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

    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

    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祸并非起于萧墙，而是起于杨垛。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在灌河任职期间，总想揽权，大家并不买他的账，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一直怀恨在心，刚返回计生委不久，就来了一耙子，把我手下几个管计划生育的人全部告上了。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我心里很生气，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

    更叫我生气的是，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我在县委办时，他在政法委，同楼同级别，又是老乡，称兄道弟，关系一直不错。我就恨恨地想，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真如同大家说的，检察院里没朋友。看来不要说老感情，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的，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的，我绞尽脑汁，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

    于是，我马上进城到检察院，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同志。“老一”对“老一”，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尚检表示，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上了那么大的当，仔细想想，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分。既然是检委会定了，范检批了，总得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代，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

    有了这个基调，尚检把范检喊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范金锁大概心虚，脸上一赤一红的，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

    我心里虽然有气，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心想不可动怒，就嬉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缓解了紧张空气。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范金锁的意见是，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否则，不可能查清楚。

    我心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小子办案是假，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又一转念，这样也好，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多“渎点职”罢了。俗话说，养女不说饭钱，办案不说经费，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儿八千的也不足为怪。这样一来，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是个好事儿，免得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人心浮动，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于是，同意亲自陪同范检去北京走上一遭儿。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搞到。去“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真正是“后”门深似海，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我们又去了西城卫戍区，车留在外边，由一个战士带领，进大门，穿过柳林，走过花径，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一口云南普通话，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直着急，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碍于军政关系，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后来，我们决定去军事法庭，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结果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问询了一下，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怕自毁长城、有损人民军队形象的意思。

    总之，越查下去，范检就越泄气，开始，我俩每天都要喝一瓶二锅头，后来增加到每天一瓶半，最后两天干脆达到两瓶。越喝我俩越亲热，我就问他：“金锁哥，老弟咋得罪你了，你查我灌河的案子，连个招呼都不给打一下？”

    他舌头硬着，白拉个眼珠子，说：“老弟，我朝你生气。当上书记了，就看不起弟兄们了，咱闺女出门时，想请你到场给个光彩，把你安排在第一席，结果你只给礼送到了，人没有到，叫哥我多没有面子！要知道礼到人不到，不如隔墙搁哇。从此，我一直觉得咱老家的老乡中，虽说就咱俩厚，可就你不够意思。”

    我恍然大悟，是有这么回事儿。因为那时刚到灌河，整天就是忙，这件事情就做得有点差距，覆水难收啊。现在人家金锁兄争这个礼儿，虽然小肚鸡肠，倒也更显得我在他心目中有重要的位置。于是，所有气恼冰化雪消，只有解释和赔不是的份儿了。

    说透了，更加没啥。范检说，案子是检委会定的，按照法律程序，最后得有个结果。我力争来个不诉处理，请兄弟一定放心。这几天，我他妈的算看透了，人跟人就是不同，在北京这地方上班，门楼头高一点，王八蛋也能当上大爷！不查他妈的×了，玩一阵子回去。

    当一把手的，说穿了，就是管人的。手底下百十号人，升迁去留，晋级调职，都操纵在你的手里。有时，连婚丧嫁娶也得过问，不然，你就不成为一个称职的当家人了，大家敬畏你的一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你能够管着他们。

    干部队伍中，最看重的是进步了。进步就是晋升的代名词，为了“进步”，人们的办法很多，节日啦、喜庆啦、长疮啦、害病啦，都给大家向书记表忠心、上心意的机会。风气已经不正，扭转乾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在位置上明白了这些，就不是一个糊涂蛋，处理起这类事情就会不温不火。手下人都希望进步，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和条件机遇。对手下的每一个人，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当头头的，心里要有一杆秤，因为全体人员心里都有一杆秤。

    眼看来到灌河两年多了，一条念念不忘的工作，就是多争取提拔几个人，人才越拔越旺，大家有了希望就会更加努力工作。一把手跑组织部门勤一些，就可以吃到尖碗。以至于县委办的弟兄们“咬槽”说，现在老主任不肯回娘家了，光走组织部的门子了。

    在我上任一年多时，听说县里要从女干部中选一批副科级组织员，我就抓紧把计生办的副主任陈兰云给报了上去，一炮打响。接着，春亭出了事儿，我给吴书记、徐县长、副书记、组织部长讲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新的镇长一定要在灌河现任班子成员中选拔。所以，大家都把组织书记左平奇当成了镇长接班人，宣布春亭到县里工作后，大家就开始戏称“左镇长”了，平奇开始脸红心跳，拒绝这么称呼，见我笑眯眯的一直处于默认状态，同时在分工上调整了他的主要工作，让副书记井春跃开始操心组织人事方面的事情，这情况更趋于明朗化。平奇尽管没有越位，我确实一度把他当镇长使用了。

    在当年年底考核时，我一方面把考核组的同志们灌醉，一方面要求他们给我好好向上汇报，多给我推荐人。都是在大院里出来的，我又一直是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说话就占位置。我说他们：“你们下来考核基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拔谁到不了你们当家，有损谁肯定能够办得到，所以，我要求弟兄们上天言好事，千万别给我扒乱子。”大家说，贺书记放心，我们会按你的意图办的。

    女副镇长鲁新慧，已经在灌河干了两届，眼看到期，按照用干部的规矩，要么把她调到其他乡镇去，要么就退下来。她本人家在灌河，年纪又轻，男人、孩子都不能带走，一说起前途就想哭。我对考核组说，最好讲清情况，给予保留副镇长的职务，因为作为一个女镇长，是一个忠诚无私、埋头工作的典型，本人又没有政治野心，当一辈子副镇长也是好样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不必拘泥于干了多少届。

    其他几个党委委员，也都是一个强过一个，凡是能够重用的，调成实职可以放他们走，不然，就留下来，继续培养。然后，又根据推荐情况，圈定了方新亮、郑玉山等七八个人，特别交代了必须提拔的几个人，才放下心来。

    大面上做了工作，私下里仍然得对几个关键部位、关键人物另做工作。如人大主席孔祥明已经到了退下来的年龄，并且身体一直不好，没有上班，就需要做些安抚工作。孔祥明是个党性观念很强的老同志，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了大力，家里却没有摆脱贫困。到了这时候，他的心态很不错，说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人大主席是正科级，安排谁应当算是提拔。至于安排谁，我和孔祥明也商议一下，因为左平奇眼看要提成镇长，我俩都倾向让宣传书记井春跃干，春跃如果不干，再考虑让武装部长郑春发干。

    那个时候，正在一线的干部，到人大、政协任职，一度是在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老同志退下来时的安慰剂。卖响针的曾经唱道：“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现在已经变了，年轻干部也可以在党委、政府没有实职位置时，到人大、政协临时储备一下。

    与春跃工作和交往两年多了，我对春跃的看法越来越好，这个同志有肚量，能容人；有能力，会办事；有思路，会筹划，有着举重若轻的大度，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我向上边举荐了几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可能得到重用，我就想把他先提拔成正科级，徐图渐进。可这件事，春跃却不领情，我在春跃家里，两口子对我很不客气，他老婆抱怨我：“大哥你不要把春跃往火坑里推！”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立即同着他们两口子给已经成为县委书记的徐泽厚打电话，把春跃调下来，还任他的组织书记，人大主席让郑春发上，两口子这才放心，始知道“大哥实在不是要往火坑里推他”。

    通过这件事儿，我还领了一个教：不要以自己的心度人，在人事安排时，有时就是有些人根据自己需要不识好歹，好心成为驴肝肺的。

    对于左平奇的使用，我心里早就打好了谱子。平奇这个人，为人公道正派，在同志们中间很有威信，工作也踏实肯干，抓落实不折不扣，当个镇长绰绰有余。若就地提拔、就地使用他，肯定顺手，但对他的成长不利。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难免有些垫根。让他换换环境，到别的地方去当镇长，起点就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最高长官，面貌焕然一新，形象就一定会好一些。但这些想法我却从来没有向平奇透露过，所以当平奇知道镇长非他莫属时，就什么也不问，只埋头工作。等组织部部长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对部长说了上述意思，部长表示同意。到县委就要来宣布的头一天晚上，平奇才知道要调他到另一个乡镇去。虽然大家都舍不得让他走，他自己也不愿离开这里，听了我对他前景的分析，只有激动的份儿，哽哽咽咽地说：“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老大哥。”

    副镇长郑东方，是一员虎将，工作与喝酒一样，“小孩鸡鸡顶碾盘——硬对硬”。人也机灵能干，许多棘手难缠的事情，交给他准能漂亮完成任务。刚到而立之年，爱家却不恋家，几年里，很少在家里连续停上几天的，一天不工作就着急。他老婆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在修公路中，一连几十天，摸爬滚打在工地上，差一点把老婆孩子给忘了，老婆止不住有点想他，给他打电话，想让他回去一下，正赶上他喝醉了，拿起电话就骂：“×浪了，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要烦老子，这么忙，除了天塌地陷了，就别叫我回去！”这不是为了事业献青春又是什么？这样的好弟兄，一定要关心他，也一定要重用他。“一将成名万骨枯”，当头头的有朝一日爬了上去，正是这些同志当轿夫给抬上去的！可是，当想把他升上半格的时候，就遇上了操作的困难，配备的副书记职数已经满员，没有办法，我就多次跑组织部门，终于利用挂职这种不占指标的办法，任命他为党委副书记，解决了这一难题，消除了我的一块心病。

    副镇长赵豫的调整大出我的意料，从来没有考虑让他调出去，他本人也没有一次向我提出要走的意思。却在换届前宣布调他到其他乡镇去工作。他就赶紧找我，说什么也不愿意走，求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做做工作，再给他留下来。我到县里一问，才知道他调走完全是怪他自己，考核组的王喜昌说：“在考核时，赵镇长喝醉了，对我们说，在乡里已经转了十来年，也不给往县直调一调，至少也得叫离家近一点。我们就把这个要求给汇报了。”

    这个同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不跑不要不送，一步一步地熬到这个位置；已经转了三个乡镇，县城除了工作关系没有熟人，为了把他女人调进县妇幼保健站，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亲自找关系给他跑，终于跑成了。在镇里又安排他抓比较肥厚的计划生育工作，要求调走真的不是他的本意。但到了此时，除了说明喝酒误事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我专门在计生办开了一个赵豫副镇长、鲁新慧副镇长办交接、迎送的茶话会，看着赵豫哭丧着脸与鲁新慧喜气洋洋的脸，我说：“这次赵镇长是‘两调（掉）’——调走了，掉泪了；鲁镇长是‘两留’——留任了，留镇了。”这也算是一个贴切的总结。

    屈指一数，三年里一共提拔了包括平奇、春跃、东方、万通等十几个正副科级干部，这在全县是破记录的。进步快了，大家的情绪就理得较顺。干起工作来，是一台好戏。所以，邓中坤来任镇长后，不到一年，又赶上了换届改选，“两会”更是一顺百顺，我这个主任委员，一气呵成把两个代表大会主持到底，班子成员大都是满票当选，连个花絮都没有。

    正是：部下有毛病，不足为怪；当官不顾人，十足混蛋。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