已经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沈达在车祸时奇迹般逃脱，除了脸上手上几处破皮擦伤，没有更多痕迹，不像另一位生还者小秦满头是血，触目惊心。却不料那一场车祸十足阴险，没给他留明伤，却有重大暗创。沈达从车上爬下来后这边跑那边跳，指挥唯一帮手和他一起收拾残局，那时精神紧张，还顾不上其他；待到救援人员赶到，人松懈下来，忽然感觉非常不对，腰部火辣辣疼痛，哪里还支持得住，他往地上一躺就起不来了。

    他也被送进部队医院。医生没让他再坐起来，问过情况，立刻开张单子，把他推进了CT检查机房。等到医院政委赶来看老同学，结果已经出来：沈达的腰给撞坏了，用医生的术语，叫做“腰椎压缩性骨折”。

    “好好的怎么会断呢？”沈达质疑。

    他意思是说，车祸之后他还能跑来跑去，拖这个拽那个。腰断了哪里还能动？

    “这种骨折跟其他断骨头不太一样。”政委解释。

    老同学把自己的两个手掌握起拳头，拳顶拳给沈达示意，说这好比腰椎上下两节。如果有力量于瞬间从两边猛烈挤压，超过骨头所能承受的程度，椎骨就会变形、损伤，这就是压缩性骨折。说起来沈达也算运气，车祸当时，要是撞击力再大一点，或者撞击方向再偏一点，压迫、伤及腰椎里的神经束，沈达已经半身不遂，从此拜托轮椅了。

    “这是说我没事，能好起来？”沈达问。

    政委说那不一定，要看伤情发展以及治疗情况。弄得好的话可以基本恢复，弄不好就很麻烦，最极端的还是瘫痪。

    沈达笑：“当医生的都他妈一个样子，不管是军医还是兽医，嘴巴一张往死里说，不说死就显不出能。”

    政委警告道：“别不当回事，到时候只怕笑不出来，只能哭。”

    “我该怎么当回事？”

    人家只讲两条：服从医生，绝对卧床。

    沈达打听另一个重伤员，他们公司女总经理的伤情，问得很直接。

    “她怎么样？会死吗？”他问。

    政委告诉他，齐斌肋骨断了四处，两边肺部重创，还好断骨头没有刺进心脏，否则根本无救。由于抢救还算及时，伤情控制住了。这个人求生意志似乎很强，抢救过程中曾经几次濒死，最后又都缓过气来。以这个情况看，估计可以存活。

    沈达感叹，说该领导拼命要缓过气来，除了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可能还不放心这里有个“六指”——害群之马，不收拾清楚死活不走。

    那时沈达才听说，他们出车祸的地点在当地小有名气，附近有个村庄叫“西添”，那面山坡叫“西添坡”，由于坡陡路窄道弯，是一个事故多发地段，当地人称之为送人上西天的地方。省公司女老板虽然强悍，毕竟难与阎罗王匹敌，一车人冒冒失失撞进西添坡，没有一起上西天，还算人家手下留情。

    沈达在部队医院住了四个月，而后回到省城家中养伤，治病加上养伤，前后大半年没有上班。有赖老同学的关照，部队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对他很好。在军医们悉心照料下，沈达的伤情稳定下来，没有朝着老同学吓唬他的方向恶性发展。出院时他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事实上，如果他愿意，放掉拐杖也能行动；但是他还是坚持拄着双拐，从医院一直拄到家中。在家养伤期间，凡有同事朋友探望，他也都要拿那两个拐子说事。称医生有交代，腰椎受伤与手臂骨折不同，其他地方骨折了可以长合，而且硬度不减，如民间土话形容“打折手骨更结实”。但是腰椎不一样，伤了后无法完全长合，不能恢复到原先的硬度，不能承受以往的压力。所以得格外小心，养伤要靠拐杖避免压力帮助恢复，将来恐怕也还得仰仗两拐，终生不敢放弃，否则只好去买轮椅。

    沈达在家养伤期间，有一个晚间，家中门铃被人按响，沈妻李珍跑去开门，外头站着个访客，是小秦——公司总经理的秘书，手中抓着大包小包。

    “沈校长在家吗？”姑娘问。

    李珍点头，打开门让姑娘进来。不想姑娘让开身子退到一边：原来她身后还有一个人，竟是老板，齐斌总经理，领导亲自上门来了。

    齐总回单位上班已经两个月了。这位领导堪称工作狂，车祸当时几乎死亡，情况比沈达严重得多；但是在医院里醒过来，还在病榻之中，她就开始过问单位事务，一边治病一边办公。与沈达不同，她在部队医院只呆了半个月，情况稍微稳定之后就转院回到省城。因为省城离单位近，有助过问工作。身体稍稍恢复之后，她就出院回单位视事，声称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实际上于她而言，此时在医院在家都养不了病，只有上班管事才有助健康。这一方面，沈达跟她真是无法相比。

    这一天她让秘书领着，亲自上门慰问沈达。那根本不是慰问，是亲自前来审查。此前她曾交代小秦打过电话，询问沈达身体恢复如何，时间已经不短了，总经理本人伤得那么厉害，已经回来上班两个月，怎么他还出不了门？沈达请小秦转告齐总，他的腰伤好得很慢，表面看已经与常人无异，实际上隐患还很严重。目前遵照医嘱，一边坚持吃药，一边小心养伤，在家里行动都靠拐杖。拄着拐杖到公司大楼或者干校去走走，投入日常工作，不能说完全不行，但是有损单位和个人形象，也怕万一骨头再出问题成了残疾，这一辈子就不能再为齐总服务，得靠公司养了。

    沈达没想到齐斌会打上门来，亲自察看究竟。

    “有一句话叫‘无病呻吟，小病大养’，这说的是什么？”她问沈达。

    沈达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无病呻吟肯定没有，也不是小病大养。腰椎压缩性骨折，情况很严重的。

    “公司里的情况知道吗？”领导再问。

    沈达点头。虽然躲在家里，消息还是有的。毕竟在公司工作多年，认识的人多，且眼下通讯发达，电话来来去去，人在家中养，大事能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找我？”

    沈达说：“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在范围之内。”

    “真是这么想的？”齐斌追问。

    沈达说：“我不是已经调整到干校了吗？”

    那时公司里有一件大事，就是人事调整。齐斌决定大力推行干部交流，对公司中层和各基层单位头头实施轮岗。防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工作产生惰性，因循守旧，甚至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利益关系网络，据之以权谋私。中层干部交流轮岗牵动面很大，颇受大家关注，因为部门有冷热之分：有的掌握资源，有权有钱；有的无权无钱，如沈达形容，只掌握个屁。在热门部门当头头的，很怕给交流到冷门部门去；反之也一样，冷板凳坐久了，有机会坐一坐热板凳，难免摩拳擦掌，分外雀跃。这种时候大家都要表现要争取，要找领导反映个人情况，唯恐错失机会。

    沈达谁都不找，号称养病，像条懒虫似的待在家里。实际上沈达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老实安静，他对公司里的动态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沈达所在的干校在公司属冷门，往任何地方交流都会更强一些，决不会比现在差，所以他不着急。他被免掉调度中心主任后赋闲过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到干校，时间并不长，不属于“一个地方待久了”那一类型。理论上说他已经给交流过了，如果领导没打算动他，让他继续坐冷板凳不缺理由。但是他自己愿意吗？他早就发牢骚，自嘲为“六指”。他这根六指并不是天生的，是从大拇指的位置给挪靠边的，心里根本就不服气，哪里不想重现往日之辉煌。他不吭不声躲在家里，只是在耐心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似乎来了。

    那天晚上，齐斌慰问沈达，除了批评追问，怀疑其小病大养外，什么多余的话都没说，只待十来分钟即起身走人。对沈达而言，这十来分钟已经完全足够。

    他在第二天给齐斌打了个电话，提出面见领导，汇报个人想法，请求安排时间。齐总很爽快：“来吧。”

    “现在吗？”

    “难道还缺拐杖？”老总说，“去找支扫把。”

    沈达叫了辆车，立刻前往公司。没拄拐杖，当然也不好携带一支扫把拄着前去登门，如总经理所挖苦。

    沈达找齐总汇报个人想法，开门见山，当面做深刻检查。沈达在该领导面前，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深刻反省检查。例如检查自己心怀不满、牢骚满腹，或者检查自己曾经是前任领导红人，对新领导心怀抵触、不服从不尊重。再诚恳一些，可以翻一翻加洋水电站老账，承认有所失误，恳请领导批评。但是沈达没有提及这些，一讲讲到牛年马月去了。

    他告诉齐斌，自己当年在省城上大学时，年幼无知，自控能力很差，作风不检点，犯了一个生活错误，涉及男女关系，至今想来脸红。事情发生在学校外头，一个小商品市场里，他陪班里一个女生去那里挑东西，在一个小服装店碰到一个售货员，是个女孩。女生试衣服时，他跟售货员说了几句话，女孩即在发票上写了个电话号码给了他。那以后两人开始交往，关系时断时续、时好时坏，彼此间屡起风波，持续十多年，一直闹到前些时候。

    “是不是抱个女孩闹到公司来的那位？”领导问。

    沈达承认，就是那个人。当年她在家里的服装店卖胸罩内衣，眼下以经营一家小店为生。结了婚，有个家，却不时找他纠缠。女的很泼，激动起来很疯狂，但是骨子里怕他，他在场的话不敢闹，要闹总是挑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女人到公司闹过两次，造成一定影响，大家都知道，连齐总都听说了，他是脸面尽失，感到非常痛心。自己青年时代不检点，所犯错误至今还影响公司形象，想来很惭愧。

    齐斌问：“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沈达称没什么意思，公司正在做中层干部交流轮岗，他担心自己受这件事影响，所以要深刻检讨，让领导知道他的态度。

    齐斌当即驳斥：“这是假话。”

    女老总果然眼睛雪亮，不明底细却能辨真假。事实上沈达早已摆平了自己的那位旧情人，采用的是比较超常的办法：沈达的朋友多，有一位熟人当派出所长，卖胸罩的女子及其丈夫的户口恰在该所辖区之内。沈达让所长出面，把女子的丈夫请出来，找了家高档酒店，一起喝了次酒。女子的丈夫早先是街头混混，如今做小买卖，曾因诈骗被抓过。派出所所长请酒，还有沈达陪喝，他很自豪，表示从此一定管好自家老婆，不让她惹是生非，免得给沈达添麻烦，也给自己丢脸。事情就此了结。

    沈达没跟齐斌总经理说实话，齐斌也没有一追到底，她不让沈达进一步深刻检讨，直截了当，痛加批评。她说沈达的毛病很多，不在于年轻时候作风不检点，或者现在还有一个卖服装的女人纠缠不休，主要的不是那个，是他的个性、秉性。公司上下，都说沈达这种官家子弟是大爷；要她看，不止是大爷，还是大公子大少爷。这就是沈达的毛病，沈达所有毛病里边的毛病。

    沈达连连点头，说领导眼光真是敏锐，一针见血。

    “别给我装。”齐斌根本不买账，“言不由衷。”

    沈达不禁发笑：“领导水平这么高，对话太困难，所以不能怪我不敢找。”

    “你的胆子那么小吗？”

    沈达承认，他这人胆大包天，没什么不敢的。他确实是大爷脾气，还有大少爷的骄横，简直都是天生的，从遗传里来；领导把他看透了，他知道自己的毛病改也困难，真让他改掉，那就变一个人了。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深刻检查。

    齐斌也让他说笑了。

    这以后对话就容易多了。齐斌不待沈达打探，干脆把话挑明。她说，考虑到沈达的实际情况，虽然已经作过调整，她还打算再把他动一动，能够用其所长，让他能够发挥点作用，免得老是躲在家里讲怪话、发牢骚，小病大养。沈达在调度中心主任任上出了点事，从那里出来，再回去不好。她准备把沈达安排到基建处去当处长，那是个要紧岗位，她觉得沈达可以胜任。

    沈达心里暗暗吃惊，他没估计到齐总会如此打算。在公司里，基建处是个大头，绝对的热门，丝毫不比调室中心热度低，不是让老板放心的可靠人选，不可能往那里安排。沈达再会做白日梦，以往也没敢往那里去想。

    “去好好干，打好基础，今后就有其他可能。”齐总说。

    老板是在暗示前景。听从安排，认真努力，有朝一日机会到了，他还可能再上，从公司中层进入上层。

    沈达却拒绝了。如领导所批评，他是个大爷。如他自己所诚恳检讨，天生的毛病，真是改也困难。

    他请求领导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离开省公司，也离开省城，到基层去任职。其他地方不必考虑，他要求让他回家乡去。他被免掉调度中心主任职务时，他父亲还活着，当时老人家提出让他回家乡，在市经委想办法给他安排个副主任，他没听，说自己在哪里摔倒，还要在哪里爬起来。现在他提出要回去，并不是后悔没听父亲的话，回心转意要图个地方官做，他父亲已经死了，想要那个已经不太现实。此刻他想下基层、回家乡，并不是要离开本系统，依然还是在哪里摔倒，在哪里爬起来。他恳求老总关心，把家乡电业局那一摊交给他，他会将它视为自己的新生之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经营好，做出成绩，给父老乡亲和全系统干部职工看一看。

    齐斌非常意外：“那个局情况可不好，排在全公司后头。”

    沈达很清楚，改变落后单位可以出成绩，更有表现空间。

    “你怎么会打这种主意？”

    他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大的改变。他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省局，以后是省公司，一直都在机关部门转；到基层去干一段，无论从什么方面看，都有好处。包括他向领导检讨过的那件事，年轻时作风不检点，留下苦果；他一走，那个女人就不好再到公司闹腾，使公司形象受损。

    “还是假话。”齐斌照样批驳。

    沈达笑，说齐总真会打假，毫不留情。

    他又陈述一个理由：因为家庭、个人方面的缘故，他个性有缺陷，一向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当回事。好出头，不愿在人之下，高兴了就服从，不高兴就不听话。这种脾气让他吃了很多苦头，总改不了，让领导一再批评。在省公司当中层处长，他怕自己还会犯毛病，磕磕碰碰，让领导不高兴。到下边去，给他一块天地，说不定倒好，可以增强责任感，也会调动所有本事把单位搞好，绝对不居人后。

    齐斌摇头，认为沈达依然没说实话，如此坚决要回去，一定另有隐情。

    沈达求情：“齐总饶了我吧，再这么检讨下去，我祖宗三代都变坏人了。”

    不由总经理发笑，不再追问。沈达请求她帮助支持，她表了态，愿意再考虑一下。

    两天后，一个不速之客忽然光临，于晚间按响沈达家的门铃。

    却是苏宗民。

    沈达车祸负伤后在部队医院住院，苏宗民曾经去看过他两次。沈达回省城养伤后，苏宗民到省城开会，也都会抽空到家里看一看，时间都不长，没什么事，坐一坐就走。老同学老交情，从当年旱冰场打斗开始，到连山县城野味馆灌醉了塞进车送回省城，彼此之间不必多说，见一见面握一握手，心照不宣，这就够了。

    这天晚上苏宗民上门有些突然，因为苏宗民通常无事不登三宝殿，除了到省公司开会，平时很少跑省城。那几天公司并没有相关会议，他却来了。所以一见苏宗民，沈达感到挺意外，瞪起眼睛上下看了看，笑道：“原来也知道找了。”

    苏宗民问：“我找什么？”

    沈达把手指头往上头比了比。

    苏宗民明白了：“不是那个。”

    沈达说的是找省公司领导。公司正在筹划中层干部们交流轮岗，相关人员都在找人，所以苏宗民突然跑到省城，沈达就联想起那件事。苏宗民以往并不找人，他从小技术员干到厂长，基本上都是官帽子找他，他自己未曾去找。眼下忽然活动起来，免不了让沈达觉得意外。苏宗民明白沈达的意思，当即予以否认，称自己到省城另外有事，与公司的干部交流轮岗无关。

    “找那个干什么。”他说，“不让干算了。”

    沈达说，看起来全公司上下就这么两大懒汉：一个是他沈达，天天在家睡觉；一个是苏宗民，操着手四处乱跑，该找不找，等着好事从天上往下掉。他们怎么会这样？看起来跟遗传有关，官家遗传。从小有人罩着，事事不求人，这就变成大爷了。

    “你是。”苏宗民强调，“我不是。”

    “你不是也是。”沈达说，“你到省里干吗了？”

    苏宗民称自己来办案。

    “瞎话。”沈达说，“当厂长办什么案子。”

    苏宗民笑笑，表示当厂长不妨碍办案。现在他上门来办老同学的案子，查一下沈达怎么回事，小病大养、敷衍塞责。

    沈达说：“行，查吧。”

    他们闲聊，苏宗民忽然问起一个叫刘健南的人，打听沈达是否了解。沈达想了半天，记起当年大学里跟他有过一段故事、被卖胸罩的女孩揪过头发的刘佳。刘佳有个叔叔叫刘健南，当时是省领导。苏宗民点头，说自己问的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怎么样了？”苏宗民问。

    沈达不清楚，只知道刘健南当过省政协领导，退休十多年了，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刘佳等等，恐怕已经没有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你问他干什么？”沈达了解。

    “打听一下，没什么。”

    苏宗民不愿多说，沈达也不追问。他们谈起公司的事情，沈达把自己与女老总“对话”的情形告诉了苏宗民。

    “原来。”苏宗民立即发表看法，“你算计人家。”

    沈达发笑，说苏宗民怎么搞的？老同学彼此了解，他有这么丑陋吗？

    苏宗民说，沈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睛里，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他。

    “你一眼看穿。”沈达挖苦，“是你老爹的真传？”

    苏宗民说：“可能吧。”

    苏宗民看穿什么呢？欲擒故纵，他认为沈达在玩花招，从那场车祸开始。

    对沈达来说，那场车祸可谓一次意外转机。车祸之前，由于沈达的种种表现，齐斌对他的恼怒接近顶点，隐隐约约，似乎已经有意对“六指”痛下重手。哪里想到前往加洋水电站途中，司机一个失手，送掉两条人命，却把沈达搭救了。沈达命大，挺过了那场车祸，而且还救了人。当时齐斌已经昏迷，不知道沈达所作所为，事后她不可能不做了解，一了解她一定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沈达不把她从车里拖出来，或者不吭不声、听其自然，让她躺在地上等着地方急救车赶到，她已经死在西天路上了。沈达于紧急中动用个人关系，求助于部队医院，抢回了齐斌的一条命，实为救命恩人，立有大功。齐斌到任后一直跟他过不去，事到临头，他能这样行事，对方不能不感觉意外。但是事后沈达自己从不说及，更不拿它讨功，似乎英雄救美，羞于启齿。齐斌也从不跟沈达交流车祸感想，一个谢字都不说，但是心里对该同志的看法实已发生根本改变。公司酝酿中层干部交流，沈达面临一大机会，他有理由拿那场车祸为自己讨点好处，要求论功行赏。齐斌肯定也有足够心理准备，只要沈达提出，她不能不有所考虑。沈达心知齐斌会为之所动，却不去找，一声不响，只当没这回事，自在家中小病大养。苏宗民认为他这是欲擒故纵，让齐斌觉得这个“六指”确实难得。

    “但是她也可能根本不理睬你，谁让你不去找呢。”苏宗民说。

    沈达不在乎。不理睬又怎么？算了。咱们不是大爷吗？看得起就给咱吧，看不起就算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苏宗民说：“我得劝你一句。”

    他反对沈达回家乡电业局任职。他的连山水电站与市电业局是兄弟单位，都归省公司直管；但是相处在同一个市的地界，彼此有不少业务联系。如果沈达到市局当局长，老同学相聚于家乡，两个兄弟单位彼此关照支持，对他是件好事。为什么他不赞成沈达回家乡？因为那对沈达自己未必是件好事。

    “怕我玩不转？”沈达问。

    没有什么事情沈达玩不转。他到地方后肯定一片红火，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多久就会非常显眼。但是不好。因为什么？就是沈达自己那个胡扯：官家遗传。

    沈达不禁发笑：“现在轮到你胡扯了。”

    苏宗民知道沈达为什么想回乡，所谓“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在下边管一个局，权力在手，说话算数，办事方便，这是一大好处。沈达当过省公司的中层，却缺乏基层单位主官的经历，在下边当一段局长，经历比较全面，今后有望重用，进入省公司领导层，这是又一个好处。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省公司的处长有人管着，齐总目光炯炯，不敢乱来。到下边当局长，自己说了算，天高皇帝远，没有谁管得着，只怕一不留神就要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你这是咒我吗？”沈达问。

    苏宗民说：“咱们彼此都清楚。”

    苏宗民对沈达感叹，说自己跟沈达不一样，谁都没找，并非欲擒故纵，是没心思。他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连山水电厂，他打算在那里待一辈子，不准备离开。必要的话他可以辞掉厂长，回头干他的工程师，靠技术吃饭。

    沈达说：“这不对，你没有那个命。”

    “怎么说？”

    沈达嘲讽道：“你有遗传。”

    两个老同学说东道西，聊到深夜，苏宗民告辞走人。

    几天后，齐斌把沈达找去谈话。经过多方考虑，也个别征求了公司其他领导意见，她准备同意他的请求，把他排进方案，让他回乡当局长。

    “挺可惜，我还是希望你去基建处，现在你改变主意还来得及。”齐斌说。

    沈达感谢领导，说他决心已定。

    “那就这样吧。”领导有些失望。

    齐斌还让他谈谈对省公司中层干部配备的看法。沈达在公司时间长了，情况和人头都比较了解，现在既然要离开，不需要太多考虑个人因素，可以客观一点：哪个人哪方面行，哪方面不行；可以在哪个位置，不好在哪个地方；有什么说什么，尽管畅所欲言，供她参考。

    沈达谈了些情况，他知道人家有些信任了，自己还得掌握好分寸。

    谈话中，齐斌问起了一个职位，公司的监察部主任，沈达觉得谁比较合适？公司监察部为监督机构，与公司党委纪委合署，虽然不掌握具体人权财权，却是一个要紧部门，没有足够分量，当不了那个主任。

    沈达忽然想起了苏宗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宗民到他家“办案”的情形。

    “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他告诉齐斌，“问题就是他自己。”

    4

    苏宗民回到了市区家中。苏宗民在连山水电厂工作，回市区的机会不多，通常回家看母亲得利用节假日，或者是到市区办事、到省公司开会路过的时候，平时只能打打电话。这一天苏宗民回家有些特别，不是开会路过，也不是来市区办事，是专程回家来的。进屋时是黄昏，母亲在厅里看电视，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只老人一个在家。

    母亲说：“你妹妹出差去了，后天才回来。”

    “你晚上吃什么？”苏宗民问。

    母亲说她已经吃了，中午多煮一点，晚上也就有了。

    苏宗民的母亲已经六十大几，身体状况很差，心脏有毛病，是先天性的。当年苏宗民父亲去世时，她赶到现场看遗体，眼睛一闭往地上一倒，人事不省，差一点就跟着走了。后来她身体一直不好，没法正常上班，早早办了病休。二三十年间，她曾经几次老病发作，都奇迹般生还，一直坚持到现在。有时候病歪歪的人比体壮如牛者还能持久，真是一点不假。

    苏宗民告诉母亲，今晚他住在家里，跟母亲说说话。

    “你有事？”母亲问。

    苏宗民想跟母亲问件事情，关于他父亲的。

    “都死多少年了，问那些干什么？”

    苏宗民说：“最近有些情况。”

    母亲说：“厨房的灯坏了。”

    苏宗民进屋找工具，给厨房换了个电灯泡。

    苏宗民母亲和妹妹还住在当年一家人生活的房子里。这房子位于市政府宿舍大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楼，住有两家人，分别拥有小楼的东西两侧，苏家位于西侧。他们这座楼被称为五号楼。还有九座同样规格的砖楼分布在他们家附近。这几幢小楼在大院里自成体系，原称“小灶”，是当年行政公署专员、副专员等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域。“小灶”之称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实行供给制，一般干部按规定吃大灶，主要领导吃小灶；生活区域有所相隔，所以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有了“小灶”之名。后来供给制取消了，“小灶”之称谓却还留着，过了数十年才不再为人提及，只有当年的大院伙伴还偶尔记起。“小灶”区域当年环境很好，道路整洁，路灯明亮，四周安静，一幢幢红墙小楼隐隐约约掩蔽于绿树丛中，很是气派。时过境迁，如今这里的往日辉煌已经不再，小楼的外墙色彩退尽，由红转灰，周边道路坑坑洼洼，路旁杂草丛生。苏家的五号楼里边，居家设施已经显得非常落后，客厅几乎就是过道，卧室面积很小，厨房和卫生间管道布满锈迹，门窗上油漆脱落，斑斑驳驳。这里早已不属于领导们，绝大多数小楼都已经易主，有两幢成了市政府管理局的集体宿舍。从当年一直住到现在的只有一户人家，就是苏宗民的母亲。

    当年，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成为行署副专员后，一家人搬进了这一幢楼，其后不久苏世强就过世了。苏世强属非正常死亡，因牵涉腐败案跳楼自杀；人死之后，家属再留在“一号区”有所不宜，管理部门提出让苏家搬离五号楼，给他们在旧宿舍区安排一间带厨房的平房，让他们到那边生活。苏宗民的母亲坚决不搬，她到处申诉，一直跑到省城上访，最终管理部门不再逼迫，迁房之议不了了之。当年苏宗民母亲坚持不搬的理由只有一条：苏世强死亡之际还是行署副专员，没有任何文件将他免职；按照行署机关宿舍安排的规定，机关干部住房，干部本人死后，遗属有权继续居住，直到死亡干部的配偶过世，管理部门才可以收回房子，同时还需协助安置好其子女居所。苏宗民父亲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有问题，涉嫌腐败，畏罪跳楼，他的死亡让案件无法再查下去，因此也就无法对他做一个明确认定和处理。从理论上说，他最后的身份还是本行政公署的副专员，因此苏宗民母亲可以据理力争。苏世强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家人最是可怜。曾经与苏世强共过事的一些人包括领导们也感到不忍，主张不要那么急着收房，慢慢来吧。苏世强跳楼自杀，明明是有问题的，让他遗属继续居住在“小灶”很不合适，所以管理部门不再逼迫，也始终没有收回成命，苏家留在五号楼处于一种非合法状态。事情拖了几年，随着小楼日益老化落后，领导们陆续迁出，搬进新的住宅区域，苏家用房问题渐渐不再为人注目。后来机关公房进行房改，五号楼西侧房屋终于正式归属苏家，这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苏宗民曾经跟母亲商量，打算找个条件好点的房子，让母亲搬出机关大院生活。母亲不同意，说已经住惯了。

    苏宗民知道母亲是不愿离开跟父亲共同生活过的房子。这个五号楼于母亲而言，几乎相当于父亲。父亲死后，一家人惶惶不安，栖居于此。而后儿子女儿相继离家到外边读书，只有小楼始终陪着母亲生活，走过了这二三十年。该房子在一家人心中的位置非常特别。有时苏宗民甚至猜想，父亲之所以会去跳楼，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房子：当时他父亲牵扯重大案件，面临审查；审查如果认定有罪，他将被撤职、逮捕、判刑，旧日苏副专员成为囚犯，他的家属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于“小灶”的资格；他们一家人将被扫地出门，搬到某一个旮旯里，日后的艰辛可以想见。他父亲赶前了一步，在自己还是苏副专员的时候跳了楼。他的死亡让案件陷入僵局，让若干人松了口气，也让自己的家人继续留在这幢五号楼里。

    此刻苏家房子里住着苏宗民的母亲和妹妹。苏宗民本人大学毕业后去了老家连山，一直在深山里工作，结婚后把家安在单位。苏宗民的妹妹读的是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进了市区一所中学工作，已经有了男友。如果妹妹婚后搬走，这里将只剩母亲一人，与父亲留下的房子相伴终老。

    当晚苏宗民住在家里，他向母亲问起一个叫马文献的人：“妈还记得他吗？”

    母亲说：“那个做建筑的？”

    苏宗民点头。

    “他给抓走了。”母亲说。

    苏宗民告诉她，当年这个马文献给判了无期，后来减刑，早几年释放了。母亲说，她听他爸说过马文献的名字，但并没有提起什么具体事情。

    “我爸谈到过美元吗？”苏宗民问。

    母亲摇头。苏宗民的父亲死后，办案人员曾经找过她，翻来覆去追查一笔美元，听说数额很大，她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从没听丈夫讲过。

    “我爸出事前说过些什么没有？”

    母亲很诧异，不知道苏宗民为什么会特地跑回来问这些。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提它干什么呢？

    苏宗民说：“不管多久，一直都在心里啊。”

    在他们家里，父亲之死是个痛苦话题，家人间通常都会绕开，很少涉及。父亲去世时，苏宗民尚未成年，除了震惊、疑惑和失落，实无从了解也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上大学，毕业回乡工作，年龄逐渐大了，阅历比较多了，父亲那些事情渐去渐远，虽然阴影犹存，如苏宗民所形容，一直都在心里，但是家人们总是尽量不去提起，把那些往事共同放置于竭力淡忘之列。为什么忽然之间，苏宗民要来翻这个老账，重提母亲特别不愿意回忆、他本人也特别不好受的往昔故事呢？

    因为马文献与苏宗民邂逅相逢。

    苏宗民以往并不知道这个马文献，他们相逢很意外：那一年夏天，连山水电厂一带下了场暴雨，一条厂内通道发生几处塌方，影响了通行。暴雨过后，苏宗民安排一位副厂长负责找工程队，赶紧修复道路。因为只是修修补补，工程量小，副厂长叫了附近一个乡镇的包工头，双方说好价钱，这就动工修补。那位包工头叫周炎火，已经在水电厂揽过几次活，都是砌面护坡补围墙之类小项目，做得都不错，没有偷工减料，也能按时完成，大家比较满意，有活就交给他做。

    却不料那一回与前几次不同，路修了一半，施工忽然停了，包工头周炎火拿着图纸找到厂里，提出图纸要改一改，有一个地方可能得加一个涵洞，否则坡上的水一下来，恐怕还得冲坏。做涵洞用工用料都多，需要多开点钱，工期也会拉长一些。副厂长不敢自己做主，带着周炎火找到苏宗民汇报。苏宗民跟他们到现场看了看，发觉人家讲的有道理，被水冲坏的这条路是前年新修的，原设计主要依靠路边的排水沟排水，看来不太够，在周炎火提出的位置增加一个涵洞确实比较解决问题。

    苏宗民表扬了一句：“不错，你挺懂行。”

    周炎火提到他们村有一个老筛，算起来是他表叔公，以前做过很多工程，现在年纪大了，时常帮他点忙。他做工程都要请该老筛瞧瞧，加涵洞就是人家教的。

    所谓“老筛”是土话，即“老师傅、老把式”之意。

    几天后，中午时分苏宗民下班回家时，步行经过那段工地，工程队正在做涵洞。周炎火跟苏宗民打招呼，问苏厂长有什么交代？苏宗民没说别的，让他们注意质量。周炎火说没问题，老筛在这里看着呢。

    有一位老者蹲在工地上，原来就是包工头的那位表叔公。苏宗民跟老者点点头，发觉该老筛目不转睛，正盯着他看。

    当天下午，苏宗民从厂宿舍区去办公室上班又经过工地，跟老者再次相逢。老者还是那样，目不转睛紧盯着他，突然问了一句话：“苏厂长是连山人？”

    苏宗民说：“是啊。”

    “是苏副专员的公子？”

    “苏世强是我父亲。”

    老者感叹说，苏宗民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苏宗民不觉得奇怪。无论在连山还是在市区，苏宗民已经屡屡听到类似评价。遗传就是遗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筛认识他？”苏宗民问了一句。

    老者说他叫马文献，原是市区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为了当年那件事，苏宗民的父亲死了，他在监狱里关了快二十年。

    苏宗民没有回应，一声不响。

    几天后道路施工结束，苏宗民没再见到那位老筛。

    不久到了周日，苏宗民轮休，他让司机开车，把他送到山下那个乡镇。他在镇上找到周炎火，周炎火把他领到了马文献的家里。

    苏宗民已经掌握了一些底细。老筛马文献是本镇人，当过兵，转业后去了市区一家建筑公司，当时是国有企业，他在那里从施工员一直干到公司副经理。后来企业经营困难，濒临破产，他出面承包，当了老总，几年后企业转制成为民营，他成了私企老板，是当年市区建筑业一个重量级人物。因为同为连山老乡，马文献与苏宗民的父亲当年多有来往，两人联手打造了当时市区一幢标志性建筑，就是让苏宗民的父亲风光无限，也让他备受质疑，最后供他纵身一跃、跳楼身亡的地区工商局办公大楼。这座楼由苏宗民父亲一手筹划，由马文献的建筑公司具体承建。工商大楼属当时的高层建筑，对承建单位的资质要求较高，马文献公司的资质还不能达到，本地只有一家省属建筑公司符合规定条件，马文献有办法，与该公司联手，由那家公司出面标得项目，再将主要建筑工程转包给他，成为工商大厦事实上的承建者。在这一曲线夺取过程中，苏宗民的父亲给了马文献强有力的支持。很多人说，苏世强一开始就内定把工程交给马文献，招标转包等等，都只是合谋策划、做做形式，障眼法而已。

    后来的案子就从这位马文献身上开始。工商局大楼建成了市区标志性建筑，当时很多人提出质疑，因为工程耗资大大超过预算。马文献的解释是施工期间材料费用普遍上涨，加上为使大楼更美观更醒目，外观设计做了多次修改，增加了成本。这一解释并未服众，由于反映较多，上级派专人做了初查，初查中发现马文献提交的账本不实，断定可能做有两本账，确定立案查处。很快，案子从马文献手下财务人员身上突破，发现了马文献工程作假，利用各种名目大量侵占公家基建款的线索，马文献因此落马。马文献入案后交代出许多情况，提到其中一些隐秘款项是提供苏世强用的，由他提出现金，直接交给苏世强，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苏世强也没为此留下片纸只字。

    调查因此继续延伸，苏世强在祸及自身前夕跳楼身亡。

    现在马文献从狱中出来，恢复了自由，已经垂垂老矣，再不是当年合纵连横、博弈于地方建筑市场上的时候。马文献没有选在市区终老，独自回到家乡，在镇上买了一幢小楼安度晚年。苏宗民进马文献家门时留意看了一下，发觉这座小楼挺新，样式相当洋气，外墙砌瓷砖，在周边民居中相当显眼。楼里厅堂房间都十分宽敞，家居功能设施齐备，装修很精致，家具全是新的，不说豪华，也显气派。相比而言，苏宗民的父亲纵身一跳，为家人换下的居所简直就如一块抹布。

    马文献自称房子是儿子给他弄的，其子在市区，也在搞建筑。他本人已经告老还乡，乡间建筑工程队的技术力量比较弱，亲戚相求，加上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才答应出来给小辈当当“老筛”，指导修修涵洞，只动口，不动手，也算发挥余热。

    他对苏宗民上门并不感觉惊讶。他说万事都有定数，人在世界上怎么过，以前碰上谁，以后又碰上谁，那都不是偶然的。

    苏宗民说：“我想知道当年那些事情。”

    他说：“都过去了。”

    苏宗民摇头：“并没有都过去。”

    他向马文献了解当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疑团，从未解开，一想起来就让他寝食难安，所以特意上门了解。他父亲跳楼后，很多人说他建楼时贪污巨款，数目惊人。但是他父亲死后，没听说办案人员从哪里起获传说中的那笔钱，他们一家人更是从来没见过什么巨款，从那时候到现在，一家人一直过着非常普通有时还是很拮据的日子。因此他心存疑问，马文献或许可以帮助解疑。

    “事情早都过去了。”马文献还是那句话，“提它干什么。”

    苏宗民说，对死者而言，人间所有事情确实都过去了。对他来说却不一样，从那时候到现在，事情一直都在他心里，所以还想了解清楚。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没有人为这个案子操心，说出真相已经不会对任何当事人产生后果，不会给马文献自己产生任何麻烦，所以希望马文献能如实相告。

    “我父亲到底拿钱没有？”苏宗民问。

    他回答毫不含糊：“拿了。”

    “数额很大？”

    累积起来，在当时算得上很大。不是一次拿走，是在整个大楼建设过程中分数次索取，理由是“有急用”。最大的一笔是美元，当时折人民币近二十万。马文献让手下人到黑市上找倒卖外币的，用人民币买了那些美元。

    “事情都是真的，我早都交代了，说的不是假话。”马文献咬定。

    “钱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消失掉？”

    马文献摇头，他不知道。当年苏宗民的父亲从不提起钱的去向。马文献猜想可能有些特别用途。例如美元，也要得很急，但是当时显然苏家自己用不上。

    苏宗民怅然而返。

    他依然无法释怀，于是回家，找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更多的情况，当年父亲很少谈及工作上的事情，她也从不问起。在母亲的记忆里，父亲嘴巴特别紧，很难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所以干脆不问；他觉得什么事该让她知道，他自会告诉她，她听着就是了。父亲说过，单位里的事情他自己处理，家人知道多了多操心，无助于事，反而不好。

    “你爸爸很自以为是。”她告诉苏宗民。

    苏宗民感叹说，他骨子里也一样，自以为是。

    他了解当年父亲的交往，特别是跟上层人物的交往。母亲说，他父亲人缘不错，很会拉关系。每次去省上办事，小车后边塞得满满的，都是东西，主要是本地的土特产，有时连地瓜也成袋成袋往里塞，说是人家喜欢这个。

    “这方面你不像他。”母亲说。

    苏宗民问，当年彼此走得近，交往比较多，对方身居高位，对父亲为官办事都很重要的人物有哪些？父亲建那座楼，提拔当副专员都需要支持，其中比较关键的是谁？类似情况通常不需要刻意对家人回避，或深或浅，随口都会提起，父亲应当也说过。

    母亲没有否认。苏宗民父亲交往面很宽，当然也会有人近些，有人远点。他比较经常找，对他比较重要的人物有几个，虽然母亲不认识，基本上都没见过，但是她记得名字和身份，因为父亲屡屡提到过。

    “这么多年过去，有些恐怕早都不在了。”母亲说。

    苏宗民说：“总有一些还在。”

    他告诉母亲，事情早已过去，了解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他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去重办父亲的案子，但是他还是有心了解一下旧事，给自己找一个答案，也许可以让他从此把那些东西彻底放下。

    母亲说了她记得的那些名字。有的名字脱口而出，有的想了好久，有的很不确定。

    母亲还提到了沈青川，是另外一种情况。她知道沈达与苏宗民的关系，以往并不多说与沈家的瓜葛；那天她告诉苏宗民，当年沈达父亲与苏宗民父亲之间存有芥蒂，彼此共事过，相处不好。沈青川职务高，压着苏世强，苏世强被查，沈青川是管查的。

    “你知道就好。”母亲说。

    苏宗民没有吭声。

    他悄悄了解情况，采用的调查方式简单而原始：翻翻旧资料，问问过来人，不动声色，旁敲侧击，点点滴滴，断断续续。母亲提及的人物当年都很有分量，如今早都退出前台，有几位已经过世。在依然存活的若干人里，苏宗民慢慢注意到一个老者，叫刘健南。这人与苏宗民父亲苏世强的关系比较特别，两人曾在一个县里搭档，刘健南是书记，苏世强是副书记，当时关系一般，据说开会时曾经当众争执，彼此脸红脖子粗。后来刘受到省里领导赏识，调到省里工作，一步步上升，待苏世强当连山县长时，人家已经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那时候两人的关系有变，来往开始频繁。刘健南曾经在本地工作，离开后对本地一些土产念念不忘，特别是地瓜，当年苏世强到省城开会，小车后边塞着一袋袋地瓜，那多半都是送给刘健南的。后来苏世强调到市工商局，主持盖大楼时，刘健南给了他很大帮助。那时刘已经当了副省长，恰好分管这一块，说话极有分量。苏世强成为副专员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待到苏世强出事跳楼后，刘健南还曾帮过苏的遗属一把：当时机关管理部门决定让苏家搬出五号楼，苏宗民的母亲跑到省里哭诉求助，找的就是这位刘副省长。刘健南给地区领导打了电话，让他们注意稳妥，不要操之过急，事情这才缓和下来。

    “当时你怎么知道要去找他？”苏宗民问母亲。

    母亲原本认识刘健南。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出事前夕，感觉自己可能有麻烦，也曾交代过，万一有事可以去找刘健南。

    眼下刘健南已经退休多年，退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苏宗民从旧日大院伙伴张光辉那里得知，刘健南的大儿子经商，目前在省城搞房地产，得益于老头子的关系，拿的都是好地块，几年里发展迅猛，已经是行内有名的大款。这位刘公子是留洋回来的，有一张美国大学文凭，通过一些公开资料，苏宗民注意到该刘公子出国留美时间，恰在马文献让人到黑市兑换外币的那个时段之后。

    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什么。没准当年办案人员已经注意到两个时段的重合？但是没有意义，苏世强一跳身亡，再也无法开口，那一笔美元是不是替刘公子交了美国学费不得而知。没有哪一个案子可以不凭有力证据，只靠猜测和推想去办理。

    苏宗民跑到省城，找老同学沈达打听刘健南，自嘲是在“办案”。其实他没有资格，也根本办不了这个老案子，他情不自禁地搜寻旧日痕迹，只因为心中郁结始终挥之不去。苏宗民听到一个消息：刘健南身体状况不好，突发中风住进医院，可能不久人世，见见这人的念头油然而生。苏宗民到省城所谓“办案”，其实就是想见一见此人。当年要人刘健南已经不久人世，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时候，也许他已经少了顾忌，会愿意吐露真言，给当年死者的后人一个真相？

    他去省立医院行政科找袁佩琦，事前没打电话，突然上门求见。袁佩琦看见他出现在大门口，惊讶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认不得了？”苏宗民问。

    她骂苏宗民该死，怎么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

    苏宗民说：“有件事求你帮忙。”

    他请袁佩琦帮助了解一下刘健南的床号，他是病人，住在这个医院的高干病房。

    袁佩琦没听过刘健南的名字，但是这件事对她易如反掌，当着苏宗民的面她打了几个电话，情况就清楚了。

    “这个病人怎么啦？让你这么费心？”袁佩琦问。

    苏宗民告诉她，病人是他父亲的故旧，跟他们家以前的事情似乎有些关系。

    袁佩琦立即责备：“怎么还这样？陷在里边出不来？”

    苏宗民苦笑着附和：“是啊，怎么会呢。”

    他给袁佩琦带了一大袋花生，是他们连山的土产，风味独特。袁佩琦当场表示不满，说苏宗民真小气，知道她喜欢什么，偏偏不给她带。苏宗民不禁感叹，说那种连山贡糖太甜了，如今当地人都不太吃，想不到袁佩琦还记着它。回去他就给她寄来。

    “寄的我不要，要你给我带。”袁佩琦说。

    “行，没问题。”

    那几年他们几乎没见过面，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问彼此情况。

    苏宗民去了高干病房，按照袁佩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刘健南。这位病人占据了一个套间，按照他曾经有过的权力和级别，以及眼下他们家大公子的财力，他有足够资格享用厚待。但是病房大了也显得冷清，苏宗民进门之际，除了坐在套间外头沙发上看电视的女护工，以及躺在里屋病床上的病人，再没有其他人影。

    苏宗民告诉护工，他从外地来省城，听说刘主席在这里住院，特地前来探望，想跟病人说几句话。护工觉得他眼生，加上他空着双手，不带花篮，也没有果盒，模样有些奇怪，于是满腹狐疑。

    “你是哪里的？”她问。

    苏宗民说，病人跟他们家是老交情，几十年的关系。

    “你跟他说吧。”护工不再追查。

    苏宗民进了里屋，病人躺在床上，睁着两只眼睛盯着苏宗民，眼神茫然。

    “刘主席记得我吧？”苏宗民问，“认出来了吗？”

    病人目不转睛，却不吭声。

    “我是苏世强。”

    病人表情依旧，没有丝毫变化。

    “以前那些事情不会忘记吧？”

    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苏宗民站在病床前，看着病人的眼睛，病人也看着他，两人都不说话，对视许久。苏宗民始终没有从对方眼睛中看出任何明确的意思，无论是认识，或者不认识；想起什么，或者想不起什么，在他的眼神中似乎都不存在。

    突然之间，苏宗民觉得非常乏味，当年那些事情，包括马文献那些美元的来龙去脉，顿时变得没什么意思了。他点点头，从病床边走开。

    女护工把一个本子递给苏宗民，让他留下姓名和住址。到这里探望者，都有权在该本子上写有一行，以备病人及其家人掌握、审阅。苏宗民接过本子，写下他父亲的名字，单位住址填写为老家工商局大楼的901室，当年他父亲就是从这个房间跳楼的。以旧日死者的名义问候今日的垂死者。苏宗民签下“苏世强”三个字时心里非常坦然，假如有谁对这位拜访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把他留下的签名拿去与他父亲早年的签字笔迹核对，他们肯定难辨真伪。

    他父亲死亡之后，高考前整整一年多时间里，他读不下书，几乎崩溃。除了在附近一些电器铺子间游荡，他情不自禁，还沾染一个隐秘嗜好，经常偷偷描着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学父亲的字体，“苏世强”那三个字让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出真假。他从未有过任何机会展示这一本事，这一次例外。

    苏宗民的“办案”过程就此告一段落。心中的那个结子并没有消失，显然有些东西属与生俱来，有如遗传，人永远无望摆脱。

    他没想到自己这次所谓的“办案”竟然成了一个先声。

    省公司人事处打来电话，通知苏宗民于下周一到省公司，有领导找他谈话。苏宗民在电话里问了一句：“是什么事？”通知者说：“是任前谈话。”苏宗民不觉诧异：“要调整我的工作吗？”对方不予明确答复，只说来了后，领导会跟他讲。

    苏宗民这才感到着急，接连往省里挂了几个电话，很快得到证实，果然是要调整他的工作，居然是调进省公司，让他到监察部去当主任。

    他给沈达打了电话。沈达哈哈笑，说自己也是刚知道消息，公司领导昨天研究确定了中层干部交流调配方案，一批动了二三十人，他下去老家当局长，苏宗民上来公司当主任，是方案里的两例。

    “你别装，你肯定有份!”苏宗民追。

    沈达承认自己有一份。齐总曾经问他谁搞监察合适，他提到苏宗民会办案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

    沈达毫不在意：“我就是这么说。”

    “你还得再帮我说，那事我不能干。”

    沈达笑：“算了，你别折腾了。”

    当天苏宗民写了一封信，复印若干份，给公司领导各送一份。苏宗民在信件里提出辞去连山水电厂厂长一职，也推辞到省公司任职，希望留在厂里担任工程师。主要理由两条，一条是家庭困难，父亲早亡，母亲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很差；妻子一家都在乡村，负担很重，他家庭生活的基础在本地，一旦离开，困难极大。另一条理由是不适应，他大学毕业后到了连山水电厂，从工地技术员开始，直到当厂长，始终没有离开。本单位情况熟悉，当厂长勉强胜任，去省公司任职就不一样，机关工作他从未做过，确实勉为其难，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搞监察尤其不合适，因此上书力辞。

    他把信件封好，让厂办主任亲自送上省城面交各位领导，交代主任周一一早到公司处理，此前不要惊动。送信时就说厂长生病发烧，无法赶到公司，请领导原谅。

    他没有按通知要求前去接受任前谈话，因为担心一去就无法摆脱。

    苏宗民居然用这种方式拒不服从，公司各位领导特别是齐斌总经理非常意外，也异常生气。周一上午，电话一个接一个从省公司打来，下令苏宗民立刻动身前去听训。苏宗民在电话里反复检讨，但是咬紧牙关，始终不松口，报称自己病了，无法前去。他接受领导批评，也愿意接受任何处理，他是自作自受，不会有任何意见。

    第二天，一辆轿车从省公司飞驰而至。

    沈达来了。

    “奉命前来探望。”他跟苏宗民打哈哈，“看看苏厂长是不是快要病死了。”

    苏宗民哪有什么病？健康状况良好。

    沈达给苏宗民带来一份任职文件，苏宗民列名其中，已被任用为监察部主任。他写信请辞，托病拒不前去谈话，都没用，文件已经下发，任职已经生效。

    “看来身体还行，那就执行第二条命令，押送归案。”沈达说，“公司领导发话了，要我把你带走。”

    “我不去。”苏宗民骂道，“就是你搞鬼！”

    沈达承认不错，当时他多了句嘴，推荐过苏宗民，所以现在齐总下令让他跑一趟，收拾苏宗民这个烂尾。他沈达一向敢说敢当，绝不讳言。但是苏宗民不能只怪别人，不思自己。苏宗民为什么会给调到省公司管监察？沈达一句话就管用了？放屁。最关键还在他本人，有史以来，苏宗民一尘不染，身边许多人栽于金钱美色，他能独善其身，不吃请不请吃，不拿不送，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好，几乎被认为是刀枪不入。这种人可以往中纪委推荐了，小小一个省公司监察部算什么？苏宗民不去监察部就职，难道去腐败干部中心当主任？

    苏宗民还是说自己哪里都不去，报告里他都说清楚了。沈达骂那个报告算个屁，公司领导个个愤怒不已，苏宗民如此不识好歹，这还了得！苏宗民再不听话，十八层地狱哪里够？领导会立刻找包工头给他挖第十九层。齐总已经决定了，活埋苏宗民，经费没有问题，电老大不缺这个钱。苏宗民又不是刚毕业的小屁孩，哪能不懂？这种事不是想要就要想辞可辞的。谁越想要就越不给谁，谁越不想要就偏要给谁，都这样，爱你没商量。说起来，干那个活确实也是苏宗民最合适。

    苏宗民恳求说：“沈达你清楚的，我真是不能去。”

    “我知道，你老爸生前有交代。”沈达说，“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他怎么交代的。怎么说？‘别到电力局。别当监察部主任？’这不鬼话吗！你老爸去世时你上高二，他哪能知道你学电机搞电业？他要能未卜先知，会给你算命，早哪去了？怎么就不能给自己算算，非得弄那个下场？”

    苏宗民苦笑：“别的人不清楚，你最知道我老爸是怎么死的。”

    沈达确实最清楚，苏宗民给公司领导的信里含含糊糊，称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搞监察尤其不合适。所谓个人原因是什么？指的是他父亲。沈达批评苏宗民：“你老爸怎么死关你屁事？这么多年过去，你怎么还接受不了？老是陷在里边出不来？”

    “他出的是那种事，我现在怎么好去干那种活？”

    “为什么不行？”

    沈达还是那句话，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当年几乎还穿开裆裤时，他已经教导过苏宗民了。现在话说回来，也许还得加一句，父亲还是儿子的父亲，儿子还是父亲的儿子，血缘遗传，你不认也得认。就是当年老爸出那种事，如今儿子才格外一尘不染，修炼到家。当年老爸干那种活，现在格外需要他儿子来干这种活。因为有苏世强，所以才有苏宗民。苏世强干过那个，所以苏宗民该干这个，以前老爸让人查，现在轮儿子去查案办人。挺有趣，是吗？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

    “你命该如此，知道吗？不服不行。”

    苏宗民说不过这种歪论转而求情。你沈达有办法，帮个忙，别让我去干那个。帮我其实也是帮你沈达自己。沈达马上要到本地电业局高就了，权力在握，为所欲为，只怕老是要跟上边监察部门过不去。要是他苏宗民真去干那个事，有朝一日万一老同学撞上了，难道老交情毁于一旦？

    沈达不怕。他们俩小屁孩的时候就打过架了，旱冰场撞了一场，彼此知根知底。今后撞到别人手里，真不如撞到苏宗民手里，是不是？彼此说好了，到时候不需要老同学手下留情，有问题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这还不行吗？

    沈达对苏宗民有办法，一向如此。多年来苏宗民屡次调职，哪一次没有推过？最终还得乖乖就范，沈达很清楚。公司头头们知道他俩的关系，这一次还把他派来，直截了当，连吓带劝，软话硬话、好话坏话、酸话狠话，无一不说。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成命难收，个人不可能与单位抗衡。苏宗民还能不服？

    他就是不服。

    沈达发狠道：“我沈达算老几？还能拿你没办法？”

    沈达拉着苏宗民，让他跟着走，到外头找个地方喝茶，继续谈。苏宗民悻悻然上了他的车。沈达下令司机出发，哪杯茶都不喝，直奔省城。

    “苏主任老实点。”他警告说，“今天我是执行公务，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苏宗民硬是被沈达押上省城。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不假。几年前曾经有一回，苏宗民把沈达灌醉，塞进越野车，连夜长途奔走，送回省公司宿舍区。今天人家沈达更牛，勿需用酒，只拿嘴巴，连哄带吓，提了就走。

    苏宗民无奈，黯然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