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项明春对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连秘书也不是。侯远理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一黄公庙乡一些老资格的支部书记私下议论，项明春是多年以来比较少见的好书记。这个人好就好在为人实在，从来不耍花架子，比如搞的村村通工程、农户沼气推广工程，哪一项不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群众拥护的。有一个支部书记还引用电视剧里的唱词，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啊，像项书记这样的干部越多越好，要是能够坚持在我们乡多干些年头，不愁我们乡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另有人认为，现在的干部都把进步看得比啥都重要，项书记也不会例外，走着瞧吧，要不多久，项书记就不是项书记了，说不定就是项县长了。那个希望项明春留在黄公庙乡干的支部书记不无遗憾地说，是啊，舍不得也得让人家项书记提拔上去，像他这样“请民命、造民福”的领导，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发挥的作用更大，给群众造的福利更多。

　　项明春的去留当然不是支部书记们能够决定的，这一点，冯司二比谁都清楚。冯乡长尽管对项明春的斯文、迂腐有看法，还是卖命地工作，竭力维护项明春的权威。你不能从主观上去分析动机，重要的是客观效果。一个乡镇看一个党委书记，一个乡镇班子看班长、班副，书记、乡长齐心了，副职们也不敢怠慢，所以这工作就抓得有声有色，成效明显。冯乡长拿十几个乡镇比较，尽管黄公庙乡也有不少问题，但其他乡镇蹿烟冒火，远远不如这里稳定。乡镇工作，稳定是福，现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和谐是什么？和谐就是稳定嘛。这就意味着，由于黄公庙乡相对稳定，县里领导会对项明春的工作给予肯定，在十几个乡镇党委书记里边，项明春是首屈一指的。都说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冯乡长想的就是出干部，只要能让项明春尽快上去，腾出位置来，自己的进步也随之水涨船高，不言而喻了。这些活思想，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冯乡长越来越努力了。

　　周志茹隔三差五地到黄公庙乡视察，对“明春哥”近乎崇拜了。女人家在政界，往往没有男人的心眼儿稠，在“四大家”领导会议上，说话不习惯拐弯抹角。所以，到了包乡领导工作碰头会上，周志茹每次都大讲特讲黄公庙乡的工作如何出色，却没有“但是”以后的问题。

　　说得多了，惹得县委书记曹明祥心痒，也在百忙中到黄公庙乡来看看，发现周志茹所言不虚，项明春的工作确实扎实，不像其他几个乡镇的一些年轻的书记、乡镇长，一味地贪玩，浮皮潦草。曹书记心里就盘算，应该重用这个曾经在吴国栋手下不得志的项秘书。但曹书记从来不在乡镇工作会议上过多地表扬、过高地评价项明春，曹书记知道，乡镇的一把手们都急于向上爬，不能让项明春成为众矢之的，主要领导口头上的赞誉，有时是起负作用的。

　　孙秀娟当上黄公庙乡的“第一夫人”以后，曾经满足过一阵子。后来，和县里的领导接触多了，竟然关心起政治来，巴望着老公有更大的进步，求神拜仙时，功利性、目的性非常明显。

　　有一次，她对项明春说起来，某某领导排在第几位，某某领导排在倒数第几位，竟然如同县委书记一样了如指掌。

　　女儿插话说：“爸，妈，我在我们班里，也排到第三位了，不过是并列的，我这一段时间这么努力，就是要打败那个并列的毛妹，当一个真正的第三名。”

　　孙秀娟问：“你咋能打败人家呀？”

　　女儿说：“容易，容易，她写作业不认真，整天唱歌、跳舞，不用功的。”

　　孙秀娟说：“爱玩的孩子还考那么好，说明人家聪明。”

　　女儿“呸”了一下说：“臭毛妹聪明个屁！还不是考试时偷偷地抄答案了。”

　　孙秀娟正色地说：“不要胡说，你应该打败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是你的本事。”

　　女儿说：“不容易啊，我总不能在考试时，让人家拉肚子、得流感考不成吧？”

　　孙秀娟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小小年纪，哪该有这么多坏心眼儿？当心神仙知道，要遭报应的！”

　　女儿做一个鬼脸说：“算我说错了。我一步一步来嘛，排到第一位了，你们奖励我什么呀？”

　　孙秀娟说：“你想要什么呀？”

　　女儿说：“不要什么，就要我老爸吻吻我就行了。”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

　　孙秀娟说：“我盼望着哪一天，你也在他们中间有个位次呢。”

　　说实在的，项明春对自己的前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每当冯司二和他说起，让他努力地向县级领导上奔时，他就对冯乡长讲，希望不大。你想啊，现在县里“四大家”领导二十多个，别说县委、政府，就是老干部退下来到人大、政协再待一段时间的现象也成了过去，高层领导已经年轻化了，拔个萝卜才有一个坑儿。缺乏老萝卜，依次递补的可能性不大，哪有自己的空位置？

　　冯司二听项明春这么说，立刻劝解他，不要悲观，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就要求干部越配越多，市里年年都要提拔一批干部，机会是会有的。项明春就用《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说，好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在项明春的潜意识里，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往上爬的人。祖祖辈辈吃糠咽菜，只要能过上一点好日子，就容易满足，自己能混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那几年，从底层熬到顶峰，又从顶峰跌落下来的经历，更让项明春明白了不少道理。因此，他对待官场既非消极出世亦非积极入世，既没有置身事外的清高亦非刻意追求的热衷，对仕途的淡泊，异乎他人。他请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把自己定位在二十个字上：

　　脚踏实地，胸怀开阔，追求新知，与人为善，知足常乐。

　　项明春认为，前十六个字是作为，后四个字是境界。境界这东西不可捉摸，是理想化的状态，能够逼近，但不能实现。如果人人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社会的发展也就会停滞不前了。

　　这一天，县政府办公室的张振亚来访，让项明春把自己曾经对赵哲讲过的“王二狗的故事”又卖弄了一番。

　　张振亚进入政府办，与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大体是同一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混上一个副科级。这个人自恃自己的文笔不错，其实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不少欠缺，他的故事，在县委、政府两办，一度被传为笑谈。

　　当年，秦鸣鸥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份材料到政府办公室去，托政府办把这份材料转给不在家的县长，进入政府办工作不久的张振亚接待了秦鸣鸥。

　　张振亚说：“秦书记，你这材料保密不保密？”

　　秦鸣鸥说：“保什么密？你可以看看，顺便提点修改意见。”

　　张振亚不知就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儿，立刻批评这文章写得臭极了，简直不忍卒读。然后一条一条地指出什么结构松散，语序颠倒，上面两个重点不突出，下面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毛毛糙糙的云云。

　　秦鸣鸥听了，脸色黑沉沉的，把一头白发映衬得更加白了。原来这文章是秦鸣鸥亲自写的，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这么评价自己得意的文章的？登时把文章要了过来，严肃地说，振亚，不要说了，这文章不让你转达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府办的两个同志，一边听张振亚高谈阔论，一边觉得好笑。等秦鸣鸥非常恼火地离开政府办的时候，张振亚还摸不着头脑：“这秦书记怎么啦，自己不过是批评文章了几句嘛，值得这么光火？”

　　一个伙计说：“振亚呀，你今天算把秦书记得罪了，你不知道，这文章正是秦书记自己写的呀！”张振亚这才后悔莫及。

　　没有多久，秦鸣鸥来政府办主持工作，人员分工时，把张振亚打到了边缘上，不要说能力不怎么大，就是有一点，也不让他发挥出来，这个张振亚从此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按说，秦鸣鸥并不是一个阴损的小人，心里画上的那一道子，应该随着时间而淡化的，头几年不提拔张振亚是这个原因作怪，后几年是觉得这个张振亚确实不是块料儿，提拔这样的人贻笑大方，就把他一度搁置起来。

　　对于在秦鸣鸥手下没有好日子过，张振亚自认倒霉，谁让自己这张破嘴胡说八道呢。看到别人一个个地都上去了，张振亚自然暗暗着急，生出不少野门路，企图改变命运。

　　他去找过赵半仙，赵半仙说他福薄命薄，只要好自为之，还是有前程的。临了，连他的卦资都不肯收。张振亚非常沮丧，在办公室工作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后来，有一个外地来的算卦大师来到丰阳县城，张振亚听说此人有破法，赶紧拜访了这个奇人。他请这个算命大师吃饭喝酒，在县委招待所里认真招待一顿，那个算命大师看他心诚，特意把原来讲好的八百元卦资，优惠了二百元钱，只掏了六百元。算命先生晕乎乎地说，快了，三年以内，你一定能够成为副科级干部。结果等了三年，毫无踪影。

　　另有一次，他随办公室的其他几个同志游武当山，又闹了一个笑话。

　　武当山是一个有名的道教圣地，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转运台”。一个人交了香火钱，侧身从一个夹缝里钻过去，旁边的道士敲着铜钟，说，转运了，转运了！转上一圈儿，心灵上就会有很大满足。别的同志说：“振亚，你常常说自己倒霉，那你赶紧在这个转运台转转吧，兴许会好起来的。”

　　张振亚果然动心，交了钱，侧着身子转了一圈儿。谁知别人都是从左边开始转的，他忘了规则，转反了，几个同志哄笑说：“振亚呀，你是怎么搞的，不看方向胡乱转？”

　　等他再要交钱重新转时，那个遵守职业道德的道士说：“不用转了，都一样的。”张振亚这才作罢。回来了这几年，到底运气也没有转过来。

　　张振亚与项明春是老伙计了，项明春对于他的来访，没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正巧乡里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从北京领人回来了，要对项明春汇报工作。项明春就让通信员领张振亚到招待所去，自己中午吃饭时才能陪陪他。张振亚没有感到项明春不够热情，连说：“我们老伙计，不拘礼节，你忙你忙，不用管我。”

　　项明春对已经走出门的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项明春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这时连秘书也不是。二黄公庙乡是一个出奇人的地方，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一个奇人的情况。

　　这个奇人出生在乡里偏远的侯沟村，乳名叫侯石头，长大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侯远理”，意思是具有远大理想，鸿鹄志向。小学没有毕业，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等等。写成了，抄写得歪歪斜斜的，错别字连篇，还要贴上八分钱邮票到处投稿，凡是中国各大报刊杂志都敢投，自然没有一个报刊杂志的编辑采用过。

　　侯远理的大哥是个傻瓜哑巴，愣头愣脑的，见了人只知道傻笑。而且一年四季光着身子，不会思考却仍然管用的物件，耷拉着展示给众人看。乡亲们见多不怪，任随这个傻家伙裸露着黑红色的身体，在村里闲逛，至多有人帮他勒一块布条遮羞。这个傻家伙只有一条用处，就是在石磨的磨道里推磨，两只光脚丫子“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地面，比毛驴跑得还欢。侯远理的弟弟也不聪明，说话半语，满天星星说成是“满天灯灯”，喝凉水说成是“喝狼水”。父母本来打算把聪明的侯远理培养成材，无奈家里生活艰难，实在供养不了，侯远理混到小学毕业就被落了下来，跟着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挣工分。

　　失学了的侯远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晚上点着油灯，不停地画一些东西，很有点发愤攻读的味道，而且一根筋地研究台湾问题。

　　那些年头，初中下放到了村里办，原有的小学教师都提拔成为初中教师。山沟里的师资极为贫乏，村支部书记看他整天写写画画的，以为他有学问，就把他弄到了学校里，当了一阵子“队办教师”。

　　侯远理教学是很卖力的，就是对汉语拼音搞不明白，教学生“彩虹”的“虹”字，不知道音为“hong”,而且我们当地人说“出彩虹”是“出将（音）”。当然，这个“虹”字另有一种发音是“jiang”,一般念的都是“hong”,偏偏侯远理认定这是个“将”字，在教孩子们拼音时，把“hong——虹”念成“哥翁——将”，孩子们一齐大声朗读：“哥翁——将”，“哥翁——将！”声震山沟。也有个别学生意识到“哥”与“翁”拼不出来“将”的音节，侯远理批评学生是“二百五”：“你不会猛拼！猛拼！猛拼就出来了！”

　　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

　　项明春一惊，饭都顾不上吃，捉了一个馒头，边啃边召集有关人员，赶快到矿井上去救援。三项明春和冯司二等人赶到矿上，直奔矿井，只见矿山上秩序井然，卷扬机正在把一大手推车矿石提升上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冯司二非常恼火：“这个乔主任是怎么搞的，谎报军情？”

　　项明春心情已经安定下来，也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同矿主用手机联系一下，弄清情况，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但他并不后悔，对冯司二说，虚惊比实惊好，咱们既然来了，就要认真了解一下安全生产情况，再次强化一下村干部和矿主的安全意识。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民本意识特别强，对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祸，全都放在心上，严责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报纸上又经常披露各地矿难的消息，让人们感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天大的问题。哪里有矿山生产，哪里的干部就整天提心吊胆的。

　　侯沟村的这个小蓝晶石矿，是全乡唯一的矿产业。对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来说，并不考虑矿主在这里的生产情况，关注的只是安全、安全。因为乡里收入的承包费是额定的，你矿主生产不生产都无所谓，反正在承包前已经把费用交足了，犯不着考虑。只有安全生产这一点，是项明春他们最重视的，人命关天，直接牵涉县乡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判刑、坐牢，把一生的前程搭进去。上边从来不表扬你的生产成就，倒是对矿上安全生产，三令五申，严管苛责。所以，这里是项明春的一块心病。他常常想，收上来的那点承包费，等于火中取栗，对这个矿井，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本来乡里的突发事件就够多了，怕就怕这里出现突发事件。

　　矿主和村里的几个干部正在矿山的指挥部“搓麻”，听说项明春等人来了，急急忙忙赶过来，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见面，支部书记的脸上红晕未退，想必是赢了钱。矿主点头哈腰，一边掏出香烟一个一个地敬，一边惊呼领导们来了，也不通报一声，我们好高接远迎一下，体现体现心情。

　　项明春虎着脸说：“你知道我们因为啥来了？”

　　矿主说：“不就是来视察吗？”

　　冯司二说：“胡扯，我们是奔着矿难来了。”

　　矿主急赤白脸地说：“乡长大人，不能这样说，太不吉利，哪有什么矿难？”

　　项明春缓和了一下情绪，告诉他，有人打电话说，这里出现了冒水事故，几十名矿工还在井下，生死未卜。

　　矿主顿时臭骂起来，说谁他妈的这么缺德，咒我不说，还把领导们弄得不得安生。支部书记也挠挠头，说打电话的人真他妈的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坏老板的菜。如果有人经常这样报，还不是如同小学课本上的“狼来了”，把领导搞得“蚂蚁大屁”（麻痹大意），就不关注我侯沟村和矿山了。

　　项明春知道矿山的事情很复杂，想来承包矿山的人明争暗斗，开一个小矿口确实很不容易，就对支书、矿主说：“没有出问题更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把你这里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检查吧。”

　　矿主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资料，显然是随时随地应付检查，随身带着的。见矿主拉开汇报的架势，准备说话，项明春打摆说：“不用听你那‘八卦’经了，我们还是到井下去看看吧。”

　　矿主说：“这样也好，领导们得到第一手资料，就会更加放心，省得我磨嘴皮子。”

　　于是，矿主招呼矿上的安全员，抱来了几个安全帽，每人发了一个，一行人就来到罐笼前。冯司二一脚踏进罐笼，一脚还在外边，忽然说：“不好，我有点内急，要拉肚子。”急忙退了下去，一溜儿小跑向山沟里奔去。

　　项明春瞥了一眼远去的冯司二说：“不要等冯乡长啦，我们下吧。”

　　等他们从井下出来，项明春感到经历了两种人生。与井下的阴暗潮湿相比，在蓝天白云下，山坡上风和日丽，郁郁葱葱，鸟鸣虫叫，几头牛和一群羊，安详地啃着青草，一片生机盎然。项明春感慨地想，这工业社会真的不如农业社会，在和平环境下，人们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根本不会人为地造成各种伤亡事故。

　　回到黄公庙街上，天已经黑了。冯司二说，机关食堂肯定封火了，我们到招待所吃一点吧。车子就直接开进了乡招待所。

　　项明春刚下车，张振亚马上迎了上来，项明春突然记起了这个家伙上午就来了，原来还没有走，自己忙昏了头，把人家来访给忘记了。心里泛出一些歉意，拉着张振亚的手说：“对不起，慢待了。走，我们一起吃饭去，我陪你这个老伙计喝两盅。”

　　张振亚说自己已经吃过了，留下来主要是想同项书记单独谈谈，求项书记帮个忙。

　　项明春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体己话要说，就让冯乡长他们到餐厅去吃，自己开了一个房间，让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项明春爱喝的肉片汤和两个小蒸馍，边吃边和张振亚聊。在张振亚还没有开腔说事的时候，项明春心里就开始盘算，也不知道这个政治上不成熟、行为乖张的老兄要求他办什么事儿，如果不是原则问题，答应他就是了，如果是不好办、不能办的事情干脆拒绝，得罪他也不怕，省得他像个黏虫，缠着你不放。

　　张振亚说：“明春啊，咱们一前一后进的县委办和政府办，你现在都当上书记了，我他妈的连个副科级都不是。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一篇文章一场酒，得罪了两个不该得罪的领导，总是犯到人家的手底下。”

　　项明春记起了张振亚因为一篇经验材料得罪秦主任的往事，肚子里嘀嘀咕咕地好笑：“哦，我知道了，你确实得罪过秦主任，可现在秦主任已经作古了，你头上的乌云不再笼罩了哇。”

　　张振亚懊丧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原以为秦主任这么一走，新来的领导就不会有什么阴影了，谁知来了个庞主任，仍然是我的克星。你不知道，我因为那次喝酒，同样把庞主任得罪得更厉害，庞主任到政府办上班以后，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在张振亚絮絮叨叨地说那次喝酒和庞玉立差一点打起来的事情时，项明春记得确实听说过这件事儿。

　　那是庞玉立在当乡长的时候，有一次进县城办事，吃饭前拐到了政府办。政府办原来一般不管乡镇干部的饭，后来，秦主任看到县委办史主任对乡镇党委书记很热情，就向县委办学习，对乡长们到机关来，也非常热情，一定要招待一番。

　　这一天，政府办只有一名姓邹的副主任在家，说什么也要陪庞玉立吃饭喝酒。庞玉立带去了四个人，乡里的干部酒量偏大，那个副主任觉得难以斗过，想多找几个人作陪，免得自己孤军奋战，全军覆没。偏偏机关里没有多少人了，只得临时拉了这个经常并不安排陪客的张振亚当差，并且偷偷地嘱咐他以客人为主，把酒敬出去才是本事。张振亚心领神会，决心要大干一场。

　　张振亚酒量不大，没有几杯酒下肚，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轮到给庞玉立敬酒时，满满地倒了一泡子，硬逼着庞玉立喝下去。庞玉立当然不干，三句两句两个人就说戗了，张振亚把这一泡子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啪”的一声把高脚杯子摔了，骂道：“你算老几！小母狗啃花轿，不识抬举！”

　　庞玉立一把攥住张振亚的衣领子：“你骂谁？老子在乡里是老二，在你面前永远是老一！”

　　一群人见不是话头，赶紧把他们二人拉开，没有让他们厮打起来。政府办副主任一声断喝，把张振亚赶出了酒场。张振亚临走时，还趁着酒性子，骂骂咧咧的。结果被他这一闹，一场酒不欢而散。事后，因为是喝酒引起的风波，没有办法追究，政府办也没有处理张振亚，但那个副主任从此再也不和张振亚同场喝酒了。

　　张振亚说：“邹主任到其他单位任职了，秦主任死了，偏偏庞玉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你说，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明春，咱们弟兄们，你最了解我，我是个有嘴无心的人，办了错事儿，检讨都来不及。我这次专程来找你，是因为你同庞主任搁过伙计，大家都知道你俩关系不错，想央你跟庞主任说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情，放我一马，适当的时机，给弄一个副科级调研员当当，不然，你嫂子和孩子都看不起我了。”说话间，竟然流出了眼泪。

　　项明春听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事儿，就立刻释然了，对张振亚说：“庞主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说不定对那场酒早就忘了。好吧，念起我们是老同志，抽空我对庞主任讲讲。”

　　张振亚见项明春答应了，非常高兴：“老弟呀，你要是帮帮忙，我算是贵人搭救了。真羡慕你们呀，在县委办比我们在政府办强多了，一个个混得都不错。”

　　项明春于是就把自己和赵哲谈的那个“王二狗的故事”又说了一遍，说人的一生中，不管当多大官，有多大成就，最终不过是一把骨灰而已。张振亚对项明春的开导根本不放在心上，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因为有求于项明春，仍然唯唯称是，与看秦主任那篇文章和陪庞主任那场酒的态度截然不同。

　　就在这天晚上以后的第三天，黄公庙乡又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