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隆重的追悼会，原来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没有升上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周志茹，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一项明春后来听说，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还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

　　五十四岁的秦主任“百年”的时候，正好县级换届改选已经胜利完成，曾经是县委委员的秦主任虽然从来没有被免去政府办主任的职务，但再当县委委员已经不可能了，变成了一般同志。

　　“曾经”与“现正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时候死去的秦主任，死得偏偏不是时候，在追悼会的规格上，不大不小给当家人出了个难题。因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在职的委员献身后，由县委召开追悼大会，而且是常委的应当由市委来一名领导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一般委员的追悼会，书记、县长参加，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主持，另一名副书记致悼词。“身份”与“名分”同时失去的秦“主任”，此时也失去了资格。县里领导们草草地议了一下，这事情就由郗县长拿出意见，但也要隆重一些。县长办公会决定，本来该由接任的庞玉立主持，常务副县长徐立身致悼词的追悼会，临时升格为徐县长主持，郗县长亲自致悼词。

　　这样的安排，本来已经大大地破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首先不同意的不是别人，而是秦主任自己的老婆。

　　对已经作古的人不应该开玩笑，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要紧。秦主任在世时一头白发，秦大嫂却一头青丝，两个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多少与秦主任相近的同志，都调笑过秦氏夫妇，说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父女。秦主任也常常说，你嫂子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但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甚是相得。别看秦大嫂看上去不过不惑之年，可脾气温柔，平时对秦主任百依百顺，如同小鸟依人，相夫教子，功莫大焉。县妇联会、文明办年年都把“模范夫妻”的奖状、锦旗或者奖牌授给他们，两口子是这一项荣誉的“专业户”。

　　本来，开追悼会是盖棺论定，生者追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寄托我们的哀思，具有激励后人向前人看齐的重大意义。其实，也不过是借死人这个名目，活人演戏给活人自己看的，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干部再伟大，也伟大不过开国元勋、革命老前辈，多少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时，不要说开追悼会，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在和平年代里死，就比死在战场上意义重大了，不仅要开追悼会，而且讲究规格和档次，就有人想到攀比，讲究个“生前光荣，死后哀荣”。

　　庞主任对这个处理办法，心里是犯嘀咕的。但这是郗县长的主张，徐县长支持，副县长戴敬烨、艾朋庆、唐国发附议，副县长余乐萌不置可否，非党副县长周志茹（女）无所谓，叶兆楠对秦主任不太熟悉，当然郗县长说啥都拥护。只有另一个副县长王彪，说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回民出身的副县长艾朋庆打了个哈哈，开玩笑说，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我们回族，开个追悼会后，还可以请阿訇念古兰经超度超度。这个意见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庞玉立本来想据理力争一下，但想到自己刚刚被选进政府办，立足未稳，况且在县长办公会上，并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就忍住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谁知，这个一向温柔软弱的秦大嫂，在庞玉立筹办追悼会，到秦主任家通知亲属们如何参加时，却显得刚强无比，大义凛然地反对这种做法，说出去的话不软不硬：“你们愿意开这样的追悼会，你们就开吧，我们不会参加，老秦也不会去参加（意思是不提供骨灰和遗像），这不是糟蹋我们老秦嘛。我们等孩子从省会赶回来，悄悄地把老秦的骨灰掩埋了就是了，免得折腾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秦鸣鸥。”顿时，弄得亲自去和秦大嫂政治协商的庞玉立主任灰头土脸，没有一点脾气。

　　再说，刘鎏的姑夫作为秦主任生前好友，接到政府办的通知以后，一向以颐养天年为己任，不再过问政治的老人家，竟然震怒了。并且退下来的几个老同志，三五成群地来到刘鎏的姑夫家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刘鎏的姑夫说，秦鸣鸥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我看到后就很有意见，觉得格次不够。这个追悼会的安排，更是儿戏！不要说秦鸣鸥同志曾经是县委委员，应当作为县级处理，县委主要领导必须参加。就说这秦鸣鸥仍然在职，也不能这么草率地追悼一个堂堂的政府办主任。走，我们找曹明祥这小子去，怎么搞的嘛！

　　曹明祥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听说一群老同志找他，没有像对待上访户一样不予接待。他马上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刘鎏的姑夫他们引到了小会议室，泡上清茶，亲自掏出自己抽的“大中华”烟卷，近的敬，远的扔，发了一遍儿，还学着当年通信员小山子说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句俏皮话说：“有事没事儿，上根白棍儿，上根白棍儿，咱谈话有劲儿。”接着开玩笑：“我的老小哥们儿，消消气，不要动怒，息气好养身。气出病来我还得掏腰包到特护病房探视你们哩。”

　　气氛缓和后，刘鎏的姑夫代表老同志发表了关于对秦主任追悼会的看法。曹书记虽然已经听说了政府的处理意见和秦大嫂的反对态度，这时，却十分惊讶地说：“有这种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放心，我把郗县长叫来，再仔细地合计合计，一定要让秦鸣鸥同志含笑长眠的。”

　　老同志们放心地走后，曹明祥认真想了想，老秦侍候自己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熬劳，就这点交情，自己也得到场，破一点规格完全行得通。这个郗应松是怎么搞的？应该和自己商量商量嘛。看来他没有和秦主任在一起共过事儿，不可能有深感情的。这种照章办事、官样文章的态度，真的害死人啊。

　　虽然说感情代替不了政治，但政治只要掺入了感情色彩，内容毕竟丰富许多。两下夹击，再加上曹明祥和秦鸣鸥的友谊，曹明祥决定把秦鸣鸥的追悼会当做安慰死者、安抚生者，创造稳定和谐局面的重大举措来搞一搞。

　　于是，曹书记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肯定了郗县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但是，（请读者注意，官面上的讲话，最怕“但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后边的，往往是实质性问题。）对待秦鸣鸥同志，追悼会的这种规格显得不够到位。我并不是因为和鸣鸥同志相交多年，出于偏爱，而是鸣鸥同志在县里的影响重大，低调处理不足以服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这些楼主，应当让“黄鹤楼”闪光不是？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毕竟不好嘛。我听说，当年，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同志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宋维山同志曾经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向丁卯同志学习，搞得相当热烈隆重。鸣鸥同志是病死的，这个意向就免了。但鸣鸥同志仍然在职，要不是病重了，五十五岁才能退下来，安排作为县委委员候选人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追悼会的规格不能低于丁卯同志。大家看怎么样？

　　郗应松本来已经了解到办秦鸣鸥追悼会的事情民怨沸腾，犯了众怒，正准备找台阶下，好比瞌睡时，曹书记塞给他了一个枕头。但此时却感到曹明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做出的重大决策，心里依然掠过一丝不快。不快归不快，但还是很快同意了曹书记的英明决定。

　　因为要重新筹备，追悼会顺延了两天时间，规格大大地提高了。由郗县长主持，曹书记亲自致悼词。

　　在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活动中，刘鎏的姑夫以及老同志们是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所以不依不饶了这件事儿。项明春当然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是县委办的老人儿，与秦主任交往多年，很敬重这个厚道的长者。再说，“两办”历来关系不错，项明春不管受到受不到邀请，都会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由于会议的规格提高，宣布出来的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中，项明春的名字不再是生前好友，而是列在了乡镇、局委领导里边。

　　秦主任之死，虽然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却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涟漪的波纹一直延伸在县里主要领导们的心里。二项明春在黄公庙乡这几年里，最深刻理解的词汇是“突发”两个字。他几年如一日，手机从来没有敢关过，说不定半夜里冷不丁的就有电话打过来，突发事件就迎面而来了。

　　咱们暂且不说突发事件让项明春疲于招架，先说说这吃饭财政，就足以让项明春头疼。

　　随着国家民本意识的增强，上级越来越关注民生，对老百姓日益好起来。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免除后，乡镇已经组织不上来多少收入了。有人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鸡子不撒尿，各有便转，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乡镇干部自然会有新的敛钱办法。

　　这种说法，可能对有些乡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项明春却不搞这一套。不是他怕事儿，怕触上边的“高压线”，而是天性使然。要不是父亲抹不开舅舅的情面，曾经为自己的表弟谋求工作，讨碗饭吃，一般说来，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来不给项明春找事儿，并且告诫他不图升官发财，只图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儿，不能让项家祖宗丢脸。

　　项明春常常奇怪地想，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拉棍要饭吃的，原本没有什么脸面，因为自己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祖宗们就开脸了，所以父亲才不让丢他们的脸。可见，穷人也有尊严，任何人在尊严面前，总是一样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要不是有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乡里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机关的干部、职工们，能够在上级拨款一次到位后，领一大把可怜的基本工资，无怨无悔地开展工作，确实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忠诚。挤着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工资的附加成分就没有了，而基本工资算下来没有多少。所有乡镇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这样过不了日子。你想，人员爆满，僧多粥少，谁让你在老百姓开始富起来的时候，执迷不悟，一味地往乡镇穷干部队伍里扎堆儿？天塌砸大家，中国人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大家都持之以恒地挤在机关里，不肯下海，工资多少都没有意见。

　　当然，说没意见也不尽然，发点牢骚还是允许的。黄公庙乡的乡长姓冯，财政所长姓陈，干部职工每当领到几个月集中发放一次的工资时，就有几个秀才说怪话，把“百家姓”中的一句“冯陈朱魏”，一句“郗范彭郎”，篡改成为“冯陈喂猪，稀饭哄郎”。既显得黑色幽默，又让人笑得苦涩。

　　副职们没有少向项明春建言，总得想办法从群众那里敛一些钱，缓解经费压力，项明春一概不同意这么做。他顶着班子内同志们的抱怨，坚持从发展经济方面找突破口，严令部下们不允许搞歪门邪道。就连必须集资搞的公益事业，也从不纵容下属们在不做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情况下，粗暴地行使行政命令。

　　日子难过年年过，过了一年又一年，经济建设当然在自身的轨道上缓慢地推进中。这次县里换届改选后，各项工作运转就开始加速了。县里安排分包到黄公庙乡的“四大家”领导，是新近提起来的非党女副县长周志茹。按曹书记没有明说的意思是，他相信项明春能干，配一个弱一点的副职来分管，不会影响工作进程。按项明春自己的逻辑想，反正其他副县长也不是“散财童子”，谁来分包自己的乡镇都是一样的。

　　周志茹副县长具有放得开、收得拢，大大咧咧又不失严谨的女干部气质，工作敢于大胆负责，处事上周到得体，人品不错，人缘也极好。她原来在局委，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会主席，但是，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居移位，养移体，很快适应了角色。表现在从一开始人们称呼她“周县长”时，不禁脸红，不久就习惯了，反而对有一些自恃年龄大的人，不称她“周县长”，而喊她“小茹”，觉得不够尊重她。由此可见，她被组织上放在副县长这个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分管的正是党的教育工作，也分包乡镇。周志茹在县里的工作不太忙，就显得比其他的副县长深入，所以隔三差五地经常到黄公庙乡视察。并且到了乡里，一点也没有架子，从不干扰项明春的工作。她和项明春早就熟悉，过去挺敬仰项明春的为人，所以这架子即使有，也摆不起来。

　　周县长每次来到黄公庙乡，不仅在酒场上，而且不分场合，对项明春一口一个“老大哥”叫得甘甜，根本没有上下级分别，倒像是一对亲密的兄妹。副县长毕竟是副县长，不管权力大小，有这点敬业精神是很不错的，赖猫咪也能避老鼠，说出去的话，其他乡干部不得不遵从。她经常说，俺哥让怎么办就怎么办，任何同志不允许懈怠工作。这些指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项明春起到了撑腰的作用。

　　这个周县长发迹很快，简直如同迅雷不及掩耳，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一下子走上了领导岗位。不管岗位重要不重要，职务这东西重要。

　　在政坛上，确实会出现超新星爆发的奇迹。一九八三年大体改那一阵子，一个农业技术员一夜之间，就可以当上县长。有一个高中的副校长，是大学本科生，被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找白头小麻雀一样，从干部档案的册子里翻出来了，异常惊喜，连夜报市委组织部，在这个副校长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天就被小车接走，当上了另一个县的副书记。

　　周志茹也是这样被突然提起来的，因为干部配备要求，每一个县的政府领导都要配一个非党副职。按照要求，必须在正科级干部上选拔，可偏偏丰阳县的几百名正科级干部中，没有一个非党的。而且副科级干部中，只找到了周志茹一个女同志。因为非党，又因为是年轻女干部，破格提拔，周志茹天上掉馅饼一样，摇身一变，副科变成了副处，而且在换届改选时，全票通过。

　　事后，关于周志茹的突然发迹，说法有多种版本。其中有人传说，周志茹的一个亲戚在京城里做大官，在选拔干部时，曾经对市委方书记特别关照过。一些没有升上这个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说，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

　　不管如何攻击和瞧不起人家，周志茹这副县长确实是当上了。在项明春的记忆里，周志茹确实有一些过人之处，她到黄公庙乡的第一次视察，曾经让项明春看到过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鲜镜头。三一天后半夜，项明春从来不敢关闭的手机响了起来，项明春以为又出现了什么突发事件，激灵灵地醒来，接了电话。

　　电话是县政府值班室打来的，对方说：“当书记的，能够超脱，这么早就睡了。不好意思啊，打扰项书记休息了。”

　　项明春打着哈哈说：“哪里，哪里，领导们还没有休息，下官怎敢休息？请问，有什么指示？”

　　对方告诉他，县里领导分包乡镇重新进行了分工，周县长分管你们黄公庙乡。刚刚开完会议，要求分包乡镇的领导抓紧下去，传达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会议精神。郗县长明确要求，政府办连夜把这个精神通知到乡镇主要领导那里，要高度重视这次全面安排，明天早上把通知的情况向他直接汇报。

　　项明春合上手机，心里骂道，这不是扯淡嘛，下去就下去呗，又不是中央、省、市领导下来视察，何必搞得雷动风响、神经兮兮的？各级领导亲民的时候，往往也有扰民的一面。你小小的县级领导就大可不必这么做了，不说扰民，至少算扰我这个小官了。又一想，总算不是突发事件，小题大做，不会煞风景。立即放宽心来，呼呼地睡了一觉。

　　毕竟是新任副县长视察，项明春不敢怠慢。第二天早上醒来，给孙秀娟掖了掖被子，草草地洗涮了一下，又到女儿的卧室亲吻了一下女儿，开上破桑塔纳，就往街上赶。本来是想找个饭点，吃一点小吃，天气太早，竟然没有一个开业的。项明春只得继续赶路，到了乡里，已经九点多钟了，来不及吃饭，让通信员沏了一碗鸡蛋茶，对付了过去。

　　要是其他领导来，项明春也许不这么慌张，就是因为来的是周志茹，反而不敢怠慢。因为新上来的领导一般比较敏感，更何况是一个女的、非党的、刚刚当上大官的，这敏感恐怕就与时俱进，甚之又甚了。所以，项明春反复要求冯乡长和其他同志，要特别尊重这位新领导，不能让人家挑出接待礼仪上的毛病。

　　冯乡长说：“一个毬xx巴女孩子，当上副县长有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这么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项明春说：“我就怕你这个心态，才反复强调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千万别以为人家是黄毛丫头了，现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稍不尊重，会让她心理不平衡的。”

　　冯乡长哈哈大笑说：“好啊，就按项书记的指示办，上级领导摆臭架子的毛病，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下级捧出来的嘛。”

　　因此，黄公庙乡机关院里，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儿，干部、职工们还泼了不少净水，把飞扬的尘土压了下去。

　　等到周志茹来了以后，非常随和，煞有介事地听了项明春和冯乡长的工作汇报，认真记了笔记。随行的秘书说：“周县长，你不用记的，我记全了，回去整理整理送给你就行了。”

　　周志茹略显尴尬，很快消退了脸上的红颜色说：“还是自己记记，心里踏实些。”再往下记时就漫不经心了。然后，把笔记本翻到前两页，艮巴巴地、原原本本地把曹书记、郗县长的工作要求，向项明春和冯乡长作了传达。

　　正常程序进行完后，漂亮的女县长如释重负地说：“老大哥，公事太累人，咱们放松一下。这样办，你让冯乡长忙去，你带我到一些地方转转看看。”

　　冯乡长也如释重负，笑笑说：“还是县长大老奶体贴下情，就让项书记陪你到咱们黄公庙乡的景区游玩一番吧。”

　　周志茹一点也没有介意冯乡长说话中的讽刺意味，就和项明春坐上她的2000型桑塔纳出了机关大院。

　　出了大院，项明春对周志茹说：“黄公庙乡穷乡僻壤的，别听冯乡长瞎说，哪有什么风景区？你说吧，是到好一点的村去看，还是到差一点的村去看？”

　　周志茹沉吟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明春哥，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祖师庙挺灵的，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吧。”

　　项明春想，到了车上，“老大哥”就变成“明春哥”了，显得特别亲切，就愉快地附和说：“好，这是我们乡最好的风景区了。”

　　祖师庙在离乡政府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山包上，虽然只是一些破破烂烂的砖瓦房，香火还很旺盛。里边的塑像都是本地的一些土匠人自己搞的，除了祖师爷，还有财神、南海观音等不少神仙，都是用麻泥、铁丝胡乱做起来的，远看还是个神，近看就是四不像。除了那些画匠不给他们磕头，群众初一、十五都要来顶礼膜拜。

　　今天不是这初一、十五，来的人相对少了一些。项明春他们到来时，老道士和两个老尼姑正在打瞌睡，听到汽车响声，立刻精神抖擞。一见项书记来了，纷纷上前迎接。项明春不便介绍周志茹的身份，就吩咐说，你们忙吧，我陪客人转转看看。

　　周志茹、项明春和秘书三个人，转了前院转后院。周志茹不仅买了檀香和黄表纸烧，还在每一个捐款的箱子里，投放了一百元功德钱。更让项明春感到诧异的是，到了祖师爷的大殿里，周志茹烧香、烧纸后，另投进一千元。项明春想，周志茹投入的功德钱，恐怕远远超过乡干部的工资了。正在胡思乱想，只见周志茹“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咚咚”地一连串磕了十几个响头，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谢谢各路神仙保佑，弟子前来还愿。

　　项明春奇怪地想，一个县级干部，怎么这么不自重，对着一个泥巴神胎磕头？忽然又一转念，就释然了，人家毕竟是一个非党干部，没有党纪的约束和无神论的理念，对着神仙磕头是无可非议的。忽然想起了周志茹说，“这里的神仙非常灵”的含义，说不定某年某月某日，周志茹曾经来到过这里，许过愿。也许她当时的理想不过是不再当工会主席，能够弄一个副局长干干，或者顶多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到正科级上，估计恐怕连正职都不敢想。她能够当上副县长，肯定是喜出望外，神仙显灵了。

　　出得庙门，项明春说：“周县长，你这么心诚，将来还有进步的可能！”

　　周志茹意犹未尽地说：“借明春哥的吉言吧。不过，一下子升了好几个台阶，就像做梦一样，到了这个位置我也算到顶了。”

　　项明春说：“是啊，从工会主席到副县长，虽然是从副科升到副处，不仅仅是两个台阶哩。真是运气好了，天上掉馅饼。不是我这个老大哥要这么说你，你应该知足啦。”

　　周志茹说：“知足，知足，知足常乐呀。”

　　周志茹的心里当然是应该欢乐的，可项明春在乡里的糟心事儿太多，如同一团乱麻，让他乐不起来。